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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走近崔效杰系列报道之一——西周疃·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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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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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2-1-13 周五, 上午4:43    标题: [转帖]走近崔效杰系列报道之一——西周疃·记忆 引用回复

走近崔效杰系列报道之一——西周疃·记忆



2006年2月,在寿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授予崔效杰“寿光人民勋章”的议案》后,市人大常委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全票通过,决定授予崔效杰院长“寿光市人民勋章”。崔效杰院长是继王乐义、陈永兴被评为“寿光市人民勋章”10年后的唯一一位“寿光市人民勋章”获得者。寿光市人民勋章的评选活动,是以宪法、地方组织法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人民勋章”的办法》为依据,以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推动全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评选出贡献突出、为社会所公认、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公民,授予“人民勋章”。


在浩浩荡荡数以万计的老师队伍中,我只不过是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一名人民教师,充其量只不过是支撑寿光教育大厦的一块“半头砖”。 ——崔效杰




1970年8月,这一个秋天的一个早晨,西周疃村的小学里,新来了一位老师,小伙子不高,但很精神,浑身上下透出一股爽利劲儿。


西周疃人不会想到,这个年轻人的到来,将会改变许多孩子的命运。

这个年轻人就是刚刚从潍坊教育学院(原益都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崔效杰。这个月,他刚刚满21周岁。报到的这一天,他站在这所只有十几间土房三个教室的小学校园里,眼前,有全校惟一的一名老师——18岁的民办教师袁德泗,和23名学生在迎接他。地处寿北,当时的西周疃村连甜水都喝不上,那一刻,崔效杰四处观望,尘土的气息在空气中飘荡,庄稼的清香从不远处悠然地透了过来,他仰起头,初升的太阳让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线。

在这一刻,崔效杰也不会想到,他将在这里挥洒十年的青春,他只是在心里立下了决心:一定,要干出点名堂。

他很快就干出了名堂。

“他肯钻研,不做则已,要做,就是要做最好的,要做第一。勤工俭学是这样,抓学习是这样,搞文艺宣传队也是这样!干啥都是这样。”2月20日,潍坊市滨海经济开发区大家洼街道西周疃村村委,西周疃小学的原址上,袁德泗回忆起了当年的崔效杰。

36年前,崔效杰就是和袁德泗搭档在这所小学里工作。他们吃住都在一起,是真正的同吃同睡同劳动。袁德泗说,朝夕相处,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崔效杰的勤奋和努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适龄儿童来上学,结果,‘刷’地一下子,学校里的学生从23个‘涨’到了72个!”

学生有了,崔效杰有了施展的舞台,他自编教材,教四、五年级复式班的语文和一、二、三年级复式班的数学,晚上,负责扫盲班教学,没白没黑地拼,于是,凡是他教的班,考试全部是公社第一名,西周疃小学也一跃成为道口公社乃至全县的重点小学。

几年后,当他的第一届毕业生参加中考时,有6个人考上了中专,许多学生的人生因为崔效杰的到来而得以改变。这件事一下子轰动了当时的道口公社,从那时候开始,在四里八乡乡亲们的眼中,崔效杰成了好老师的代名词。直到现在,崔效杰这个名字和他曾经创造过的辉煌还时常在乡亲们的闲聊中被一再提起。

可崔效杰不光教书教得好。

“谁都知道,哪里的学校不大好,就把崔效杰调过去,整理整理就变好了。而且他不光教得好,他为人也好。俺大家伙儿到现在也都念着他的好。”西周疃村的老支书,83岁的袁崇山说,因为崔效杰把西周疃小学管理得好,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袁崇山曾不止一次代表村里到公社和县里作典型发言。

“那时候他骑一辆自行车,可在村里十来年,从没见他在村里骑过,凡是进了村,都是推着走。”说起崔效杰,袁崇山有点激动,“为啥?因为他觉得骑上去对乡亲们不够尊重!如果不信,你尽管去村里问,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

西周疃村的街上,几位在晒太阳的老人证实了这一说法,一名姓袁的老人补充说:“1974年,弥河发大水,崔效杰还抱起自己的被子填在了围子墙被冲开的口子上呢!那个年代,他除了被子还有啥?”

“崇拜!对我的老师,我这个学生一生都崇拜!”崔效杰当年的学生,西周疃村的党支部书记刘志东说。

在刘志东的心中,老师似乎永远都是那个令他们怀念的,成年扑在学校里,扑在学生们身上,星期天从不回家,都是师母带着孩子到学校“探亲”的人。

可崔效杰并非一年到头不回家一趟,过年的时候,他一定会回家。袁德泗回忆起了崔效杰的回家过年:“每一年的三十下午,他都会带着孩子们,敲着锣,打着鼓,去给烈军属们贴对子,贴完了对子,他再回办公室收拾收拾,打扫打扫学校的卫生。等天快擦黑了,他才骑上自行车,往家里赶。”

崔效杰的家在留吕镇,距离西周疃村50余里。那些年,崔效杰就是这样过年。

1980年6月24日,崔效杰调任原留吕公社教育组党支部副书记,分管初中业务,兼任留吕二中校长,结束了他长达十年的小学教师生活。

从1980年至今的26年间,崔效杰每年都会再回到西周疃村,看望村里的几个生活困难的老人。

崔效杰曾说过,“我热爱脚底下这片校园热土,我热爱从事的神圣教育事业。”




留吕·七连冠




作为一名教师,应该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努力照亮孩子们纯洁的心灵,用自己的良心去向孩子们传授知识,向每个孩子倾注爱的心血。

我发现自己属于热爱孩子、疼爱孩子,总是想方设法教好孩子,从心底盼望孩子长成参天大树的那种人。

我是大家的校长,大家也是我的校长。——崔效杰




1981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暑热难消,蛙声中,苏芝田灭了灯,刚要躺下休息,他的门却被人给推开了。


崔效杰走了进来,手里提着一只手电筒,笑着说:“走,跟我干个好事儿去!”

