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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慧英]

《南京》的启示
《南京》，是第一部以外国人的视角回顾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由著名企业家兼慈善家、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特德·莱昂西斯个人投资200万美元拍摄，曾获奥斯卡纪录短片奖的导演比尔·古登泰格和丹·斯图尔曼联合担任该片导演，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版《辛德勒名单》”。
一
银幕上,熟悉的史料,熟悉的人物,70年前南京城惨烈的一幕一一重现:震耳欲聋的轰炸,残暴的杀戮,哀哀无告的难民,奔走呼号的西方人,虽说这一切于我己烂熟于心,我还是无法遏制泉涌的泪水和内心的激动。
影片全球首映是在今年的美国犹他州圣丹斯电影节上,放映6场，场场爆满，震惊了5000位看片的人们，也震惊了美国报业。已有20多年历史的圣丹斯电影节被称为美国独立电影的盛会，参展影片都是好莱坞主流电影公司之外的独立制片公司和独立电影人摄制。近年来圣丹斯电影节日益引起媒体的关注，而此次纪录片《南京》在电影节上引起轰动自然也成了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新闻。除了大大小小的娱乐专业媒体外，美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也都在电影节期间对该影片在电影节上引起的反响及影片本身作了专门报道。影片在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剪辑奖，
继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引起轰动后，在今年6月举行的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首次放映该片时，同样让每个观众为之落泪,很多观众难掩悲痛，有的甚至在影院内失声痛哭。一名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女记者甚至在中途掩面退出。该片成为所有参展影片中唯一一部放映之后获得全场观众掌声的影片。
从全国各地反馈的信息看，到影院观看《南京》的观众越来越多，许多影院都特意留出空间，放映市场逐步扩大。在日军屠杀暴行发生地南京，7月16日起影城全线上映，6个拷贝创下了该片在全国各大城市影院投放的拷贝数纪录。南京城各影院售票厅的滚动字幕上《南京》的字样不断闪现，滚滚热浪下，前来购票观看《南京》的观众络绎不绝。还有7家民营企业出资5万元人民币，购买了5千张电影票，免费分发给南京市民。
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三点我到和平影城购票，四点和六点票己告售完。我观看的是晚上八点那场，能容纳一百多观众的电影厅里座无虚席，甚至有观众因为没有座位倚墙而立，或者直接就坐在走道上观看，观众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半大的孩子都有，回忆与知晓都显得那么重要。放映过程中，观众低低的啜泣、短促的喘息、阵阵悲叹，与电影本身沉重、低回的音乐形成了强大的悲剧张力。观看完影片，大家沉默着走出影院，看着灯光下车水马龙繁华的南京，想着《南京》那些黑白的画面，顿感恍若隔世。有朋友重重叹息说：“这段历史怎么看都太惨痛，足以震撼每一个人。”
《南京》改编自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的遗作《南京大屠杀》第五章《国际安全区》，影片打造历时两年，时长１小时４０分钟。期间摄制组辗转中国、日本、欧洲、美国各地寻找珍贵史料，采访了近8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当年的日军老兵，片中有大量幸存者和日本士兵的现身说法，影片通过南京大屠杀期间十多位外籍人士在南京划出难民区，以生命守护难民的真实故事，以求真实再现那段血腥的历史。由于这十多位外籍人士如今已全部离世，导演找来演员，通过让他们阅读日记和信件的方式，完成纪录片的拍摄。影片中这十多位好莱坞演员，有乔根·普罗斯诺、玛利尔·海明威等明星，甚至有获得过艾美奖的伍迪·哈里森,他们扮演目击者，在片中朗读当年的这些文字记录。
这种拍摄方式的成功，出乎我的意料。笔者作为《拉贝传》的作者，筹备拍摄前曾有一位女留学生跟我电话联系，后来在南京古城墙旁的博物馆里见了一面，因为国内外找我采访寻找拉贝资料的人很多，我己不记得她的名字了。记得当时曾建议其与国内媒体合作,但这名女留学生说,摄制方不希望与中方媒体合作,他们希望以纯粹的第三方回顾南京大屠杀事件。导演之一丹·斯图尔曼的意图是：希望避免典型的纪录片手法，如一个又一个专家讲述，展示大量静态的照片等，而是希望通过表演和片中传达的情感力量带给观众深入心灵的震撼。 而导演比尔·古登泰格主张，影片要强调的是“反战”。我们现在看到的《南京》，尽管画面惨烈，影片处理上却以大屠杀幸存者和日本老兵的回忆来缓和观众对施暴者的憎恨情绪。
