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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叙述李慎之和他六十年的交往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谢韬 http://bbs.21ccom.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32&extra=

【五柳村按】谢韬是太平军石达开部的后代，舅舅周尚志是1925-27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任四川地下省委常委，共青团地下省委书记，1928年被反动政府杀害。他从小生活在贫困中。后来一次次受审查，查阶级，查三代，他被认为“根正苗红”。他对共产党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和李慎之是上世纪40年代共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老朋友，后来都到了延安中央机关，又大约同时进了北京城。一个在人民大学教马克思主义，一个在新华通讯社负责编发国际新闻和主要供中南海要人阅读的参考资料。50年代，先是谢韬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后是李慎之被划为“极右分子”。这篇文章，是谢韬对他和李慎之六十年的交往的回忆。
本文节选自《红岩儿女》第三部。《红岩儿女》第一部《从潜流到激流》、第二部《从漩流到洪流》分别记述了1939到1945年、1945到1949年参与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代知识青年的主要事迹，已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三部叙述的主要是几十个人的个案，量体裁衣，规格与前两部有所不同。42篇分为6 组。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144933
　　我和李慎之成为朋友，从1943年开始，直到2003年李慎之去世，正好六十年。从癸未到癸未，一个“甲子”周期。这大半个世纪是一个大时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我们的经历和自己的思想的变化，也是波涛起伏，既深且巨。我们共荣辱、同浮沉，始终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在我被打成“反革命”他被打成“极右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在我们交往长达六十年的朋友中，而今除我之外，大都已经离开人世，许多事情我不说，别人也许就无从知晓了。我虽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还想把李慎之想要做而没有做完或没有做成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这里谈谈我们俩甘苦与共的六十年交往的历程，谈谈我们对共同经历的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和前途进行的思考。通过这些，可以看到李慎之和我六十年间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要走到哪里去。供后来者借鉴。
　　思想发展的起点
　　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祖父是米行小老板，早已去世，祖母出身书香门第，守寡养大儿子，把他培养成知识分子，就是李慎之的父亲。他父亲跟钱钟书的父亲是世交，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在法院里当过录事，在县商会当过文书；自己办过在当地有些地位的报纸，做过上海《申报》、《新闻报》驻无锡的记者。李慎之从小熟读经史子集，深受中国士大夫的美德与气节的影响：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顾炎武），“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汉书·司马迁傳）：二是傲视权贵，为民请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礼记·大学》）；三是敢于独立思考，勇于讲出真话，“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汉书·萧望之传》），“谔谔能昌唯唯亡”（唐·周昙）。
　　我祖父一代是福建龙岩人，参加了太平军，随石达开部进入四川。太平天国失败后，祖父流落在川北，主要靠在川江拉纤为生，还在自贡农村租了一点地种。在清朝，太平军的后代被称为“匪属”，不许上学。祖辈吃了不识字的苦，父亲就搭别人家的私塾，在村里读了两年书。以后到一个布店做学徒，仍然勤奋自学。后来得到一个机会，到成都最早的一家现代银行（聚兴成）做职员，兢兢业业，逐步升任经理，成为高级职员。我1922年1月在重庆临江门铜鼓台出生的时候，家道小康。两岁时候随父亲迁居富顺县（今自贡市）自流井。四岁多开始读私塾七年，才上高小、初中。父亲后来经营失败，生活又陷于贫困。我舅舅周尚志是1925-27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任四川地下省委常委，共青团地下省委书记。1928年执行上级指示发起暴动，失败后被捕。当时反动政府杀害了十名共产党员，他是其中之一。我母亲性格刚烈，对我舅舅非常佩服，在我小时候常对我讲她这个兄弟如何如何好。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自贡市学生救亡工作团，和两个同学成了这个二百多人的团体的头头。这是我参加革命活动的起步，心里充满了革命激情。1938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考上成都华西协和中学读高中。这是个教会学校，华西大学的附属中学。学校里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有一些进步社团。《大声》周刊社（车耀先、韩天石他们办的）在这个学校也有活动。我和一些同学做了《大声》的推销员，利用周末、星期日，打起鼓，吹起号，在街上叫卖：“请买抗日周刊《大声》！”每次卖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免费到车耀先办的“努力餐”饭馆去“努力餐”一顿。这时候，受到比我年长一些的进步学生如胡绩伟等的“星芒社”的影响，他们当时已是大学生。我的生活圈子渐渐扩大，结识的进步朋友渐渐多了起来，有些成为我终生的好友。1939年，我表哥以“赤色分子”的罪名被绥靖公署逮捕，关押在成都的拘留所。看守人员天天打牌、喝酒，来人只要塞给他们一些钱，就可以同关在里面的人见面。我常去看望表哥，送吃的，送衣物。从此我对专制独裁的当局越来越憎恨。
　　慎之和我都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中受过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等思想的熏陶。慎之在上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无锡的民主革命元老。他最早让慎之看的是《公民》课本，一开头就讲宪法，讲人民的权利和义务。还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撕掉封皮给慎之看，还有巴金的小说。他还主动找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看了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来改名《大众哲学》）。后来读了一本薄薄的《中国历史教程》，它不按中国的朝代讲，而是讲中国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他读的古书不少，还曾通读过《资治通鉴》，没见过这样讲历史的，就觉得这本小书里有大学问，社会发展五阶段在他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1940年高中毕业时考进燕京大学，因病一年后到北平入学。不料刚刚一百天，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解散封门。他到上海在圣约翰大学借读，1942年秋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他在这年冬天到成都复学。
　　我很羡慕大学生的比较自由的学习生活，等不到高中毕业，就在1939年初以“同等学力”考进当时在成都的朝阳法学院，半年后又考上上了从南京内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我原想学化学，觉得物质的化学变化奇妙有趣，这个瓶子里的东西倒在那个瓶子里，就变出新的东西来。而且金陵大学的化学系很有名，有吸引力。偶然碰到一位姓林的，上海之江大学毕业生，他问我考大学准备学甚么，我说想学化学。他说：在当今中国学了化学能干什么？不过是做点雪花膏、肥皂什么的，至多像天津的久大公司那样，搞点盐碱。他还说：“我在大学学铁路建设，你看我现在能干什么，还不是一个“孔乙己”！中国的社会这样腐败，又大敌当前，只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改造了社会，才能发挥每个人的才智和能力……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报考了社会系。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着中华大地，国民政府军队虽然也曾有一部分浴血奋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绩，但由于总体上的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在强敌的攻势下常常溃不成军，大片大片国土沦丧，亿万人民呻吟于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不愿作亡国奴的青年学生，纷纷流亡到大后方，对当局由期望转为失望。家在大后方的青年学生，眼见亲历当局的蛮横腐败，日益苦闷彷徨。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自然不甘心忍受这种状况，反专制、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要求团结抗战的呼声日渐高昂。1944年日寇更深入西南，中华民族面临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因此，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我和慎之这一代年轻人首先思考的大问题。
　　在那个时代，现实社会十分黑暗丑恶，军、警、宪、特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我们眼见广大地区民不聊生。蒋介石集团强化一党专政，实施党管国家、党管军队、党管一切的独裁政策。国家政权腐败无能而又无法无天，人民没有人权，没有应有的一切自由。这些都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现实。因此，我和慎之这一代人，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政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作为理想，作为我们毕生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李慎之和我这一代人思想发展的起点，或者说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发展的基础。这种思想的起点和基础，并不只属于任何个人，它是时代的客观的产物，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和李慎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相识的。他当时名叫李中，我名叫谢道炉。当时，各个大学的学生为了商讨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办法，自发组成了各种名目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社团，我们俩各自在就读的大学里参加了这样的组织。在各个社团成员相互串联秘密接触中，我和李中渐渐熟悉起来。我们都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熏陶，古文、现代文、英文都学得不错，谈起话来十分投机，彼此只恨相识太晚。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先经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实现民主自由，经过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进入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当时进步青年成立的各种组织，都围绕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
　　当时在进步青年群体中流行着一句话：“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着全人类的前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主动宣布取消沙皇俄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这使我们相信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俄国和苏联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性的描写，也影响了我们一代人。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是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间天堂。（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残暴镇压，在1956年以前，都被严严实实地隐瞒了，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当时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十年后，有人问李慎之：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他回答：当时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我们要抗日，看到的却是国军不断溃退；我们要民主，感受到的是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而共产党则高举抗日和民主的大旗。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就不会选择另一条路。
