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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富]

外国人对中国及其国民性的误读
钱志富

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1552—1610）恐怕是最早对中国及其国民性说三道四的外国人，他在《基督教远征中国》一书中指责中国人无知而且自大，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颂。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成就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便越自卑。”是的，当时的中国人恐怕真的不知道地球的大小，甚至没有地球这一概念，可是在利马窦来到中国之前很久远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建立了“天下”这一概念，《山海经》时代我们已经形成了“四海”这一概念。就在利马窦出生前一百多年的时代，郑和已经七下西洋，最近有学者发现最早发现新大陆的不是哥伦布，而是被利马窦称作“夜郎自大”的中国人。至于是不是中国人一定认为所有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颂，我看未必，在中国人那里一直有一个“海外世界”， “海外世界”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神仙世界，中国人对这种世界一直是很神往的。中国当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成就非常高，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在政治制度上，中国人一直主张“不扰民”、“休养生息”和“垂袖治天下”，万历皇帝可以几十年不上班，而国家照样可以运转得很好，这是人类政治史的一个奇迹。至于说中国人一定要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笔者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污蔑，中国人是比较能够善待所有别的民族的，中国人在处理同他民族的关系上从来没有实行殖民主义，从来也没有从事万恶的黑人奴隶贸易，中国人没有在世界各地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而西方殖民者所造的罪恶在哥伦布航海成功以后的几百年中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的，中国人也许不太愿意赞扬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但中国人并不傲慢，事实上，在别的先进文化面前，中国人是很愿意虚心学习的，中国人曾经花了上千年的时间学习印度的佛学，怎么能说中国人自高自大呢？利马窦走错了路，扛着他的基督教远征中国，他自己摆出一幅自高自大的架势，还说别人自高自大，真不知羞。当然，如今中国人早已经知道地球的大小了，也知道了原来西方世界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并且花了很大力气来学，然而中国人没有自卑，自然我们也没有自大。
提出“三权分立”的法国人孟德斯鸠（1689-1755）反对伏尔泰（1694-1778）对中国文化的推崇，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又说中国人喜欢生育，子孙太多，但生出来的都是些盲目服从的奴隶。孟德斯鸠还指责中国施行“人治”，一个王朝建立之始尚讲道德，其后则整个制度屈从于单一的个人意志，戕害人性，腐败成风，由是兴替得以不断循环下去。是的，中国的政治制度赋予了国家的最高行政者即皇帝以绝对的权力，然而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反对滥用权力的，滥用权力的统治者的下场常常很惨，他们被称为暴君或昏君，常常可以被诛杀。所以，如果一个统治者要存心让人屈从于他的个人意志，有时候是相当困难的。中国人推崇明君圣主，对最高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很高，他必须施恩于天下，皇帝身上穿的是龙袍，他得有龙的精神，所谓“龙行一步，百草生香”。 孟德斯鸠不懂中国的政治文化，他指责的刚巧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所反对的。至于说，中国人喜欢生育，这倒是真的，中国人讲究人丁兴旺，讲求人伦，至于是不是要求子孙盲目服从，这也得另当别论，不可一概而论。“人治”当然有局限，所以中国也有“法治”，而且平素称为“王法”的是享有绝对的权威的。当然，中国人不喜欢打官司，这也是真的。腐败问题，一直是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问题，解决腐败除了法制的手段，中国人每每从教育入手，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所以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数不清的清官、好官。王朝兴替，不断循环，这差不多是中国历史的一条规律，中国人称之为改朝换代，有时候就叫做革命，这是避免中华民族被外族灭亡的一种好办法。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这跟中国人的这种自我更新的革命精神有关，是一种好的、优秀的传统。
批中国人批得最凶恐怕还是德国人。德国人赫尔德（1744-1803）在《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中将中国人说得一无是处。他说：“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是与这个终日守着炉火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又说：“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如同千百年前一样，仍旧是他们的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可笑的政体的孩子。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着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用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拒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湎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这是地球上很闭塞的民族。”