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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富]

关于对鲁迅和胡风的评价问题
钱志富
（文学博士 315211浙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摘要
本文讨论了著名学者王元化发表在《南方周末》2008年5月15日上的关于鲁迅和胡风的评价，对王元化许多糊涂和错误的观点进行了辨别和批驳。

《南方周末》在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王元化去世之后于今年（2008）5月15日发表了李怀宇先生2006年2月11日采写的《为学不作媚时语 反思多因切肤痛——王元化访谈》，文章涉及到对鲁迅和胡风的评价问题，里面有许多糊涂和错误的观点，值得一驳。
当被问及王元化为解决宗派问题而提出的“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这个原则的时候，王元化说：“你说得对。中国所谓的宗派思想是很厉害，所以我说‘和而不同、群而不党’。东北有一个学者，他研究中国的帮派，我说你应该把帮派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进行理性的挖掘，不是反对就完了。为什么它贯穿在我们思想的血脉里面？在胡风事件的时候，周扬有宗派思想，胡风的宗派思想也很厉害，当然胡风是一个弱势者、被压者，很值得同情，我自己甚至为这吃了大苦。但是要承认胡风是有很多缺点的，贾植芳先生曾经讲过，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笑）。他不仅要执行毛泽东的意见，还要加上自己的情绪化的东西。当然大家都会同情一个受迫害、受污辱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跳过这个历史本身感情的激浪当中，用理性的眼光来总结这段历史，我觉得确实是要‘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有人讲，王元化也不一定读了很多书，他的思想往往是跟他的切身经历，跟他的遭遇联系起来的，我觉得这是‘知我者也’。我没有什么太了不得的学问，读书也很有限，我希望能对我的经历有一点历史性的总结。如果说我的话还有一点真实性，能够使人产生一点共鸣的话，那都是因为经过我的经验，甚至有些痛苦的背景得来的。”[1]笔者以䘺王元化所说的“胡风的宗派思想也很厉害”这个命题并不成立，他引用的贾植芳的玩笑话说“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笑）”这个命题也不成立。当然说胡风缺点，这当然，谁没有缺点呢？他王元化就没有缺点，五十年代初他积极响应号召写出对胡风进行大批判的文章，难道是一种光荣？说胡风有缺点是对的，但说胡风有很多缺点，这未免言过其实，这是王元化大批判遗风的体现。是的，胡风曾经被污蔑说犯了宗派主义的严重错误，但这是已经平过反了的，胡风不曾搞宗派主义，这是历史的事实，不容质疑。当然由于胡风“朝里无人”，连平反也要经历三次，长达近十年之久。可是王元化在胡风去世二十年之后，却还要对其进行鞭尸，不知居心何在？笔者认为，胡风一辈子吃亏就吃亏在不会搞宗派主义，要是他也学学周扬，善于拉帮结派，而且逢迎领袖，那他的下场就不会是那样的，胡风骨子里有一种十分独立的人格，他不愿意受别人挟制。胡风认真本领，不愿意与品质低下的东西妥协，他编刊物的时候不愿意刊用名人稿件，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名人的稿件的质量不行。不仅是对名人如此，对其他作者也是如此，他对作品的取舍是极严的。是的，他用他的刊物和文艺思想培养一批人，而这些人很赞成他的文艺思想愿意团结在他的周围，但这不是宗派主义，胡风自己为这些人奔走，尤其是五十年代写成著名的《三十万言书》，这也不是宗派主义，合情合理合法为党的文艺政策献言献策，这怎么就是宗派主义了？关于胡风的缺点，鲁迅当年也是看得很清楚的，鲁迅说他耿直，易于招怨，我想这是的，凡是性情梗直的人都易于招怨，但鲠直的人的心肠是不坏的，耿直的人的弱点就是好心不得好报。胡风跟贾植芳应该说是比较的近的，贾植芳当然要受不了胡风的耿直，有时候抱怨抱怨，原也是人之常情。但要说“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笑）”这就不对了。常言说，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胡风和周扬的为人处世的方式毕竟不同。笔者可以斗胆放言，要是毛泽东敢于用胡风，就不会出那么多的乱子，那么大的乱子，当然毛泽东不会用胡风，因为他不是唐太宗。历史上只有唐太宗敢于用魏征，别的人没有那么大的肚量。王元化说胡风“不仅要执行毛泽东的意见，还要加上自己的情绪化的东西”，这个命题也不成立，因为如果毛泽东用了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建议，那要执行的就不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定下的那一套“政治第一”甚至“政治唯一”的文艺政策了。历史上经常出现君用臣策而成功的现象，毛泽东为什么就不可以用胡风呢？