　　民主运动的实践
　　1944年，成都各校学生社团之间联系日益频繁，开始联合行动。1944年10月组织了两千多人参加的“国事座谈会”（名为座谈，实为群众集会），谴责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自由，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以后大后方陷于白色恐怖状态中的第一次公开大型集会，引起轰动。接着，“双十一”（11月11日）举行了全市六千多人参加的反对当局指使警察殴打中学生的示威游行；结果反动当局被迫撤换了成都市长和警察局长，群情振奋。1945年5月4日，九所大学师生两千多人举行了烛光晚会，发扬“五四”精神，推进民主与科学强烈批评专制当局的独裁腐败、倒行逆施。会后大家举起火炬在成都主要街道上大游行。当时李中在这些活动中都是组织者之一，还曾担任与反动当局对话的主要发言人。
　　当时我和李中都不是共产党员，但越来越心向共产党，因为不但共产党的主张和理论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们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周恩来称“双十一”为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指出：“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民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鼓励学生继续为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呼唤民主自由，宣称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而且声称，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国事包揽于一党之手，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我们每次看到这些言论都为之兴奋不已。
　　1944年夏，我毕业后留在金陵大学哲学系做助教，1945年暑期，李中也毕业了。我们的活动引起了专制当局的特务们的高度注意。他们要抓人了。有人告诉我们，有个抓人的黑名单，李中和我都名列其中。在共同斗争中遭到共同的患难，我们两个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结成生死之交。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中共党组织对我们十分关心，既支持我们参加民主运动，而又关怀我们的安危。省委负责人吴玉章、张友渔认为我留在成都有被捕的危险，建议我回家乡自贡市另谋职业。李中也得离开成都。
　　我回到自贡市，改名谢逸明，在蜀光中学任教。这是盐业企业家和开明教育家联合举办的学校，张伯苓、喻傳鉴等曾任董事长或校长，按南开模式办学，反对国民党进驻学校，主张民主办学、专家治校，教导主任陈著常（后来任校长）毕业于北京大学，深受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影响。李中也到这个中学来了。相继而来的还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毕业的一些民主运动积极分子。我们组成一个小组，经常到我家里聚会，议论时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在我们中间秘密流传。我和李中两人住在一间宿舍。他和我曾经反复阅读这些著作，一起议论。我们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新民主主义，经过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再走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的社会主义。
　　那时候，李中就教全校的“公民”课，讲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还借此机会大讲“新三民主义”，大讲社会发展史。我教地理、历史，还在上音乐课的大教室开设哲学课，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主要内容。我们还向学生介绍鲁迅、高尔基的作品，在学生中传阅中共、民盟、民协的报刊。学生们经常到我们俩的宿舍谈论时事，特别是各地民主运动的情况，专制统治者镇压民主运动的真相。在我们的影响下，学生成立了一些社团，出了一些壁报。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传到自贡的时候，学生十分忿怒，在壁报上声讨反动派的罪行。我们到蜀光中学半年多，学生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活动就开展起来。
　　这些又引起专制当局的特务的注意，他们故意露出别在腰间的手枪，威胁我们。朋友和家人都劝我们俩离开自贡。我们俩商量后，决定抢在特务动手之前秘密出走。这半年多，蜀光中学学生们的纯真、热情，他们对民主自由的向往，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李中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当一名“公民”课教员。我到今天还同当年蜀光的师生保持着密切联系。
　　为了防备特务追捕，我俩在不同时间、取不同路线秘密重返成都。在成都很快找到中共地下组织。我们向以基督教活动为掩护的老党员陈鼎文汇报了在蜀光中学的情况，表达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我们认定，我们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建设富强幸福的新中国的理想，与当时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共产党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政治主张，使我们感受到强大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促使我们下定决心成为共产党人。
　　我们倾心长谈，同感在蜀光中学这大半年工作中太莽撞了，只图痛快，不谨慎，不踏实，结果弄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而且暴露了那些与我们有联系的朋友和进步学生。于是，李中改名李慎之，我改名谢实之。后来，由于“谢实之”三个字都是仄声，不好念，就从邹韬奋的名字中取了一个“韬”字，改名谢韬。
　　跟着共产党走到延安，走进北京
　　张友渔与南方局联系，得知重庆《新华日报》当时急需我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就要我俩前往。还是为了躲避追捕，我俩还得分两路走。我走北路，经过三台去重庆。他走南路，经过宜宾到重庆。到了报馆，我被分配到采访部，他被分配到编辑部资料室。这样，不仅可以经常得到党的指引，而且有了为民主自由进行活动的公开身份，不用再担心被特务秘密逮捕了。这期间，在这里，慎之和我如鱼得水，工作得十分愉快。在新华日报馆工作期间，由张友渔做介绍人，我和李慎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期间，我作为记者，按照报馆的安排，访问过许多民主派人士。在访问胡风的时候，胡风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坚决拥护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主张。他在反动统治下如此公开表示和共产党站在一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与他很少来往，更无私交。只是在成都与我一同组织“现实学社”的好友方然，与他熟识，我曾通过方然的关系，到他家约他为《新华日报》写稿。
　　那时候常能遇见周恩来，他对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十分亲切，有一次我回到报馆门口，正好他乘车出们，他从车上看见我，特意伸出头来向我招手，亲切地叫着：“小谢，小谢！你采访回来啦！”
　　1946年夏，周恩来带着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乔冠华、章文晋、宋平、陈家康、林默涵等人去了南京、上海，李慎之是无锡人，就跟周恩来去了上海，参与筹办《新华日报》上海版。我是四川人，仍然留在重庆新华日报馆。
　　这时候，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挂牌成立，公开活动，吴玉章任省委书记，重庆新华日报馆由吴老直接领导。吴老是我们自贡市荣县人，他领导的荣县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宣布荣县独立，成立了荣县军政府。我第一次见吴老是张友渔引见的。吴老笑眯眯地说：“你也是自贡人。”向我问起自贡的情况，问我的家庭和妻子的情况。我说到我舅舅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而且是1928年在成都被国民党枪杀的十四人之一，吴老说：“我知道那次屠杀，二三十年过去了，革命不是更壮大了吗！”我只觉得吴老是个无比仁厚的蔼然长者，与我心目中的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开国英杰的形象似乎不完全一致。但稍一接触，就感到他容貌谦逊而身有盛德，在不言中就足以使人顽廉懦立。
　　1946年初在重庆达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被国民党内的极端反动势力推翻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的公开机关遭到驱逐，先后撤到延安。在延安，我与慎之再次相逢，喜不自胜。我俩都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总社工作，慎之在国际部，部主任是吴冷西。我在国统区部，部主任是廖盖隆。
　　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攻打延安，毛泽东和部分中央领导人，继续留在陕北；刘少奇和中央的另一部分领导人组成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到山西。新华通讯社组成的精干队伍随刘少奇的中央工委行动，迅速转移到山西。留下老弱病残和未成年的孩子，总共一百多人，组成一个大队，其中有新华通讯社的老干部韦君宜、杨述，瞿秋白的女儿独伊和女婿李何，以及方实、白天、王丹一等，还有李慎之的妻子张贻（原名张秀敏，原是1940年在北平入学的燕京大学西语系学生，1941年随校到成都复学，1946年曾到一度解放了的张家口参与外语训练班，从张家口撤退后到延安广播电台和新华通讯社工作，在那里与李慎之结婚）因为怀孕挺着大肚子，只好留在这个大队中。我的妻子卢玉带着一个小孩，负责大队的医护工作，張贻则是她的重点护理对象之一。新华通讯社领导同志任命李慎之担任大队长，我当大队支部书记。我们必须带着这支老弱病残孕与未成年的孩子们组成的大队，安全地撤离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柳林，再转到临县三交镇，同新华通讯社总社会合。总社只给我们派了两个战士，带着一条长枪和一支短枪，负责保卫工作，其他所有事情都由李慎之和我全权处理。这个任务对我和慎之来说是十分艰巨的。我们人生地不熟，听不懂当地百姓的土话，百姓也不懂我们的话，只能边说边做手势，才勉强明白对方的意思。尽管如此，我通过地方政府找到当地老百姓，千方百计弄到了一百多匹骡马和毛驴，还有部分车辆，解决了尽速撤离的关键问题。李慎之对我大加赞扬。
　　撤离延安时，正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不仅行路十分艰辛，还要解决一百多人的吃和住的问题。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钣，早晨出发时吃一顿，晚上到住宿地再吃一顿，中午饿了就拿出硬梆梆的干馒头，使劲啃才能啃下一小块。李慎之跟随大队前进，跑前跑后照料老人、小孩、孕妇、病号。我则先行一步，走在大队的前头，一边做路标，一边寻找住宿地。在一个老乡家不到五、六平米的炕上，要挤上四、五家人。实在没有地方住，我和慎之就把猪圈打扫一下，与猪同眠。第二天一大早天还不明，我就要提前上路。有一回我24小时没有休息，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爬山涉水行进了120里路，实际行程超过150里。事后谈起来，许多人部不相信，两个被人讥笑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教书先生，居然带着这支老弱病残的队伍，在北国的凛凛寒冬中翻山越岭，安全到达目的地。时至今日，回忆起这段经历，都感到当时那股干劲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提起这段往事，我只想说明慎之与我，包括当年到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无论是牺牲了的还是活着的，无论是升了官的还是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的，都曾经舍生忘死、备受艰辛、真心实意地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贡献过自己的青春年华。
