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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飞翔]

来自心灵的悲与苦
----读《王英琦散文》
史飞翔
一本书两三遍地反复阅读，于我而言这是不多见的。然而偏偏有这样一本书，我在阅读了三遍之后依然是爱不释手，这就是收录在《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中的安徽女作家王英琦的散文集《王英琦散文》。
在一篇评论中我曾写到，其实我是不主张女性写作的，写作太苦太累。女人是上帝派往人间的天使和鲜花，是用来被爱的。而写作却是一件相当残忍的事。基于这个偏见我向来很少主动去阅读和关注女性作家。现在看来我得彻底改变这种偏见。促使我下此决心的原因正是因为王英琦和她的散文。
作为散文作家的王英琦我是早有耳闻。有一年她应邀来参加《美文》杂志五周年刊庆。在一次座谈会上，她在听了台湾作家龙应台关于文学的一番讲话之后，发言时由于情绪激动竟然泣不成声。她说，她和龙应台在人格上有着某种相通甚至是一致。龙应台那么从容，而她却动辄遭到来自社会和性别的双重压力，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都不能显示真我。王英琦的泣不成声以及她对自己的那种深刻的反省深深地感染了当时在场的每一位作家。
今天当我阅读她的这本《王英琦散文》时，我再次领略和感受了她的与众不同。在这本不足200个页码，总字数不超过9万字的“袖珍型散文集”中王英琦通过《大师的弱点》、《求道者的悲歌》、，《我们头上的星空》、《回到来处》等13篇文章，充分诠释和表露了一个文学殉道者的悲与苦。王英琦的散文选题新颖、视角独特，时时处处笼罩着一种强烈的哲学思辨色彩。她的文字厚实沉重充满着一种张力。
在《大师的弱点》中，她通过对女雕塑家卡米尔凄厉悲绝的人生旅程以及艺术大师罗丹“人格缺陷”的追忆与反思从而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艺术家怎样才能使文品与人品真正的统一起来。在《求道者的悲歌》中作者高度赞扬了爱因斯坦的“统一场”未完成的悲剧带个人们的启示。而在《回到来处》一文中，王英琦则是借助徐迟之死来探讨死亡这一哲学命题。从以上几篇文章中我们便可以看出王英琦完全不同于当下任何一个女性作家。她是一个主题意识、自我意识都非常强烈的，天生有着一根对文字异常敏感神经的，情绪化的沉思型的作家。
散文是一种最贴近生命的文体。它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心志、常识、修养，最能表现出自我的本真。同时散文也是一种最自由的文体，最容易流于形式、陷入琐碎。怎样才能使散文写出“真正震撼人心的东西”这是很不容易的。王英琦的散文立意高远、境界深邃，极富思想性。文学的根柢说到底是作家的主体力量和独特人格。王英琦说，“倘我今后真能写出什么震撼人的作品，那必是返回心灵，从我的独特命运遭际写起。写我的灵魂撕搏，人格分裂，人性中最至深的渴望。。。。。。写我如何为了保持一点自然人的特性，却陷入另一种身心异化的痛苦；写我怎样为了解脱生存危机，苦苦地寻找我的上帝；还有我该死的强迫性思维；还有我的走边走险的偏激极端情绪。。。。。。”
作家通过个体感知普遍。他们往往是通过孤军奋战从而取得人性探索上的长驱直入。王英琦是一个在文学世界中孤军作战的“普罗米修斯”。她的散文是“智者的思考”，是“形而上的智慧”。当文坛日益沦落为“名利场”的今天，王英琦的固执与清醒是何等的珍贵。王英琦，一个为文学近乎付出全部生命的思想者，我愿向她学习。
苦涩人生的智慧看法
-----读朱鸿散文集《药叫黄莲》兼谈散文
文 / 史飞翔
因为生存的缘故，我已很难静下心来读书了。我总是很忙。忙于工作，忙于应酬，忙于无休无止的琐碎小事。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木头做成的陀螺被生活的鞭子抽打的旋转不已，难以停止。现代社会最大的悲哀就是把每一个人逼的如同那只上了竿的猴子。猴子上不上竿是由不得猴子的。因为有人不断的在敲锣，插旗，赶猴子。尽管在某些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把自己关在屋里，思考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可一旦欲望来敲门，我们便会撒腿就跑。