胡风当然是生逢其时生不逢其时的这么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说他生逢其时是他毕竟遇到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在他那个伟大的时代还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的，他在抗战时期不等不靠，克服丛丛困难编辑出版大型文艺刊物《七月》、《希望》，诱发引导出了一个伟大的文学的时代，诗歌的时代，形成了一个具有卓越成就的文学流派和诗歌流派，而且产生了一系列经典性的文艺作品和诗歌作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说他生不逢其时是指他本来正确的文艺思想在后来遭到了抵制、镇压和批判，他自己和他的同人们也身陷囹圄，获最数十年。还是鲁迅最了解他，说他的文章写得比较拘泥，不肯大众化。在笔者看来，胡风的文艺思想比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要更周密，也更正确，因为他的文艺思想照顾到了主观跟客观的方方面面，胡风强调主观跟客观发生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科学的，符合文艺规律。但毛泽东把文艺纳入政治上整风的范畴，强调舆论一律，以自己的是非为整个民族的是非，这就当然不能容忍有跟自己不一样的甚至比自己高明的文艺思想的存在了。如果胡风肯迁就自己，放弃自己探询出来的文艺真理，降低自己的水平，真心诚意地以毛的是非为是非，相信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也就无从发生了。但胡风是要坚持自己的真理的，他错误地他别人的放弃自我顺从领袖当成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来进行批判，结果遭到围剿，终于项羽似的全军覆灭了。
王元化在自己已经八十六岁高龄还要污蔑胡风，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七十年前一些人对胡风等的污蔑，好在那时候有鲁迅的呵护，不然胡风在三十年代就被消灭了。徐懋庸等气势汹汹地要对胡风进行实际解决，恶狠狠地对一直呵护胡风等的鲁迅说：“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2]胡风等不但被污蔑为“出于私心”，有“极端的宗派运动”，而且被认为是内奸，官方派来的，马上要进行实际解决，好在鲁迅阻止了包括周扬在内的“四条汉子”，不然中国文坛以后的损失可就大了。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对当时的凶险有过这样的描述：“其次，是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徐懋庸说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诬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懋庸之类的人。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近的则如《现实文学》发表了ＯＶ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说ＯＶ是胡风，笔录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罢，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终于在街上流浪，无处可归，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么？又有一个青年，也同样的被诬为‘内奸’，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斗，现在坐在苏州狱中，死活不知么？这两个青年就是事实证明了他们既没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过堂皇的悔过的文章，也没有像田汉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戏。同时，我也看人：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3]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于恶毒的周起应之流也没有轻易抹杀，而说他“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看来鲁迅还是比较地人心宅厚的，鲁迅并没有对人一棍子打死。而且鲁迅还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一再叮嘱胡风不要学徐懋庸等的那一套：“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胡风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就也报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然而我们不，我们决不要把笔锋去专对几个个人，‘先安内而后攘外’，不是我们的办法。”[4]胡风后来果然能够警尊恩师教诲，没有污蔑陷害过谁，就是在周扬自己也栽了大跟头的时候也没有。胡风光明磊落，没有落井下石。可是别人却不这样非要揪住不放，周起应当年年轻，轻易诬人这似乎还可以原谅，可是王元化八十六岁这样的年龄了还要轻易诬人，笔者认为这是不值得原谅的。
