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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学的民间风格(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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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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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06-9-04 周一, 下午3:10    标题: 敦煌文学的民间风格(转贴) 引用回复

敦煌文学的民间风格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总数达两万卷以上的敦煌遗书,这是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大事。

但是这些珍贵的敦煌遗书却大都被英、法、俄、日等国探险者劫藏到国外,很快又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随之产生以研究敦煌文物文献为对象的专门学科——敦煌学。而敦煌文学则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除敦煌遗书内少数文人作品和某些专集、选集残卷外,大都是民间长期流传的通俗文学作品,主要包括歌辞、诗歌、变文、词文、话本小说、俗赋等多种文学样式。这些作品直接继承汉魏以来乐府民歌、小说杂赋和通俗诗歌的优良传统,比较广阔地反映出唐代社会现实和人情风貌,具有浓郁的民间气息,是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方面。


敦煌文学主要扎根在深厚的民间土壤,其中一些通俗文学作品往往又是经过长期流传、不断加工润色而成的集体产物,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有着深深的民间烙印。尽管这些作品的表现形式还不够完善,艺术实践也很稚拙,但是,在选择题材、创作方法、运用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勇敢的尝试,逐渐形成一种质直刚健、生动活泼的民间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民间文学旺盛的艺术生命。

首先,作品题材的多样化。敦煌文学以粗犷的笔触在广阔的社会领域展现出人类生活与佛寺禅门的各个方面,不仅有现实社会的真实记录,人情世态的深切反映,也有佛国天堂的虚幻描绘和冥界地狱的恐怖场景。特别是某些韵文作品,或抨击时政、揭露矛盾,或感慨悲怀,触景兴叹,或怨思幽恨,悲愁萦绕,抑或是讥讽嘲弄、劝世警俗,都程度不同地触及到当时社会的弊端,进而开拓文学创作的社会领域。来自民间的敦煌歌辞,在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人民疾苦上更加直接坦率、真实有力,有一首反映唐代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给人民造成灾难和痛苦的歌辞写道: 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失调名)。 无独有偶,敦煌写本王梵志诗亦云: 相将归去来,阎浮不可停。妇人应重役,男子从征行。带刀拟开煞,逢阵即相刑。将军马上死,兵灭地居营。血流遍荒野,白骨在边庭。去马游残迹,空留纸上名。关山千万里,影绝故乡城。生受刀光苦,意里极惶惶。

连续不断的边塞战争,名目繁多的赋税摇役,大大加重人民的负担,民间词人有的直辞揭露“每岁造寒衣,到头归不归”(《菩萨蛮》)的严酷现实,有的真实描绘“富者高眠醉梦中,贫者已向尘埃走”(《十二时》)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尤为难得的是敦煌歌辞《酒泉子》还记载下黄巢起义队伍“惊御辇”、“犯皇宫”、“夺九重”的造反行动,该首歌辞把起义军威武雄壮的声势,和封建官僚丧魂失魄的丑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每见惶惶,队队雄军惊御辇。蓦街穿巷犯皇宫,只拟夺九重。长枪短剑如麻乱,争奈失计无投窜。金箱玉印自携将,任他乱芬芳。

而另外一些歌辞又能冲破封建阶级轻视妇女、玩侮女性的偏见,抒写出征妇情思、怨妇悲愤以及被侮辱、被损害女性的反抗心声。率直地表达征妇“相思夜夜到边庭”(《萘怨春》)的痛苦,毫不掩饰“泪珠串滴,旋流枕上,无计恨征人”(失调名)的怨旷,另一方面又表达出“今世共你如鱼水,是前世姻缘……心穿石也穿,愁甚不团圆”(《送征衣》)的坚贞爱情。但是被迫沦入社会底层的妇女已完全丧失人的尊严,变成有闲阶级的玩物。有一首《望江南》大胆抒写受尽侮辱的妓女向冷酷现实发出的强烈控诉:“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象这样满含悲愤的歌辞,已冲出唐代哀婉悱恻闺怨词的窄狭范围,直接为陷入不幸地位的妇女鸣不平。