还记得当时对于用演员来表演拉贝等西方人，我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她说，这是西方拍摄纪录片不同于中国的地方，是现今西方常用的一种手法。当然她一再解释，演员所有的台词都来自真实的史料记载。可我心中还是打了一个问号，后来我与国内一位资深纪录片导演谈起,他也同样持有问号，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纪录片，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史实的惨烈是否会因为表演而失却真实和客观呢？是否会因为演员而给日本右翼以口实呢?现在影片以它特有的方式回答了我并打动了所有的观众。
二
作为一部由美国人制作的纪录片，《南京》并没有过多的煽情，它客观、平实，甚至有些粗糙。它的宣传口号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依然有光明存在”。那些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像片段，有些已被反复使用过，就算不曾见过的，似乎也并不陌生，而那些当事人的讲述，亦多似曾相识。 然而终究还是不同，不同于以往中国人拍摄的相关题材的影视作品。影片不是单纯对人性残暴的赤裸白描，它没有那么深的仇恨，对于日军的暴行，它的叙述少了些控诉的成份，因为它所要昭示的并非暴行本身，而是在这暴行下的一种拯救，它含蓄地用画外音和不同立场的当事人在浩劫之后的反思，告诉人们，能救人于水火的不是暴力也不是信仰，是对全人类的尊重与悲悯之心。这和拉贝、魏特琳这些当年的目击证人的思考是一致的。
作为女性，魏特琳特别希望日本妇女能知道事实真相。她在日记中无数次重复这样的话：“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如果日本妇女得知他们的士兵——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如此野蛮地对待中国人，我不知道她们会怎么想。”
拉贝晚年给他子孙的信中说：我知道人的罪恶会大到没有人能对此作出评判的地步。他说，对暴行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战争的罪行必须受到正义的惩罚，但这种判决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宣布。这就是他在战后拒绝出席东京法庭为审判日军战犯作证，但又花费大量心血整理留下一份日军暴行文献的原因，二者之间并不矛盾。
影片中有日军杀人比赛的镜头。当把杀人变成一种娱乐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杀人花样便层出不穷，很多日本士兵发明各种残杀手段。日军第16师团士兵冈崎茂形容当时的感觉说：“在南京，我砍了5个人的头，那感觉就跟杀苍蝇一样。决窍是留着前面的皮不要切断。”
杀人娱乐的深处包含着日本士兵对中国人最大的轻蔑。这种轻蔑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便迅速滋长于日本人心中。然而让他们惊讶的是，这时的中国人，与上个世纪末己不可同日而语了。于是轻蔑中又交织进仇恨，在南京的土地上疯长漫延成一片血海。
作为中国人，那种切肤之痛让人实在难以放下仇恨，这仇恨不仅仅因为七十年前的那场浩劫，更为杀人者至今未有悔过之意。片中日军老兵淡淡的描述，微笑的面容，轻松抽烟的姿态，无不传递了这种信息。据称，在影片拍摄期间，曾有3位日方助理制片人迫于家人和好友的压力最终退出了剧组。其实，对南京观众而言，纪录片《南京》所讲述的，不仅仅是70年前发生在南京的惨痛历史，更是令南京观众多年来无法忘却的内心创痛。南京大屠杀距今才不过70年，按照《春秋》三世的说法，还是“所见世”和“所闻世”，千万有着切骨之痛的人和他们的子女，几乎伸手就可触摸到伤痛的疤痕。
7月26日，够容纳数百人的公映厅内，坐着3位“特殊的观众”常志强、骆中洋和倪翠萍，他们是当年那场战争灾难的亲历者，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影片中，他们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人们讲述了当年发生在南京的惨痛历史。
“这部影片很真实，日本兵当年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79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倪翠萍指着自己当年被日本兵打残的左手臂说：“我一家有7口人被日军害死。”
常志强说，“平心而论，刺痛人心的历史，是无人愿意触及的。虽然已经过去70年了，但那段惨痛的历史永远无法抹去。多少年来，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闻到从南京城吹来的那股血腥味！ 79岁的常志强说。影片中，他的讲述，打动了所有的观众。我己不是第一次听他讲述，但每一次都难以控制泪水。