王元化不仅肆意污蔑胡风，对鲁迅也是胡乱评价，他说：“我年轻时也是鲁迅的崇拜者。从北平卢沟桥事件，‘七七’抗战爆发后我逃难出来，眼镜钢笔都不能带，书更不必提，但我还是偷偷地带了两本《海上述林》，还有一张我按照鲁迅的照片画的像。鲁迅当然是很伟大的，20世纪能够传下去的人恐怕也不多，鲁迅一定可以传，但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讲，鲁迅有一个很曲折的道路，这也是一个事实。从对鲁迅带有浓厚崇拜色彩冷静下来，对我们认识鲁迅、尊重鲁迅有好处。我觉得他在《二心集》、《三闲集》之后，一直到《且介亭杂文》，他的作品好的就不太多了，晚年又出现一些重现他思想光芒的东西，可惜没过多久就去世了。”[5]又说：“我觉得五四的时候，有很多所谓的闯将啦，先锋啦，导师啦，他们走的路，像鲁迅先生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一样，也有很多曲折。他搞了许多遵命文学，他当然不是遵统治者的命，是遵无产者、弱小者的命。但是我觉得一个思想家如果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遵任何人的命，都是会出问题的。所以他果然按照当时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观点，批评‘第三种人’像施蛰存他们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照这种逻辑，中间派比反革命还坏。甚至发展到‘一个都不宽恕’，这有什么不可以宽恕呢？”[6]还说：“我很尊重他，但是我相信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上帝造人，先让他有了缺点，他才成为人。’人都有缺点。鲁迅那时听信瞿秋白的话，把瞿秋白几篇带有诬蔑胡适性质的文章，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出来，什么‘人权说罢说皇权’，这是错误的，胡适不是这样的，终其一生，他跟蒋介石是有斗争的。‘光明一到，黑暗自消’，这是瞿秋白说的，我并不认为瞿秋白是一个了不得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一些观点都是按照共产国际、苏联的指示来的，而且传到鲁迅那儿去了。”[7]王元化说鲁迅晚年的作品好的不多，这作为个人的私见，笔者觉得也没有什么，但他王元化有什么啊？他今天职责这个，明天指责那个，他自己干吗不照一照自己啊？！鲁迅晚年的那些文章固然是有缺点的，但他王元化写得出来吗？他有鲁迅的才华和眼光吗？他有鲁迅那点真实的学问吗？是的，鲁迅并不是神，不值得崇拜，但鲁迅是一个有杰出贡献的作家和学者，他的学问是值得尊重的，他的人品是值得尊敬的。笔者也不同意他某些文章中的个别观点和主张，比如他到晚年还主张废除汉字，要完全拉丁化，鲁迅曾经写作《狂人日记》认为儒家文化主张的礼教具有“吃人”的，这也不能完全成立。鲁迅在他的《关于新文字——答问》中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又说：“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结果只有自己死。”[8]实践证明，方块汉字并不如鲁迅所说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因为鲁迅去世之后，虽然仍然有人主张拉丁化，但并不成功，繁难的方块汉字经过简化之后获得了生机，随着教育的普及，方块汉字已经成了教育民众的利器了，计算机发明以后智慧的中国人发明了特别的方法来处理汉字，不仅简化了的汉字可以用计算机来处理，就是繁难的繁体字也可以用计算机来处理。另外，鲁迅当年由于接受了外来文明的影响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深恶痛绝，对我们自己民族独创的儒家文化大不恭，认为中国的落后就是因为文化落后，所以他要将西方文化搬运进来，他在他的许多作品里都在进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批判，而且他要用刮骨疗毒的方法进行国民性清理和改造，他甚至渴望新生的国民性里面有兽性。他劝青年不要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一读就让人沉静下去等等，在现在看来就很值得商榷。鲁迅去世之后，我们的民族曾经警遵他的教诲对我们的国民性进行了若干改造，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民族深怕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毒，所以发动了历次运动来反抗清理传统文化的影响，结果造成不少灾难性后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重新获得了新生。