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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朝晖]

《澳洲彩虹鹦》季刊第六期推荐/自荐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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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

推荐《长空论诗》（作者：李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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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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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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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启义]

　　　由闵云霄文章《贵州诗歌现在进行时的梳理与批判》想到的
　　　　　　　　　　　□ 谢启义



或许对于整个中国诗歌来说，闵云霄所撰写的这篇地域性指向性都很强的“梳理与批判”，并没有什么很高明的地方，也翻不起什么新一轮的诗歌大浪。然而对于贵州诗歌来说，却无疑获得了一次深思的机会。
所以当我点上一支烟，一边抽着看那指间夹着的烟变为袅袅的烟雾徐徐而去，然后消失；一边趴在案头阅读着刊登在《大开发》的这篇由闵云霄所撰写的《贵州诗歌现在进行时的梳理与批判》时，我的内心是怀着感动的，因为这无疑架接或沟通了我又一次对诗的普通情怀，或者思考，我想，这时的“架接或沟通”对我这样沉于思诗的人来说，无疑瞬间的喜悦更胜于内心的感动。一句话，闵云霄的“梳理与批判”带给我的信息是巨大的，巨大到从八十年代至今我们都从没有认真地对贵州诗歌产生过真正的质疑、叩问和指责，现在是时候了，但问题也出来了，那就是：谁把持了贵州诗歌二十年时间？
这个问题的提出比较复杂，但如果说仅仅从狭义的诗歌（尤其是命名“贵州诗歌”）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往往会因为背景不明或太笼统，而说不清道不明，往往也得不偿失，会局限在一个人物一个词或者几个人物几个词这样的争论中，而纠缠不清，而越说越混乱。因此，我想暂时可抛开贵州诗歌的话题，从更广阔的背景和写作中去考察或考问，也许才能够使人看得更清晰一点。至于能否做到拨云见日，那是以后的事儿了，做了才知道。
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文学也不可能置身世外，尤其是中国诗歌，但中国诗歌的步履一直是显得匆忙而又慌乱的，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演绎了西方诗歌几个世纪的进程，因而也显得极为地被动。这是众所周知的。显然这也并不能构成骄傲的资本。这样说罢，文革结束后，当人们从梦魇中苏醒过来时，才发现我们仿佛置身于文艺复兴时期，于是启蒙的主题被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上来。以反叛姿态和形式出现的“朦胧诗”就是高举着理想主义的大旗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问题是，仅有理想主义已被历史证明是远远不够的。显然，包括当时所有坚持启蒙的精英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民众最需要的启蒙，恰恰是生存权的问题，它与生命权一样同是人性中最基本和最核心的部分。而应该指出的是，生存权比生命权更为基础，因而也显得更为迫切。试想一下，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解决不了，生命权一说岂不就成为了一种奢侈，更别说人的什么尊严、自由、道德、伦理等等诸方面了。然而，由于启蒙精英们所表现出来的最大启蒙特征，即对广大民众的漠视。因此，使本该是解构神话的启蒙却异变成了一种文化霸权，与民众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本就是一个虚妄的概念。我相信海子已是中国诗歌的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了，他实践了加缪所说的——真正的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但海子并没有让人们清醒，这是乌托邦的幻灭。从海子后，中国诗歌也就真正步入了后乌托邦的时期。然而为什么八十年代的诗人们，几乎每个冠以著名的诗人都有着自己的代表作，比如北岛《回答》、舒婷《致橡树》、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纪念碑》、杨炼《诺日朗》等等，而九十年代以后的诗人能够有代表作的就甚少了呢？大多只能够让人们记住他们的名字，这就是后乌托邦时期的中国诗歌。这里我想就着重谈谈九十年代罢。那么九十年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九十年代呢？
九十年代出现了一种文学理论，叫做“文学大地震”，就是把文学的变化分为三个级震，第一个级震是时尚与修辞的变化；第二个级震是结构的变化；第三个级震是指以往支配我们的价值观念、修辞方式和道德价值发生了根本断裂，也就是说，以往我们最坚实、最重要的信念和文学趣味受到了彻底的颠覆和根本的震动。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说明白一点儿就是对道德升华的质疑。