　　新华通讯社从晋西临县转移到太行山武安县（原属河南省，后属河北省）的冶陶镇，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我和李慎之在那里参加了整党运动，整党的内容是“三查”（查阶级成分、查个人历史、查思想立场）。当时能够上大学的人，不可能是无产者或贫农家庭出身，查上三代，几乎每个人的家里都能查出一堆“问题”。我和李慎之的家庭成分是高级职员，比上（无产者、贫农）不足，比下（地主、资本家）有余，还算是比较好的。在个人历史方面，没有参加过反动党团，没有被捕过，十分清白。可是还不能不做自我检查，我们只好批评自己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安心工作、不服从组织纪律等“小资产阶级思想”。每个人都必须把各式各样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扣，把自己说得越臭越好。当时还有一个理论，说是无产阶级思想是不会自发产生的，共产主义思想必须强行灌输。我和慎之都在教会学校念过书，我们就悄悄议论：这种说法跟基督教的“原罪论”有什么区别？
　　半年整党把大家都弄得灰溜溜的。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被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国民党专制政权以想象不到的速度土崩瓦解，我们被告知迅速做好准备，去国统区按管政权。真没有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觉得“毛主席的领导是多么伟大、多么英明！”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任主席。为了培养建国后急需的大量干部，设立华北大学，吴玉章当校长。吴老知道我在金陵大学当过助教，要调我到华北大学当教师。当时新华通讯社社长由中宣部副部长廖承志兼任。新华通讯社当时虽然已经有编辑、记者四百多人，可是全国解放之后，要在每个省设立分社，人手就不够了，因此不同意放我。吴老找到刘少奇同志请他帮忙，刘少奇把意见转告廖承志，廖承志说要听听我的意见，我没有表示要留在新华通讯社，只说：“服从组织分配。”这样，同年8月我到了设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当时学校最缺的是“马列”课教员，我一面学一面教，担负起“马列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任务。
　　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迁到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大学于1950年改名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起我担任了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负责人。1954年12月被评定为教授。全国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大都是在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培养的，我也成了这个研究班的教授。
　　1949年进城以后，李慎之仍在新华通讯社总社。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当了几天“打虎”组长，不久又被调去朝鲜，以红十字会名义与“联合国军”交换战俘。在谈判没结果时，又被调进中央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考察团，到苏联和东欧考察。一个多月后又被召回朝鲜，调查战俘情况。在朝鲜，他写过《开城观察家评谈判局势》，发回国内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1957年以前，周总理重要出访都要他作为笔杆子跟着去。亚非会议，写了关于《亚非会议的介绍》；日内瓦会议，写了《日内瓦会议日记》、《日内瓦会议最后的报导》。他还直接给周总理起草公告。他自称是外交部的“客卿”，周总理要出国，就找乔冠华，乔就找他。有时是总理直接点名叫他去。
　　当时，他是个走红的干部。他的正式工作是担任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分工管《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参考资料》一天要出三大本，而且一定得在早上8点、中午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中央领导人对国际动向的了解，主要通过这个渠道。这样“一日三参”，工作繁重。甚至周末和假日都难得休息。我们相见的时间少了，但直到1955年我失去行动自由之前，仍然一有机会就相聚交流思想，议论时事。
　　当时我们议论了些什么？
　　我们不能忘怀，当初我们倾向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最热中的是新民主主义。1949年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庄严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作为开国的根本大法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经济政策是促使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和慎之同全国人民一样，浸沉在胜利的喜悦中。
　　仅仅过了三年，就风云突变。1952年秋天以后，特别是年1953夏天以后，我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被抛弃了，《共同纲领》不算数了，急匆匆宣布进入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有点联合政府的样子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改组了，成为清一色的共产党政府了，而且常常只有一个人说了算。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几乎都还没有真正开始实行，阻碍生产发展、阻碍民主生活的东西还那么多，落后于先进国家一百多年的中国，怎能这样快“蹦”进社会主义呢？慎之和我都十分不解。
　　我们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还说“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50年，他还说：“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些，怎么转眼之间都无效了呢？
　　经过自己学习和党的反复教育，似乎“明白了”，承认自己思想落后于时代了，跟不上伟大领袖的新的战略部署，其实内心并没有真弄清楚。我们依然崇敬伟大领袖，不知道毛泽东已经不是我们原先心目中的那个毛泽东了。更没有料到，中国从此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专制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也就是要各级干部以至群众进行“整人”的斗争，这次“整人”的人们下次又挨“整”。这是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方法。当然，还要加上种种不同的监狱和“劳改”农场，一整套自上而下四面八方无远弗届的空前严密的党的和社会的网络组织系统。
　　1955年1957年两人先后遭难
　　1955年，毛泽东突然宣布有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根据在重庆的时候直接了解的胡风的政治倾向，不同意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我为胡风打抱不平，毛泽东知道了，十分生气。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经毛泽东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对我实行专政。其实，我与胡风仅有的一点关系，只是他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知道我在大学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委托我查对过两条语录。听说吴老亲自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联系，说：谢韬是人大教师，这个人的情况我了解，人民大学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查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捕人？
　　不久后，公安部来了一位处长，让我带上行李坐进一辆小卧车随他离校。我自忖：会被投入何处铁窗中去？谁知小卧车把我送到东四6条胡同39号小院吴老的家中。安排我住在东厢房，就在吴老看管下接受审查。半年后，把我迁到一处叫嘎嘎胡同的人民大学宿舍内，继续接受审查。当时担任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张友渔，我的入党介绍人，专程前往看望我，他先问了问我认识胡风的经过，我说完后他没有责备我，叫我一定要相信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清楚自己同胡风的交往，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不可乱说。
　　对我的审查一直没完。实际上没有审出任何问题，只因为是毛泽东亲自批捕的，谁也不敢说毛批错了。我心里明白，在毛泽东生前，老人家是不可能承认错误的，我若能苟且偷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只可惜自己的青春年华，只能付诸东流之水了。
　　1960年，因“大跃进”造成大灾难之后供应困难，我不能在人民大学白吃饭，公安部把我“调”进秦城监狱，与范汉杰、廖耀湘、黄维等关在一起。想当年我出生入死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如今却在共产党的铁窗中成了国民党战犯们的狱中“难友”。1965年不少战犯出狱了，我才被宣布“免于刑事起诉”，户口仍留在北京，人回老家自贡市去。
　　回到自贡，被安排到自流井盐业博物馆总务科当办事员。半年左右，“文革”开始了，我成了自贡“最大的反革命”，每次批判自贡市“走资派”的时候，我都被拉去陪斗。
　　1966年岁末，我在自贡街上拉架架车，边赶路边看街上的大字报和贴报栏。作为监管对象，不准阅读任何书报，可我总想弄清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什么像患了恶性疟疾似的，只能从这里获取一点消息。忽然从贴报栏中看到一行黑体字：吴玉章同志逝世！这条消息让我五内俱焚，我不能在大街上动容哭泣，卸罢车回到斗室中，我的眼泪才毫无顾忌地流淌下来。云山千里，道路阻隔，身不由己，不能前往吊唁。我只能遥望北方，臆想京都，呈诗一首：
　　十载相随受教深，拨云驱雾感宝箴。
　　山城一别承多训，临县重逢叙斗争。
　　奉召石庄蒙重托，执鞭人大时相亲。
　　拜辞未遂初衷愿，哀悼灵旗泪满襟。
　　1979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办一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需要一批有较高理论水平的编辑人员。成都“民协”时代老友王晶垚知道我还蒙难在家乡自贡，就向杂志社推荐，于光远和黎澍不顾我的冤案尚未平反，立即同自贡有关单位联系，把我“借调”到社科院。自贡方面把我当作包袱，乐得放行。于是，我回到了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任哲学编辑室主任。有一天，在建国门内社科院院部附近遇到多年前从陕北到河北同行的杨述，他头一句话就是：“你还活着呀！”相对苦笑之后，第二句是：“你受了不少苦！”惊喜和感叹之中浓缩着三十年的风雨血泪。
　　胡风集团冤案昭雪后，我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常务副社长。198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要求我回到学校任副校长兼任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回校后，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党籍在学校里竟然还完好地保存着。校党委决定：谢韬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组织关系中断，现在恢复组织生活。全国所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一律被开除党籍，在北师大工作的我的妻子卢玉，由于与我“划不清界限”也早已被党组织无辜除名。听说当年处理我的党籍时，吴老曾表示：“既然尚未审查清楚，做什么组织结论呢？”我可能是全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党员中唯一没有被开除党籍的。
　　李慎之1957年遭难的时候，我还在被禁闭审查之中，后来才听他谈了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前因后果。
　　定他为右派的材料列举的第一条罪状，居然是说他“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这使他大为惊讶。在批判会上，从来也没有人这么说过。况且，他主持《参考资料》本是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任务，他还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很有功劳的。不但“一日三参”反映情况详尽及时，而且除了几十期专辑，如各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第一部类第二部类孰先孰后问题的议论，等等，毛泽东曾一再表示满意，予以嘉奖，称赞“新华社的工作做得很好嘛”。李慎之曾被评选为中央机关的先进工作者，也就自认为是党的宠儿，很有党性，总是和党赤诚相见。但正是这种赤诚相见，在新华社使人认为他的“右派言论”是最多的。他也觉得自己说话“没边儿”，有话就直说明说，不打弯，不加保护色。他后来才悟到，因为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抢救那样的政治运动，不知道“运动”的厉害。（实际上，被打成右派，与他兴之所至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儿有关。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始是1957年6月8日，处理、降级、放逐、开除党籍则大都在1958年3月以后。本来，新华社党委除一个人外，都不同意把李慎之划为右派。但由不得他们。上边已经决定了，下级谁也无法改变。1958年3月8日，支部通知他：你已经被定为极右分子，从现在起不再是共产党员了。他说，那时候真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离开娘的孩子。