苏芝田有点疑惑,一向挺严肃的新校长咋想起玩了呢?没敢多问,他跟了出去。

两人来到校园里的池塘边,崔效杰把手电筒塞给了苏芝田:“看看哪里青蛙叫,你就给我照出来!”一边说,一边自己脱了鞋,挽起袖子,就顺着岸边开始寻找。

每照到一只,崔效杰就马上趴在岸上,半边身子探到水上,借着亮光看准了以后,两只手抄到近处,再“呼啦”一下,逮上一只青蛙来。那一晚上,他们一直忙到深夜,逮到了几十只青蛙。

从此,捕青蛙成了崔效杰和苏芝田等教师在那个夏天的晚上必做的“功课”,而上晚自习的孩子和老师们因此得以在炎热中享受到难得的一份宁静。

74岁的苏芝田已经退休多年,但2月21日,回忆起这件事时,当时的每一个细节他似乎都历历在目。

当时,留吕公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小事,但1981年的中考结束之后,一个消息却让所有留吕人震惊和赞叹:留吕二中中考成绩全县第二!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第一反应都是相互质询,然后,再通过他们可以采用的所有渠道去打听、去证实这个消息的准确性,因为很少有人会相信一个全县倒数第二的学校在崔效杰到来之后,仅一年时间就一举拿下了全县中考的第二名,一跃成为了全县的“榜眼”。

全县的“榜眼”在第二年就变成了“状元”,并在这个第一名的位置上稳稳当当地坐了七年之久。

这就是留吕人至今引以为荣的留吕教育“七连冠”。多年之后,几名留吕教师在写给崔效杰的信中还这样表述: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从父辈和老师们的口中认识了您,从昔日留吕教育的火红年代到今天寿光教育园地的繁荣昌盛,你用自己的智慧和实干精神整整影响了并正在影响着一代人……

“从倒数第二到‘状元’,崔效杰完成了一个在许多人眼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创造了一个奇迹。可要我说,崔效杰拿不到这个第一才是真正的奇迹,拿第一是必然的。”郭玉梅说。

郭玉梅在崔效杰1980年到任留吕二中校长之前在一所小学里教学,是民办教师。崔效杰到学校不久就把他“挖”了过去,担任毕业班班主任。“当时,我不太想去,可是,崔校长一次次去叫我,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不跟着他干了。”60岁的郭玉梅说起当年崔效杰的“三顾茅庐”,言谈中仍透出一种自豪。

在郭玉梅的眼中,崔效杰最大的特点是待人好,待学生们好,待老师们更好。郭玉梅说:“崔校长当校长,咱们这些当教师的都不好意思不拼命啊。”

“我想在村里盖屋,批不下宅基地,是崔校长跑到村委给我协调下来的。等盖的时候,崔校长又带着学校的老师给我拉好砖,买来灰,比自己盖屋都上心啊。浇地、买化肥柴油、割麦子,就连我儿子后来找对象,学校都是帮了忙的啊!那时候,他还主持着给一个老师分过家呢。你说,摊上了这种校长,你能不好好教啊?”2月21日,留吕镇郎家村,退休多年的郎咸秀说。

当年的留吕公社,曾有一位老师没人敢要,因为这位老师虽然教学水平比较高,但有点傲,又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崔效杰却认准了他,硬是要了过去,然后,又是跑宅基地,又是帮忙买化肥买农药买柴油,甚至帮其处理邻里关系。几年以后,这位四十多岁的汉子在入党宣誓的时候,竟像个孩子一样,当着几十个人的面“哇哇”地哭了起来。

“士为知己者死,崔校长这样管理,能不壮士用命?”崔效杰的“老部下”、时任留吕二中教导主任的王立祥感叹。

对教师如此,而在学生们身上,崔效杰更是耗尽心血。留吕镇教办副主任李汉良也是崔效杰当年的同事,他说:“学生们不全睡,他不会睡。崔校长是当时睡得最晚的人,每天都是。”

“三年的初中生活,我们一直沐浴在崔校长宽广博大的爱里,时刻感受着他正直坦荡的人格魅力。从崔校长身上,我们收获了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现在潍坊师范学校工作的孙秋梅这样表达她对崔效杰的尊敬。

崔效杰在留吕担任校长和教育组组长的那几年,慕名到留吕上学的学生中,有东北的,济南的,烟台的,青岛的,潍坊各个县市区的更是挤破了门,一个班学生数最多时曾达到90余人。

“崔效杰调走后很长时间,留吕教育仍是居于全市前列,但前几年出现过波折,不很稳定,最近几年,又有了一定的回升。”留吕镇教办主任马效军坦言,在崔效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负责教育工作,压力很大。

留吕镇党委书记张明水说,崔效杰曾经创造过留吕教育的奇迹,也创造了寿光教育的奇迹,“寿光人民勋章”授予他,实至名归,这也是留吕人的骄傲。

1987年,崔效杰借调到当时的县教育局,负责筹建县职业教育中心,这一年,他38岁。

在留吕镇的7年中,所有的春节他都在学校里度过,因为学校放假期间需要人护校。那些年,下过很多次大雪,年三十下午,崔效杰的妻子总是背着一家人的年夜饭,领着三个孩子,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一步向学校赶。

她们的背后,厚厚的雪上,总会留下几行脚印,在寒风中,这些脚印在孤独地歌唱。




杨家·拉锯战

我认为,校长是教师的教师,是师生的楷模,有什么样的校长,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职员工。要办好一个学校,校长必须用自己高尚的人格来带动全体教职员工。


校长应该是一个学校中最能干的,是一个带头的兵,请大家看我的。

众人是圣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是一个学校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谁赢得了师生,谁就赢得了学校发展的力量。——崔效杰




十九年前,孙守强曾经“打”过一场拉锯战,现在提起这场“缠斗”,他还“心有余悸”。


十九年前的1987年,孙守强是圣城街道杨家村的党支部书记,1987年的夏天,对包括他在内的杨家村村民来说,是个充满了期待的季节。下雨阴天地里没活的时候,大家伙儿都蹲在自家的屋檐下,掰着手指头算账:“就是县里给出的价再低,按一亩一万五算吧,这八十多亩地得给咱村多少钱?凡是占了地的户一分,那日子,有多好!”

孙守强还清晰地记得,从县里传出消息要征村里的地建职业高中开始,他们就盼着能多拿到点钱了。

就是这个时候,崔效杰来了。崔效杰的到来,使孙守强和村民们的期待落了空。

孙守强用“恐怖”来形容那些日子:“这征地款牵扯着全村几百口子人的利益,不是小事,我哪能说降就给降了?可是,你走到哪,他就跟到哪。粘啊,缠啊,把人烦死。”

而最让孙守强和村委成员们难受的,是崔效杰把当时镇上的领导,教育局的负责人全都“搬”到了杨家,给大家开会,和大家谈心,摆事实,讲道理,分析利害关系……

于是,一万五一亩的“标准”被一降再降,杨家人的期待被一点一点地“蚕食”掉。最后,孙守强拍了板:“一亩一万二,不能再低了!再低了,我们这些人没法向村民们交待!地是咱们的命根子,难道白送不成?”