儒家文化不再被定义成吃人的文化，相反我们发现正是儒家文化比较重视人的权利，更具有人文价值。我们现在重新审视鲁迅，当然可以发现鲁迅当年的错误和缺点，鲁迅当然也不是神，但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内忧外患的时代，他能够寻找到的救国救民的真理就那些，而且他寻找到的真理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上是起到过相当的作用的。笔者认为，鲁迅反对迷信，昌明科学，主张立人，个体的人，反对奴性，这都是对的。不少人认为鲁迅早年接受了托尼思想和魏晋学说，虽然有只相信进化论之失，但比后期只写杂文并且主张文学的阶级性要好得多伟大得多，笔者却不这样看，因为要说错误和缺点，他前期的错误和缺点也是有的，后期当然也有，但后期的鲁迅伟大的地方，正确和光荣的地方也很多。笔者佩服鲁迅的地方在于鲁迅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当然他的天才也很高。鲁迅虽然固执，鲁迅虽然也是人，会犯错误，但鲁迅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所以他犯的错误是可以自我修复的，比较他早年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总以为青年优于老年，但后来他发现进化论并不总是对的，不能对进化论庸俗化。晚年的鲁迅对待青年是十分谨慎的，他喜欢有为的肯干事实的青年，所以他能够接纳胡风、巴金、黄源等等，他甚至主张要将文化组织的领导权移交给这些肯干事实的人。鲁迅说：“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和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宽些，同时最好将所谓‘领导权’移到那些确能认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转让徐懋庸之流的在包办。至于我个人的加入与否，却并非重要的事。”[9]笔者认为鲁迅依靠他的学识和胆略，在他晚年提出的许多主张都是对的，有价值的。比如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主张“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的文化策略，就现在来看，还是对的。因为他的这个主张比较好地照顾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接受的主体。鲁迅说：“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10]又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11]鲁迅主张新文艺，主张新文化和新人，但不主张对外来的东西照单全收，笔者以为这样的见解和谨慎的、合理的，符合跨文化交往的原则，因为他强调主体性。晚年鲁迅好文章很多，有价值的见解也很多，当然也有说得不对的地方，王元化对这些不加区分地说，好的不多，不知道居心何在？
王元化又说，鲁迅“搞了许多遵命文学”这也不对，难道他王元化五十年代遵伟大领袖的命写批判胡风的文章就对吗，八十年代他遵周扬等人的命写所谓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就对吗？鲁迅大仁大爱，而且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希望我们的民族繁荣富强，鲁迅曾在《忽然想到（六）》中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它。”[12]当然鲁迅当年给我们指明的道路，我们等了半个多世纪才实现了，目前中国的建设成就举世注目，我想是很可以告慰鲁迅的灵魂的，他的梦想我们实现了，虽然我们还面临许多的问题。自然，鲁迅当年认为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的阻碍，我们也终于克服了，可是我们不打算踏倒“《三坟》《五典》，百宋千元”等等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在新的时代很好地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至少新时期以来我们在旅游方面很好地发挥了他们的作用。鲁迅十分同情弱者，他不愿意看到有人受欺负，所以他总是愿意遵无产者以及受侮辱和受损害者的命为他们呐喊、怒吼，难道这也有错么！为什么遵无产者和弱者的命就一定要出问题。他王元化遵权势者的命为什么就一定不出问题？是的，鲁迅是受过苏联和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的，他比较亲近马克思主义，但鲁迅接受苏联的影响也是尽量在弄懂了的基础上接受的，鲁迅不是那种无原则接受一切的人，他的思想里是屏除了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的。