　　他为呼唤民主而成为“极右分子”
　　李慎之是怎样被打成“右派”而且被定为“极右分子”的？
　　他在担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期间，不但负责编译大量的《参考资料》供领导人了解天下大事，1965年还出了二十本《苏共二十大文集》。他后来说：“那时候如果在世界上找对苏共二十大了解最多的人，我算一个。吴冷西对我说，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八大以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天天开会，这是我党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会议主要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要求我们国际部搜集全世界对此问题的反应。我和当时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臻一起编的《批判斯大林问题集》，在搜集各国的反应方面，可以说是最完备的。国际问题资料一直是新华社的‘专利’，而当时新华社的国际新闻就靠我们了。如果说需要把国外的新闻报道经过过滤，为我们所用，作意识形态转换，我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当时我年轻力壮，一天十几个小时地干。毛泽东每天都要花时间看我们编的《参考资料》。（当然无论什么，他总是用他的眼光看问题，别人改变不了他。定我右派的罪状说我企图用内参影响中央，岂非无稽之谈！）苏共二十大对我们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毛泽东来说，这非常意外。他处于矛盾状态。斯大林曾给中国共产党出过一些坏主意，而且不信任他，他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他也可能很早就意识到斯大林的某些问题。但是他认为，斯大林治理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是不能放弃的。因此，他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因为这会危及他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看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的秘密报告后，人们有的相信说的事情是真的，有人则不相信。我是相信的。因为我看过很多苏联清党文件以及乌克兰大饥荒的报道，还看过一本书叫《我选择自由》。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后来赫鲁晓夫报告对其中涉及的时间、地点都有印证，看来不是什么帝国主义造谣，我就相信了。”
　　赫鲁晓夫的报告在全世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冲击波不断扩大，以致在波兰、匈牙利出现乱局。李慎之后来说：“我自己在铺天盖地的外国新闻报道日日夜夜的冲击下，也是忧心忡忡，到了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太严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胜利才七年而领导着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一个民主与宽容的范例。”1956年，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越来越宽松的一年。大家相信毛泽东说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要转入以经济文化建设为中心了。提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皆大欢喜，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5月间宣布了以往在社会主义阵营从来没有提出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苏共二十大提出反对个人迷信，也促进了许多人的思想解放。李慎之说：“我在这样的大潮激荡下，思想也越来越转向寻求所谓社会主义民主。”
　　这年秋天，波匈事件闹得不可开交以后，毛主席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国际部向当时接触有关情况最多的王飞（当时的国际部主任）和他，征询对事件的看法和我们如何应对的意见。（林克自1949年起在李慎之手下工作，曾任《参考消息》選报组组长，1954年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帮助毛看一天几十万字的《参考资料》。）两人对林克放言：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套民主制度。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说，是因为能够“通天”的为毛泽东所信任的吴冷西对他们讲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李慎之想到这些话，就坦然地对林克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建立宪法法院。”李慎之说：毛泽东引用《红楼梦》人物凤姐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更使我钦佩他老人家胸襟之宽阔，气魄之宏大。因此，我放大胆提出：“革命胜利以后就是要搞点改良主义……”这些话，都是从上述毛泽东的话引发出来的。当时，慎之还以为自己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没想到自己对毛的本意并未真正理解，弄得南辕北辙了。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讲法很形象化，他们就借用这个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3页）这段话说的就是李慎之和王飞。其实他们当时的职务是处级，但因为是十一级干部，相当于司局级。当时新华社社长也才是司局级，因为过去它隶属于新闻总署之下。（后来，1982年，在玉泉山起草“十二大”文件，胡乔木把李慎之叫去，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当年主张‘大民主’的李慎之。”）
　　后来吴冷西对他和王飞说，毛主席说：“大民主就是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他后来说：“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并没有想到要上大街。我是说过，我们现在是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但是确实没有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话。‘大民主’、‘小民主’是我讲得忘乎所以的时候的临时‘发明’。我说的大民主，是指国家在大政方针上应该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是指政治制度问题。当时我感到，虽然政治上大体可称清明，却又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参政议政的权力，认为这是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和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我说的小民主太多也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调资定级工作刚刚过去。那次调级，我坚决反对上级给我提级，对于几乎天天都有我们国际部的人到我办公室，甚至到我家里来诉苦，我十分反感。来的人都说自己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级别是多少，别的什么人跟他同时或比他还晚参加工作，现在级别是多少。我以为一个人自己到上级面前伸手要求提级是岂有此理的事。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调级，半年不太平。此外，分房子，调工作……一概如此。我说的小民主太多，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都是太讲人情、不讲法治的结果。我自以为所见甚是。不了，过了几天，毛泽东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我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
　　后来吴冷西特为此事找王飞和李慎之传达：“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又说，“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林克知道了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又来找李慎之，问是不是他把李的话传错了，颇有歉意。李说：“我没觉得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只是要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针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是认为敌人已经被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林克听了他的话，又去向毛泽东解释了一番。毛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什么不同。”于是，家住新华社大院的林克又把毛的这句话向李慎之传达了一遍。
　　当时李慎之听了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并不在意，不认为自己犯了大错误，当时也的确没有人当面批评他。随后他就跟周总理出访亚欧十一国了。回国以后几天，就听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他说：听了这个报告以后，心头越来越热，心潮澎湃，认为毛主席要带领我们走一条全新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了。因此还是故态不改，放言无忌，终于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行政级别降六级。大概由于毛泽东在批评“大民主”的时候曾说过“这两个人是好同志”，不便再算这笔账，在李慎之被定为“极右分子”的最后定案的罪状中并没有写上“大民主”这一条。实际上，这一条是“题中应有之义”。
　　多情却被无情恼
　　当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慎之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还常常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还自作多情，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说要认真改造自己。慎之在“反右派”运动结束的时候，还给自己做了一副对子：“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作多情，多情却被无情恼。”他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匿名信，引用了这样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说明自己对党的感情。他说：他被定为“右派”以后，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掉眼泪。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絕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老人家的意思。自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总是从内心说服自己：为了“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这两句话，自己理所当然得当右派。听贝多芬《命运》交响乐，为其中面对命运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所感动，也曾一时激动：要抗争，抗争！另一个自己就站出来说：你就是错了嘛，抗争什么？不要抗争，不要抗争了。实际上，自己脑子里也还有些多年间灌输进来的“左”的思想，一下子消除不了，还在那里做戏。
　　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引起大饥荒以后，看到听到遍及城乡的悲惨景象，想想我们当初投身革命的愿望和理想，看看残酷的现实与毛泽东当年宣告的建设富强、民主、幸福的新中国的许诺截然相反，我们才开始比较清醒了，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对比现实，“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绝大的讽刺。我们觉得不能再自己骗自己了，没有必要再在心里做假戏了。慎之说，那时候，他就借用《封神演义》中哪吒的话对自己说了八个字：“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我和慎之虽然被打倒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但是我们的脑子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在宣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出现如此荒谬如此黑暗的新式专制时代？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会走向以至走到反民主反自由的专制主义？慎之在“劳改”中，我在共产党的监狱中，虽然没有联系也不能联系，却都开始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1971和1972两年的8月15日，他48周岁和49周岁生日，还在新华社“干校”劳动，各写了一首诗：