崔效杰又跟了上去,要求再商量商量。这一商量,就到了1987年11月20日。这天晚上,在孙守强家“拉锯”的结果是又谈崩了。夜深的时候,崔效杰说,这样吧,你们几个再出去商议一下,回来咱们继续谈。

孙守强就和村委成员走到了院外的街上商议,一边小心地观察着周围,防止被再次偷听。因为曾经有一次,当孙守强等人商议完毕,推开院门想往屋里走时,看到和崔效杰一起的一位老师正尴尬地站在门后。

11月21日凌晨2时许,孙守强和崔效杰分别代表村里和学校签订了征地协议,每亩地11500元,比孙守强和村民们商定的最低价还少了500元。“500块钱,是当时一个整劳力差不多一年的收入。签了以后我和崔校长说,你可把我们杨家人给坑苦了啊!”提起当年的那一幕,孙守强连连摇头。

孙守强后来给崔效杰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下联是:“坑害”杨家全体村民;横批:难缠。

在崔效杰与孙守强进行“拉锯战”的同时,另一场“拉锯战”也正在留吕人和教育局间进行着。当时的教育局局长姜思义回忆,1987年,留吕的党委书记找到教育局,坚决不让崔效杰离开。姜思义说,当时教育局调崔效杰担任职业高中校长,确实感到了一定的压力和阻力。但是,建职业学校这样一副担子又确实需要他这样一个人去挑。

已经38岁的崔效杰认认真真地挑起了这副担子,并且挑得很漂亮。仅仅是9个月时间,79.55亩粮田变成了一座崭新的学校,5栋新楼拔地而起,总使用面积近万平方米,总投资过百万元。校长崔效杰实践了他“当年建校,当年招生”的诺言,1988年9月20日,职业高中举行开学典礼,6个班300余名学生入校就读。他又给寿光人送出了一个惊喜,从那天开始,寿光拥有了一所硬件设施位居全省乃至全国同类学校前列的职业学校。

学校建设过程中,籍星华是分管基建的总务副主任,2月22日,回忆起当年的建校,他连连说不容易。“那时候,崔校长和我们都是吃住在工棚里,没白没黑地靠着。啃几口馒头,就一块咸菜,这就是好生活了。碰上个阴天下雨,裤腿一挽,也要‘扑哧’、‘扑哧’地踩着泥地继续干啊。不这样干,这一大片南高北低的庄稼地咋能变成学校?”籍星华说。

籍星华现在还记得一个小插曲:“有一次,工人们刚把水泥和出来,他就过去和人家说水泥标号不对。请监督站的人来一查,果然是工人们偷用了低标号的,想蒙混过关。”
崔效杰怎么会认水泥认得这么准?直到现在,金隆建筑公司副经理、当时施工队的承包人孙思民也没想明白:“我当时不在现场,后来工人们和我说了之后,大家议论了半天,最后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摊上这么个校长,施工的都头疼啊!”

施工方被崔效杰弄得很头疼,老师们却被他弄得挺震惊。潍坊科技学院副院长刘建民至今还经常提起他报到时遇到的“蹊跷事”:“我那时候才20出头,刚毕业,报到的时候,来到崔院长的办公室,当时的那个黑乎乎小工棚,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建筑工坐在那里,头顶上吊着一盏度数不高的电灯,还没等我问,他就站起来叫了我一声老师。”

这个叫刘建民老师的“建筑工”,就是崔效杰。

人生中第一个叫自己老师的不是班里的学生,而是学校的校长,刘建民说,这件事他会铭记一生。

而在比刘建民早报到两个月、潍坊科技学院办公室主任李成祥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崔效杰的“办教育”:“建筑公司、安装公司、筑路公司、机电厂、汽修厂,短短一年就办起了这么多校办企业,还与各个企业联合办了各种培训班,这些举措不但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还给学生们提供了实习机会,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

在成功地完成了职业学校建校工作之后,1989年2月,崔效杰正式调到教育局,开始担任寿光县教育局副局长。

当年,刘建民、李成祥等十几名年轻教师挤在教学楼四楼的一间单身宿舍里,二十出头的他们都精力旺盛,有干劲,教学认真,晚上10点多睡,早晨5点多起。

当年,38岁的崔效杰就住在同一座楼上二楼的一个房间中。

2月22日,刘建民、李成祥和其他几名被采访者都不约而同地提起一件事:从他们报到开始,到崔效杰1989年初调到教育局为止,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们没有摸清校长的作息规律,不知道他起得多早,睡得多晚……

“价儿压得再低,也不是为了他自己。实实在在说,对崔效杰,咱杨家人这心里还都是竖大拇指的。”孙守强这样说。





红拉达车·“查”大王




教师为了教书育人,除了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传授知识之外,教师自身就是学生学习的榜样。学生的模仿性很强,你的思想、品德、学识、作风、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是穿着打扮都有启发育人的作用。


教师的价值,体现在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上,体现在为学生、为教育事业付出的大小上。——崔效杰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里,当时县教育局的一辆红色拉达车曾经令寿光的许多中小学校长颇为头疼。

“看到这辆车开过来,第一个感觉就是紧张。”2月23日,65岁的王安修坐在沙发上聊起了往事,那时候,他担任着寿光镇的教育组长,“不能不紧张啊,车一进门,那就是他来检查,而且不是一般的检查,是细查。他啥都知道,又细,要求又高,一不小心,就让他给查出点毛病来。”

王安修说,崔效杰对寿光镇学校的了解,比他这个教育组长都透,城区几个学校有什么问题,有哪些教师,甚至校园里的绿化美化,什么地方是花,什么地方是草,崔效杰都摸得很清楚。至于哪个学校哪间教室在哪一节课上有哪个孩子被老师给撵到了课堂外面去,更是经常在自己还不知道的时候被崔效杰问起。因此,每当望见崔效杰经常乘坐的那辆红拉达开过来,他们这些教育组长就开始暗自忖度哪个地方又出了问题。

时任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的邵云龙对崔效杰的“查”深有体会,他为崔效杰总结出了“九查”:大查、小查、打招呼查、不打招呼查、明查、暗查、随查、复查、回头查。“随查就是走到哪查到哪,复查就是隔段时间再查一回,回头查最厉害,点出缺点以后,他回过头就跟着检查!这八种检查,不管哪一‘查’,都够人喝一壶的!”邵云龙得意地说完“九查”,自己也禁不住哈哈大笑。