鲁迅是批评过所谓第三种人的观点，但他不是按照王元化所指控的，是按照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观点来批评“第三种人”像施蛰存这样的人的，跟王元化所指控的相反，鲁迅从来不会受别人驱谴，他恰巧是最具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的人。伟大领袖对他的评价是对的，鲁迅没有奴颜和媚骨，鲁迅的骨头是硬的。鲁迅是说过“一个都不宽恕”这样的话，但事实上鲁迅是行“恕”道的，他并没有将周扬等一棍子打死这就是证明。鲁迅对他的许多论敌都是宽怀的，比如他对曾经疯狂攻击过他的郭沫若等都是明证。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这样说：“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就是《死魂灵》，当《译文》停刊后，《世界文库》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报却说‘郑振铎腰斩《死魂灵》’，或鲁迅一怒中止了翻译。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13]王元化忘记了自己是一位学者，学者应该讲一讲学理，不愿意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实际的事实上而以思想家自居，这就正如孔子所批评的是“思而不学”的典型。王元化还污蔑瞿秋白，说是瞿秋白给了鲁迅以误导，这说得就更离谱了。王元化引用莎士比亚的观点是人都是有错误的，这是当然，但是人依靠一定学识和经验总可以克服错误或者少犯一些错误。像鲁迅这样的有大学问做底子的人也犯了一些错误，何况他人？瞿秋白自然也会犯错误，但我们在指责别人的错误的时候，总要摆事实，讲道理的吧，摆事实、讲道理才能服人，常言说以理服人，这总是对的。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有了不少伟大的进步，学术界也曾经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我们逐渐地认识清楚以前加在历史人物身上的不实之词。鲁迅与胡风曾经是师徒，是战友，可是后来对他们的评价却有天壤之别，一个逢若神明，一个视为魔鬼。我们曾经是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尤其在特殊年代，鲁迅的著作是仅次于最高领袖的著作的，没有人可以怀疑，可以对鲁迅表示大不敬，连小不敬也是不可以的。鲁迅现象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他活着的时候曾经遭到漫骂，围攻和迫害。比如署名杜荃的人（即郭沫若）就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将鲁迅当成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来骂，说：“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现通译为法西斯，也有的译为棒喝主义者）。”在这段文字里，郭沫若给鲁迅加上了三个罪名：“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法西斯”。除郭沫若外，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也攻击鲁迅“这位老先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悲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果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成仿吾（署名“石厚生”）也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一文中攻击鲁迅，说“传闻他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么？还是只涂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他们把鲁迅描绘成一个没落的、满嘴黄牙的老头子，固守着破旧的城堡，留恋那个已经衰落了的封建社会，流露没落阶级的情绪……但等到鲁迅一死，这些奇怪攻击马上销声匿迹，不仅这些奇怪攻击马上销声匿迹，而且赞颂的声音马上起来了。就在鲁迅逝世不仅就有人发出感叹，鲁迅被神化了。胡风当然对于鲁迅是还有感恩的崇敬的心的，他曾经就鲁迅被神化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鲁迅先生逝世以后，中国人民(以及苏联、日本、英美的文化人)中间所涌起的哀悼的狂潮，使得许多人瞠目结舌。因为，那明显地表现出了，他不仅是一个领导的作家，一个勤恳的学者，而且是一个思想战士，一个人民领袖，一个哲人，一个圣者。这就和他生前所受到的‘尖酸刻薄’，‘冷酷无情’等恶评恰恰成了一个鲜明的。于是有人说，鲁迅被神化了；周作人就冷冷地这样讽刺过。但周作人之流不知道，犹如人里面有狗的存在一样，人里面也能够有神的存在；周作人之流当然更不知道，就算是被神化了罢，但何以被神化了的单单是鲁迅。”