　　无花无酒更无人，独立苍茫影弔形。
　　长城中坏到今日，沧海横流观我生。
　　生入玉门未有信，上穷碧落又何情？
　　微吟自寄幽兰怨，不作清秋变徵声。
　　干校当然不会无人，这里说的是没有知音和亲人，思想独立的他四顾苍茫，心中充满孤独之感。中华民族的元气和优良传统已遭破坏而中断，自己一生都在沧海横流之中。生命进入宫阙玉门而得不到诚信，“通天”了又有什么情义？悄悄地自吟寄托高洁的幽怨，却也不采取悲伤的音调。
　　曾经四十九风霜，镜里头颅诧未苍。
　　入世无心远忧虑，献身有愿立刚强。
　　三生慧业销难尽，九死形骸老更狂。
　　呵壁问天天不语，微吟渐似入微茫。
　　他的“天问”，问的正是当时难以回答而日夜思索的问题。“三生慧业”，即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智慧的业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无论怎样折磨也不能放弃，思考还要进行下去，青年时代献身民主自由的志愿依然刚强。虽九死而犹未悔，老而更烈。好在虽然经受了几十年风霜，并未白发苍苍，身体还是健壮的，精神还是年轻的。
　　他是1973年周总理点名让他回北京的。那时候，“文革”把国际宣传、对外联系大为削弱了，急需恢复和加强。周总理把新华社军代表张纪之找去，说，朱穆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李慎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这样，慎之就回到了新华社。这年生日，他又赋诗抒怀：
　　难得金刚不坏身，偶拊髀肉只惊心。
　　百年已半阅今古，一事无成感鬼神。
　　渐觉知非兼知命，应能忧道不忧贫。
　　补天填海情未了，独对斜阳鞭影频。
　　虽然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尚未解决，总算又回到岗位了。历经许多折磨，体格依然强健还是可以庆幸的。偶尔拍拍大腿激动一下，也只是所见所闻使人有点心惊而已。五十年来阅历了不少历史和现实，专制传统和造神运动总在作祟，当初理想中的目标都还没有达到。到了知命之年，已经渐渐觉悟什么是谬误，什么是客观规律，并不为自己困苦发愁，只是为理想中的大道未行忧虑。补救民主与科学缺失的大工程的热情依然激励着自己，虽然已近黄昏了，时不我待，但是历史责任仍然像鞭影一样频频驱使自己奋进。
　　1976年8月，还是在他的生日，他锐敏地感觉到，“文革”已是强弩之末，新的变局正在酝酿之中。他又以诗言志：
　　回首苍梧云正愁，覆棋一局未全休。
　　曾经沧海鱼龙壮，已迷归程燕雀秋。
　　四塞河山横落日，八方风雨逼皇州。
　　戴盆郁郁成何意，且向樽前摩蒯緱。
　　这里的苍梧指湖南九嶷山。愁云弥漫，“文革”已是残局。这年清明节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人民民主运动，已经显示出来反对专制的力量正在壮大，我们这些曾经投身民主运动的老人壮心未已；而维护专制权威的那些跳梁小丑已经像迷路的小鸟一样在秋风中挣扎着。“红太阳”正在西沉，大地河山阴影横陈，八方风雨正在逼近京城。岂能“戴盆望天，不见星辰”，郁闷寡欢，痛饮一杯好酒，手握草绳缠绕的剑柄准备战斗吧！
　　二十多天后“红太阳”终于落山。不久，“四人帮”就擒，四海欢腾。“文革”不宣而止。
　　那时候错划“右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978年3、4月，胡乔木忽然让第一个改正了错划“右派”的温济泽对李慎之说：你赶快写个报告，检查一下，要求重新入党。慎之坚持自己并没有可检查的，首先得宣布我是冤枉的，把党票还给我，而不是重新入党。拖到1979年1月，上面指定要李慎之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当顾问，新华社才加速给他办完了改正错划右派和恢复党籍的手续。他并没有作什么“检查”。后来他在给党支部写的一封信中说：“我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曾経承认了我没有犯过的罪。”
　　自从我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后，就同李慎之失去了联系。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我就去找他。他们夫妻俩与三十多岁的女儿，同住在复兴门外黄亭子一个15平米左右的房间里。生活虽然艰苦，但夫妻俩都很乐观。我们离别二十多年，劫后相逢，感慨万千，想起来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谈起件件往事，无不催人泪下。
　　1980年，他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组建美国研究所，任所长。1984年1月，担任赵紫阳总理率领的访问美国代表团的特别助理。1985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初，当选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主席团委员和常委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委员。这些年，他又满怀希望地奔忙起来，为的是中国能够早日进入世界民主潮流。在历经苦难的中国大地上，尽管还泛起过“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逆流，改革开放的主流一经形成，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拽住它前进的总趋势的。
　　1989年春天，以中国新一代青年学生为主力的爱国民主运动勃然兴起，洪流滚滚。其中难免混入一些别有用心的极少数人，而执掌特权的某些人也就捕风捉影，借此陷害和打击满怀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号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领导人竟然惊慌失措，调动几十万大军对待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酿成史无前例的流血惨案。最后，不知是为了缓和还是为了掩盖，用了一个中性名词，叫做“政治风波”。我们作为四十年代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参与者，完全理解新一代爱国青年学生们纯洁无私的心灵。李慎之很自然地站在青年学生一边，反对无端戒严，反对武装镇压。他坦诚表示不愿在刺刀底下“做官”。于是，他又一次成了“犯了严重错误”的人。1990年9月被免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之职。1995年离休。我在1985年人民大学调整领导班子后保留了一个校务委员和顾问的名义。1986年9月到1988年8月应胡绳同志之邀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1990年秋就离休了。
　　我俩重逢以后，特别是离休后，直到他去世前，经常来往，一起反思历史与现实，对中国，对世界，上天下地，无所不谈。我们的思绪一起发展变化，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互相应和。真可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八十年代初，当我们从“地狱”出来重新回到“人间”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健忘症”或“僵化症”患者和不肯放弃从专制制度中获取的特权的人们以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亿万人民，都在反思同样的问题。在这场没有人发动、没有人号召、没有人领导、没有人组织的全民大反思中，一些知识分子，一些经历丰富的老同志，走在最前列。李慎之自然也带着自己二十多年间已有的反思，走进这个浩浩荡荡的反思大军。
　　他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熟悉世界各国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博古通今，视野开阔，自然想得很多很多。但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前，他几乎没有以书面形式发表过自己的所思所想。1999年，在为《燕京大学人物志》写的《李慎之自述》中，他曾坦言：“我还是一个胆小鬼。八十年代，我虽然也在若干全国性的学会当领导，出席各种学术会议，高谈阔论，但是并不敢写什么文章，原因只是因为心有余悸，怕让人抓住把柄。九十年代开始，有时也敢写点文章了，然而瞻前顾后，不敢尽辞，而且一年顶多也不过一两篇到五六篇”。
　　敢于公开说出自己“胆小”，这正是一种难得的勇气。而且，这恰恰说明，在这个国家里，公民还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
　　不论如何，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二年，终于说出了心中沉寂多年的话，发出了我们时代反专制、反垄断、争民主、争自由的最强音。“数”不在多，有“质”则灵。只是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就风传海内海外，具有雷霆万钧之力。十二年间发表了将近五十篇，几乎每篇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精辟的议论。这里只能作些简要的介绍。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1999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这年元旦，我写了一首诗：
　　九九新年桃符新，中华五十历征尘。
　　英雄鲜血铺前路，烈士遗言警后程。
　　肝胆陈词真国士，逢迎腐败多小人。
　　艰危时局风云骤，向背何归系人民。
　　为纪念“五四”，李慎之“肝胆陈词”，写了一篇大文章，题目是《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最后大声疾呼：“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这可以说是这十几年他做的大量工作的主旨。由于种种缘故，“五四”启蒙运动八十年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这是中国人民多年来遭受的一切灾难的总根源。启蒙，主要是揭开专制主义对人们的蒙蔽。
　　到了二十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民主化，为什么中国还是专制社会？李慎之认为，这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他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是指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比如：诗、词、曲、赋，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学说，政治、宗教、礼仪、风俗等。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丰富的、复杂的，是不断产生又不断消亡的。“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渗透在各种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神或灵魂，它是基本不变的、相对稳定的、单一的，贯穿在上述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之中，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它的核心就是：“九五之尊，至高无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在皇帝被推翻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然长盛不衰。
　　我和李慎之在上初中的时候，学过一首歌，头几句就是“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几十年来全国人民都得高唱《东方红》，歌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一个什么“救星”，这就是专制主义的另一面——奴隶主义。专制主义这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决定了中国的政教礼俗，也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文化大革命”中，万亿民众被训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胸前佩戴毛的像章，手中挥着毛的小红书，口中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专制下的狂热，比起三十年代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法西斯狂热，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专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李慎之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算作中国专制主义的起源。中国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持续了大约二干二百多年，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悠久的了。从1840年算起，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在这160年中，各代在物质文明方面都有所成就。但政治文化传统变化很少。中国专制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顽强，不但为两千多年间历代皇帝所实行和发展，而且在帝制被推翻以后，还为一代又一代的当权者所死守，视为巩固自己的特权的无可代替的法宝。