“明晃晃的刺刀戳在母亲胸口，母亲倒下了，手里还紧紧抱着小弟。小弟哭了，日本兵用刺刀挑起他的屁股，摔到一边，我赶紧跑过去，趴在他身上想保护他。母亲拼死保护我们，用手抓住了刺刀。日本兵用力一抽，母亲的手顿时血肉模糊，他们又向母亲刺了第二刀。弟弟们见此情景，跑了过来，抱着母亲，拽着鬼子，很快就都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一直高烧的我晕了过去。我醒来后，发现身边的弟弟不见了，传来姐姐的呻吟声。她身上挨了5刀，身上满是血。姐姐让我赶紧去找妈妈。妈妈掉着眼泪，不能说话，眼睛朝着一个方向。我意识到妈妈要找小弟。小弟正在尸体中爬着，满身是血，手脚和小脸冻得通红。于是，我抱来了小弟。妈妈解开上衣，饥饿的小弟开始吮吸。然而，受伤的胸口上还流着血，染红了弟弟的脸。我帮妈妈捂着伤口，上面冒着血泡。妈妈突然一侧头，眼睛向上翻着，断气了。后来，小弟在母亲怀里冻死了。我大哭，妈妈死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边哭边找父亲。在死人堆里，我找到了他，背心上有一个洞，很深，能看到肉了。我大喊‘父亲’，但是，怎么喊，他都没有反应。这时我明白，父亲也死了。我哭着告诉姐姐：爸爸、妈妈、弟弟都死了，怎么办？姐姐听了，和我一起放声大哭。”
这场屠杀，常志强的太祖母、祖母、父亲、母亲和4个弟弟都死了。他的姐姐后来又被日军强奸。
南京城中，无数人像常志强那样，傾刻间家破人亡。

三、
《南京》让美国观众深感震惊，许多女性观众是含着眼泪走出放映厅的，影片所披露的日军暴行对他们而言几乎从未听说过。该片剧组成员之一、华人演员赵家玲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即便对于在美国的许多华人来说也是相当陌生的，她本人在参加这部纪录片的拍摄之前对那段历史也知之甚少。她说，希望影片能让更多人认识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美国记者罗伯特·丹尼尔斯坦因在观看影片后说，《南京》之所以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是因为影片所记录的历史是许多人所不了解的，这也是这部影片的意义所在。
有人提出质疑：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西方世界对于南京大屠杀居然会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个勇于站出来调查真相揭露真相的竟然是一个出生在国外长在国外的华裔女子；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首先以电影方式呼唤全世界关注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竟然是一个美国人而不是我们中国人？！我们自己是怎么了？
首先，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并不是一个被淹没了70年的灾难，在屠杀开始的第三天，1937年12月15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刊登了记者斯提尔发自南京的报道。报该以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日军杀人盈万》一文：“我们撤离时所看到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300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美国《纽约时报》18日也以头版头条登载美国记者杜丁发自上海的报道：“就在记者上船准备前往上海之际，亲眼目睹了200名男性在江边的大路上被处死的过程……如果发现有人轻微地抖动，就再补他几枪。”报道当时就震惊了世界。
但在冷战开始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信息和研究就从美国民众视野中消失了，这与当时美国的对日政策有关。美国是保留南京大屠杀资料相对集中的国家，但迟至1996年8月，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才举办了“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展览，首次向公众展出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传教士的信件、日记、笔记、照片等资料。关于集体屠杀的痛苦记忆就这样被国家关系的策略所遮蔽。而西方民众的所谓知晓，是必须由他们熟悉的英文作为桥梁才能接受的，是必须通过西方媒体才能达到普遍的程度。直到1997年，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英文著作《南京大屠杀》成为畅销书后，一度被遮蔽的南京大屠杀的血腥被重新展现在西方人面前。