[14]当然给予了鲁迅最高评价的还是最高领袖毛泽东，早在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毛泽东就在延安陕北公学作题为《论鲁迅》的讲演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时又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当然，毛泽东对鲁迅还有三个伟大这样的评价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样的评价，的确是非常之高的。当下的学者主张去魅，即要祛除认为加在伟人头上的光环，这在笔者也是赞成的。但我们在一个学术昌明的时代千万不能忘记了讲求学理，不可以为去魅而去魅，应该秉求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好的就是好的，错的就是错的，不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可以不讲学理乱说一气。鲁迅曾经评价他在日本的老师章太炎说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笔者觉得这种评价是中肯的，我们也可以用有学问的这几个字来评价鲁迅，我们可以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去魅成有学问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因为这样的评价也许更准确。胡风说他是“一个勤恳的学者”，这是十分有见地的。
我们对胡风的评价也是一样，总要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看他实际做出的贡献，如果我们现在还纠缠在历史的旧账里面，非要指责它犯了严重的宗派主义，这有什么意义呢？在笔者看来，胡风是一个切实的文艺理论家。他的理论的贡献不是一般的所谓搬弄是非的人所可比拟的。胡风的文艺观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胡风没有脱离创作实践来谈所谓的理论问题，他的理论差不多都照顾了创作而且是创作的具体过程，胡风自己就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也是十分有成绩的，加上他读的书多，善于总结，而且善于自己建构一套具有相当能产性的文艺理论，常言说，理论是灰色的，但胡风的理论不是灰色的，因为它可以指导具有的艺术生产。胡风主张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一定要发挥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要发生化合的作用，主体与客体之间一定有一个相生相克的作用，这是符合创作实践的，是十分有价值的文艺理论。胡风的理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创作原则，他说：“首先是基本的原则：‘写作过程——就是克服的过程。你克服着材料，也克服着你本身。’//这指的是创造过程上的创造主体(作家本身)和创造对象(材料)的相生相克的斗争；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精神。”[15]又说：“要实现这基本的精神，艺术家对于他的‘材料’，就不能仅仅是观察，搜集，研究，整理之类，‘在这以上，还有别的要紧的事情去做，那就是要决定我自己对于我的材料的态度。换句话说，那就是一切都得生活过，想通，而且重新感受’。//不仅想通，而且要生活过，重新感受，这就使艺术家深入了对象内部，也使对象侵入了艺术家内部，开始了那个相生相克的现实主义的斗争。”[16]这就是胡风提出的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他要求“要艺术家和对象有最高度的结合。在艺术家主观方面说，要‘自己带着最大限度的紧张去感受生活的结构’；在受到艺术家的创造作用的对象方面说，即使是表现一个手势一个动作的语言罢，在那一瞬间，也要‘典型的人物在典型的环境中体验着感情的最大限度的紧张’。//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接受这样的理解：//艺术家、作家，逐渐地积累了印象，在某一种机遇里使他的信心。使他的勇气冲动起来：用想象抓住了典型。如果你要问道：为什么你觉得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典型呢?——他答道：因为我相信这个，因为我体验了深刻的艺术的兴奋。他这样的回答是对的。//到这里，我们也可以肯定这样的结论：//艺术家是和自己的艺术一同成长的。他的艺术是和他反映的人民一同成长的，艺术家是和他所创造的英雄一同成长的。”[17] 胡风的理论进行到这里就当然要与艺术上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了，他说：“这样的艺术当然和客观主义者们无缘，因为他们是：‘沿着旧路走着，带着鬼脸和微笑，试着，发热的时候把手拿开，左右听听，等等，——这不是艺术，这是小手艺，是有害的、无耻的小手艺。’但我想，能够感到‘发热’，虽然把手拿开，但还有救治的可能，怕的是他们有的甚至根本不承认有所谓‘热’这一回事，这才是这种‘有害的、无耻的小手艺’的最可怕的本性。