赫尔德对被中国人称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也多有不敬：“对我来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名字，尽管我得立即承认它是一副枷锁，它不仅套在孔子自己的头上，而且永远强加给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层民众和中国的整个国家机构。在副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一起停留在儿童期，因为这种道德学说刻板机械，永远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发展……”。赫尔德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缺乏常识，说中华民族缺乏战斗精神和思维精神，说中华民族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华民族如果缺乏战斗精神，早就成了被灭绝的民族了，可是中华民族一次次打败了外来侵略者，匈奴人就是被我们打败并被逐出亚洲的，蒙古人虽然征服天下，也征服了神州大地，可是还是被英勇的中国人民赶出了长城以外，明末在中国东南沿海横行了上百年的倭寇也被消灭殆尽了。赫尔德之后的中国人在抗击外来侵略上也是英勇的，无畏的，中国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且都赢得了胜利，而他自己的国家德国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具有思维精神的民族，中华民族无论在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等领域都有伟大的创造，中国的政体充满德性和理性，并不幼稚可笑，而且也不是万古不变，追求新变也是中国人的一个优点。早在两千年前，中国就结束了分封诸侯的政治制度，从隋唐开始中国就完善了选举提拔精英人才的制度，这些人才很好地参与了伟大历史的创造。赫尔德之后的中国在政体上也实行了伟大变革，在中国是能够享受到相当的民主和自由的。赫尔德说中华帝国是一具木乃伊，说他已经死亡，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自我复兴能力的民族，他面临过无数次生存的危机，但都挺过来了，中国人不是印度人，不是埃及人，也不是犹太人，中国人相信“多难兴邦”，相信自己的民族能够振兴！是的，中华民族曾经对一些外来的事物有所排拒，这使得一些西方人感觉不舒服，事实上西方也不是一切都好，对于一些不好的事物干吗要照单全收呢？事实上，从东西大交通形成以来，中华民族对西方文明还是本着客气的态度接受了一部分的，《红楼梦》里对外来新鲜事物多有涉及。当然，基督教与中华文明不太对路，但中国对西方传教士也是友好的，给了他们相当的尊重。赫尔德说主张德行、德性的孔子是一副枷锁，是正是这种道德学说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事实上，孔子的学说不是枷锁，如果说孔子的学说真是枷锁的话，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出现那么多的盛世景象，汉唐时代中国的国力强大说明孔子的学说不是枷锁，十九世纪的中国也出现了差不多一百年的盛世景象，当然即便说在赫尔德眼里，中国的成就并不是孔子的学说所赐，但中国的伟大创造也不是偷来的，抢来的，这与西方人动不动就进行殖民掠夺，动不动就实行种族灭绝这的确不可同日而语。在笔者看来，还是有一点德行比较好，当然，有德行的国家和人可能不会暴发，但心里的宁静总是可以得到的。
黑格尔（1770-1831）对中国的哲学、宗教、道德、律法、科学，以及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否定，因为中国的一切都不符合他所谓的“绝对精神”，说中国人缺乏被称为“精神”的一切，中国人没有个人性，没有主观性，内心缺乏全面的自由感，因为中国人只是些对权力进行崇拜的动物，他们自视卑贱，每个人都顺从听命，缺乏反抗精神，中国是一个奴隶国。自然，中国的哲学与西方的不一样，中国的哲学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关系的看法也与西方的不一样，中国人看见的世界是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在中国人眼里，天地人三者是平等的，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跟西方的天人对立的哲学简直太不一致了。可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哪一个更接近事实和真理呢？西方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硬说人能够掌握所谓的绝对精神，硬说人可以成为宇宙的中心，西方文化有着强烈的人类中心意识。客观的说，人只是宇宙的一个零件，人不可能成为宇宙的核心。笔者认为还是中国哲学更符合事实，更接近真理，即便中国人跟西方人比，少了一点主观和个体意识。中国人在为人处事上，讲求温柔敦厚，也很不爱去剥别人的面子，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没有反抗精神。历史证明，中国人具有反抗精神，中国人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中国人不是奴隶，中国也不是奴隶国。中国人害怕做奴隶，尤其是亡国奴。中国人外圆内方，从来不愿意屈服于人。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1818-1883）也对中国及其国民性有所误读。当然，这可能跟他青年时期受过黑格尔思想的影响有关。马克思对中华民族内部的活力盲视，所以他称当时的中国为“活的化石”，他对当年在中国境内爆发的一场革命和鸦片战争分析说：“历史好象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又说：“一个人口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这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令人耐人寻味的是，马克思本人对英国的侵华战争不仅不进行谴责，而且似乎还很欣赏，因为他促使了被称为木乃伊的中华帝国的解体，他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期待在中国发生一场革命，可是他对发生在中国的这场革命的评价却很低，他说：“我曾感到很奇怪，鸦片没有起到催眠作用，反而了警醒作用。其实，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对民众说来比对老统治者们说来还要可怕。他们的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相对立。”又说：“太平军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人想象的那个凶神恶煞下凡。而这种凶神恶煞是只有中国才可能有。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对满清政府和太平天国都没有好感，只对英国的侵略产生积极的兴趣，他在以前写的《大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表现的态度也是一样的，他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对亚洲的社会状态不来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其实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的学说曾经令世界多少人陶醉，而且他的学说引动了整个世界的革命变革，可是马克思的学说有时缺乏德行的支撑，所以他引动的革命有时简直就是一种犯罪。