可在1990年,崔效杰因为“查”得太“投入”而“栽了跟头”。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小学一般在上午10时以后开始上自习,检查教师是否在教室中蹲班辅导学生也就成了崔效杰的一项日常工作。这年夏天,崔效杰带着邵云龙等人从台头镇的一所小学检查完,出校门后,看到西边一个邻村有处飘着国旗的校园,就要求司机把车开了过去。“我当时就觉得很怪,因为这个学校咱不熟啊,没什么印象,他又赶得急,没来得及说。”邵云龙说。崔效杰却没顾得上想这些,当时,他的心里只想着“查”,看学校里有没有把教育局的要求落到实处。

那一次,崔效杰进去查的是广饶县一个村的小学。



时间过去了16年,邵云龙把当时他为崔效杰准备的一个外号说了出来:“‘查’大王!啥都搁不住他这么查啊,哪个学校的人都甭想糊弄他,凡是有问题的,伪装得再好,让他一查就稀哩哗啦了。”

可姜思义就是认准了崔效杰的认真,欣赏他的投入。

1984年春,姜思义开始担任教育局长,直到今天,他还记得寿光基础教育当年的惨淡:“我跑遍了全县的中小学,心里那个急啊。学校也小,房子也破,桌椅板凳更不用说,‘黑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泥孩子’,校舍不像校舍,学校不像学校,全县数下来,公办教师一共才两千多,教学的主力军几乎是民办教师,百废待兴啊。”

麦假,姜思义来到了留吕。他却没能见到崔效杰,看校的老师告诉他,崔校长陪学校的老校长到潍坊看病去了。而此前,姜思义已经了解到崔效杰的父母和妻子都在农村,还有三个孩子,一个女人种着六七个人的地。

那一刻,姜思义明白了留吕教育为什么会一枝独秀,明白了崔效杰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的赞扬。在这位刚上任的教育局长心中,崔效杰这个名字有了重重的份量。

1987年,崔效杰受命筹建职业高中,在工地上,姜思义又见到了他的妻子。“就在那个小工棚里,瘦啊,人也黑,眼窝陷进去,显得眼格外大,斜着靠在床沿上,我问崔效杰她是不是病了啊?他跟我说没事。我回局里就打电话把他叫了过去,一问,是甲亢!甲亢能这么拖吗?可崔效杰就这么拖,他就敢这么拖!”

1989年2月,春节刚过,正月初六,崔效杰到教育局报到,正式就任教育局副局长,分管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仪器、电教、勤管、财务、普教等12项工作。

仅仅三年以后,1992年的冬天,姜思义即赶往济南,去申请一次检查验收。

“人家计划里根本没有寿光,一开始,省教委根本不相信寿光能达标,不同意到寿光来。后来,经过我们一再申请,他们才同意顺便到这里来一趟。”姜思义说。

省教委九年义务教育达标验收组的到来,使崔效杰和他热爱的寿光教育事业一起,将写有寿光的旗帜插上了一个令全国2000余个县市区望尘莫及、叹为观止的高峰上,创造了建国以来寿光教育的第一次辉煌:寿光在全国率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一举通过省、国家两级教委验收,列全省第一位。在1992年,全省仅有4个县市区通过验收。

“因为这次验收,国家教委的副主任和崔效杰成了好朋友!全省第一,全国也是前几名,这对全县一万多教育工作者、20万中小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才三年,一栋栋楼就都跟留吕一样竖起来了,一个个教师就都成了精兵强将,一所所学校就都处处敞亮、鸟语花香,三年,崔效杰就能把他负责的基础教育这一块给拾掇成这样!就把寿光教育给翻了个天!”提起当年,姜思义情不自禁挥动手臂。他说,从那一年开始,他每天的工作安排中就多了一项:陪同络绎不绝前来寿光考察教育的领导和同行参观学校。



“辉煌是干出来的。你能想像一个教育局的副局长一星期批1000多本学生作业吗?”邵云龙问。

1992年,崔效杰在全县中小学中推行写字教学改革,为了检查落实情况,他每周亲自批改各个学校交来的学生写字作业1000多份。半年时间,经他批改的学生作业总计近3万份。而与此同时,那辆红色的拉达车依然频繁地来往于各个学校,崔效杰的身影依然在忙碌地穿梭着。

“一个正常工作的人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他就有,因为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他是白天在下面跑,晚上在办公室搞通宵!”姜思义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崔效杰办公室里通宵灯火通明的那些日子。

在办公室里熬通宵的崔效杰,目光早已越过了那些时光,随着手中香烟一根接一根的燃烧,他的心正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高。

“‘专家想得到的,我们也能想到;专家可以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到。只要我们在工作上肯钻研,积极探索,我们也可以是专家’,有一次开会,听他这么一说,我大吃一惊啊。心里想,这崔局长个儿虽然不高,心可够大的。现在回头想来,他是早有准备啊。”王安修说。

崔效杰当然有准备,他所倡导的“初中单元达标教学”受到中央教科所高度肯定,制定的“教师教学水平十达标标准”全国推广,制定的“校园环境十化标准”被潍坊市教委作为推广项目、山东教育报整版报道……

1998年,崔效杰到师范工作,着手创办英才教育集团。

从1989年的夏季开始,每一年的雨季,中午,雨雾飘洒的弥河岸边,经常会有一个人的身影出现,他时而奔跑,时而缓步,时而立在雨中凝望滔滔河水,这个人就是崔效杰。

中午,他不午睡。他在看有没有孩子偷偷下河。

他曾经说,当了一辈子老师,我最喜欢的,就是孩子。

姜思义说,崔效杰这个人,打心眼里喜欢孩子,从没见过一个人,像崔效杰一样喜欢孩子……




两面墙·三座楼


在寿光师范取消之际,我到师范当了校长。这一纸调令,在我看来,绝不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是千斤重担。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怕穷,穷能变富;不怕弱,弱能转强;不怕落后,后来都可以居上。智慧可以改变一切,就怕缺少人才。

我们的爱心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着眼于最细致入微的点点滴滴。当家长把孩子交给我们,连同信任的目光一起,我们怎能不倍加呵护小宝宝的衣食冷暖?英才幼儿园的名字,就是我们的宣言。   ——崔效杰







“走过了一生有多少珍重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我总是选错了方向伤心却又不能忘/放不开魂牵梦系爱的你无处说凄凉/回首灯火阑珊处是否还有你/说起来人生的仆仆风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难舍又难分已无可追寻烟消云散的往昔。”

一首谭咏麟的老歌,《难舍难分》,许多年前,这首歌曾经在街巷间流传。伤感的歌声,郝树强也许听过,也许没有。但在这一刻,不会有人忍心去追问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的他这样一个残忍的问题。

郝树强低下头去,习惯性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可是,失控的泪水依然在流淌,双肩起伏的他扬起一只手说:“对不起,对不起。”

良久,郝树强抬起头来,用双手擦掉眼泪,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说起他,我就想起了阿姨!”