//这样的艺术也当然和主观主义(机械主义)者们无缘。托罗斯基主义只能得到把艺术的机能阉割掉，把艺术的生机窒息死的结果，固不用说了，就是后来的‘拉普’(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里面的若干‘指导者’们，用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口号把艺术创造过程转化为一种冷静的图解作用，所招致的又何尝不是艺术创造的枯萎?对于这，A．托尔斯泰就有过控诉：//我们大家都应该勇敢起来。因为许多严重的原因，使我们的艺术到现在还没有产生那些应该产生的成果。各种战线上的危害分子，都在我们的艺术上‘用了功夫’。” [18] 胡风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理论才华并结合创作实践独创了一套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这是对人类文艺理论史的贡献，也是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史的贡献。胡风常常能够很好地将这套理论用于指导创作实践，尤其在文艺批评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胡风说：“首先，作者要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他的情绪是怎样的?——我们知道，作家创作一个作品，一定是对于现实生活有所感动，他的认识能力和现实生活发生化学作用的时候，才能够执笔。当然，也有不少不从这个基本态度上出发的作家，但一个诚实的作家，一个伟大的作家，没有不是这样的；一个好的或伟大作品的完成，没有不是依据这个根本态度的。通常说作家要写他所熟悉的，他所理解的题材，那原因就是我们一方面积极地要求把握现实生活的作者的主观力量，一方面也积极地要求被作者所把握的现实生活的客观性的缘故。”[19]在谈到诗歌创作的时候，胡风说：“然而，诗人的力量最后要归结到他和他所要歌唱的对象的完全融合。在他的诗里面，只有感觉，意象，场景的色彩和情绪的跳动……用抽象的词句来表现‘热烈’的情绪或‘革命’的道理，或者是，没有被作者的血液温暖起来，只是分行分节地用韵语写出‘豪壮’的或‘悲惨’的故事——在革命诗歌里最主要的这两个同源异流的倾向，田间君却几乎完全没有。诗不是分析，说理，也不是新闻记事，应该是具体的生活事像在诗人的感动里面所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这是诗的大路，田间君却本能地走近了，虽然在他现在的成绩里面还不能说有了大的真实的成功。”[20] 胡风强调人生至上与艺术至上的统一，说只有做到了人生至上，才可能得到艺术至上，所以他说诗人和战士往往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他在《略论文学无门》一文举出日本作家志贺直哉作为例子发挥说：“我不能确切地说出他在日本文坛上的地位，但据说在艺术和实人生的一致这一意义上，他是最大的和最严肃的作家；他的作品，如果被去掉一段甚至一句，就会使全篇崩毁，反之，一段一句的增添也定会刻下不自然的痕迹。如果这些评语是确切的，那么，一篇作品所剩下的不过四万字左右的续稿要到十年后才能够完成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了。”[21]又说：“然而，我并不是想在这里劝作家们悠悠不迫地作锤字炼句的功夫，因为志贺的真正努力也并不在这里。我的意思只不过想说明：如果一个作家忠实于艺术，呕心镂骨地努力寻求最无伪的、最有生命的、最能够说出他所要把捉的生活内容的表现形式，那么，即使他像志贺似地没有经过大的生活波涛，他的作品也能够达到高度的艺术的真实。因为，作者苦心孤诣地追求着和自己的身心的感应融然无间的表现的时候，同时也就是追求人生。这追求的结果是作者和人生的拥合，同时也就是人生和艺术的拥合了。这是作家的本质的态度问题，绝对不是锤字炼句的功夫所能够达到的。如果用抽象的话说，那就是，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补足作家的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的缺陷。”[22] 胡风主张人生至上但不鄙夷艺术至上，由此可见一斑。在《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中，胡风直截了当地说：“艺术第一呢，人生第一呢?这应该是早已不成问题了的问题，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够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但不幸的是，对于许多诗人，这还是一个常常被颠倒了的致命的问题，他们常常忘记了丢掉了人生就等于丢掉了艺术自己。”[23] 胡风按照“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够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这个理论提出：“有志于做诗人者须得同时有志于做一个真正的人。