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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濂]

江郎缘何“才尽”
李兴濂

江郎何许人也？江郎就是南北朝时南朝的著名文学家江淹。因为他的诗和文章写得好，人又年青，大家称他为“江郎”。江淹早年的诗赋，虽然着力拟古，却曲折而深刻地抒发了忧谗畏讥和郁郁不得志的心情，表现了当时贫贱的士子的痛苦和不幸，以及他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如，《效阮公体十五首》《恨赋》等，描写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愁恨，引起了不少怀才不遇的人的共鸣。特别是他的《别赋》更为出色，借景抒情，渲染了行子离别时难舍难分的心情。尤其是“春日水边送行，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成为千古名句。
“江郎才尽”一说是怎么一回事呢？《南史·江淹传》有段记载：传说江淹当宣城太守时罢官回家，头天晚上船靠禅灵寺外阳江的沙洲边，他梦见一个自称是张景阳的人对他说：“前次我把一匹锦缎寄给你，现在可以还给我了。”江淹从怀中取出数尺锦缎还给张景阳，张大为不满地说：“我给你十丈，怎么用得只剩这点了？”接着回过头来对旁边的丘迟说：“剩这几尺，没有多大用处，就送给你吧。”丘迟得了张送的锦缎，文思大进，写出了名篇《与陈伯之书》，而江淹却再也写不出好文章了。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诗品》中也有一段记载，说江淹从宣城太守任上罢官回家，有一天晚上宿于冶亭，梦见一个自称是郭璞的美丈夫对他说：“我有一枝宝笔放在你那里多年，请即归还。”江淹从怀中摸出五色笔还给郭璞。从此以后，江淹写诗作文再无佳句了。人称“江郎才尽”。
其实，江淹并非“才尽”。后人对此有很多记载。明人张溥《江醴陵集题辞》中说：“晚际江左，驰逐华采，卓而不群，诚有未尽。世犹传文通暮年才退，张载问锦，郭璞索笔，则几妒口矣。”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说：“文通裂锦还笔入梦以来，便无佳句，人谓‘才尽’，殆非也。”清人姚鼐《惜抱轩笔记》也持此说：“江诗之佳，实在宋、齐之间，仕宦未盛之时。及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岂才尽之过哉？”清代著名诗评家王夫之在评江淹《卧疾怨别刘长史》中说：“文通于时，乃至不欲取好景，亦不欲得好句，脉脉自持，一如处女，惟循意以为尺幅耳。此其所作者自命何如也。前有任笔沈诗之俗誉，后有宫体之陋习，故或谓之‘才尽’，彼自不屑尽其才，才岂尽哉。”
那么，江淹为什么要编织裂锦还笔之梦来自称“才尽”呢？这与他的生平经历及当时的政局有关。江淹幼年家贫，父亲早逝，13岁即靠打柴为生，养活老母。早年不得重用，因受牵连而被陷害入狱。人生教训使他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远离政治纠纷。齐明帝时，他看到萧鸾“性忌多虑，故亟行诛戮”，称帝后大杀宗室嫡系及朝廷重臣。江淹惧怕卷入政治旋涡，更担心因文字而得祸。他亲眼看到“文辞辩捷”的才子王融二十几岁就死于政变之中，“文章清丽”的才子谢眺三十几岁亦死于非命。梁武帝时，“上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南史·刘峻传》载：“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碎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竟不见用。”只因刘峻露才扬己，梁武帝便觉得脸面上不好看，不再引见他，致使他费一番心血之作付之东流。江淹不敢以文才凌驾于帝王之上，才不得不“藏拙”。所以张溥说：“江文通遭逢梁武，年华望暮，不敢以文凌主，意同明远，而蒙讥‘才尽’，史臣无表而出之者，沈休文窃笑后人矣。”另外，当时文坛盛行艳情柔弱诗风的“永明体”，江淹也不耻与之为伍。
由此可见，江淹编造裂锦还笔之梦来自称“才尽”，实为当时险恶政局所迫而采取的保身之策。因此他只能给皇帝老儿讲讲“五败五胜”、写点应制诗、唱和诗、顺口溜之类的“遵命文学”了。这样他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政局中保住自己，并不断升迁。他历仕宋、齐、梁三代，历任相国、散骑常侍左卫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等大官，晚年封醴陵侯，自称“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由此，我想到了郭沫若、茅盾、曹禺、巴金等文学大师，建国后再也没有写出像《女神》、《子夜》、《雷雨》、《日出》、《家》那样的作品，以至在“文革”到来时，郭沫若声称他的作品都是毒草，要全部烧毁。他们后来只能写些顺应领袖好恶的“遵命文学”，一枝生花的五色笔，就这样夭折了。清人赵翼早就有诗慨叹曰：“一枝生花笔，满怀镂雪思，以此溷尘事，宁不枉用之。”能说他们“才尽”了吗？恐怕与南朝的江淹有其相同之处吧！

[巫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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