人真正的名字叫做欲望。这是一个不断产生欲望，不断制造欲望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是很难静下心来读书的。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突然想找本书读。于是就有了眼前这本《药叫黄莲》的散文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选中它。书架上有成百上千本书。我却无端地单单选中了它。也许是因为它的书名，也许是因为冥冥中某种不可言传的东西。作为作家协会蹩脚的一员我当然知道朱鸿这个名字。但仅限于听过名字，除了知道他写散文外，其余的一概不知。
在所有的文体中我最喜欢散文.同样，在所有的作家中我也最喜欢写散文的作家。我认为，散文是一种最崇高，最难以把握的文体。“看似寻常却奇崛。"它不同于小说的虚构，诗歌的浪漫。散文是要面对内心的。它最能表达一个人的情感，思想，学识和修养。一篇散文，哪怕它只有几十个字，也能表达出一个人的真功夫，即境界的高下。散文的难就难在它不是躲躲闪闪，而是直面内心。一个怀着卑劣心的人是写不出好散文的。散文和人格有直接关系。早些时候我曾读过季羡林的散文。季老的文章娓娓道来，行云流水，毫无章法，信手所至。但读来却如品香茗，如饮佳酿，如痴如醉，后味无穷。我以为这种冲淡之美正是散文的魅力所在。现今，许多人有一种误解，认为写散文很容易，他们把散文当成一个箩筐，什么东西都往里塞。散文沦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对散文的认识有误。人们把散文看成一个大而抽象的东西，模模糊糊，失之具体。事实上大凡有着创作经历的人都知道散文是最不好写的。虽不能说是“两句三年得”但至少也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造成当前散文尴尬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散文创作境界的低下和题材的狭窄。当下散文创作尽管数量巨大，但多半是些平庸之作，少有精品。文学创作是一种关乎心灵的个体劳动。它注定只能是精雕细作，而不能代以批量式的工业生产。散文尤其要精雕细做。散文要想写好就要在境界上开拓挖掘。要有探索内心世界的深邃，要有面对人类苦难的悲悯。要远大，要深广，要有力，要有美。散文从实质上是作家面对自己时的心灵对话，用以阐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体悟，以及对生活，社会的理解。我充分的相信，在未来的年月里，散文将越来走红，它将超越小说，诗歌以及所有的文体，成为当代社会人们精神领域的后花园，让整日忙碌的人们在心律交瘁，疲惫不堪的时候能够休憩，休憩。
眼下的这本名为《药叫黄莲》的散文集中所收录的绝大部分作品都符合我对散文的理解和认识。正如书名所蕴含的那样，这本散文集写出了一个中年男人在经历了生活中种种的失意，磨难，与不幸之后的那种人生的苦涩。“活得很累，累的使人生都失去了它的意义，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这是作者在这本书的开篇之作《药叫黄莲》中写下的一句话。的确，做人太苦，太累。世间满眼无奈事。朱鸿用他貌似潇洒的一笔立刻揪住了我的心。在接下来的《我家的蟋蟀》，《秋天来了》，《长江漂流》，《痛苦电话》，《手》，《暗悔》等文中我简直要被这些文字而感动的泪水泊泊了。《痛苦电话》刻画了一个门房接电话的小人的丑恶嘴脸，《手》讲述了“我”在迫于无奈而向一个销售科长行贿送钱的过程和心理，《暗悔》则为我们指出了文人在屈服于暴力时的软弱与心灵折磨。显然，作者所记录和表现的这些“种种遭遇”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普遍的。但是对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是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些的。更不用说把它变成文字。这说明作家朱鸿是难能可贵的。能够自省，能够反思，能够有勇气去触及一些别人不敢想或不愿去触及的东西。我至今没有见过朱鸿。但是他的文字给我留下一抹印象，他的心灵是纯洁的，他的为人是真诚的。正如他在一篇题为《我的散文观》中写的那样：“人格是散文的决定因素。人格的高下，制约着散文意境与大小。人格有魅力，思想深刻，散文才会有魅力。”
