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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晏

季玛的眼泪
李明晏

大年初一早晨，我被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又是他，我的哈尔滨鲜族老乡季玛。果然没猜错，是他。他在电话里语无伦次，不知是哭还是笑，我似乎嗅到了从电话筒里飞出来的酒气。他给我拜年，还说晚上请我喝酒。我顿时紧张起来，本想找个理由谢绝，但还没等我想出回绝的妙计，季玛却先声夺人，说什么如果我不方便，那他就登门拜访。上帝，还是我去牺牲一个夜晚吧。
我和季玛是在Strathfield俄罗斯俱乐部的叶夫根尼俄语录影店里认识的。那家录影店的顾客是清一色的俄罗斯人，我本是唯一的黄脸孔，因此，当我见到第二张黄脸孔时，竞感到了一种奇妙的亲切感。令我惊讶万分的不是他讲一口地道的俄语，而是他和我一样，也是喝松花江水长大的。他高大英俊，酷似当年风靡神州大地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男演员。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吧，我和季玛相见恨晚，从录影店一直聊到酒吧。我本是喝一口酒就脸红的人，没有海量，可季玛几杯啤酒下肚，竞面不改色。不知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还是我在季玛的感染下，也变成了酒仙，我和季玛喝得天旋地转，喝得酒吧俄国老板瞪大了眼睛，喝得我和他身无分文，才摇摇晃晃走出了俱乐部。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和季玛如同圣彼得堡涅瓦大街上的俄罗斯醉汉，边走边唱：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我已不记得，我们在大街上放声歌唱了多久，不记得有多少惊讶的目光在眼前闪过，只记得从一辆豪华轿车上走来一位浓妆艳抹的俄国老女人，她象老鹰抓小鸡一样，把季玛拎到了车上，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也许，是她那冷酷的目光把我从酒醉中惊醒，我跌跌撞撞地向火车站走去。我登上火车，靠在车座上就进入了浑浑噩噩的梦境。当满面笑容的列车员将我唤回现实中来时，火车已停在终点站BLACKTOWN。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立即走出站台，而是独自一人坐在月台的长椅上，陷入了沉思。我和季玛虽是萍水相逢，但他酒后吐真言，令我触摸到一颗伤痕累累的心灵。
文化大革命将季玛变成了孤儿，父母是戴着苏修特务的帽子含冤离开了人世，留给他的是苦难的童年和一口流利地道的俄语。九十年代，当俄罗斯成了冒险家的乐园时，季玛也活耀在中俄商场上。他从一名翻译一步一步走进了老板的行列，也神不知鬼不觉地陷进了破产的泥潭。他从温州订购的一集装箱旅游鞋，竟是伪劣产品，被俄罗斯人称为星期鞋在俄罗斯电视媒体亮相，背了一身债的季玛只好四处躲藏。一天，他在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被讨债人雇佣的杀手追杀时，被一位老女人推到汽车里。他虎口脱险，但却由屎窝挪到了尿窝。那个老女人不但当夜就将他变成了自己的小情人，还将他带到了澳洲。原来，那个俄国老女人也是出生在哈尔滨的白俄后裔。60年代移居澳洲，她本是身无分文的二等公民，但在一个美丽的早晨，她却摇身一变，成了百万富翁的继承人。原来她的祖父在《阿芙尔号巡洋舰》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和家人失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港，用一件叶卡杰林娜二世时期的珍宝买通了一艘澳洲邮船的水手，来到了悉尼。这个精明的俄罗斯贵族，将携带来的俄国珍宝变成了悉尼的一座座高楼大厦，但他活得不快乐，因一直不能忘却自己失散的家人。他雇佣了私家侦探，在世界四处寻找，抛出去的钱如流水，可换来的却是不知下落。想不到的是，就在这个百万富翁即将带着遗憾走向生命的来处时，他的私家侦探找到了他的孙女，也就是季玛的老女人。
百万富翁的孙女一直是个老处女，因她不想将祖父留给她的一座座高楼大厦冠上他人的名字，但她又渴望爱情的销魂，而季玛就是上帝送给她的礼物。
季玛在酒巴里曾含着泪对我说：“我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由。”
我惊讶地问道：“澳洲是自由世界，你不满意你的婚姻，可以离婚嘛。”
“离婚？那等待我的是监狱。”
原来，季玛和他的老女人曾在律师事务所签订过婚前协议：季玛无权继承妻子的财产，如果季玛离婚，那必须如数偿还妻子为他付出的巨额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