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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富]

用化身论解读《国际歌》的汉译
钱志富

1988年6月7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我国著名学者于光远的一篇题名为《国际歌首次演唱一百周年和歌词的中译文中的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指出在我国传唱了数十年之久的《国际歌》的翻译准确性有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注意，1999年10月著名诗人兼翻译家绿原先生在研讨了屠岸先生提供的数种《国际歌》译文之后撰写了《〈国际歌〉几种文本的比较》一文同样提出了质疑，文章在《随笔》2000年第一期发表后引发了于光远的再次诘难，在他2000年10月出版的《我的故事》一书中收录了他于1999年10月写的《二十多年前关于修订〈国际歌〉译文的一场争论》，再次指出了《国际歌》汉译的一些原则性错误。于光远尤其不满意将原文“不要说我们一文不值”翻译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他自己一直不肯按照错误的翻译来传唱，他说他宁愿唱法文原文，也不唱错误的翻译。由于1962年《国际歌》修订时，胡乔木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所以于光远的矛头直指胡乔木。
根据绿原的对照和比较，中文《国际歌》改动原文原意的地方主要有四处。一处是第一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的“热血”一词，在法语是“理性”（法语为raison）；二就是同一节将“一文不值”改为了“一无所有”；三是第二节“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思想”一词原本是“精神”（I’esprit）;四是原文原本六节，结果只用了三节，原文中的三，四，五皆弃而不用。
读了绿原，于光远两位前辈的文章，觉得这两位前辈的精神的确很可贵，笔者十分佩服他们求真务实的做人做事精神，当时的确觉得国际歌的汉译有问题，应该给予纠正。然而，转眼一想，觉得如果将译文按忠实的意思改了，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回归到“满腔的理性已经沸腾”，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恢复到“不要说我们一文不值”，将“让思想冲破牢笼”改回为“让精神冲破牢笼”，而且将现有的三节恢复到六节，这将是什么味道呢？笔者也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跟大家一起唱过三节版的《国际歌》，觉得真的很带劲，不仅歌词好，曲调也很好，很鼓舞人，也很教育人，笔者还是喜欢那一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天下的主人”，也很喜欢“让思想冲破牢笼”，觉得这一句在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具有全新的时代价值，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有时代意义。至于“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好象特别属于那个特定的时代，虽然富于革命豪情，却似乎已经过时了。
是的，译事三难，信达雅。追求忠实是对的，但翻译常常颠覆“忠实”。《国际歌》的汉译很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回到那个具体年代，为什么当时主管的领导一定要将歌词定为那个样子，这里面除了政治的原因，恐怕还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文化的原因，政治的原因好说，文化的原因就比较难说了。绿原，于光远的文章从政治的视角解读《国际歌》的汉译，觉得有问题，好象还有十分严重的问题，于光远认为是原则性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换成文化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也许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所谓文化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实在是一个接受的问题，翻译力求忠实是对的，然而你十分忠实的译文大家不能接受，也很麻烦，喜闻乐见推向极致是不对的，翻译不需要俯就和媚俗，但合情合理的喜闻乐见总是需要的。今几年不少人替当年挨鲁迅批评的赵景深鸣不平，甚至翻案，觉得“银河”（Milky Way）就应该翻译成“牛奶路”，笔者认为这些翻案的人也是不太懂得文化的问题。中国人不喜欢令人费解的东西，“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好理解，可是“满腔的理性已经沸腾”就不好理解，“不要说我们一文不值”肯定不如“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因为前者犯忌，中华民族是一个懂得自尊的民族，“一文不值”就犯了这个忌讳。“让思想冲破牢笼”中的“思想”一次是个高频词，用在这里比“精神”一词更加贴切，这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至于为什么六节改为三节，恐怕也有一个文化的问题，中国人不喜欢繁复琐碎的东西，有三节足够了，至于为什么这三节，而不是那三节，这恐怕的确是有绿原先生分析的那些原因，是不是这样，笔者没有深究，不好下定论。
笔者曾提出一个命题，说翻译的本质就在于给一个作品在另一个有别于原作语言的全新语言中寻找化身。《国际歌》的中文译本就是这样的一个化身。所谓化身就是要脱离原有的语言形式，要脱离原有的文化场，当然真身就在化身之中，化身之中就是真身。《国际歌》之所以长期被苏联人用做国歌，但仍然是《国际歌》，就因为用作了苏联国歌的《国际歌》的真身原不过就是《国际歌》。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但变来变去还是孙悟空。翻译也一样。无论用那种语言翻译，《国际歌》终究不过是《国际歌》，不会变成别的什么歌来。《国际歌》的中文译本在笔者看来不是失败的译本，因为他符合翻译的本质即化身。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曾庆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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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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