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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祉

谁能偿还我的情

-------在共和国风雨中长大

孙一寒——辽宁省昌图县作家

题记：人生是寻求真理的过程

篇首

灿烂的太阳，也不过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分子；叱咤风云的伟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地球上多如沙子的人，谁能企盼用自己手中的笔把自己描绘得与日月同辉？然而，你若要管窥春天的美丽，品味大海的苦咸，就不能不从一朵小花，一滴海水开始。

我是百花丛中一点红，我是沧海的一滴水。

过去的岁月带走了我们的年华，带走了我们的幸福，带走了我们的痛苦，带走了我们的欢乐，带不走我们的怀念和沉思。

不论你多么富有，多么贫穷，多么伟大，多么渺小；也不论你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是从那逝去的岁月中走来，你又将从现在走向未来。岁月无情也有情，岁月无义也有义，生命把希望寄托给岁月，岁月在消逝的过程中展示着生命的灰暗或辉煌，也在向迷中之人用无言的方式指引着命运应遵循的方向。

我生活在岁月中，我挣扎在岁月中；岁月尤如一片土地，我每年每月每天每时都在耕种，我每年每月每天每时又都在收获着品味着自己曾埋下的种子所结出来的果......

１我的１９５６

人的心永远憧憬着未来，而那过去了的往事又成0为永远难忘的怀念。１９５６年的３月１８日我降生到人世。出生的日子无论离我已多么遥远，都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日子。遗憾的是人永远忆不起出生时的一切。人世上一个生命的延生，虽然比一个生命逝去的场面要逊色得多，但却充满了喜悦。长大了听妈妈说，百里以外的奶奶头一天就赶到了县城里，守护着我的妈妈；远在乡下的姥姥依门翘首。亲人们关注着我，他们不知道我会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是丑还是俊，那企盼和担忧交织在一起的心情该是多么的幸福和痛苦啊！我的家住在县政府的大院，我的第一声啼哭就响彻在县政府的大院，我的第一次微笑也荡漾在县政府的大院。从此，我和我的同龄人的哭与笑便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相连在一起。

如今，呵护我，盼望我长大的亲人陆续地离开了我，爷爷，奶奶，姥姥，舅舅，爸爸，把我视为掌上明珠的亲人，有的还没有品味到我的一丝回报，就永远地离我而去了。是啊，在这个世上许多栽树的人，在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培育的小树长成大树的日子，自己却离开了他们所爱的大树，后人在这大树下谈笑风生，会有人记得栽树的人吗？假如我是一棵大树，在我身边乘荫的人，会想到曾养育我成人的我的亲人吗？!

我的爸爸在我降生百天之后才回到我的妈妈的身边。那时，他是团县委的宣传部长，他和共青团员组成的青年突击队在太民水库的工地上奋战，那如火如荼的场面和那狂热的青年们需要他。他的心里不会没有我和我的妈妈。传说古时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他也没有我的爸爸伟大和高尚：大禹的时代，妻妾成群，儿女成帮，他身为人王，父母有仆人照料，也不会仅有此一个家，而我的爸爸生活在一夫一妻制的时代，我是他的长子，他没有听到我的第一声啼哭，他没有看到我的第一丝笑意，是多么的遗憾！爸爸从工地回来了，捧回了一张奖状。这张奖状至今保存在我的书柜里。它夺占了爸爸的天伦之乐，它推迟了我和爸爸相见的日子。太民水库也在不久后成了大跃进的殉葬品。爸爸的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得到的回报是晚年的感叹。

爸爸从工地回到久别的家，夜已经很深了。他一进屋，一脚踩进了炉坑子里。摔了一个跟头，手里正好按在铁炉钩子上，气得一下子把炉钩子摔出去。本是回来看儿子的，心情一下子败坏了，只是在微弱的灯光下草草地看了我几眼，倒头便睡了。爸爸当年才２２岁，还是一个大孩子，有了儿子，还不懂得做父亲的自豪，有人来串门，他就对妈妈说："快用被把孩子苫上，推一边藏起来！"仿佛结婚和生孩子是让爸爸害羞得抬不起头的事情。

爸爸渐渐地喜欢我了，但对我是爱而远之。这是因为一次爸爸抱我，我不知深浅，尿了他一身尿。从此以后，我再也难以上他的怀了。到了我上幼儿园时，爸爸才胆大起来，敢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踩在他的肩头上，站在他的脚上蹬机器玩。爸爸再高兴时还在炕上俯下身给我当大马骑。

我长到三岁的时候，爸爸在周日或茶余饭后的时候开领我到街上散步，我总是愿意和他手拉手，这样，我不怕生人，也不怕马路的上汽车和马车了。可是爸爸呢，总是爱背着手走路，边走边思考着什么，嘴里还背诵着什么。我们各走各的路。我跟在爸爸的身后边，生他的气。妈妈领我上街，手拉手还怕我走丢了呢，他却不看我，我就故意地停下来，看他找不找我。爸爸走了好几步，很快就知道我没有跟上来，便停下来等我。这时我就撒谎，说："我走不动了。”爸爸就回来背我走。经过这样的几次吓唬，爸爸再也不敢各走各的路了，我也有了常常趴在爸爸身上逛街的机会。回到家中，我当着爸爸的面向妈妈和奶奶告爸爸的状，说爸爸有架子，走路背着手，不领着我，迈大步，我都跟不上。爸爸被我妈妈和他的妈妈责备了一番，他不生气，反倒笑了，他想不到他的儿子对他会有意见，还给他扣上了“有架子”的大帽子。我最愿意和奶奶上街。奶奶进城就转向，找不到东南西北，记不住自己的家门，出门我是她的向导，我手拉手地领着她，她说她离开我就找不到市场，找不到家。我和奶奶在一起走，我非常自豪，感受到了这个世界上我存在的必要。

爸爸教我唱的第一首歌是《小燕子》，那歌词是："小燕子，穿花衣，飞呀飞到北京去，祝福带给毛主席......"长大了我才知道，那首歌词压根就没有这些话，这是他为了从小就培养我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而为我现编的词。一次妈妈抱我到团县委的办公室，看见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妈妈告诉我这是毛主席，让我说："毛主席万岁！"我的奶味末干，连十个手指头都不会数呢，哪里懂得“万岁”的含义！？也不知道北京和毛主席存在的意义，就知道妈妈和爸爸不在我的身边时是我最大的痛苦。也许我还在妈妈的腹中的时候，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个人崇拜的信息就开始向我进攻；呀呀学语，父母就和中国成千上万的孩子们的父母们一样，不管孩子懂不懂，就向我们灌输他们的，也是他们在人生中被人强化形成的政治观念。

童年的心有如一片净土，春风吹来花籽，这里便绽开美丽的花朵；远方飞来小鸟，这里便是它的一片自由的蓝天。父母是守护着这片净土的园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在这里播下的种子，预示着他们拥有，和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将要享有的一切。新中国的第三代人就这样被上一代人熏陶着，埋下了一个民族前进路上的障碍：１９７６年的９月９日，毛泽东这个一生与我没有见过一次面的人，他的死竟让我这正在服兵役的三尺男儿哭得泪流满面，远远地超过了为我出生而欢欣和忧虑的爷爷奶奶去世时的悲伤程度。要清除一个时代潜移默化地钻入人的心灵里的观念，如果没有信仰的转变，是不可能的；为了清除陈旧观念所进行的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教育，又或多或少地潜伏下新的障碍：一切向钱看。人，总是试图解放自己，又总在禁锢着自己。