敦煌歌辞还有描写商贾长途跋涉、追逐财利“富不归”、“贫不归”、“死不归”(《长相思》)的不同命运,表现儒士书生穷愁潦倒发誓“不朝天”(《浣溪沙》)的无比愤慨,以及反映渔夫豪侠、僧徒道士、磨面娘子、五陵年少、蕃汉将士等各种类型人物生活状态,思想情操的歌辞,大都内容充实,题材多样,殊堪一读。

同样,作为唐代新兴文体的敦煌变文在展现佛国世界和人间生活题材方面也有着丰富多彩、令人炫目的变化。《降魔变文》、《维摩诘经变文》、《破魔变》、《目连救母变文》等,主要以佛经神变故事为主,既有五彩缤纷、瑰丽神奇的佛天圣境,仪态端庄、雍容大态的如来佛祖,也有妖冶多姿、巧施媚态的邪道魔女,和阴森可怖、惨象迭现的冥界地狱,通过一些神秘莫测的争圣斗法的描写,使枯燥无味的经文教义逐渐故事化、形象化、艺术化,生动地展现出超现实的理想境界。《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等,则又是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斗争中英雄人物为内容。这类作品的出现,清楚地表明宗教徒狂想式的情节结构已无法使民众继续滞留在虚幻的幸福之中,反映世俗生活的悲欢离合,终究要战胜天国的信仰,揭示现实、歌颂人物重视变文的劝善惩恶的进步主张,远远超过佛陀变文的善恶罪福观念。从伍子胥之类变文又可看到作者对正直善良反遭迫害人物的同情,并热烈赞扬他们反抗强暴统治的高贵品质;积极颂扬陷入厄运而毫不退缩、忠贞刚毅的善良女性;大力表彰爱国将士维护祖国统一的英雄行为;同时猛烈抨击丑恶的社会现象和残暴荒淫的封建统治者。这类变文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人民爱憎分明的态度,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

敦煌文学无论是歌辞、变文还是其他文学样式,大都能利用广阔的社会题材和奇妙构想,或详或略地描绘出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僧徒小民一大批性格鲜明、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从而使敦煌文学的人物描写日趋社会化和多样化,表现出丰富的民间性。


其次,创作方法的浪漫化。敦煌文学的源泉主要来自民间的深厚土壤,自然容易接受民间艺人丰富想象力的影响,因此某些作品在探索生活真实的同时,又能大胆运用具有浓厚浪漫色彩的艺术手法,使得某些超现实的想象、夸张呈现出晶光耀目的理想境界,却又比较接近世俗社会的生活真实和人物的性格逻辑,以强烈的美与丑、善与恶的艺术力量冲刷着人类社会的污泥浊水。

以佛经神变故事为题材的敦煌变文,充分利用奇特的设想,惊人的夸张,让想象的翅膀邀游在天上地下虚无缥缈的玄怪世界,描绘出一幕幕佛国天堂和冥界地狱的奇异场景。《维摩诘经变文》虽是演绎《维摩诘经》“维摩居士生病,佛派人问疾”的故事,但经变文作者的艺术加工后,十几个字的经文有时竟被铺衍成三、五千字的长篇,设想出众多的人物,安排下奇妙的情节,穿插着动人的故事,详细描写富丽堂皇的佛天圣境,以及弥勒菩萨、光严童子、持世上人、文殊菩萨等不同人物在问疾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和变化过程,环环相扣,错落有致,使人读起来犹如步入奇妙的世界,颇耐人寻味。如果剔除其中佛家禅理的说教,就不失为后代神魔小说的雏形。《目连救母变文》则以粗犷的笔触不断展现冥间地狱的残酷刑罚和阴森可怖的场面,同时又塑造一个上穷碧落、下至黄泉,为救生母出地狱,而甘冒一切险阻的目连形象,也很成功。