　　1999年国庆之夜，慎之在《风雨苍黄五十年》这篇血泪文字中写道：
　　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派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共识：“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后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时候，听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再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而那是我在开国的时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象不到的。
　　李慎之揭示：实行言论管制，愚民政策，这是中国专制主义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在中国以言获罪，以文字贾祸的，代不绝书。毛泽东时代，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抓住人们的言论来批斗、定罪。不只是政论，还有诗歌、小说，不仅是公开发表的文字，甚至搜罗人们的私人通信、日记、笔记。到今天，报纸、书刊、甚至互联网上发表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列入中宣部的“黑名单”，从此禁言，或者以“颠覆国家安全”的罪名，判言者有罪。
　　中国专制文化传统之一是把专制主义虚伪地伦理化、人情化，老百姓是“子民”，历代统治者都“爱民如子”，而儿子必须绝对服从老子。直到现在“父母官”还挂在人们嘴上。“文革”期间更是大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中国近代的许多思想家，都批判过专制主义，倡导过民主主义，李慎之的创见是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区别开来（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从而比较深刻地揭露出来毛泽东推行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中国专制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毛泽东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是打着革命旗号的专制政治体制。
　　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从“焚书坑儒”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一直在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的桎梏下。如何才能拔除专制主义这个毒根呢？李慎之呼吁：首先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启蒙教育，而且只有先实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完成大众的民主启蒙教育。
　　究竟什么是民主？
　　我们这一代人从年轻时候参加民主运动，但是许多人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李慎之说：我曾问－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分人的认识。甚至我们的师长，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亦是如此。在“五四”运动中高举民主旗帜的陈独秀，当时也不十分清楚民主的含义，曾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当他晚年病在四川江津时才醒悟到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分，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导致个人独裁。但这时他已不能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了。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如果国家不建立民主体制，民众不具有民主意识，那么把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被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在中国，似乎谁打下江山谁就该永远坐江山。结果是“以暴易暴”，独裁者一个接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专制主义香火不断。
　　争民主必须反独裁，但是反掉独裁之后如果不建立民主的国家体制，如果不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教育，保证公民学会行使手中的民主权利，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那么新的独裁者就会应运而生。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实际上当年的民主国家部有类似的教训，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波仑一世和三世，都曾是反对专制独裁斗争的领导人，他们一旦取得政权，就利用自巳的威望，重新走上专制独裁之路。在苏联和中国出现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复辟专制主义，具有迷惑群众的特征。不断揭露这种新的专制主义，还民主的真实面貌，这是我们早年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反独裁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李慎之对中国人民的重要贡献。
　　在中国，许多人是不懂什么叫民主的，突出表现在“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慎之说：“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常有人说：某某人作风民主，某某人作风不民主。或者说：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类说词，在国内几乎处处可以听到。对外简直无法翻译。这些年，李慎之特别求索了民主的确切内涵。他追究了民主这个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根据世界上大多数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确认民主应当严格地归于政治范畴，它由互相联系的两项内容組成：第一，民主是用来表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即国家政权的组织、管理和运作机制。第二，民主是用来表示公民拥有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的，即公民拥有选举、监督、罢免国家领导人和决定国家重大事情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利是普适的、不可剥夺的。“争民主”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国家的民主体制，保证全体公民拥有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
　　李慎之认为政治改革必然有一定的风险，但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中国大陆在民主的发展上，不但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而且落后于印度。俄国行，印度行，中国为什么不行？如果不及时启动政治改革，中国将来的经济改革可能像飞机在空中失速一样，造成惨剧。
　　李慎之“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后来却在全中国甚至几个民主国家里，闹得鸡犬不宁。这怪不着李慎之，是毛泽东接过这个词儿赋予它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内容。毛在1956年批评了李慎之提出的大民主，到了“文化大革命”却又提倡“大民主”，甚至把体现他的“大民主”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塞进了“宪法”。他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同李慎之心目中的大民主截然相反。当时新华社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对李慎之说：“你这个右派分子也该翻翻身了。毛主席也主张大民主，你说大民主有什么错？”李慎之说：对这，我只能木然以对，渐渐在心里凑成这么四句：
　　十年前事已成尘，不向天花悟昨因。
　　洗尽狂名销尽想，笑他多事解铃人。
　　他说：在“文革”中我己经悟到，毛泽东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与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至少是用以巩固专政的一种手段。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他所说的“大民主”。只不过，相对而言，反右派与反右倾是比较小一点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则是特大的“大民主”。奇妙的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又过了十年，邓小平又否定了毛的“大民主”，取消了“四大”。慎之说，他小时候受过一些孔孟之道的教育，长大了又受过一些西方老派自由主义的影响，一贯警惕群氓心理，痛恨暴民政治，从心眼里反对“四大”。
　　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李慎之从个人迷信中开始觉醒的时候，说要“削肉还母，剔骨还父”。这不仅是要把受之于自己长期崇拜的那个人的几乎成为自己的血肉的那些思想，抛还给那个人。经过以后反思再反思，这句话的含义，也包括了曾经长期支配我们的一切的所谓“红色经典”——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那些东西。
　　前边在“思想发展的起点”那一部分已经提及，我们这些人当初倾向共产党和参加革命的一个因素是受到书报上所介绍的苏联的美好景象的影响。自然，连带着也就很容易地接受了苏联化、教条化（经过斯大林炮制）的“马列主义”的某些概念。中共又把这些概念神圣化，使之成为支持我们的理想的骨架。
　　苏共二十大以后世界上接连发生的许多震撼人心的事件，早已引起李慎之的思考。1957年夏天“反右派”运动开始的信号，是《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后来，在李慎之的脑子里，不知道出现过多少个“这是为什么？”世界上一年又一年出现的很多实际情况，看来看去，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那些理论，总是对不上茬。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1989年夏天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以后，同年冬天到次年年初74年前“一声炮响”出现的那个庞然大物突然崩解以后，人们都在更加深入地反思。是脱胎换骨的时候了。
　　李慎之是这场大反思中的佼佼者。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新华通讯社担任国际部副主任时，主持过《参考资料》的选材、翻译、编辑工作；先后担任过周恩来、邓小平、赵紫阳的外交顾问、出访助手，熟悉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在担任社科院副院长期间，主管美国、日本和西欧等研究所的学术工作；经常出国访问、交流及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因此，他能及时地获得未经歪曲的国外真实信息。他本人有很高的外语和中文水平，不仅能直接阅读和使用外文资料，还能发现过去“经典”翻译中的错误，这些错误往往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密切关系。他主观上有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进行反思的强烈愿望，客观上又有如此有利的条件，因此在二十世纪末，他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不足为奇的。
　　在反思中，认识到自已早年特别信奉的关于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的理论并不正确，而关于人类社会分为三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是符合世界各国历史情况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这三个发展阶段是：原始（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此相应的发展阶段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也叫现代文明）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开始的。虽然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具有不同特点，但具有共同规律。传统社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别，现代社会却基本是相似的：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从三十年代开始，我和慎之就领略了当代共产党人观察分析世界的方法：即将世界分为两大营垒：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营垒，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营垒。前者是黑暗的、没落的，后者是光明的、欣欣向荣的。无论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国内形势任何时候都是一片“大好”。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认识和分析世界的观点和方法，大概维持了四十年。到毛泽东晚年：曾提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他，才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取代“东风”与“西风”。过了十来年，柏林墙被推倒，苏联解体：“三个世界”理论随之失效。就像走夜路的人曾経需要拿—盏灯笼或者拿一个手电筒一样，否则就无法迈步，那么中国人在失去“马列”这盏灯笼或手电筒之后，应如何认识当今世界的发展呢？