１９５６年的３月１８日，命运之神决定了我的生身父母，这是我和我的父母关系的一始。一切事物之初都蕴含了事物的未来，爸爸在我百天才来到我的身边，也许正是这种父子关系的开端，才决定了我和爸爸的联系：他的心里有儿子，实际中又总与儿子处于一种距离。爸爸很少和我谈话，他一生中以工作为本，长大后，我就参军去了，脱下了军装，我就去开拓自己的生活天地，与爸爸在一起的日子很少，现在爸爸离开了我，留给我对他不尽的怀念。

１9５６年的３月１８日，命运之神也使我开始了品味人世的苦辣酸甜。

２三岁抓贼

三岁那一年，我抓到了一个小偷。

春天，我的爷爷从乡下来串门，劈了许多柴，以备引火做饭之用。一天早上，爸爸和妈妈上班去了，爷爷也不在屋，我独自一人坐在炕上玩。邻居家的一位姓高的老太太溜了进来，用衣襟兜走了爷爷劈的几块木柴，她威胁我说："你要告诉大人，我就打死你！”等到爷爷回来，我原原本本地把看到的和听到的话告诉了他。妈妈下班了，爷爷把我说的话告诉给了我的妈妈，并要去找那个高老太太。我的妈妈害怕了，怕得罪了那个老太太，孩子被害乎了。爷爷说："我去啥也不说，真是她偷了又能咋的，一点东西值多少钱！我是要看看这么点个孩子撒不撒谎。”爷爷去了回来了，生气地说："真有这样的人！小孩子说的一点不假：老高太太把偷的劈柴藏在了饭桌子底下了。我认得那木头！"

爷爷是清朝末期的秀才，民国初，他２７岁那年就当上了昌图县的教育研究会的会员，做了大半辈子的私塾先生，共产党来了才养歇在家。昌图解放前夕，他就支持我的大伯参加了八路军的区中队，很早就和共产党的区长区委书记有来往，有一年的夜里，女区委书记王枫化装成国民党的武装，带了几个人到一个屯子中了解民心，进了一户姓张的人家，那姓张的哥俩都是光棍，王枫问他们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老大以为王枫果真是国民党，枉口八舌地说了一通，还说他已经杀了几个共产党，还说共产党有个区委书记是一个女的，有名的破鞋，不怎么样，抓住她，非点了她天灯不可。其实他根本就不认识王枫，王枫就站在他的面前。王枫一边听一边用笔在兜里暗中记录，老二看哥哥说，也跟着乱说一通，拍着胸脯子说要跟国民一条心打共产党。那时正是国共“拉锯”时候，形势严峻，没有时间去调查他们的话是真是假。王枫听到这，看他们也够杀了，说："行了，别说了，够了。”把帽子一摘，露出真容来，当时就把哥俩吓跪下了。武工队二话没说，把他俩拉出去枪决。他们家的亲属知道爷爷有名声，又认识县大队和区中队的人，跑来找他去说情。爷爷已经睡下了，起来后边走边穿衣服，等走到离那个屯子不远时，枪声就响了：老大被当场枪决。爷爷到了，老二才得已活命。那一枪吓傻了老二，闹个终生耳聋。爷爷教书，没钱的人家的孩子只要想念书，可以不交钱，但是来了不好好学习，无论是有钱人家的公子，还是亲属家的孩子，举手就打，从不留情。爷爷的性格个别。他在乡下讲卫生，反对吃饭时说话，有一次他正在吃饭，窗外有人面对他说话，他嫌人家离他近了，气得把一碗菜当人家面扬在地下。爷爷的脾气大，固执，不卑不亢。

尽管如此，爷爷在我抓住小偷后，也没敢发火。那是解放初，正在镇反，搞阶级斗争，邻里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跟底，为了我的安全，家里人，不仅不敢得罪那高老太太，还得像什么事也不知道的糊涂虫似的，和那高老太太欢欢乐乐，没事一样，见了面，我还得管一个要打死我的人甜甜地叫“大奶”。

幼儿时代，贼人就闯进了我的童真世界。

３一个糖馒头

春去春来，花开花落，转眼，我到了四岁，爸爸妈妈送我上幼儿园了。

新中国提倡妇女解放，妇女走出家门是解放了的标志。妇女的解放在新中国的当初是被迫性的，不走出家门，不参加工作，组织要蹬门来找。我的妈妈也上班了，先是在造纸厂，后是在食品厂。爸爸妈妈是我来到人世上的第一个最好的朋友，到了幼儿园，天真的小朋友们相聚在一起，也没有淡化我对爸爸妈妈的依恋。每天，妈妈边哄我边劝，送我去幼儿园。我天天都不愿去幼儿园，每次都是哭着与妈妈分手，央求妈妈下班快点来接我。妈妈对我说："离不开妈妈，没有出息，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我似懂非懂，含着眼泪点头。要长大，总得离妈妈远去吗？儿子的明天是一片末卜的天空，妈妈为了使自己儿子在母爱能力所不及的时候，也能在这险恶的与美好交织在一起的人世上生存，才早早地把儿子交给了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啊，也是为了完成新中国的妇女解放任务不得不每天离开自己的儿子啊！

１９６０年，新中国的饥饿的时代开始了。

一天，妈妈给我做了糖馒头，让我带上了一个。幼儿园里的粥稀得几乎看不见米粒，吃间食的时候，我咬着这个糖馒头，一个小男孩站在我的面前，眼巴巴地看着我吃。我知道他馋了，豪不犹豫地分给他一大半儿。虽然我吃得甜嘴巴达舌，但是我挺高兴：因为妈妈告诉我，好孩子吃好东西时要想着别人。每当我有了饼干和糖果时都让爸爸妈妈先尝，今天我又把好吃的糖馒头让给了小朋友了，我是好孩子啦。

几天以后的一个晌午，那个吃了我糖馒头的小男孩儿和几个小朋友坐在幼儿园的门口的绿草地上晒太阳，他一边嗑瓜籽，一边从兜里掏出瓜籽来，分给每一个在场的小朋友，到了我跟前，他冲着小朋友们，指着我说："那天他吃糖馒头还给我了呢，我不给他瓜籽吃！"他嘻嘻地对着我巴达着嘴，别的小朋友也笑，我坐在草地上，看见每一个人都有瓜籽嗑，还被他嘲笑，脸红红的，这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我委屈，我想家，想爸爸和妈妈，两眼含着泪。我对别人好，别人却对我不好，这样的小朋友，他的爸爸妈妈不管他吗？我的心里十分地困惑。