同中国相比，日本本来是一个后发国家，这个国家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向中国学习，可是后来不学了，不但不学，反而欺师灭祖，向中国的东南沿海派来了一批批杀人不眨眼的海盗，史称倭寇。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烧杀搂掠，不恶不作，竟然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好在最后被戚继光领导的义勇军给剿灭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迅速崛起，之后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都构成了威胁。真的是一阔脸就变，暴发以后的日本人突然对中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福泽谕吉（1834-1901）就这样对中国出言不逊：“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中国是一个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福泽谕吉说得对，中国长期以来以文化立国，中国人讲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中国人不尚武力，绝没有日本国那样的武士道精神，中国也没有海盗，自然同具有悠久海盗文明历史的西方的差距很大，日本人跟嗜杀成性的西方人臭味相投，一瞅就会，历史证明，日本人同西方人学的不过是怎样屠杀自己的友好邻邦。中国人不尚武力，但不等于中国人就不懂怎样使用武力，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中日战争中，疯狂的日本人不管怎样凶恶，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了。历史证明，武力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中国人不尚武，中国人不喜欢杀人，这是正确的，不是弱点，而是优点。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趁火打劫的美国人也在中国人身上发现许多弱点。比如在中国生活了近五十年的史密斯（1845-1932）专门写了一部《中国人的气质》来讨论中国人的弱点，指责中国人“好面子”，“蒙昧”，“轻视外人”，“公共心缺乏”，“保守”，“同情心缺乏”，“人格和良知缺乏”，“好讲裙带关系”，“利他主义缺乏”等等。在史密斯心目中，中国人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野蛮人，后来他建议美国政府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用以支助中国的文教事业，特别主张用这笔钱供给中国人到美国留学，其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野蛮习性，要把这些人改造成同他自己一样文明的基督徒。是的，中国人“好面子”，中国人不愿意在外人面前丢脸，中国人讲求家丑不外扬，这在笔者看来，没有什么不对，人还是有点羞恶之心的好。中国人当然也是有那么一点“好讲裙带关系”的，中国人有所谓“举贤不避亲”，“一人有福带动一屋”，中国人喜欢给亲戚朋友施与相当的恩惠，这跟只是口头上讲讲“人格和良知”以及“公共心”、“同情心”而内心深处是绝对的个人主义的美国人要可爱得多，也亲切得多。美国人曾经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并且对黑人奴隶实行暴政，难道这些也是美国人的优点吗？历史证明，美国人不仅过去缺乏同情心，美国人如果在鸦片战争时代及以后的时代对中国存在同情心的话，他就不会对趁火打劫，同中国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当下的美国人依然缺乏同情心，不然他就不会四处点火，到处发动战争。本来大家看好的奥巴马，大家期望他能够断然终止美国的对外用兵，可是奥巴马对阿富汗依然增兵，依然要武力征服。这就是所谓有同情心的美国人所干的事！
以上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面对16世纪以后的中国用邪恶的眼光看出来的中国情景，他们藐视中国，藐视中国人，藐视中国文化，可是中国不是那么太容易让人藐视的。中国在崛起，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一方面拒绝外辱，一方面消除内乱，一方面迅速使社会文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一方面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中国人励精图治，使得世界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深厚潜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终于在世界各国面前扬眉吐气，如今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也再次焕发了自己的生命力。当然还会有经常对中国及其国民性进行挑刺的外国人。他们还会说，中国政府是专制政府，中国人民只是一些驯服的工具，中国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和民主，他们还会在各个方面想办法遏制中国。但这些都无所谓，中国自有自己的政治智慧，中国人自有自己的头脑，中国曾经有过上下五千年的辉煌历史，中国文化曾经施惠于整个人类。西方人能够称霸世界也是中华文化所赐，中国没有对南亚次大陆实行殖民统治，使得欧洲殖民者有机可乘。
当然，不是所有外国人对中国及其国民性都深恶痛绝，也有真正理解中国及其文化并十分尊重中华民族的，比如伏尔泰，比如雨果，比如罗素等等。他们对中国国民性中的德行、德性的称赞，这让我们听起来心里很温暖。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郑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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