　　李慎之处于世纪之交，回顾过去的一百年，展望今后的一百年，肯定无疑地预测：对于二十一世纪来说，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化”的进程必然会继续下去。
　　在中国，李慎之第一个提出了“全球化”理论。我认为，全球化理论是他的思想的又—精华，是他经过多年反思，抛弃社会发展五阶段的理论，认识到“英特纳雄纳尔”不可能实现之后，对人类社会和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
　　他清醒地看到，中国从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包括经济、政治与生活习惯在内的广义的文化，要向一种全新的文化转变（不仅要向工业化时代的文化转变，还要向信息时代的文化转变），这是一个激烈而痛苦的过程，交织着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当务之急就是要发掘出我国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念，加速汉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和，从而促使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逐步融入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之中。他特别警惕，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振兴，如果走上沙文主义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祸：如果走上全球主义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福。
　　李慎之特别期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出一个“全球价值”来，这也是自古以来贤哲的理想。人类早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这类比较抽象的概念，渐成“全球伦理”，各个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各种公约，如联合国“人权宣言”等“游戏规则”将会更加规范。在二十一世记，专制主义、权威主义、暴力理论必然要消失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价值之中。个人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同属现代化的三要素，而在中国传统中压根儿没有个人主义，“五四”之后刚介绍进来，不久就被批倒、批臭。没有大批富有进取心和创造性的自由的个人，现代化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是搞不起来的。当然，分散的个人并不能形成最有效的力量，要把有进取心、创造性的自由的个人组织到真民主真法治的社会中来。也可以说，只有实实在在的民主法治社会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个人来。
　　晚年的企盼——做个启蒙的公民教员
　　李慎之重温了世界史，确知所有现代化的国家，从农业文明转轨到现代文明，都经历了反对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启蒙运动。而且，启蒙的过程中都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艰苦工作。欧洲的启蒙运动继承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成果，尽管如此，仍然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经历了种种风刀霜剑。在这过程中难免有反复，曾经信誓旦旦为民主而奋斗的某些人，一旦掌握了统治权，过不多久就会重新专制独裁起来，或明或暗地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
　　李慎之回顾了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的时间特别长，启蒙运动更不是可以短时间完成的。从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算起，经历了一百多年，曲曲折折，至今离完成还很遥远。“五四”运动，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杆大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进步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在胜利进军中蒋介石一变脸，又成了专制独裁。抗战时期，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大旗，反专制争民主的运动风起云涌，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想，在爱国青年中广泛流传。抗战胜利以后，人们认为实行宪政民主己经伸手可及了，出现了又一次民主运动的高潮。这场运动持续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告停顿。而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启蒙运动的停止，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八十年间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最后结束。但是，“五四”的火炬在人们心中长存不灭。
　　李慎之经过细研深思，弄明白了：“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三百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在人类社会由现代文明向信息文明前进时，重大的科学发明都是从个人开始，然后通过信息共享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这些事实说明：当人类社会向信息文明迈进时，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与人权，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亿万中国人都从奴隶主义和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文明需要的富有个性的充满创造力的思想解放的自由人，中国才能有真正的现代化。
　　李慎之分析了毛泽东批判的所谓“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认定两者与真正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毫不相干，是把具有正面意义和精确内涵的学说庸俗化了，败坏了在启蒙运动史上有积极作用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名誉。毛的批判，实际上是提倡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和奴隶主义，在五、六十年代生活过的人，都还记得在反右斗争后开展的批判个人主义运动，提倡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做“小小螺丝钉”。虽然这个“比奴隶主义还奴隶主义”的工具说与螺钉说，在今天已经无人提及，但将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视作洪水猛兽者，还大有人在。李慎之特别希望重新回到“五四”，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正名，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在李慎之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像个孩子一样，经常突发奇想。他想得最多的是两件事：
　　第一，望能做个大学校长，为国家培养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高水平的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人才。他批评我：你当过大学校长，但不能实行你的办学思想，学校成了党化和政治化的工具。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大学本来应该是进行启蒙的最好的场所。
　　第二，如果有“来生”愿意当一辈子中小学“公民”课教员。希望能够为中小学生编一套12册的《公民》课本。要让新一代中国青少年从小就知道民主、自由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力；从小就知道批评和监督国家和地方领导人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从小就知道如何保卫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如何完成自己应尽的批评和监督领导人的义务。这是最起码的启蒙。
　　我们企盼着那一天早些到来，那时候，每个公民都成为懂得并且切实实行和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合格的公民。
　　我们深信：“五四”先贤的遗教绝响必然会重新振作，他们的嘉言懿行必然会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他们的信念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
　　我们从争民主的运动中走来，还要向建立完美的民主制度的境域走去。
　　我们老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总要尽力向那里走去。
　　〖编者附记〗从这篇纪实之作里，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四十年代，只要是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知识青年，会选择什么道路。他们看到并亲身感受到国家民族危亡、当局专制腐败、社会黑暗萧条，同时又看到唯有共产党高扬着抗日民主团结进步的旗帜，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如何选择，是明摆着的。
　　轻信了吗？着魔了吗？当时在他们面前实在只有一条可走的路，就是站到共产党一边。而且，一旦认定了，在这条路上不论遭遇多少艰险，也不回头。甚至，到了后来他们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极右分子”，坐牢，劳改，仍然想，或许是误会，也许自己真是错了。他们仍然坚持着当年的民主理想，仍然把当年崇拜的人当作民主的尊神，却不知道，全面专政时代与草莽时代是两回事。
　　直到“大跃进”“公社化”造成惨绝人寰的恶果，他们才开始醒悟。再经过十年浩劫，到80年代开始思想解放，再经历又一次政治风波，一步一步，越来越清醒起来。许许多多的“为什么”，有了一个总答案：仍然是专制主义作怪——两千多年的老专制主义仍然活着，又加上几十年的苏式专制主义。它的另一面，就是奴隶主义。为之服务的，则是蒙昧主义。
　　经过长期反思醒悟了的李慎之因之大声疾呼：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他的反思是彻底的，立论是精辟的，文笔是锐利的，但并不主张急躁行事。他吸取历史教训，认定这决不是短时间的简单的呼喊能够见效的。在切实逐步地促进政治改革、促成宪政民主的同时，还要扎实地从头开始对各级干部和青年做启蒙工作，给中小学生编写“公民”课本，做“公民”教员。令人痛惜的是，他过早地辞世了。
　　欲知李慎之和谢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活动，可看《红岩儿女》第一部《从潜流到激流》第18章《民主力量在积蓄：成都华西坝》，第23章《春风吹又生》，第25章《“双十一”：初冬的春雷》，第26章《“民协”——民主青年协会》。
　　〖附录〗李慎之主要著述目录（90年代及以后）
　　1991年，《迎接全球化时代——纪念哥伦布远航美洲500周年》
　　1991年5月，《关于世界新秩序》
　　1991年6月，《中国哲学与21世纪》
　　1991年12月，《融貫东西，通释古今——纪念冯友兰先生》
　　1992年4月，《漫谈中国的哲学与宗教》
　　1992年6月，《守死善道，强哉矫——读〈吴宓与陈寅恪〉》
　　1992年12月，《辨异同，合东西》
　　1992年12月，《〈文化大革命辞典〉序》
　　1993年1月，《中国哲学的精神》
　　1993年6月，《全球化：21世纪的大趋势》
　　1993年10月，《“封建”二字不可滥用——致许明》
　　1994年1月，《开展全球化研究》
　　1994年6月，《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1994年8月，《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致袁伟时》
　　1995年5月，《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1995年5月，《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读〈顾准文集〉并纪念顾准八十冥寿》