至于敦煌变文运用神佛斗法、变幻替身,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等高度夸张的艺术描写,已把志怪小说的传统手法同民间传说的丰富想象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如《维摩诘经变文》描摩诸天人众“广现神通”时写道:“更有三头八臂,五眼六通……呼吸毒气,鼓击狂风,得海底之沙飞,使天边之雾卷。掷昆仑山于背上,纳沧海于腹中”。《破魔变》亦云:“更有飞天之鬼,异貌奇形,或五眼六牙,三身八臂,九口十头。”这类变化万千的奇异化身逐渐把人们引入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我们再看敦煌变文显现的“能大”、“能小”的变化,更有骇人听闻、出人意料之妙:“现大身周遍世界,或现小身微尘之内藏形”;“腾身直上,踊在虚空,高七多罗树,头上出火,足下出水。或现大身,侧塞虚空,或现小身,犹如芥子”(《降魔变文》)。当舍利弗变成金刚、狮子、鸟王先后斗败六师幻化的宝山、水牛、毒龙等相生相克的神奇变现,越发使人叹为观止(同前)。大概只有《西游记》中浪漫主义的描写才可与之媲美,可见这类反映劳动人民善良愿望和美好理想的浪漫精神,敦煌文学已得到初步表现,并为后代神怪题材小说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与此同时,敦煌文学在进行客观描写的过程中,还十分注意吸取和运用表达人民意愿的民间传说,使作品涂抹上一层富有理想色彩的浪漫氛围,显现出生动的民间性。《叶净能话》为了表现道教法术的高强,便设想出智斩妖狐、惩治岳神、妙采仙药、观赏蜀灯、畅游月宫等变化无穷的艺术场景,突出描写叶净能“造化能移则移,乾坤要止则止”、“世上无二”的人物形象。至于其他篇中的浪漫化情节也写得生动感人,诸如“山神造寺,潭龙听经”(《庐山远公话》);“摸马举鞍,便升云雾”(《韩擒虎话本》);“死则同圹,幻化复仇”(《韩朋赋》)以及《燕子赋》、《茶酒论》等“拟人问答”,也常常借助想象表达人们对不同情事的爱憎分明态度,使敦煌文学的民间风格得到进一步的表现。


最后,敦煌文学的民间风格还表现在语言通俗化上。敦煌文学的作者大都是长期生活在民间,历尽沧桑、饱尝忧患的僧俗人士,他们在同人民接触和联系过程中,逐渐引起思想上的共鸣,对民间口头语言有更多的了解,因而在创作时才有可能大量地吸取口语俚词,为文学语言通俗化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敦煌歌辞除去部分文人创作或明显经过文人加工的歌辞还沿用纤细绮靡的文风外,大都以简洁炼达的通俗语言,和近似白描的艺术手法,在遣词炼句、写景造意等方面,表露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如写时光流逝:“春去春来春复春,寒暑来频。月生月尽月还新,又被老催人”(《杨柳枝》);写舟船行进:“看山恰似走来迎,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浣溪沙》);写远客思归:“独坐更深人寂寂,忆念家乡,路远关山隔。寒雁飞来无消息,教儿牵断心肠忆”(《雀踏枝》)写态度坚决:“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直待黄河彻底枯”(《菩萨蛮》)。这些词句几乎都是不加雕饰,信口信手拈出,既浅显易懂,又充满诗情画意。

以王梵志为代表的敦煌诗歌在追求语言通俗化道路上又迈出可喜的一步,创造出浅切平易、不同凡响的通俗诗风,如诗中写道: 他家笑吾贫,吾贫极快乐。无牛亦无马,不愁贼抄掠。 你富户役高,差科并用却。吾无呼唤处,饱吃长展脚。 你富披锦袍,寻常被缠缚。穿苦无烦恼,草衣随体着。 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 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

这些诗篇既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又言近旨远,发人深思,表现出诗人追求“直言时事,不浪虚谈”,“不守经典,皆陈俗语”(斯.七七八王梵志诗集原序)的倾向,从而冲破正统诗派的条条框框,抒写出浅切平易的五言通俗诗,为唐诗及后代诗歌通俗化作出了生动的榜样。

此外,敦煌变文、话本小说等民间说唱文学虽受四六骈语的影响,但已较多地使用浅近的文言和简洁明快的口语,如《伍子胥变文》已经出现比较稚拙的白话散文。到晚唐的《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则更为普遍地运用单句散行、流畅口语,初步取代习见的骈文形式。特别是敦煌话本小说更着重于散文叙写,为适应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需要,招徕更多的听众,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也更注意口语化,即使还残存一些文言骈语,对仗也不那么严格工整,逐渐向浅切简朴,精炼畅达的方向转化,创造一种适于讲说的文白兼用、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为后代话本小说的繁荣开辟了新的途径。

敦煌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它那清新质直的民间风格,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代诗词、小说和戏曲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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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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