郝树强,男,36岁,现任职于市招商局。1998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外文系的郝树强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1998年6月8日,崔效杰到寿光师范学校任校长,不久,郝树强被聘任为英才幼儿园的幼儿教师,成为我市乃至全省第一位“男阿姨”。

郝树强说,因为喜欢孩子,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曾经有过考幼儿教育专业研究生的想法,但也只是一个想法。在崔效杰找到他之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真的去当一名幼儿教师。可是,崔效杰找到了他。

“刚开始,我太意外了,甚至认为他这个想法很荒唐!但崔校长找了我许多次,我们一起谈,他给我描述了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快乐、孩子的眼睛、幼儿园里给孩子们准备的大沙盘,这一切都打动了我。我感觉和这个快五十岁的校长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最后,我决定回来。”

郝树强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难忘也最值得留恋的一段时光,“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心中是那种特别纯净的感觉。”他说。

继郝树强之后,崔效杰又聘请了印度籍外教阿兰,开了我市幼儿园双语教育的先河。

那一年,在已经并入寿光师范的教师进修学校原址上刚刚建校的英才幼儿园第一次招生就以省级示范幼儿园的身份开了学。



1997年,市教师进修学校与师范学校合并,但教师进修学校原有的围墙却一直没有拆掉,只是在墙上开了两个门,方便进出。

崔效杰到师范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推倒两堵墙,其中之一就是横亘于教师进修学校和师范学校之间的墙。“推倒了这面墙,进修学校和师范才真正实现了人事和形式上的完全合并,两校的人才真正成了一家人。”说起这面墙,时任师范学校副校长的刘效武体会最深。

1998年7月30日,崔效杰又推倒了另一面堵了四五年的墙,那一天,震天的鞭炮响了许久。

已经退休许多年的老教师范波有记录天气情况和生活大事的习惯,几十年下来,他积攒的记录本已经有厚厚一摞,每一本上,都密密麻麻地记录了身边曾经发生过的大事。2月24日中午,他抽出其中的一本,准确地找到了关于这堵墙的记录:1998年7月30日,天气少云,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师范扒墙开门。

范波所住的楼在原师范学校的东北角,在崔效杰决定推倒之前,这堵墙曾经“堵”了这座楼上的居民们许多年。“因为我们这些老教师和师范不是一个单位,所以,师范朝南开门,我们这个楼单独朝北开门,平时买菜、出门、孩子上学,都得向北绕健康街。”范波回忆。

但崔效杰说,教育无国界,更不用提校界了,只要是老教师老干部,不管是哪里退下来的,都是一家人!

墙推倒之后,楼里的老教师们找出了一串串长长的鞭炮,像过年一样庆祝。



两面“堵“在学校和老师们心中的墙都已经推倒,崔效杰水杯中的苦丁茶依然一杯接一杯地被他喝下去。

刘效武说:“他不抽烟不喝酒,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苦丁茶。那茶,苦啊。可是,那些天,他就是一杯接一杯地喝。为了啥?学校风雨飘摇,他心里苦,有火啊。”

1998年6月8日,崔效杰到师范的第一天,在全体教职工会上,他这样说:“我到寿光师范来当校长,虽非受命于危难之时,但确实是受命于非常时期。”

翻阅崔效杰在师范时期留下来的资料,困难、逆境、非常、信心、重担等字眼频繁地出没其间,透过这些字眼,不难想像师范刚刚取消之际崔效杰的艰难。

一个“生死未卜”的学校,一支“军心动摇”的队伍,一个前途渺茫的未来,年届天命之年的崔效杰,正面临着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决定突围,转!将有着悠久历史的寿光师范转成普通中专,创办集团式学校,附设幼儿园,设置初中部、培训处,创办书画函授大学,联办研究生班,办一所集幼儿园、附属小学、初中部、中师部、电大处、教师进修处、书画函大和研究生班于一体的教育集团——山东省寿光市英才教育集团。

7月,招生;8、9月,开学。

结果,幼儿园爆满,180名幼儿入园;初中部招生400人;中师在维持原有规模的基础上,扩招323人;电大培训学员800人;教师进修学校仅一学期即培训4000余人次……

“不可思议。谁能想得到,眼看着快没的师范就这么着活过来了!”2月24日,当时学校的副校长杨振华笑着说。



崔效杰在师范的一年多时间,学校盖过三栋宿舍楼,其中的一套房曾经让张炳炎很为难。

张炳炎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没钱啊,亲戚都借遍了,就是凑不齐那六万五千块钱!”

那一年,张炳炎的老伴病重,前前后后花掉家中积蓄7万多元,老人再也没钱了,但房子已经快盖好,他的心里好凉:“我跟孩子说,看来这房子咱们是要不起了。我在医院照顾你母亲,你去和校长说一声吧。”

当儿子带回了崔效杰一张6500元的存折时,张炳炎流泪了。

2月24日,提起那一刻,老人再一次热泪盈眶:“我老伴住院那天,人家崔效杰老伴也做了手术,大病啊!可第二天他先跑到医院来看咱!我一个退了的,没在人家手底下上过一天班啊。你说,人家凭啥对咱这么好啊?”

74岁的老人,两眼满是泪水。

张炳炎至今还住在这栋楼里。

刘效武说,有了这三座楼,师范人的心,就都在学校里扎下了根,散了的人心又聚在了一起。

“队伍不再不好带了!”杨振华笑。



2月24日,寿光一中党委副书记杨信之说:“我当时是总务主任,崔校长不止一次和我们说,只要这三座楼的三小间一年不漏水,一年奖2000元。这么多年了,这楼上还真没一个漏水的!”