中国真正的相关研究从1982年才开始。原因何在？50年代和80年代之间中国发生了什么？第三者立场的美国教授布鲁玛说:“建设新国家、朝鲜战争、大跃进需要的豪迈英雄气概，电影里那些手握陈旧武器却把日本侵略者打得抱头鼠窜的战士显然比在南京殉难的无助市民要合时宜。”直到文革结束，中国社会秩序走向正规，此时中日关系的碰撞危机，成为揭开历史问题帷幕的导火索。
而南京大屠杀的加害方日本，战后迅速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己成为经济大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八十年代，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的目标日益明确，如今它正积极迈向军事大国。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官方不断有人为侵略历史翻案，从1982年的历史教科书风波，一直发展到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目的正是为了证明其政治和军事图谋的合法性，对民众进行精神动员。1982年日本教科书事件后，中国对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南京大屠杀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以及人类生存的影响与意义该如何追问呢？遭受灾难的心灵与记忆最终该怎样得以解救？它的确形成了一种质询。“中国版《辛德勒名单》”也许是美国观众认识南京大屠杀的方便之门，如果我们也不假思索地简单借用犹太人的受难叙述来整理南京的记忆，显然是缺乏历史观念的，那么我们该如何整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这不仅是历史学问题，也是存在论问题。记忆是一种与伦理有关的责任，对记忆的叙述方式导致的是对生活和未来的塑造。怎样讲述记忆，表达着不同的伦理追求。仇恨的思维模式只能带来屠杀的合理性，处罚性的解释和开脱罪责的解释都不能令这场灾难更具警示意义，也不能形成自我认识的途径。如果我们认定通过道歉或报复就可以软化对这一人类灾难的记忆，也未免就事论事。
在历史叙述中，“数字真实固然重要，”美国历史学家舒衡哲为此申辩过，“但数字并不能增强受难的真实性。也未必能够真正了解痛苦的本质。仅把大屠杀数字化和抽象化的所谓客观公正的政治与学术倾向则可能使大屠杀成为远离我们切身性的一种轻飘飘的存在。”如果缺少情感化的个人记忆来支撑，历史叙述就会缺乏动力和所应承担的伦理意义。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一群人的死亡那只是个数据，30万，是个怎样的数据？一个个剥离开来绝不仅仅只是30万个悲剧！这是任何人都无法统计的。
十九世纪末，英国人赫德评论甲午战争时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我不相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是， 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今天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己今非昔比。昨天是一根筷子，今天是另一根筷子。一方面，无论何去何从，无论历史己多么陈旧，都不应丢弃昨天这一根筷子；另一方面，今天的筷子，就是图强，就是提升国力。我们维护和平，但和平不等于安全，高质量的和平是力量的产物，不是妥协的产物。没有力量，我们无法真正有效维护我们的基本利益。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用二根筷子吃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仅以外国人的视角去讲述南京大屠杀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自己的《南京》。正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同类题材的电影也有数部正在筹划或拍摄之中，这其中就有中国导演陆川的《南京!南京！》。

　
　

　

[刘秀美]

一方面，无论何去何从，无论历史己多么陈旧，都不应丢弃昨天这一根筷子；另一方面，今天的筷子，就是图强，就是提升国力。我们维护和平，但和平不等于安全，高质量的和平是力量的产物，不是妥协的产物。没有力量，我们无法真正有效维护我们的基本利益。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用二根筷子吃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拜读大作.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