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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啸]

光明澄澈：守望汉语诗歌的新方向
——从赫塔•穆勒获诺贝尔文学奖看新诗状况
介子平 李剑啸

2009年10月8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德国诗人、散文作家穆勒(HERTAMULLER)以其诗和散文著作来描述一个并非自己拥有的景象而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位不被世人熟知的作家获此大奖，一时引起了不少的话题。诗评人介子平、李剑啸二先生就有关她的获奖对新诗的启示这一话题进行了一次对话。

1、 从作为诗人的赫塔•穆勒获奖，中国诗人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介子平：赫塔•穆勒获奖出乎多数人的意料，至少她在中国很少有过关注，连她自己也说：“我非常吃惊，真无法相信我获奖了。”获奖后方知她还是位诗人，这对国内写诗的人而言或多或少有一种安慰。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称其“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失业人群的生活”。这样的评价让我想到了前两年广为流传的余世存那首《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以诗歌的形式关注民生，非时下才有，杜甫、李绅就是这方面的大诗人。如果国内的诗人真能对赫塔•穆勒的这种悲情有所感悟，对时下新诗无病呻吟、矫揉造作式的表现多少会有所触动。诗是种精神，可以断行的形式出现，也可以其他的形式出现。好的文章不断行也是诗，不好的诗无论如何也不是诗。
李剑啸：说实话，穆勒女士以诗人身份获奖对我影响甚少。听这个消息，作为诗歌写作者，我既未乍惊，也无微喜。之前，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获奖消息，好像是说另一位作家获奖，名字和作品也没有给我留下印象。这次媒体玩噱头，用了“诺贝尔文学奖阔别13载再归诗人”的标题，并重点强调1000万瑞典克朗的巨额奖金，以此吸引眼球。但可以想象，当童话般的北欧瑞典，再一次笑哈哈地将诗意和巨额支票装进这位非中文写作者的脑袋和腰包，让穆勒开始拥有天鹅一般的华贵和天鹅绒一般的梦时，除了大大小小的诗人和更为众多的劳苦大众耳热心跳外，我不认为，这个事件对整个汉语诗坛有什么别的作用。

2、处在同一个时代，新诗的差异为何会如此之大？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
李剑啸：好与坏？诗歌没有好坏之分。此刻，我不想引经据典，重复诗歌的定义、写作手法和需要承载的使命。说句大实话吧，诗歌在写作者那里，永远只是一种用来“说话”的工具。而这个工具是美声还是通俗，用英语还是蒙语，像火星文还是甲骨文，则完全是因人而异了。这，也就是当前时代各种新诗流派和作品的差异。至于在读者眼中，则肯定有喜欢的，就有不喜欢的。如果一定要对诗歌做个高低评判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看：是否表达了写作者的真情实感，是否引发了阅读者的精神共鸣。
介子平：多元化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之一，问题不在于此。这里的差异所指，我想主要体现在因标准缺失而出现的乱象方面。唐诗乃诗歌的巅峰，姚黄魏紫、五彩缤纷的唐诗又是多元化的极致，但较之今日诗人遍野、一人一派状况，也是望尘莫及的。90年代之后，随着占据诗歌写作主流位置的“学院化写作”或“泛学院化写作”渐为各种写作风格、趣味共时相存的多元化格局取代，这一倾向更为突出。比如我所知道的非非主义诗歌、下半身写作等等的所谓派别，其实都是哗众取宠的自作多情，并无思想内容的实质性不同。那个缺失的标准应就是好与坏的标准。这一界定又非常之难，一旦有所谓标准出笼，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标准，是个有标准而无行文的标准。在标榜个性的宽容时代，这个标准可能轩轾云壤，迥然相异，共同的审美取向已越来越少。但有一点似乎是相通的，那就是读者的普遍认同，如今有无这样的作品？还是有的，如我方才提到的余世存的那首《歌拟奥登》。这是一个起码的标准，尽管反对者大有人在，但反对的人又如此渴望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所以说，好诗有标准，坏诗是没有标准的，好诗之外的诗都是坏诗吗？不是，其中还有一大批不好也不能说坏的庸诗，这似乎更是个模糊的标准。