但这一次,崔效杰没有兑现他的承诺。

1999年12月31日,寿光市委、市政府决定,以山东经济职业技术进修学院为依托,合并潍坊化工学校,兼并寿光电大、寿光中专、寿光成人中专、寿光第一职业中专的职能,六校合一,组建齐鲁经济学院,申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崔效杰担任院长,这一年,他整整五十岁。

2001年,学校定名为潍坊科技学院。

崔效杰任院长。

张炳炎说,崔效杰离开学校这几年,两人只见过二次,一次是在街上遇见,另一次,还是在街上遇见。

现在,范波依然坚持每天记录天气和生活中发生过的大事,一天一天,一页一页,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2000年5月,郝树强离开了他至今留恋的英才幼儿园。

不久,印度籍外教阿兰也结束了他在寿光的工作。

郝树强说,崔效杰这样一个人,很好,只是委屈了家人,特别是崔效杰的老伴,他想念的阿姨。

郝树强说,不敢去看阿姨,怕阿姨陪自己聊天,因为仅仅是说话,也可能累着被病痛折磨的阿姨。



家·企盼



我最崇尚陶行知所说的一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爱满人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就应该发扬这种精神。

为学院建设,为大学创办,学院人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大家没有八小时,没有节假日,白天就白天,晚上就晚上,撇家舍业,一心扑在工作上。

工作是干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不是夸夸其谈谈出来的,没有实干的精神,什么工作也干不成,什么工作也干不好。——崔效杰





崔效杰这个院长很难找,有时候,他的办公室主任也找不到。

2月27日,上午7时30分,潍坊科技学院东院,办公室主任李成祥开始寻找院长。可是,找不到。半晌,才知道他已经到西院开会去了。

7时45分,李成祥赶到西院,西院的一位老师告诉他:院长已经开完会,到东院去了。

8时整,李成祥返回东院,又等了一会,才见到了崔效杰,开完会后,崔效杰已经到两个校园都转了一遍。

“今天早上七点五分,我就到楼下等着他了。这六年,六七点钟出发,经常!”司机郭宝华说。

已经开了一个会的崔效杰洗过手,依然脚步匆匆。他开始上楼,肩膀上披一件黑色上衣,一半搭在肩膀上,另一边斜挂在背上。50多岁的他弓着腰,怀里抱着一摞文件,一级一级地上楼。

崔效杰在三楼的办公室里,桌子上也有厚厚的一摞文件。

崔效杰开始看文件的时候,1998年退休的教师于宗元正在细细地看办公楼的门口张贴的一个文件。

“这几年,每年我都要回来四五趟,看看咱们学校。”于宗元说,他现在住在羊口镇寇家坞村,“一趟一个模样啊。这些老师我还认得的已经没几个了,可是,学校好了,咱这心里就高兴。高兴啊!”

“在学院工作,虽然大家都没有节假日,没白没黑,但心里透气。”另一名司机郭立文这样说。

李成祥说,有了崔院长,学院的人心齐。



西周疃、留吕、职业高中、师范、潍坊科技学院,崔效杰在很多单位盖过房子、很多栋楼,这些房子中,没有一套是属于他自己的。

至今,他仍住在教育局家属院的一套房子里。

曾经,李新英很喜欢这套房子,她一天到晚地收拾,地下每一块瓷砖,房间每一个角落,每一件家具,洗洗刷刷,精心布置,心甘情愿地忙碌,因为这是她的家。

可现在,李新英已经好久不曾收拾了。

因为她已经站不起来了。



1998年,手术。

2003年,第二次手术。

2004年,第三次。

2005年,第四次。

现在,李新英只能躺在床上诉说,诉说她和崔效杰的一些往事。她说,对不起,我起不来,不能给你倒水了。

“开始,他在西周疃,平常回来得少,年底,往往是年二十九才回来。”

“到了留吕,离家近了,他还是回来得少。我一个人种着五六个人的地,赶上黑夜浇地,就更盼着他回家。我一个女人家,撂下三个孩子在家,荒郊野坡,打个灯笼,守着水泵,一看就是一晚上,井边儿上是一片坟,就是新埋进去人,我也得守下去。我害怕,我盼着他来啊!可我觉着他也是顾着孩子们,我理解他。”

“后来来城里建职业高中,也是很少回家。在家,我推着六百斤的车子,上面坐上两个小的,后面还跟着一个闺女,我瘦到一百斤不到,有时还是得拉着孩子跑几十里路去看他。”



李新英回忆,那些年,她最重的时候是107斤,后来进了城,她稍稍胖了些。

“到了教育局,他当了副局长,在教育局有了家,挨得近,我想这回能回家了吧?可我还是等不到他,自己不建学校了,他又带着全县建学校!天天晚上10点多回家。”

“1998年去师范,我跟他说,把孩子给人家待好,别给人家拉下账。没等学校建好,我就病了,手术完了,躺在病床上,盼着他来和我说说话,给我倒杯水。有时,看他累得趴在床上睡了,我也不忍心叫他。”

“1999年,我好点儿了,站起来和他去师范转,去看新学校,高兴啊,以为可以安稳一会儿了,可以和他说说话了。可是,2000年,他又去学院了,我跑到东边儿去看,草高到脖子啊,我的泪就下来了。我买了纸、饼干,跪到草地里就朝着四面八方磕头,求老天爷,让他顺顺当当地再建一回校,招来的孩子们都别受难为,都顺顺当当成才,保佑那些离退休的老教师们也都平平安安。别给人家拉下账,别让人家在背后说他崔效杰!”

“那一年,2003年,我痛得身子都折成了‘对虾’,满头满脸的汗!可是,我高兴。我坐上5路车,一抬头,一车人都是他的学生啊。”

李新英说,现在,更盼着他早回来。

李新英说,得病这7年多,她胖了,都快140斤了。可是,她已经站不起来了。“他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侍候我,他累啊,他这一辈子磕磕绊绊,也不容易!”

李新英说,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到外边走走了,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开了春,暖和了,出去走走,去看看学校,看看天,闻一闻家外面的空气。



2月27日,西关小学校长苏天友说,当年和崔效杰一起工作的时候,崔效杰都是深夜赶回家干农活,好多次,他们自己找到崔效杰家,争着抢着,去帮着李新英干农活。

崔效杰的女儿崔珍说,现在回想,爸爸其实很顾家,他的心一直守着妈妈和她们兄妹几个,只是,与很多很多父亲比起来,他的心被工作扯得太远了。为了那么多孩子,他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家,顾不得。

“我爸和我妈去看病,在医院里陪我妈,也是不断地往学校打电话、写信,他的心既在我妈的身上也在学校里。”崔珍说,眼眶湿润。

李新英躺在床上,静静地诉说,脸色已经开始红润的她,在企盼着春暖花开。因为,花开的时候,她就可以站起来了,可以走出去,可以再看一看学院和学生们。



联合国·大学之道



办好潍坊科技学院,让每一名学子都成为有用人才,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心愿。

千重要万重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最重要;一千条一万条,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第一条。

学院前进的历程,是一路风雨,一路坎坷,一路拼搏,一路探索,一路歌声,一路辉煌。——崔效杰





2005年10月29日,对闫士启和马春雨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他们被塔塔(TCS)公司聘用,试用期月薪2300元,成为正式员工后,月薪8000元。2005年年底,塔塔(TCS)公司为两人办理了出国护照。