好心没好报的事在我的身上开始了。

４王大奶

我的一生中常常忆起一个与我并没有血缘关系的王大奶。幼儿时，我们家住她的房子。王大奶有好几个女儿，个个有出息，都不在她的身边：一个在北京读大学，一个在莫斯科留学，另外的几个女儿也在大城市工作。王大奶没有了丈夫，在城里孓然一身，吃房租生活。旧社会给了她一双似饺子般大的小脚，说话山东腔调儿，唤我的乳名“小寒”，总是喊成“肖汉”；一双混浊的小眼睛，几乎看不见里边的黑眼仁，我总是不相信王大奶会看到我淘气，可是我一淘气，她却看得一清二楚。她的脚小，我走起路来，王大奶跑也抓不到我。王大奶爱清洁，６０多岁了穿着洁白的布衫，也不知过去做过什么买卖，家里摆设的东西都古色古香的，有和我一边高的蓝花瓷瓶，还有铁梨木的桌椅，还有我叫不出名来的古里嘎七的玩艺。那时，王大奶的院子里有我们和另外一家房户，那家姓魏，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男孩，还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王大奶爱小孩，但格外的喜欢我，女儿们给她买的糖果，每次都给我一份，我积下了好几个王大奶送给我的精美的果盒子。每当我从幼儿园回来，王大奶差不多都过来看我。她还常把我带到她的屋里玩，我可以摸那花瓶，我可以坐在她的行李上，我可以和王大奶比谁的脚大，我可以搂着王大奶的脖子站在她的怀里。王大奶希望我长大了也上大学，上北京，做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她的小女儿，我叫王老姑，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姑娘，也和我一个四岁的孩子成了忘年交。每次回来都给我讲北京城里的故事。后来她毕业分配到辽宁的朝阳地区做林业工作，领我上街的时候，看见街上栽花种柳，就说，在她们的朝阳，路边上栽着苹果树，我听了非常地惊奇，问："那树上的苹果能随便摘吗？”王老寻姑笑了，说："到处都是苹果树，现在刚栽上，将来棵棵树上都得挂满苹果，那时，咱们的共产主义国家，人人都可以吃；吃不了，还要送给苏联呢！咱们的老城，将来会在路边栽上苹果树，苹果树下能乘荫凉，还能结果，苹果下来了，不用买，想吃就摘。”听着王老姑的话，我沉入了美好的想往，盼望着大街小巷的空地上早日长起苹果树来。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生养我的那座小城，路边竟没有长出一棵苹果树，仍然是半死半活的杨柳树，长得秃秃矮矮。我那美好的想往成了白日的幻想和夜里的梦，费去了我许多的想象的细胞。

我和王大奶二年多的缠身绕膝的祖孙情谊，奠定了一世的感情。她把对儿孙的慕爱给了我，使我懂得了亲情之外也有母爱的存在，我幼小的心灵有了对陌生老人的敬重和信赖的心。在离开王大奶之后的日子里，我对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老爷爷和老奶奶都有一种从内心流露出来的亲切感。

我５岁那一年，家离开了老城，从此，我只见过王大奶三次。

１９６４年的冬，我已上小学一年级了，这一天，太阳刚一落地，家家上灯，我趴在炕上写作业，我就听到房门响，传来一个久违了的熟悉的声音："是小寒家吗？”“啊！王大奶！”我们全家惊喜地看见王大奶风尘扑扑地进到了屋来。王大奶从老城到新县城来，坐了２０多里路的车，天寒地冻，人多车少，一路没有座，６０多岁的她巅簸了了一个多小时，下了车又横过铁路，翻沟过坡，走田间冰雪小道儿，一哧一滑，步行了七里多地，来看我。王大奶说："一到这有房群的地方，我不找大人打听道，找小孩子们打听小寒，小孩子们比你们大人出名，一听找小寒，好几个小孩子来送我。"王大奶摸着我的头和脸，无比满足。全家人都希望她多呆几天，她说看到“小寒就行了。”匆匆来，匆匆去了。我１６岁那一年的春天崐，家迁到了县城最北部的八面城横道子，七月的季节里的一天，王大奶又来看我。她居住的老城离八面城１００多里，八面城又距我们家八里多地，乡间的小路弯弯不平，路两边长着柳树毛子，遍地是青纱帐，大姑娘和小媳妇都不敢一个人走路，怕狼怕狗怕坏人。王大奶想念我，什么都不怕，这一次王大奶在我们家住了半个多月。我天天早上恋恋不舍地离开家门，放学后连跑带巅地往回走。我和王大奶在一起，就好像又回到了欢快的童年。

王大奶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她的心中却为我开拓出一片任亲情也挤占不去的美好天地。

我１８岁这一年春季，去看望我的奶奶，途中到老城倒车，老城是我的出生地，我喝着这里的水长大，我汲的第一口空气是这里的空气，踏上这块土地，花草树木都有如亲人般的温情，每一眼望出去，都勾引起我对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的追忆。我站在车站里回忆着许多往事，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像闪电一样映亮了我的眼睛，我几步窜过去，一把拉住一位穿白上衣的长者的袖头，惊喜地叫道："王大奶！”老人回过头来也惊喜地叫道："小寒？!小云，来，你来排队！”队列外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过来排队购票。她是王大奶的女儿的姑娘，在营口的一个地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都教育，看罢姥姥返回去。王大奶匆匆地送走了她的外孙女，强行让我退了车票，手拉手地把我领到家。

王大奶家的院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西屋的房户三口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他们见王大奶这工夫送走了一个姑娘又领回来一个小伙子，很好奇，老头问："来客了！？"王大奶用高嗓门自豪地回答："这可不是客哟，这是俺小寒，在这院子里一小看着长大的孩子！那阵子呀，他才四、五岁。一晃长成大小伙子了。走，快进屋！”王大奶把我带进屋里说："看，这炕檐还是你小时候那个，这门也没换。小里晚你好搬门打滴溜，门这地方是你坠坏的，你还记的不？我找人修好几回呢！小时候啊，就是不愿意上幼儿园，大奶气得还吆喝过你呢！老房子老地方，人啊来了一茬又一茬，哪个房户都赶不上你们家，谁家的孩子都赶不上俺小寒啊！小时候啊，小寒又仁义，又干净。今天大奶给你包饺子，啥活也不用你干。陪大奶唠嗑就行！”王大奶的屋里的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的像，炕上有一个袖珍的半导体，一切摆设依旧，样样放得有条有理，房角连一丝蛛蛛网都找不到，炕头的铺盖整整齐齐，像军人的内务一样整洁。那把蝇甩子还是放在我儿时就记忆中的老地方：挂在王大奶睡觉地方上的墙上。

王大奶狐孤独地留在了这个古城小镇，陪伴着这座老宅，不知是她不愿意给远方的女儿找麻烦，还是隔舍不下丈夫在这里给她留下的恩爱记忆。我坐在王大奶的身边默默地流下了无名的眼泪，也陪伴着王大奶度过了一次祖孙长谈之夜。

那一次分别几个月后，我就中学毕业参军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我的王大奶。复员后，我在那座古老的小城里多次寻访我的王大奶，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老宅易主，并且已经换了几任主人。也找不到她的女儿们，人们听了我说起王大奶，仿佛听着一个久远的传说。

如今推算起来，王大奶早已作古了，不知她安眠在那一方，哪怕千山万水，我也愿亲手为她献上一束挂着我思念泪珠的鲜花......