3、 所谓的新诗，有多少可以称作新诗。
介子平：与旧诗相比，新诗主要体现在形式上的不同以往。内容上则因思想的高度的不及，离当代世界文学的前沿尚有距离。再回到诺奖上，中国作家对于此奖已然成为心病，评委中那位唯一懂中文的汉学家马悦然则安慰道：诺贝尔文学奖每年只颁发给一个人，得奖的作家并不意味着获得了文学上的“世界冠军”；中国文学作品需要好的翻译。马先生毕竟是老派的汉学家，不像顾彬那样直言不讳：中国作家自己背叛了文学，他们为了赚钱而下海之后，放弃了创作。他们没有什么思想，语言水平也太低了。“他们没有什么思想”，这是一句要命的话，是点在穴位上的话。新诗也然，思索者寥若晨星。在说语言，既无古文功底，又无白话之造，此话可能言重了，但至少我周围的所谓诗人皆如此。前些时买了一本方文山的《关于方文山的素颜韵脚诗》，笔触灵动，意境古远，可见其文字功夫之强。大陆诗人已久违这样的文字了。
李剑啸：如果按我个人的喜好来看，可以称作新诗的，包括三部分。一是汉语新诗发轫之初，徐志摩、戴望舒等写的每一首，尽管有学步之稚和模仿之痕。二是上世纪朦胧诗和朦胧诗以降各种流派的作品，尽管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三是承接“五四”新诗精神的台港及海外诗歌作品。我尊重上述诗歌的探索精神。非中文的诗歌作品（包括译作），因阅读甚少，不敢妄评。

4、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自费出版的诗集只能在市场之外流通，已然是诗界见怪不怪的现象了。
介子平：不久前翻看某诗人的某篇博文，发现好事者列出的山西诗人竟有五百之多，好家伙！如果将我认识的至今仍在勤奋写诗的人也胪列进去，那就更海了。且不论其是否权威，这个数字相当于山西3400万的人口基数而言，微乎其微，但就诗歌而言，在同一时期一个不大的区域内，的确太大了。不是说能写几行长短句者就是诗人，如此，未免门槛太低了。如今的报刊，除却特别的节日、应景的活动，一般是很少腾出版面刊载诗歌的，原因还是无人阅读。我了解的一些纯诗歌刊物，生存比纯文学期刊更艰难，非化缘赞助无以维持，办刊人只凭心中的理想坚持不已，说起来一派酸楚。至于诗集的自费出版，似成惯例，原因也是摆入柜台无人问津，出版社无利可图，于是只得在圈子了近亲流通，自娱自乐罢了。
李剑啸：有人写，有人读，不时还有人获奖，刺激一下诗人们的黄金梦想，这很好。诗歌，以及所有的学术、艺术门类，究其本质，其实都是小众文化，如哲学、如数学、如小说、如电影、如戏剧和戏曲（尽管有时会被主流社会利用作代言工具，偶尔疯狂一把）。物质时代，真正流行的东西可以举例如下：白金、美钞、期货、股票、KTV、PK台，还有广告、艳照，还有谣言、病毒。 但肯定不是诗集，不管是不是自费出版的。

5、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新诗再未受到过人们的广泛关注，关于新诗各种怪异的争吵从来只是圈子里的纷纭，局外人竟一点也感受不到。
介子平：80年代兴起的朦胧诗是新诗的高潮，也是落幕。朦胧诗的高潮是经过了“文革”十年的酝酿而成老酒的，有其必然性。90年代后，经济意识渗透到了社会各领域，诗人要在金钱社会里闯出一条道路来，不自觉要以实用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看待情感，看待人际关系。实利社会不是诗歌的沃壤。此时，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纷纭而入，对这些思潮的了解其实尚限于概念层面，因为我们还没有遇到他们所遇到的困惑。敏感的诗人们似乎极易对此产生兴趣，争做先锋与前卫，并急于在作品中尝试将其流露出来，所谓的这个主义、那个宣言就是在此背景下热络出炉的。至于发生在圈子里的各种纷争，是新诗极端个性化、丧失使命感的另一表现形式，对圈外大致没有什么惊动。这些纷争或在诗会现场“诗学交锋”进行，或在传媒打笔墨官司中发生，其中有诸如盘峰论争、龙脉诗会、衡山诗会、沈韩之争等等的事件。
李剑啸：这句话让人一点也不轻松。无庸讳言，这仍是诗歌被极度边缘化的时代。与小说、散文的渐渐复兴相比，诗歌的岗上依然是一片寂寞。各路诸侯在诗歌的峰巅下徘徊，且不时发出些令人耳热心跳的的宣言来，但可以看得出，没有人，距诗歌峰顶离得更近。然而，就我目力所见的诗歌作品来看，诗歌仍在默默地向更高、更新的目标迈进。阳光之下，整个汉语诗坛依然在顽强地蓄积着力量。读着朋友们慷慨赠阅的诗刊、诗集，读着他们的呕心之作，一次次燃烧起我潜藏在内心的热血。借此机会，向他们的劳作致意。
介子平：诗歌成为圈子内的事，说来这也是其可悲之处。任何文学一旦成为小众的、象牙之塔式的文字，其命运必然会走到这一步。这一点与读者的移情其他文娱形式有关，但更多的原因还在诗人本身。但愿新诗的命运不会同戏剧一样，需靠保护才能生存。