闫士启和马春雨是在与毕业于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100多名应聘者的激烈竞争中,凭借流利的英语、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过硬的技术功底,接连闯过笔试、技术面试、管理面试三个环节,一路过关斩将,脱颖而出的。

TCS公司是目前亚洲最大的软件服务公司,为包括全球500强在内的世界著名企业提供电子商务服务、IT服务及相关工程技术服务。其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在杭州设全球研发中心。

“事实证明,我当初选择到潍坊科技学院中印计算机软件学院就读是正确的。感谢中印计算机软件学院的中方老师和外教们!”闫士启这样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激。



中印计算机软件学院院长张建华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崔效杰是如何把软件学院引进来的。

“2003年春,崔院长在报上看到一则短消息:36家印度软件公司集体落户威海。再平常不过的一条消息,他却捕捉到了机遇,马上安排印度外教普拉提克先生跟印度方面联系,不到一个月,就和印度迪特恩软件学院达成了协议,共同举办潍坊科技学院中印计算机软件学院。印方一下子就派来了包括3位博士、6名硕士在内的16名教师和管理人员,当年秋季就招生1300人,学生不出国门就能留学了!大手笔啊!”

张建华说,目前,中印计算机软件学院有3000多名学生在读。

“从来到学院开始,崔院长就一直在带着大家办特色大学,内攀高亲,外交远朋,把国际合作作为学院异峰突起、出奇制胜的法宝。他经常说,要把‘八国联军’请到家里来,让他们为我们的发展出力。现在,学院光外教就有33人,印度、英国、荷兰、韩国、日本、乌克兰,细细一数,还真是个‘小联合国’了!”2月28日,学院副院长张子泉说起崔效杰,神采飞扬。



潍坊科技学院现占地2000亩,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总资产5.35亿元,教职员工1368人,全日制在校生18650人。现在的学院,再也不见那片草高到脖子的荒地,再也不见昔日的清冷。崔效杰已经把他脑海中的“千亩校园、万人大学”变成了现实。

但谁都知道,为了这个“联合国”,为了这所“千亩校园、万人大学”,崔效杰付出了多少。

“下了班,还有星期天,他都是搬个马扎,坐在工地上,一蹲就是一两个小时。特别是晚上,他绕着工地转转悠悠,一趟又一趟,来看学院有没有人靠在现场。后来,施工工人全都认识他了!让人很感动。”说起崔效杰,市一建公司副总经理韩祥泽至今赞叹不已,“他还特别懂行儿,哪个地方不对付一眼就能给瞅出来。去年,我们公司给建的四个楼验收时全是优良!碰上这种院长,想不优良都难!”

学院基建维修办公室主任寇兴亭则说起了崔效杰的“严”:“就是楼里穿上的电线,崔院长也能分出好坏来!有一座楼崔院长看着不对,后来扯出来一查,果然是不符合标准的。为这些,靠工地的没少挨批评。可挨了批评你还得心服口服。为啥?因为崔院长不是为自己啊!”

学院建设过程中,凡是超过5000元的工程和材料购入,全都要公开招标,而且参与方从没少于5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崔院长身边的人,都不能来投标。”寇兴亭补充说。

在学院,有一个崔效杰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学院扩建时,崔效杰的一个亲戚在招标会上中了标,眼看工程要开工,却被崔效杰给叫了停。

向学院党委书记薛文山求证这件事,他连连点头:“有,有。学院这么多工程,没有崔院长的一个亲戚来承包。正因为他打下的这个正底儿,学院的人干起事来都理直气壮。”

在薛文山的眼中,崔效杰这个抓全局的院长,比他这专门靠基建的更像靠基建的,比管后勤的更像管后勤的,比管卫生的更像管卫生的,比管教学的更像管教学的……



在学生的眼中,崔效杰不只是一个院长,他更像一个长者,一个爱着他们的人。

家在聊城的学生魏海鸣至今还记得去年寒假前在院长办公室里接过院长给他的200元钱时的感觉:“感激!要好好学习,以后要有出息,要对得起院长。”

计算机系2004级学生林沛树说,每次开会,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崔院长就会说起什么,句句都说到大家心坎上。每一次,大家都会用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来回报院长。在他的眼中,崔院长平易近人,就像身边的一个长辈。

外语系2004级学生李华丽说,院长的电话号码她知道,她宿舍的人也差不多都知道。如果想和院长交流,可以发信息,也可以给他写信,每座教学楼上,都钉有“院长信箱”。

2005年9月21日,省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组到学院进行申办工作考评,两天后,学院申办本科院校通过省专家组评审,随后,省人民政府将潍坊科技学院改办本科院校的文件呈报给国家教育部待批。

目前,潍坊科技学院与印度维士瓦凯马科技学院联合建立中文翻译学院的洽谈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不久,遥远的印度,将会出现一所寿光人建立的大学。

崔效杰和他的潍坊科技学院,正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让全世界都关注和分享“寿光思想”。



无论以何种方式探寻,崔效杰已经走过的路,都是有波折的,而无论在已经走过的哪一段时间,他都是顽强、积极、向上、永不妥协、不屈不挠的,如所有优秀的寿光人已经、正在或将要做的。

所以,“走近崔效杰”系列报道中,我想以海明威的一句话作结语:“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你可以杀死他,可你永远打不败他。”



做人·做事·做梦



崔效杰是我的老师,是所有他教过的学生们的老师。

崔效杰又不单是我的老师,不单是他所教过的学生们的老师。从他的做人与做事来看,从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社会影响来看,他还应当是更多的人的老师,这包括那些他并没有直接或间接教过、认识他与不认识他、年龄比他大或比他小的人。



做事先做人。

崔效杰身上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他走到哪儿,哪儿就会迅速产生一种向心力、凝聚力,这就是他的个人魅力。这种个人魅力得益于他做人做得好。

崔效杰做人方面的故事很多,几乎每一个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能举出一两个实例,本报最近推出的系列报道,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就是从这很小的一部分中,我们也完全能领略到崔效杰做人的魅力。

在西周疃教小学,“他骑一辆自行车,可在村里十来年,从没见过他在村里骑过,凡是进了村,都是推着走。为啥?因为他觉得骑上去对乡亲们不够尊重!”(袁崇山)

在留吕当校长,“我想在村里盖屋,批不下宅基地,是崔校长跑到村委给我协调下来的。等盖的时候,崔校长又带着学校的老师给我买好砖,买来灰,比自己盖屋都上心啊!浇地、买化肥柴油、割麦子,就连我儿子后来找对象,学校都是帮了忙的啊!那时候,他还主持着给一个老师分过家呢!”(郎咸秀)