５两个小土豆

我出生的这个小城是北国的名镇。据史书记载：秦时起，这里就有了人烟，设过辽海卫，明朝前还出现过渤海和科尔沁两个自由王国，不知什么原因，这里又一度悲凉，成为一片大草原。清朝出现后，一度荒淡了的人烟又遍地燃起，嘉庆年间这里建治设立了昌图府，再度繁荣，人文景观兴而不衰，古迹名胜２０多处，《奉天志》载录的前贤、节烈、英杰、逸才达１５０名之多。北宋年间，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掳往五国城，曾经过这里的属地亮中桥，金人把他们放在井底，于是这里有了他们坐井观天的传说；秦桧被贬也曾被囚禁在附近；大清王朝的忠臣良将僧格林沁少年时代在这个小镇的文昌庙里读过书，国民党前立法院长梁肃戎在这里度过了中学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小镇上也出了不少的名人：作家端木蕻良、书法家佟伟，神洲五号的设计师王永志也出生在离这里百里之处的八面城…….

镇内一条大河从街中心由东向西流去，两座木桥横跨河上，两岸连绵不断地长着榆树。民国二年城南建成花园一座，水中荷花，有水榭凉亭；城中有文庙、武庙、城隍庙、狱神庙、八蜡庙、东狱庙等庙宇。小城富有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又古色古香，但它也披上了现实的政治色彩：蒙古地局残留下的青砖瓦舍，国民党留下的伤心楼，共产党建设的红砖房和革命烈士纪念碑与古迹并列耸立。

小镇历史悠久，秦汉的风土，明清的习俗，共产主义的教育，在这里交织一起。

我在妈妈的怀抱里逛过文庙，游过花园，俯视过东西小桥子的流水，参观过革命烈干士纪念碑；妈妈和爸爸经常带我到电影院剧乐部看革命的电影和戏剧。我从这里感受到了生养我的小城与爷爷奶奶姥姥居住的乡下的差别。县委会大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那里发生的两个小土豆的故事，让五岁的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县委会后院有一片地，每个机关分得一块耕种，谁种谁收。春天来了，这里种着玉米、豆角、土豆。我看见红的、黄的、白的、粉的玉米缨，身心进入了一个清新、宁静、鲜嫩的意境。土豆花开了，象６月的雪，在太阳底下放射着湿润的光茫；豆角蔓子爬上玉米杆上，粉红的花瓣半开半合，象布娃似睡非睡的眼睛；彩蝶在土豆花、豆角花上时飞时落。妈妈领我到团县委的地里，摘我们家分的那份豆角，教我认识种植物的名称和它们的特点，我知道了：玉米棒子结在杆上，豆角开花了，结出的果挂在蔓子上；土豆呢，偏偏开了花后，把它的果埋藏在土中。我非常好奇，土豆在土中偷偷长，谁能知道它到底长没长呢！我背着妈妈，用手悄悄地抠，果然摸到了两个鸡蛋大的土豆。我兴奋得涨红了脸。妈妈告诉我："这土豆不是团县委的，咱不能动，快送回土中。我不听，不甘心地央求妈妈，非要不可。妈妈哄不好我，土豆再埋进土中不会再长到秧上了，只好依了我。无可奈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把那两个小土豆放在了筐里，告诉我："只能这一回，到了家你爸爸说你我不管啊！”我知道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想背着爸爸吃掉这两个小土豆，可是晌午吃饭还是被爸爸发现了，为此，他和妈妈生了气，险些把这两个小土豆和饭碗给我摔了。小小的我，红红的脸，为我的嘴馋害怕害羞，我说“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人家的东西不要，公家的东西不偷。”爸爸才把这两个小土豆判给了我。我含着眼泪吃了这两个小土豆。这两个小土豆，像两枚种子在我心中生出了果：不能贪占集体的东西。许多年之后，妈妈提起事，还叹着气说："为了孩子，脸都不要了。”是我难为了妈妈。

从这两个小土豆开始，妈妈在物质上对我管理严历起来。西院有一户姓赤的人家开着大染房，人多热闹，小孩子们爱到那里玩。一天，我跟着一群大孩子去到他们家去玩，人家正在煮酱豆，大人见到我这么小，竟然也跟大孩子在一起疯跑，惊奇地问："这么小个孩子，你们谁领出来的？快把他送回去！"我当然不会回去的。为了劝我回家，人家把熟酱豆放在我的衣襟上，让我兜着回家吃。我有了吃的，高兴了，回家了，自己一个粒也没舍得吃，也想给妈妈尝尝。妈妈正在洗衣裳，看见我要了人家的东西，不问青红皂白，把那黄豆粒全都扬进了炉坑子里。我眼巴巴地看着到嘴的东西没有吃到，急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心里想：这是人家给的，又不是我要的。妈妈蹲在我的面前，一边擦着我的眼泪，一边说：“儿子啊，人家的东西，咱不能偷，人家的好吃东西，咱也不能馋，连瞅都不瞅。大人不在跟前，别人给什么都不要。这样的孩子长大了才会有出气呢！"妈妈告诉我的道理我懂了：我的东西我珍惜，别人的东西再好也不能图欲。我哭着表示听明白了妈妈的话，妈妈高兴地抱起我来，把举得高高的。

五月，天高云淡，柳绿花红，一群天真活泼的少先队员从西小桥子上走过，那雪白的上衣，天蓝色的裤子，鲜红的红领巾，手中闪闪的队号，吸引我停下了脚步，呆呆地看着他们。妈妈看出了儿子的心思，说："儿子，你长大了，也会和他们一样去上学，扎上红领巾，也会有那号。”我睁大了眼睛，望着妈妈那自信眼睛，相信妈妈的话是真的。

妈妈对儿子的明天充满了希望，我的心也开始憧憬着美好的末来，盼望着长大的日子快快到来。

６流放

１９６０年冬的一个黎明，冰雪路上，寒风中，一辆马车从城里出来，在荒废的古道上向着远方行去。车上载着爸爸妈妈和我，还有正在吃奶的二弟。干部家属大下放，爸爸带头报了名，我和二弟随妈妈的户口从此由城镇户一下子成了农村户，这一变就是二十来年。这一次我们像流放一样迁到了老城西南二十多里地的马仲河公社。妈妈抱着二弟，披着棉花被，我伏在妈妈的身边，棉花被挡不住严寒，冻得我脚像针扎地一样痛。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了那个陌生的地方，我把头从被中钻出来，外面黑洞洞的，只有稀稀的星星照着我们的冰雪的路，望不见一盏灯火，马车在颠簸在没有人烟的乡野古道上。妈妈见我不老实，把我强行按进了被里，车板冰凉，我靠在妈妈的怀里取暖。