作为散文作家的朱鸿文笔老练。在他每一篇文章中，几乎都有那么一两句话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众多文章笼罩着一种对逝去岁月的记忆，这就使得他的文字有了一种美，一种忧郁美。《秋日家书》是作者写给乡下弟弟，一个热爱文学却疏于生活的农村青年的一封书信。这封信真诚，平和，但却将整个人生以及做人揭露无遗。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为真诚的文字。另外，朱鸿有关李沙玲，刘路，刑小利等人的小记同样也是写的精彩，传神。
朱鸿说，一个人拥有比较智慧的对世界的看法，似乎比拥有金钱和荣誉更重要，甚至比拥有健康更重要。尽管他本人声称，自己缺乏对世界的这种智慧看法。但是事实上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关于人的。探索人怎么活着，人怎么面对生存环境。哲人说，一个人认识了自己，也就认识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朱鸿是智慧的。只不过这种智慧是苦涩后的智慧。

为一个孤独而敏感的灵魂而感动
——读王春散文集《请你来爱》
●史飞翔
说实话，我是不主张女子写作的。写作是一件苦差使。在我看来，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将写作同那些美艳若桃的女子们联系在一起。女人和鲜花是上帝赐于人类最好的两件礼物，是应该用来呵护和被爱的。但是人群每每总有那么一小撮子人喜欢以殉道者的姿态出现，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部分女人。女人不写作还好，一旦写起来便了不得。你譬如：李清照、张爱玲、三毛、龙应台、张抗抗、毕淑敏。记得，先前曾看到过一个名叫唐敏的女作家，写的一篇题为《女孩子的花》的文章，印象极佳，至今仍萦萦在怀、感念不已。
此刻手头这本题为《请你来爱》的散文随笔集再次印证了我的看法，女人不写作还好，一旦写起来便了不得。
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上去都有些削瘦的女子竟会蕴藏着如此惊人、绵长而又持久的爆发力。应当说王春是属于那种感情细腻且自我意识特别强烈的人，毫无疑问，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是适合写作的。透过她那低婉、凄迷、略带感伤的文字，我感受到了一颗孤寂、敏感而又忧郁的灵魂。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王春要将这本书命名为《请你来爱》。
我与王春仅有一面之缘，谈不上交往和了解。但通过她的文字，我坚信，我们属于同一类人，皆是那种因情而生的人，在灵魂深处我们是相通的。一个有着浩瀚精神世界的人，是一个幸福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痛苦的人。
王春说，她是一个用心支撑生活的人，这话我信。我从来就没见过一个没心没肺、大不咧咧的人能够写出打动人的文字来。读完《请你来爱》，我留下的第一抹印象就是：王春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多半是王春自己对人生、生活、世界、爱情等一系列问题的一些独特的体验与感悟。虽有琐碎之嫌，但也不乏灿烂之语。王春以她女性特有之细腻，为我们图解和诠释了生活中的另一种真实。我很惊讶于她能透过作为表象的纷繁现实而直抵生活的本质，毋需多语，你只要看看那一个个的文章标题《伤花怒放》、《本初》、《站在生活的坡上》便可知。可以毫无夸张地说，王春在一些篇章中所创造出的许多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已达到了文学审美的层次。譬如，她的《流年》一文，就曾一度使我潸然泪下。
使我对王春心生敬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对语言的准确把握。例如，她在描写母亲的坚忍时，用“站在生活的坡上，一直向前”，寥寥数语，却为我勾画出一幅活生生的坚强女性的形象。再看看她是如何进行自我画像的，“我是一个跟着内心走的人，而且非常有空前的勇气”。 “空气”一词，力透纸背，充满着一种张力。这些词语就像被熨斗熨过一样，读来使人舒服。