　　1995年12月，《接着讲借着讲通着讲——纪念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
　　1995年12月，《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
　　1996年4月，《二十一世纪的忧思》
　　1996年9月，《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致朱光列先生》
　　1997年1月，《诺贝尔与孔夫子》
　　1997年1月，《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
　　1997年2月，《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
　　1997年3月，《“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段公案的由来》
　　1997年4月，《“天人合一”的一些思考》
　　1997年7月，《智慧与良心的实录——〈顾准日记〉序》
　　1997年8月，《文苑失英明者永悼——悼王小波》
　　1997年8月，《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些思考——致葛剑雄》
　　1997年9月，《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引蛇出洞的？》（被划为右派40周年初稿，一年后定稿）
　　1997年9月，《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1997年10月，《为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而奋斗——朱高正〈纳约自牖〉序》
　　1997年11月，《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学术经典》
　　1997年11月，《也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杂志十周年庆祝会上讲话》
　　1997年12月，《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无民主也无科学》
　　1998年2月，《周总理的两次发火》
　　1998年2月，《只有一个顾准一一〈顾准日记序）的补充》
　　1998年3月，《一个紧迫的课题——谈推进政治改革》
　　1998年3月，《百家争鸣探源的力作——白奚〈稷下学研究〉》序》
　　1998年4月，《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1998年7月，《从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
　　1998年7月，《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
　　1998年9月，《中国的自由主义资源——与杜维明先生的对录》
　　1998年10月，《一体化与多元化》
　　1998年11月，《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1998年12月，《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锺书先生》
　　1999年2月，《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
　　1999年3月，《从旋转乾坤到拨乱反正——〈基辛格秘档〉序》
　　1999年6月，《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
　　1999年6月，《一体化与多元化》
　　1999年10月，《一个老派共产党员——悼念温济泽同志》
　　1999年10月，《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
　　1999年11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1999年12月，《关于自由主义答客问》
　　1999年12月，《为人类的前途担忧》
　　1999年12月，《新世纪，老任务》（访谈录）
　　2000年2月，《忆胡绳——回应李普悼胡绳的信》
　　2000年5月，《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2000年10月，《回归五四学习民主》，重新评价胡适的历史作用
　　2000年11月，《朱高正〈狱中自白〉序》
　　2000年12月至1001年1月，《海阔天空扯乱谈——世纪之交的瞻前顾后》
　　2001年4月，《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
　　2001年4月，《对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致胡绩伟》
　　2001年10月，《和平奋斗兴中国——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祭》
　　2002年1月，《魂兮归来，返故居些！——悼王若水》
　　2002年2月，《深人研究顾准——致朱学勤》
　　2002年3月，《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
　　2002年5月，《全球化和全球价值》
　　2002年9月，《不能忘记的新启蒙——对〈革命压倒民主〉的补充》
　　2003年2月，《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民主》
　　2003年3月，《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怀念李炳泉》

五柳村 20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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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90年纪念日的回顾
在外敌入侵而内乱丛生，工农大众生活穷困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时，马列主义号召工农解放自己，尤其是俄国宣布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给全中国仁人志士以革命的希望和榜样。
从孙中山到陈独秀，到千百万寻求救中国真理的革命者，无论是朱德远涉重洋，或者是张澜四川组织民盟，延安宣传的民主平等自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政共和，无不吸引着国内外华人期盼中华复兴的美好愿望，也给生活底层的劳苦大众以翻身解放的期盼。
所以才有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有了无数怀抱民主希望的成千上万知识青年投奔延安，有了国统区大学教授的演讲和此起彼伏的学潮，有了地下党深入蒋介石要害部门长期隐蔽，有了打土豪分田地拥军爱民，有了前方军队打仗后方农民筹粮支援前线......终于在抗日战争中与敌周旋而不断扎根民间迅速扩军发展，最终陷蒋介石独裁政权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必然。
但是，在我们执政之后没有兑现延安宣传民主宪政的目标，代之以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和冤假错案，好大喜功个人崇拜独断专行愈演愈烈，以致大跃进大饥饿生活物资长期短缺，进而发起十年浩劫企图继续掩盖历史错误，差一点出现家天下的世袭悲剧。因而，拨乱反正势在必行。
纠正曾经危害甚烈的极左路线，切实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无疑是新时期改革要务。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发展生产要按劳分配才能调动生产力的积极性，公有制或私有制管理都要体现一个公平。公平才能出效率，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公平与否在于管理的机制和原则。因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革除不公平的管理体制，建立民主管理科学决策机制，把各级管理的公权力置于劳动民众的监督制约之下，才能真正实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革命目标。
然而，我们的改革完全没有触动不公平的管理机制，由上而下官本位推行的假改革之名的措施，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扩大管理层权力和利益，不断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千方百计剥夺工人农民权益和福利。于是，公有资产流失、工人失业，城市强制拆迁、三农问题凸显，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贫富悬殊恶性事件频发隐患丛生。
当此之时，有人否定拨乱反正而企图退回过去岁月，有人坚持官本位的改革为既得利益集团辩护，有人完全站在历代统治阶级立场无视劳动人民疾苦而为所欲为。从工农革命的原点出发，重新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抛弃任何党派和个人利害，践行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把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置于工农大众监督制约之下，实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革命理想，才是各项改革唯一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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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

党史文件一直宣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自杀身亡的。据ZG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００六六一二）号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汪东兴报告主席请示处理意见，主席说：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又请示总理，总理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后又说：按主席的指示办。当天下午，是以化名，由公安部出面送去火化的。

一九八０年三月，田家英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其中指出：田家英是自杀吗？为什么不送验尸？为什么有关档案会失落？田家英有关资料的去向如何？朱国华为什么自杀？对这些问题，汪东兴要有个如实交代。

一九八０年四月一日，由中Ji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ZG中央、中Ji委，就田家英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了话，给予汪东兴选择如实交代田家英死因和有关档案失落原因的机会，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汪本人的下场。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冲着黄、姚二人说：没想到清算到主席身上，连我现在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也不放过。黄克诚说：汪东兴同志，我们不是来跟你做交易，我们是代表党、纪委，给你机会。历史是不能颠倒的。田家英是自杀吗？这，你不清楚吗？最后，黄克诚，姚依林限汪东兴在三天时间内作出回答，反思。

一九八０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该报告被列为ZG中央档案局〔一九八０—四—００九０一四〕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Ji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主席听后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从汪东兴这份如实程度可疑的交代材料，也仅能证实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但他杀的内幕仍是一团迷雾。问题是谁下的指示，究竟是内卫开的枪，还是汪东兴开的枪？内卫朱国华的死因，以及当年有关毛泽东对此一事件指示的档案材料为什么会失落呢？

当年，胡耀邦、陈云、彭真、黄克诚等提出：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田家英死亡事件，对汪东兴追究刑事责任，对内卫朱国华的死因立案调查。

陈云、彭真还提出，ZG中央政治局在五五年、五七年，先后有过二次决议：不准，不允许对党内异己分子搞非法暴力处理、杀害，不准，不参与在境外对党内异己分子、国家敌人搞暴力处理、杀害等。中国绝对不照搬美国、苏联等国在境外对异己分子，敌人搞暴力攻击。汪东兴这样搞，是违纪犯法，要处理。

但，当时的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等，都反对公开事件，提出：事件搞到毛主席身上，搞大了，很多疑团都会提出来，怎么办？毛主席的声誉岂不全毁了！

一直到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彭真还坚持田家英之死的真相，十年、二十年后还是要公开的，并指出：田家英的死，毛泽东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否则无法对历史做出交代。

另据中办〔一九八０—五—００七九七〕号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华国锋还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

以上就是中南海秘密档案中有关田家英死亡真相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