马车载着我们全家四口人，也载着我们全家的全部家当：一对红箱子，两件被褥和锅碗瓢盆。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对红箱子的来历：父母结婚时空空如洗，生了我，连装我的尿裤子和尿布的纸箱子也没有，爸爸妈妈决定治一对箱子，像一家人家似的。可是钱从那来呢？想来想去，决定让妈妈带我去住姥姥家，带出去两张嘴，爸爸一人在家省吃俭用，从爸爸的工资中挤出了一点钱打了这对红松木箱子。红箱子伴着我长大，如今它保存在我的仓库里，它的样式和陈旧的程度已无法放在房间，但是我却舍不得丢它，每当我看见它，就想起了那贫寒的岁月，体悟到爸爸妈妈在生活的苦海中挣扎的艰难。

我讨厌幼儿园的集体生活，我不想念那里的小朋友，我却留恋喧器的小城，想念王大奶，想念同院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小男孩儿和一个比我还小的女孩儿。男孩儿叫小燕，女孩儿小小平，他们是亲哥俩，又都是我的好朋友。小燕有一个伟大的发明，他豪不保密地告诉了我，应用他的发明，我挨了妈妈的骂。那时，每次上守厕所，完事后，都找妈妈开屁股，小燕笑话我说，都大了还有用妈妈开屁股，羞羞！原来，他上完厕所，拾起地上的土块往屁股上一划，就完事了。我一看，就会了。我嫌土块脏，他叫我用砖头和石块。妈妈见我上完厕所也不找她了，提上裤子就和人家玩去了，把我抓回来，问清之后，不许我再这样办了，从此以后也不愿让我再和小燕玩，怕他再出什么新的招把我带坏了。但是妈妈看不住我，我还是偷偷地和小燕相会。小燕教我许多淘气的玩法，如：他有了屁，就在小孩子堆里，一边嘴里说着“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加屁嘣”然后冲那小孩儿当地一声就是一个响屁。孩子们是不懂美丑的，只要玩得开心，就高兴。离别了小燕子和小平，我想他们，不懂得如何表达思想，悄悄地上火，嗓子疼起来，伏在被中不吱声。

终点的房子没有定妥，老城到马仲河二十几里地的路途，中间还找了一户农民家住了下来，只住了几宿，我们家的东西就开始丢了，我的小手枪也被他家的小孩子给偷去了，我眼巴巴地看着那家小孩子拿我的手枪玩，妈妈就是不让我吱声。全家忍气吞声地耐到了下一站有了房子，才离开了这户爱小的人家。到了马仲河，房东是一户老两口子，都六十多岁了，老太太卧炕不起，老头子天天做饭。他们把下放户看成是流浪者，瞧不起我们家，对面屋住着也不串门，见了面也不说话。我本来是爱和老奶奶老爷爷在一起的，这气氛让我不敢乱串了。妈妈把我整天关在屋子里，我只能在炕上地下转转，拉屎撒尿才能出外面看看，我好像关入了笼中的小鸟，没有了自由，也没有了欢乐，没有了朋友，寒冷和饥饿又包围着我，我常常刮掉窗户上的霜花，向外看，看到的是粪堆、污雪、寒风中抖着叶子哗哗响的篱笆杖子，我的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孤苦。

这里离火车站有半里来的路，火车一过，房摇地动，到了周六，妈妈抱着我的二弟，领着我去火车站接我的爸爸。十有八九接不来爸爸，母子三人踩着积雪，冒着寒风，在夜色下可怜巴巴地回家。

有一次晚上，我又和妈妈来接爸爸，在候车室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炉子，寒冬数九地冻得我哭咧咧地，妈妈和人家说小话，工作人员允许我们进到他们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温暧如春，有一个茶几，上面放着一个圆圆的玻璃鱼缸，养着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小鱼，它们自由自在地在水中闲游。我被鱼吸引住了，屋中的年轻的工作人员肯定是鱼的主人，看有人欣赏他的鱼，显得很高兴，让我近前趴在鱼缸崐子边上看。妈妈让我离那再远点，伙子却说："没事儿！"实际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怕我在他不注意地时候下手抓鱼。我看呆了，忘记了寒冷和饥饿。

６０年代的困难时期，人们还在最大程度地创造着美好的环境，在这小小的北国车站，严冬里还有这么一块袖珍般的春天，我寂默的孤独的童心有了对生活热爱。

那时，人们说：“大鼻子要打过来。”火车站上一列列的过军车，拉着大炮，拉着当兵的。大鼻子来了也坐火车。火车站离我们住的地方这么近，跑也跑不掉。我还不知死的滋味儿，但从电影里打仗的镜头和大人一说大鼻子来了那付害怕的样子，我的心里就吓得崩崩跳，晚上尽做恶梦。

５岁的我，只在人生路上走了短短的路，童年里便充满了忧虑。

７两个粘豆包

１９６１年春节的前几天的一天夜里，我在熟睡中被归来的爸爸唤醒了。爸爸把两个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粘豆包放到我的面前。６岁的我，吃不饱，看见了这两个粘豆包，像饿狼见了小羊羔，张开大嘴就要吃。爸爸说："你先别吃，听我告你，这两个粘豆包是谁给的。原来，这两个粘豆包是爸爸从百里以外的奶奶家带回来的。大伯和大娘出民工，生产队改善伙食，他们分到了两个粘豆包，舍不得吃，拿家去给我爷爷奶奶吃。爷爷和奶奶不肯吃，给了他们的老儿子——我的爸爸，让爸爸带给我。这两个粘豆包成了我节日的佳肴。

那天晚上，妈妈劝我先啃一个，另一个留着过年的时候给我吃。我没有吃够，也只好听妈妈的话，盼着快点过年好再吃那个粘豆包。

民以食为天，小小的我，除了吃，还能有什么企求呢？那时，中国人缺的东西太多了，粮食是奇缺。家下放到马仲河，爸爸在县机关，妈妈领我和二弟在生产队吃大食堂，每天每顿按人头分一份一碗黑泔水似的高梁米面掺糠的汤，妈妈先给我留一碗来，然后，她再把自己的那份掺上从大地里捡来的煮熟了的干白菜帮子。我的那份吃完了，还眼巴巴地看着妈妈的碗，妈妈能咽下去了吗，把她的那份几乎都给了我，她吃糠咽菜都吃不饱，还要奶二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每周，妈妈坐火车到县城里去一趟，领取国家给下放户供应的高粱糠，回家后从糠里筛出一把高梁米，煮熟了嚼替布子给吃不饱奶的二弟。

一天早上我出屋去解手，看到房东泼出一盆水来，水中有一颗玉米粒，我和一只芦花鸡一同看到了这颗玉米粒，都跑着去抢那颗玉米粒，结果，玉米抓到了我的手里，脚却绊在了一把横放在地上的镐刃上，脚脖子上被大镐刃划开了一个大口子，白肉翻呲着，鲜血染红了地上的冰雪，妈妈把我抱进屋来。脚脖子上从此留下了一块二寸长的伤疤，渐渐懂事后，我渴望当兵，因这疤，我丧失了当空军的志向，因为听说当空军身上不能有伤疤；长大了当陆军，也险些因这疤没有通过体检。

那时的冬天，妈妈顶风冒雪去野地里捡玉米粒和豆角粒，煮给我吃。姥姥打发舅舅给我们送他们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粮食，怕让人给没收，把玉米炒成苞米花，可倒底没有躲过收查，舅舅到马仲河车站下了车，民兵就把苞米花搜查出来没收了，第二天，妈妈和舅舅到大队开了一张证明信到车站找民兵给我往回要苞米花，结果苞米花都让民兵给吃光了。