无愧于是一个人的人，才有可能在人字上面加上‘诗’这一个形容性的字。一个真正的诗人决不能有‘轻佻地’走近诗的事情。”[24] 胡风甚至将圣洁的人，愿意为人类谋福利的人也称为诗人，说：“人生虽然是短促的，但如果是圣洁的人生，却是能够在艺术里面长生的。当然，只有这样的人生才能够创造艺术，也只有这样的艺术才能够长生。”又说：“所以，一个为人类的自由幸福的战斗者，一个为亿万生灵的灾难的苦行者，一个善良的心灵的所有者，即令他自己没有写过一行字，我们也能够毫不踌躇地称他为诗人。有人说，鲁迅的一生就是一首诗，我们决不能用修辞学上的一种什么法来解释这句话的意义。我以为，在真实含义上的圣者，在真实含义上的战士，即使是在真实含义上的诗人也应该为之低头的。”[25] 胡风这里当然不是否认写成文字的诗，他只是说：“世上最强之物莫过于人生，这并不是看轻了艺术而是把艺术提高到了极致，因为它原是以人生作灵魂的肉体，而它的存在才所以是神圣的。那么，一个诗人在人生祭坛上所保有的弱点或污点，即使他主观上有着忠于艺术的心．但那些弱点或污点也要变形为一种力量附着在他的艺术道路上面。这样的诗人，无力上进者其运命可哀，无力上进者其居心可虑，但无论属于哪一面，他们虽然有时不免‘轻佻地’对待生活，但幸而还不肯‘轻佻地’走近诗，他们也还能写出在某一程度上感人的作品者，那原因就在这里。那么，依这一解释，艺术能够和人生分离虽然可悲，但在真实含义上的艺术却正是坚决地否定这个分离，绝对地要求和人生道路的高度合致，这就不但不会替这第二义的诗人作辩护，反而更加能够给与我们勇气的。我们不愿意随便用‘诗人’这个称呼，那原因就在这里。”[26]
以上引述说明，胡风的有价值的文艺理论和诗学观点是很多的，我们在评价胡风的时候应该着眼于开发出他的文艺理论的当代价值，而不是在那些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不实的指控上做文章。

注释：
[1][5][6][7]李怀宇：《为学不作媚时语 反思多因切肤痛——王元化访谈》，《南方周末》2008年5月15日。
[2] 徐懋庸：转引自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2-53页。
[3][4] [9][13]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1-63、55、58、65页。
[8] 鲁迅：《关于新文字——答问》，《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1页。
[10][11]鲁迅：《拿来主义》，《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页。
[12]鲁迅：《忽然想到（六）》，《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5页。
[14] 胡风：《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及文学活动四十周年》，最初发表于《群众》周刊8卷第l8期，转引自《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15] [16][17][18]胡风：《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道路》，《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69-70、70、70-71页。
[19]胡风：《论〈北京人〉》，最初发表于《青年文艺》第l期，转引自《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20] 胡风：《田间底诗——〈中国牧歌〉序》，最初发表于l936年8月1日《现实文学》第2期，转引自《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21][22] 胡风：《略论文学无门》，最初发表于l937年4月20日《中流》半月刊2卷3期，转引自《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229页。
[23][24][25] 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又名《涉及诗学的若干问题》，最初发表于《诗创作》第l5期，转引自《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41-242、241页。

回音壁：
志富先生：
大作收到，非常感谢您对会议的支持。收到的论文还不多，有几位先生觉得会议推迟也是好事，他们可以有时间把论文写完。
王元化先生去世不久，颇享哀荣。其早年文笔，虽生硬武断处不少，然不乏激情，时见真率。晚年粹然一儒，正大堂皇，即如所引议论，正反而合，黑格尔哉！却已晚矣，无关痛痒，更无损于胡风。其被人视为人瑞（或文瑞？），吐属臆气，乃时下流行之语录体演讲体也。笑而思之，可见学问风尚，代代替嬗。大作给予驳诘，举史实以证，读后颇受震动。然气愤之词，冷嘲之语，或可再斟酌一二。胡风不可见，元化亦难得。
此颂
教安！
黄乔生拜

[山城子]

学习！问好！

[半溪明月]

恩，来读～问好！

[william zhou周道模]

通读，激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