6、古时是一流的文人写诗，现在是这样吗？
李剑啸：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一流的文人”做个定义。所谓“一流”，到底是指道德上的、社会地位上的，还是学术或者文字水平上的，这个概念需要界定。如果指学术或者文字水平，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一流的文人写诗”。如果是指道德或社会地位，我想说的是，“古时”也不是“一流的文人写诗”。
介子平：画家齐白石自称诗比画好，书家林散之的墓碑赫然刻着“诗人”二字。明清之际的小说家的作品皆不愿真实署名，诗人则不然，可见诗之荣光。在诗的国度里，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现在的文学界则正好相反，写不了小说写剧本，写不了剧本写散文，写不了散文写评论，写不了评论才写诗歌。写诗是初学写作者跨入文学殿堂的第一道门槛，当然这与年轻人的热烈激情也有关。不可否认，古代一流的人才在人文，时下一流的人才则在科研。今天的书法家为写字而握毛笔，古人则是唯一的书写工具，诗歌之于古人亦然，乃课业中的基础，遂兴起即诗，悲来也诗。

7、 新诗里缺失了什么？
李剑啸：缺失什么？什么也不缺失。
最近十年，从单一的抒情到更深层次的多元化指向，从语言、结构到主题、技巧等诸多方面，新诗正发生着深刻的、却被物质世界粗暴漠视的变化。写作者更加注重诗歌的叙述倾向和反崇高主题，更加注重个性化或个人化写作，淡化技巧，弱化抒情。诗的切入角度也更加琐细，注重生活细节，注重情景再现，注重个人感觉，注重小情绪，注重口语化的宣泄和叙述化的表达，注重对当下事物不经沉淀的快速反应，甚至试图以一首短诗的叙述来驾驭一个长篇小说的结构、主题和使命……以更迅速和更低层次地反映现实接近生活，更准确、快速、真实、广阔地展现社会经济反映当下生活，也更广泛更深入地接近和吸纳广大读者。近十年里，新涌现出的诗人也不少，面孔很陌生，诗风很新鲜，显示着后继有人的繁荣。以上种种，悄悄发生在寂寞背景下的汉语诗坛。
介子平：古人“诗言志”，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今人呢？离开了时代，离开了社会，缺失了使命感，缺失了人文精神，缺失了思考。

8、写诗的人纷纷转作关注其他的领域，“诗人”正滑向贬义的词组里。诗人似乎已处于一种被公众嘲笑、讥笑的状态。
介子平：不可否认，诗歌的表现有局限，转到其他领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关键是许多人的转移是因为写诗没有出路。诗人像个邀宠的孩子，为急于吸引众人的眼球，时常做出一些怪诞离奇的类似于行为艺术举动，让人匪夷所思，这是其由褒而贬的一个原因。在经济浪潮下一些作家富裕了起来，但其中却没有诗人，这令诗人自己也渐失自信。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是一种自信，宋濂“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是一种自信，可惜只发生在。在这个经济的时代，贫穷甚至不富裕就有可能被嘲笑、讥笑，这其中充满了虚荣。
李剑啸：因此，我们仍然期望诗坛有涤除泥沙、磨砾珍珠的一天；因此，我们仍然等待诗歌有振臂一呼、震聋发聩的一天。胸怀满腔热血，珍藏火种蚌珠，在太阳渐渐西斜的骤冷中，我唯有用“光明”和“澄澈”这两个词语，为汉语诗歌守望一个清晰的方向。
介子平：20世纪90年代，诗歌陷入低潮和边缘化状态时，便有人宣称新诗已经死亡。此说法未免过于夸张，只要人类灵魂不死，新诗不会死亡。尽管如此，对于新诗，但愿不要成为文学界的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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