有一次，妈妈不在屋，我饿得急中生智，把二弟的米抓出来一把，放在了炉子上的锅里，妈妈本来是烧水洗衣服的，我把锅加满水。妈妈回来了，我胆突突地说："妈，我做了一大锅饭，全家都吃点吧！”我以为有多少水，就会有多少饭呢。妈妈听了我的话，掀锅一看，笑了，哭了。

那时，我和二弟饿得脑袋大，眼睛大，脖子和胳膊腿一天比一天细。

粮食啊，超前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显示出它的珍贵！当年的两个粘豆包让我吃了两天，两天里品悟到的使我铭记终生。每当我看到从小就丰衣足食的孩子们，更加可怜那年代的天下父母！

８大坑.古井.地平线

１９６１年的元旦一过，５０多岁的姑姥爷，赶着大马车来马仲河接我们。妈妈领我们到远离县城，远离火车站，远离公路的头道沟公社去居住，那里是姥姥家居住的地方。姥姥家也生活在饥饿之中，但人口多，一人少吃一口，牙缝中挤出来的也够保我们不至于饿死了。姥爷姓张，屯子中的张氏家族是当地开荒占草的大户，几户外姓人家也都和张氏家族联了亲。从此，我来到了处处都充满亲情的地方，也走进了乡间的大自然的怀抱，走进了乡土文化。

屯子中有一个好大的积粪坑，有两层房深。座落在路边；冬天，社员一镐一镐地把冻得像石头一样子的粪块刨成大大小小的块，再搬到坑沿上去。坑沿上堆成了粪山，开春了，社员又把这粪块砸碎，赶着马车往大地是送。夏天，大马车，起早贪黑地，一台接一台地从野外往大坑里拉草坯子，嫌雨水慢，马车装上水箱，从大河里往这大坑里拉水。大坑填得和大道一边平了，上面浮着草，走着鸡鸭，人不小心，也会从道边滑进去的。一头牛，不识途，去吃浮着的青草，掉进了坑里，活活陷进坑里没了影。夏天，太阳晒得大坑发臭，水面啪啪地冒泡。坑面上蚊子、蝇子像黑朦朦的雾。岸上几棵大柳树，屯子中的许多人，劳动归来，茶余饭后，集在大柳树下，谈天说地，讲古论今，南朝北国，大话玄话，讲起来没头没了，常常到了深夜，这里还烟火闪闪。人们习以为常了，不怕大坑的臭气，像城里的人爱公园一样爱这里。大坑成了屯子里人们政治文化的中心。我的大姥爷会择日子，谁家跑没了猪，或办什么事不知顺不顺利，就来找他。他坐在树下掐着手头，嘴里默默地念道着什么，然后就告诉你如何如何去做。五舅会拉二胡，也不管别人听懂听不懂，爱听不爱听，他拉他的，小孩子在这里摔着泥娃，任凭大人喝骂，照玩。当生产队长的四舅也在这里和人们商量着生产上的事儿。

屯子里的中心地带有一口老井，像毛主席在瑞金挖的那口井的样子，不同的是用乌鲁把往上摇柳颧斗子提水。井沿是家家离不开的地方，也是小孩子嘻戏的场所，夏天，车老板子来这里给牲口饮水，我们借牲口的光来喝井拨凉水；冬天，我们在井沿寻摸冰溜子吃。井沿是一个很好玩地方。有一回，我大姥姥说：“在井沿上路过，听到井下有人说话，细听，一个年轻的妈妈喊孩子回家吃饭。。”她说井上有啥，井底下有啥。我听得入迷了，于是总想下井里去看看，常趴在井沿上听、看，总是让我失望：井里只有我静静的水，和我的影子。

舅舅家的二哥走了一趟井下的世界。那是夏季里的一天，太阳快落了，八岁的二哥和大他一岁的小伙伴国青到井沿去打水。国青摇着乌鲁把，井下的柳罐斗子被拔出了水面，悠晃到了井口，二哥去抓柳颧斗子，国青的劲太猛了，柳罐斗子续继向天空升高，二哥一把抓空，身体失去了重心，一下子裁到了井里去了。国青吓跑了，他惹了祸，不敢回家，也不敢对人说，钻进高梁地里，蹲到了天黑，后来，不知怎么心思过味来，找到我的舅舅说：“你家小二掉井了。”舅舅、舅母和姥姥像疯了似跑向井沿，闻信的人们蜂拥而至。井中的二哥嗓子喊哑了，披星戴月地坐在井中的柳罐斗子上，双手扶着井绳。人们把二哥摇上来，二哥连冻带吓病了半个多月。过后，他对舅舅和舅母说：那天他在井里沉了很深，最后骑到了一头牛的背上，两手抓住牛角。老牛把他驮到了水面上。他见到了头上有星星有月亮的时候，也坐在了柳罐斗子上了。别人家的大人问他井里看见了什么，他闭口无言。老头和老太太们听了舅舅、舅母述说二哥在井下的事，都说井里的那老牛可不是老牛啊，是井龙。说姥姥年轻守寡，吃苦遭罪，净做好事，感动了上天，井龙来救独生的孙子。姥姥和舅舅、舅母领着二哥到井口边，又是烧香又是磕头。

这以后，老井就成了全屯子人的骄傲和自豪，它也更加神秘化了。每年掏井，我不管大人喝骂，都趴在井口上往井下看，看井中究竟有多少井外面没有的东西。然而我看到的除了泥沙，还是泥沙，井水又涨满了水的日子，我和大人们一样还是相信井下有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神密的世界，水中猫着井龙，猫着大人和小孩子......

象大坑、古井一样吸引我的是那条地平线。我站在屋檐下，望着远处的地平线，以为那就是天边了。姥姥告诉我说：天没边，地没沿，地平线那边还有人家，还有比我们这屯子还大的城，还有比我们住的土坯垒的房子还高的楼。我相信姥姥的话，因为我出生的那座小城，我记忆中的小燕子和小平就在天边的那边。

臭大坑，神密的古井，永远走不到头的地平线，使我产生了对外面世界的响往。我的心常常飞向遥远，飞向神密......