在杨家村建职业高中,“我那时候才20出头,刚毕业,报到的时候,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建筑工坐在那里,头顶上吊着一盏小电灯,还没等我问,他就站起来叫了我一声老师。”(刘建民)

在师范学校干校长,“我老伴住院那天,人家崔效杰老伴也做了手术,大病啊!可第二天他先跑到医院来看咱!我一个退了的人,没在人家手底下上过一天班啊。你说,人家凭啥对咱这么好啊?”(张炳炎)

……

做人,最核心的是真心实意地尊重别人、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并将这种尊重、关心和帮助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和生活细节之中。

崔效杰做人做出了境界,点点滴滴映射出他发自内心的近乎质朴的人格魅力,正是这种人格魅力帮助崔效杰在他处的每一个工作、生活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的和谐。

袁崇山说,他不光书教得好,为人也好。俺大家伙儿到现在也都念着他的好。

郭玉梅说,崔效杰最大的特点是待人好,待学生们好,待老师们更好。崔校长当校长,咱们这些当教师的都不好意思不拼命啊!

郎咸秀说,摊上了这种校长,你能不好好教啊?

王立祥说,士为知己者死,崔校长这样管理,能不壮士用命?

刘效武说,有了这三座楼,师范人的心,就都在学校里扎下了根,散了的人心又聚在了一起。

李成祥说,有了崔院长,学院的人心齐。

崔效杰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他做人做得好。

人的和谐,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



做人还要做事。

做人难,做事更难。

崔效杰是一个神奇的人,他走到哪儿,哪儿就会留下一片深深的脚印。这些脚印,见证了寿光教育的发展,成就了崔效杰的事业。

在西周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适龄儿童来上学,结果,‘刷’地一下子,学校里的学生从23个‘涨’到了72个!”许多学生的人生因为崔效杰的到来而得以改变。从那时开始,在四里八乡乡亲们的眼中,崔效杰成了好老师的代名词。

在留吕,仅一年时间,留吕初中中考成绩从全县倒数第二变成全县第二,又用一年时间,变成全县第一,然后在第一名的位置上稳稳当当地坐了七年之久。

在杨家村建职业高中,他硬是通过缠人的“拉锯战”,降低了征地价格。用了仅仅9个月的时间,79.55亩粮田变成了一座崭新学校,使寿光在1988年就拥有了一所硬件设施位居全省乃至全国同类学校前列的职业学校。

在市教育局,仅仅三年时间,寿光在全国率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一举通过省、国家两级教委验收,列全省第一位。“一栋栋楼就都跟留吕一样竖起来了,一个个教师就都成了精兵强将,一所所学校都处处敞亮、鸟语花香。三年,崔效杰就能把他负责的基础教育这一块拾掇成这样!就把寿光教育给翻了个天!”

在师范学校,一个“生死未卜”的学校,一支“军心动摇”的队伍,一个前途渺茫的未来,可到了崔效杰手里,却很快组建起了山东省寿光市英才教育集团。“不可思议。谁能想得到,眼看着快没的师范就这么着活过来了!”

崔效杰50岁那年,又干上了大学校长,寿光于是有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所占地面积2000亩、教职工1368人,全日制在校生18650人、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固定资产达5.35亿元的大学,正所谓“千亩校园,万人大学”。

这一串辉煌业绩,是脚踏实地做出来的。

一个人,做成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从年轻到年老一停不停地做事,而且每一件事都做得成功,成功得让人吃惊。

崔效杰做事做到了极致。

他“成年扑在学校里,扑在学生们身上,星期天从不回家,都是师母带着孩子到学校‘探亲’。”

他把捕青蛙当成了自己夏夜必做的“功课”,“而上晚自习的孩子和老师们因此得以在炎热中享受到难得的一份宁静。”

在留吕镇的7年中,所有春节他都在学校里度过。“年三十下午,崔效杰的妻子总是背着一家人的年夜饭,领着三个孩子,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一步向学校赶。”



建职业高中,他“吃住在工棚里,没白没黑地靠着。啃几口馒头,就一块咸菜,这就是好生活了。碰上阴天下雨,裤腿一挽也要‘扑哧’‘扑哧’地踩着泥继续干啊!”“工人们刚把水泥和出来,他就过去和人家说水泥标号不对。请监督站的人来一查,果然是工人们偷用了低标号的。”

他是“查大王”,竟然查到了广饶县一个村小学。他是教育局副局长,却要每周亲自批改各个学校交来的学生写字作业1000多份。“一个正常的人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他就有,他是白天在下面跑,晚上在办公室熬通宵!”

组建英才教育集团,他“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苦丁茶。那茶,苦啊。可是,那些天,他就是一杯接一杯地喝。为了啥?学校风雨飘摇,他心里苦,有火啊!”

他是大学校长,“下了班,还有星期天,他都是搬个马扎,坐在工地上,一蹲就是一两个小时。特别是晚上,他绕着工地转转悠悠,一趟又一趟,来看学院有没有人靠在现场。后来,施工工人全都认识他了!”

……

每一件事,崔效杰都做得认真,做得投入,做得物我两忘。有了这种做事的境界,做不成事才是怪事呢!

每一件事都成功,于是崔效杰一生的事业成功。



有的人善于做人,有的人精于做事,有的人做人做事都不含糊。崔效杰属于第三种人。

崔效杰的做人与做事,达到了浑然一体的境界。

关于做人和做事,我们可以分开来表述,但对于崔效杰来说,做人就是做事,做事也是做人,二者是统一的整体。

崔效杰做人与做事的这一境界,缘于他的梦。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深情地说道:我这个人是好追梦的。我认为做梦就是创新,追梦就是创造,达到了目标就是梦想成真。现在我是不断地追梦,不断地确定目标,有时也考虑我这个梦想也许是幻想,但只要我们不懈地追求,我们的幻想就会成为梦想,我们的梦想就会梦想成真。

这就是崔效杰最真实的内心表白,这恐怕是他总结了大半生做人和做事之后的一种感悟。

“做梦就是创新,追梦就是创造,达到了目标就是梦想成真。”

“现在我是不断地追梦,不断地确定目标,只要我们不懈地追求,我们的幻想就会成为梦想,我们的梦想就会梦想成真。”

一个不断做梦的人,一个不停追梦的人,一个把每一个梦想都变成了现实的人。

每一个梦想成真的过程,就是崔效杰做人和做事的过程。

(刘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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