我们都知道，八十年代的诗歌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中之一就是以舒婷、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朦胧诗相对于“文革”期间的诗歌是一次很大的进步，确立了对人的关怀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它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表现出了对道德的升华，比如舒婷的诗就写的很美，但舒婷的诗里面有一种自我迷恋的东西，看了她的诗之后，会让人觉得诗人是一个很纯洁、很高贵的人，简直不像是生活中的人，而是从天上飞来的天使，只是这个天使有了那么一点点淡淡的忧伤。我们就特别容易被这样一种诗感动，觉得太纯洁太美好了。对文学来说，这种自我迷恋，或者说叫做自我戏剧化，只不过是利用了我们对道德的一种固定反应。
所以，舒婷也好，北岛也好，顾城也好，他们都是把他们自己变成了高贵的人，变成了指导者。而一般的读者则变成了一个被训斥、被教育的对象。
所以，到了九十年代这种道德升华就受到了质疑，人们认为这样的诗虽然很美好、很动人，但却非常的不真实。这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文学本身就是要让人趋向于真善美的，但是一定要直面生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不能光唱一些廉价的颂歌，也不要自我迷恋，这对诗是有害的。再说道德升华为诗，对世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就是认为世界是二元对立的。什么叫二元对立呢？就是把世界分成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等等，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纯洁就是肮脏，它把世界完全用了二分法来分，这样就把世界简单化了。可是世界本身其实是非常含混的，暧昧不清的，什么叫善与恶呢？世界上除了善与恶之外，还有没有那些说不清是善还是恶的东西呢？打个比方说罢，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写的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贵妇人，她的丈夫是一个部长，叫卡列宁。但是她却爱上了一位名叫渥伦斯奇的年轻军官，跟他私奔了，最后他们的爱情破灭，安娜卧轨自杀了。写这样一件事情，从道德上来说，安娜是一个应该受到遣责的人，她代表了恶与丑的一面，但是这本书为什么却又深深地打动了千千万万的人，安娜反而也成了追求自由、追求个性独立和爱情的经典形象呢？因为托尔斯泰写出了生存的复杂性。
要用一般的道德标准来判断，安娜就是一个不贞洁的女人。但是从人性本身的复杂性来说，她与丈夫没有感情，丈夫非常的冷漠，只对自己的仕途有兴趣，对其它都没有兴趣。然而我们一般却都能容忍她丈夫的那种残忍的冷漠，觉得那是合情合理的，谁让你们结婚了呢？但是托尔斯泰看见了生活的复杂性，安娜不是纯洁的化身，这个角色很难用“善”与“恶”来区分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所以世界不是二元对立的，真和假之间有时是很难证实的。所以，由于生活本身的含混，造成了诗歌的晦涩。在读到一首我们看不懂的诗时，是不是就是说诗人是在胡闹呢？也许有胡闹的情况，但更多的是我们对生存的理解有问题。我们觉得诗歌应该告诉我们对真善美在哪儿？但世界非常的复杂，真善美并不是一下就能够认识得清楚的。比如说“民主”这种东西罢，它好不好呢？好，它肯定代表真善美，非常的美好。但对于民主的认识也不能那么的简单。古希腊的时候，城邦制是非常民主的，民主到判决一个犯人都要通过全体公民投票来表决。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鼓吹新说，便说他犯了罪，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亵渎了神，于是就将全体雅典人民都召集到广场。人们一只手戴蓝手套，一只手戴黄手套。如果认为苏格拉底有罪，就举起黄手套杀死他，如果认为他无罪就举蓝手套赦免他，结果全场的人都举起了黄手套。这就是民意。事实证明民意也是有错误的。所以民主这种东西这种形式虽然非常美好，看起来几乎毫无疑问，但仍然有着巨大的裂缝，仍然有着它自身的含混性，更何况世上其它的事物呢？
由于对道德的质疑，圣词消解了，整个诗歌的功能也变了，自我迷恋自我美化的诗变得就不真实了，甚至于还有某些残酷。过去的诗人都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读者都是蠢人，实际上这种人这种诗人他们本身就应该需要启蒙。
那么现在的诗已变成了什么样的诗了呢？变成了对话。可能有很多人会不习惯，但如果你真的面对自己的青春思考过，你就会发现你的青春真的是诗里所说的那样吗？所以，现在的诗不再是那么简单了，你可能会读不懂，殊不知这正是诗人本身认为世界的复杂性。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是要一首诗说什么，那么这首诗就一定要说得很明白。对于九十年代以后来说，这样的诗太简单了。我并不是反对道德本身，而是反对把它升华提纯，因为我们在读和感受那种道德升华的诗的美好时，并不知道实际上我们自己也受到了一种深深地伤害。实际上那种诗人在扮演着一个比你高明、比你纯洁、让你信仰的角色，实际上他在道德上和你是一样的，甚至也许比你还差，但是他要美化他自己。
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看出把持贵州诗歌二十年时间的“罪魁祸首”是谁！
然而让我有足够勇气去看清这个问题的竟然是一个叫闵云霄的家伙，还有他的《贵州诗歌现在进行时的梳理与批判》这篇文章，是他让我重新去找到了这些阻碍贵州诗歌进步的分枝岔叶的。
据说闵云霄还是一个八十年代出生的“毛头小伙”，这确让我感到有些惊讶。因为至黄翔之后，贵州诗歌就鲜有这样的好小子站出来疾书奋笔了，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那么那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们都干什么去了呢？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仍然让我有了足够的理由对那些已功成名就自诩为正统的狗屁诗人们嗤之以鼻。
我相信一个全新的诗歌时代终将揭竿而起，终将淹没已有的旧的诗歌秩序，并会将那些遏制个性、自由、思想的旧传统，官僚主义衍生出来的所谓鼎鼎大名的“诗人”，踏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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