10飞行的天书和隐身人

夏天里的一个早上，我吃完了早饭，去后街的姥姥家。六月的天，晴空万里，红日升腾。我抬头看着天，看到头上飞着一本书，那书像爸爸拿家来的电影画报那么大，从东南向西北的方向静静地飞，天地间没有风没浪，书像自身有着动力，笔直地直插西北的天际。我不惊奇，我听大人说过邮东西，我以为这是人们在邮东西呢，是谁在给谁邮书呢。我以为天空邮书的事是很普通的事，人人都会看到的，也从没有在意，而且也不止一次看到天上飞书的事，一次不经意中说："我又看到天上邮书了”，妈妈和听到我说这话的大人都吃惊地看着我，并训斥我不准撒谎。我这才吃惊，原来他们竟然谁也没有像我一样地看见那天上的书，这才知道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我原来本想问一问大人，那飞行的书上写的是什么，也只好自己去猜了。

寒冬，每天吃完了饭，妈妈不让我出屋，我想出去又出不去，只好伏在窗台上，刮着玻璃上的霜花，透过玻璃向远处看，看到远处有一片雪野，一群孩子披着朝阳，顶着寒风去上学。我每天如时地目送他们。有一天，孩子堆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身穿古代黑色长袍的老太太，她的装束和孩子们的明显地不同，而且在孩子堆里横冲乱窜，如入人之境。我十分气恼，嘴里嘀咕说："这老太太不礼貌"，而且一看到她，我就指责她。一天，妈妈听了，问我在说什么，我就把那个老太太的表现告诉给妈妈。妈妈也像我一样去趴在窗上看，却看不到我描述的那个老太太。我着急地在玻璃上用手指甲划着，标注着那老太太踪影，让妈妈顺着我的指示看，妈妈就是看不见。妈妈看不见也就不让我再看了，以后，妈妈到那群孩子堆里去打听他们当中天天有没有一个老太太，人人摇头。

有一次，我感冒了，闭上眼睛就看见一个脸上长满麻子的男人，他盯盯地瞧着我，咫尺之间，皮笑肉不笑地样子，吓得我闭上眼晴，待我以为他走了，睁开眼睛看，他到了我的枕边，我吓得本能地吼叫着一拳打过去，结果，这一拳把一个麻子脸打成了满屋麻子脸，空中和四周的墙壁到处都是皮笑肉不笑的麻脸，盯盯地看着我。我哭叫着向妈妈说“屋里都是麻子脸！"妈妈看不见那麻子脸，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一边哄我，愤怒地大声喝道："你是啥？为什么吓唬不懂事的孩子？再不走，写黄表！”从前，我一有病，这个麻子脸就来，经妈妈这次责问，那麻子脸再也没有来过。

神密文化的现象，在我的生活中早早地出现了。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宣传神密文化为的是奴役人民，新中国批判封建迷信为的是教育人民一心一意地跟共产党干革命。这些被历朝历代褒贬不一的现象，不被科学所承认，而我则确确实实地看到了，在日后的红色教育中，在批判封资修的“破四旧”运动中，它成了我心理的障碍，也导致我对政治时信时疑。

那神密文化的现象，是上天在我人之初时对我的指点，为的是不让我人生的路上迷得太深太久......

11 野孩子

妈妈的出生地是我童年的欢乐的摇蓝。

妈妈在她娘家的家族中的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平辈人中小于她或大于她的人，管她叫四姐或四妹；长于妈妈的人，和我的姥姥一样，管她叫“老孙”。在这里，比我辈份大的人，不论年岁多大，我不是叫舅姥爷、姥爷、姥姥、舅舅、舅母，就是叫姨，到处都是亲属，我生活在亲人的圈子里了，有天高任鸟飞，海阔纵鱼跃的自由。

青纱帐起来了，我和大孩子进高粱地里打乌米，我不到七岁，不用手摸，一眼看去就可以断定那些鼓肚的高粱包那是乌米哪是高粱，劈下来保准没错。

屯子前有一条大河，夏天，在齐人深的一望无际地大河岸上，我和那些我叫舅舅的大孩子们去放马，放猪，在草丛中尽情地折把式。有时我猫在深草中，任舅舅们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他们找不到我，就喊“狼来了，回家啦！”我这才吓得从草丛中钻出来，向舅舅们的身边跑去。我和舅舅们在水中扎猛子、搂狗泡、摸鱼抓虾、逮蛤蟆，有时把河底下的黑泥涂在身上和脸上，光露一双眼睛，一个个都象刚果人似的，大人们怕自家的孩子淹死，来到河边上找孩子，都认不出来谁是自己的孩子。

秋天，生产队的场园堆得谷草垛高高的，晚上我们把它当成上天摘星的梯，你争我夺地抢着往上爬，爬上去往天上窜，窜不去，就从上边往下面的草垛上蹦，扑腾一声，人一下子就摔没影了，陷进深草堆里去，等缓过神来再从里边钻出来，往上爬，直到汗流夹背，衣服从里到外灌得全是草沫子，大人来找回家睡觉才不情愿地往家走。

秋天，大河套里的草枯了，我和大孩子去烧荒。一根火柴燃了，星火变成了火球，火球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顺着风势向前呼叫着推进。有的手里拿着木棍，有的手里提着锹跟着火走，事先在火要着到的地方用锹把草铲光，为的防备火无限度地着下去，这样，不管火着得多么旺，烧到了地方它就自消自灭。火烧得地上耗子乱跑，天上的小鸟烤得乱飞。

冬天，河结冰了，冰面像镜子一样光，打滑溜，像飞一样地快，美得两手展翅，一旦摔了，都是后脑勺先着地，摔得鼻子发麻，有时把鼻子震出血，还有时摔得没有了知觉躺在冰上半天才醒过来，不屈不挠，爬起来再滑。童年的玩耍中潜伏着死亡的因素，也不害怕，只要能开心，总是背着大人去玩冒险的事。

春秋，我和大孩子到野外挖野菜，总爱在沟帮子或坡地挖洞。有雨就钻进去；风平浪静的时候就当成小屋休息。一个孩子一个洞。孩子们在家没有地位，这个洞自己成一统。一个洞若不塌方的话，挖它的人一直可以统治它，这是我们自己在野外的财产。１９６１年的初春，向阳坡地吐绿，大地还有薄薄的积雪，我们一帮孩子去到朝阳一面的沟帮子找野菜，渐渐冷风嗖嗖，蓝天变得昏暗，不知是雨还是雪就要来到了。离家已很远，为了能躲过这场雨或雪，我们立马在背风的坡处掏洞。各自手忙脚乱地干，洞还没有掏成，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尘土飞扬，天昏地暗谁也睁不开眼睛。我们七八个孩子像筐似地被风卷得满地滚，不约而同地滚到一个河沿的一个土坑里。多亏这个土坑，不然非滚到河里淹死不可。风刹了，天晴了，我们没等往回走，各家的大人就结队而来呼叫着各自孩子的乳名，看见了我们好像失而复得一样地高兴。大人们说：“那风是妖风，专抓小孩子，这是命大，不然都进妖精肚了。屯子中的大草房的顶都让妖风给卷走了。长大了我才知道那风收龙卷风。

乡下的孩子手狠，抓住蚂咋和哈蟆小鸟，不是开膛就是扒皮抠眼睛，真是太吓人了。屯中有一个１６岁的男孩子叫小栓，他每次抓住蛤蟆玩一阵子，然后就用针把蛤蟆的眼睛扎瞎了。小栓从小闹红眼病，两眼烂眼枯瞎的，他也不想让蛤蟆那鼓鼓的眼睛好好的，一见他拿针，我就惊叫着闭上眼睛。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为人而生为人而灭，但是残害动物的表现实在令我目不忍睹。我的天性使我不忍心看着它们无缘无故地遭到祸害。

一年四季，除了冬天，我差不多天天抓蛤蟆烧吃。我从不象小栓那样子去祸害死蛤蟆，要死就让它痛快地死：摔死了。吃蛤蟆越吃越胖，脸蛋子胖出了搭了斡来了。我又没有什么好吃的，却天天眼见着见胖，引起了人们的好奇，问我，我也不说吃啥了。一天我又背着妈妈把蛤蟆偷埋在灶坑火堆里，然后就跑去玩了，玩够了就回来把蛤蟆扒出来吃。分不清生熟，吃起来总是滋滋有味儿，不敢在大人面前吃，就躲在背地里吃，这一天正坐在碾盘上吃，妈妈的老姑家的女儿，我的大姨从我们家门口过，好奇地要看看我在吃什么，我把那吃了一半的蛤蟆背在身后，她非要看不可，我把那没吃完的蛤蟆一狠心扔了出去。她看到我的嘴巴子上沾着血迹，就猜到了我吃的是没有烧熟的蛤蟆，她大吵大嚷地喊我妈，说：“四姐呀，你看这小寒吃的蛤蟆还带血筋呢，我说他咋这么见胖呢！”妈妈认为蛤蟆是埋汰玩艺，不准我吃，有了大人的这次告状，从此我被大人看管起来，没有地方烧蛤蟆了。

脱离了县城，到了乡下，这里政治还没有充实到儿童的世界，我的精神世界才有了自然、亲情、人性的体验，以至到后来的强化的政治教育年代，我才能凭着生活经历的感性认识来试探地接受着所谓教育，善良的先天的本性才没有被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全部扼杀了。

12 想当神仙

一次，屯子中死了一个老太太，大红棺材摆在院中，全家人和亲属哭嚎得惨人，那场面吓得我夜里不敢上厕所。不久，舅舅家的大女儿小玲，一个比我大两岁的美丽聪明的小姑娘患病，因缺医少药也死去了。我失去了一个小伙伴，失去了一个疼我爱我的小姐姐。我开始讨厌死亡，天天愁，睡觉中常梦见死亡：不是爸爸死就是妈妈死，有时哭醒，或在朦胧中长叹。妈妈问我怎么了，我回答了之后，问妈妈“人能不能不死？"妈妈说："人哪有不死的？神仙才能长生不死。大人把儿女侍候大了，也就老了，也就死了。一辈子留一辈子。别害怕，爸爸和妈妈都年轻，陪伴着你长大。”妈妈的安慰，使我的悲伤和担忧一天天减淡，又开始了无忧无虑起来。我相信我的妈妈的话，爸爸和妈妈会活得很久很久。是啊，那时，我的爸爸和妈妈离死亡是那样地遥远。

野外的坟墓，青苗就在它的旁边长大，秋天，玉米、高粱、谷子等庄稼收进了场院，脱粒后混进了大堆里，分不清那是坟地长出来了，那是没坟的地方长出来的，我端起饭碗，就想到五谷杂粮都是粪便和坟地里长大的，就恶心，咽不下去，吃了饭就常常呕吐。妈妈以为我病了，听我说是我因为嫌粮食埋汰，无奈地说“儿啊，除了神仙，人不都得吃五谷杂粮吗？不吃不喝，人就得饿死！”我抗不住饿，只好忍着恶心硬吃。吃饭嫌脏的感觉和由此而引起的恶心状态持续了好几年。

我羡慕神仙，寻找神仙。因为当神仙好：可以不死，可以不吃五谷杂粮。神仙在哪，长得什么样？没有人说得清。我在炕头，在柳树荫下，在火盆边，从大人的口中，有了对神仙的的想象：神仙是生活天上的，人是看不见的，他们能走能飞，上天入地无所不能，长得像年画上的老寿星。我盼望有一天能遇到长着白白的胡子的神仙，和他一同出家，去当神仙。于是，我在家前庙后，总是留意，幻想着有一天能碰上神仙，好和他一同离家去当神仙。

夏天，大雨倾盆，劈雷闪电，我和六岁的小伙伴老红，站在房门口，打开房门崐，兴奋地和老天爷对话，我大声地喊着从大孩子那里学来的话："老天爷别下雨，包子馒头都给你！"我惊奇地发现：当喊道"老天爷别下雨”的时候，正在长鸣的雷，嘎然而止，好象一个人在大声怒吼时，突然屏住呼吸，静静地倾听我的话，等我说完，那雷又接着响起来了。一遍这样，再来一遍还是这样，这种巧合，使我相信天上有老天爷。老天爷听到了我的话，只不过是因为我拿不出来包子馒头热乎饼，欺骗了老天爷，才继续又打雷下雨。我恨我自已为什么没有包子馒头热乎饼，有了不就给了老天爷了吗？想到包子馒头热乎饼，我的口水就流了出来。

13 乡下的启蒙

每年的冬天，是乡下农闭的季节，当队长的四舅从外屯子找来说大鼓书的，天天晚饭后，大人们像开会一样到生产队部。小队一铺大炕，人挤人，齐刷刷的，黑压压一片，炕上坐不开，上柜盖的，坐窗台的，蹲地上的，如痴如呆地听书。我的家住在老城的时候，爷爷来串门，便爱上说书馆，领着我便听书便品茶。这回生产队说书，我天天和妈妈去听，场场不落，比大人去的还早，先上炕占位置。说书的讲《隋唐演义》，天天讲得口干舌燥，星星满天，鼾声四起，我却睁着大眼睛，栽楞着耳头听，到了收场的时候，说书人总是扔下一个悬念，让不睡的人“且听下回分解"。我却不走，想当天就知道那故事的结果，逗得大人直笑。四舅对说书的人说："你看，我小外甥天天来，大人都困了，他连眼都不眨。”说书的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先生，还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当帮手，以前没留意我，听说还有这么个小听众，很是吃惊，便试探地问我：听懂听不懂，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都能复述个七了八十，我告诉他们我喜欢黄天霸，我说我长大了学黄天霸，学成高强的武艺。那说书的人听了我的话，高兴得拍着我的后脑勺。我虽然还很小，但我的话对他来说简直是最高的奖赏了。

农忙了，说书就结束了，我听不到故事了，想念说书的先生，问妈妈："他们咋知道那么多的事呢？"妈妈说："从书上看来的。”于是我对书发生了兴趣。我找来爸爸的书，抱在怀里，可惜，一个字都不认得，又急又气，没办法，就不懂装懂地小声乱念。妈妈听了，纳闷地问："儿子，你在那叨咕啥呢？"我说：“我看书呢！"妈妈以书上有图画呢，一看，上面黑麻麻的一片字，说："你不认识字，念的是啥呀！?”我抱着书，问妈妈："我啥时能认字呀？”妈妈高兴地说：“我儿子有出息！上了学老师就教你了。”于是我要求妈妈送我上学，妈妈说你才六岁呀，八岁才能入学。我盼望八岁。

一天，上了四年级的吕金龙在车轱辘道上用树枝子划人玩，我对他说："我写一个字你认识不？"说着便用树枝在地上划了一个“一”。他说这念”一”。我又写了一个“人”，问他："念什么？"他说念“人”。他在“人”的中间划一个“一”，问我："念什么？”我摇摇头，他告诉我这个字念“大”。我马上在“大”字底下加了一È

美祉

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