在阅读《请你来爱》的过程中，我还感到王春是一个有情调的人。男人的魅力源自境界，女人的魅力源自情调。一个有着浪漫情调的人总是讨人喜欢的。陈长吟老师在这本书的序中是这样描写王春的：“霏霏细雨中，王春撑着一把花伞。宛若一只高冠的、细长的花蘑，缓缓向前移动。”“生活中的她静静的来，静静的去，不带来一点喧嚣，也不带走一片惊诧。她那瘦细的腰肢上，总裹着一袭淡色的或浅格或浅花的衣裙，很少大红大紫的俗艳。不事化妆，素面示人，本色如新。”这就是王春，一个孤独、敏感而又极富情调的人。然而，使我略微不安的是，王春的文字隐隐约约中透露出一种宿命的悲观。虽说是淡淡的，却也有着一种执著。一个有着悲观意识的人多少是有些危险的，就像我，常常无端地滋生出一种人生的虚无，也正是因为此，我才不主张让女子来写作。写作是身外事，是人在衣食温饱之后的一种生命的冲动。因此我倒宁愿王春不去写作，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


儿童文学最初最美的记忆
——读孙卫卫新作《班长上台》
史飞翔
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长，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我常常会一遍一遍地沉迷于对往事的缅怀与回味之中，而不愿去思考面对未来时的那种深深的恐惧。我想，“回归”恐怕是每一个成年人内心深处都挥之不去的一种情愫。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满怀深情地写下过这样一句话：“成长，难道非得要忘却石榴花间的那个童年？”让我再次想起这句话的是一本书——《班长上台》。
《班长上台》是青年作家孙卫卫的一本儿童文学集。我之所以称它是儿童文学集，是因为我不知道究竟该把它归入小说呢，还是划入散文？在许多人称它为“长篇儿童小说”的同时，我更宁愿把它看成是一部由“记忆的碎片”构成的断章散文。因为，书中的二十八个章节，无论是从情节还是从文字，都可各自独立、自成篇章。再就是，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使我想起了已故陕西作家邹志安的小说《支书下台唱大戏》。
《班长上台》是孙卫卫四年来出版的第8本书。2006年1月出版，至3月已印刷3次。无论是8本还是3次，都很了不起。这至少说明孙卫卫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是一个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以我对儿童文学的理解，在当今文坛，儿童文学恐怕是最落寞的一支。当作家们都直奔影视、小说而去的时候，谁还会想起孩子？儿童文学，这个曾经影响过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初最美的记忆”，如今却在商潮的冲击下向隅而泣。有的人瞧不起儿童文学就如同当年称曹雪芹写《红楼梦》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一样可笑滑稽。试想想，在光耀千古的文学史上，在琳琅满目的文学长廊中，有多少所谓优秀的作品能比得上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郑渊洁童话、秦文君小说那样“经典”、“流长”、“富有生命力”呢？儿童是人类的未来，为儿童而书写的儿童文学则是文学的小王子。向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作家致敬，他们都是高尚的。
我是一口气读完《班长上台》的。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的阅读感受，那就是——会心一笑少年时！《班长上台》这本10万余字的小说（或是散文）让我再次“趟过记忆的河”。我想起了我的少年时代。那个孤独敏感而又忧伤的少年时代。书中的那个“孙卫卫”与我有着多么相似的经历。善良、调皮、打方包、斗鸡。就连性格几乎都一样，胆小、脆弱外加一点点虚荣心。文学创作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能够以自我为个体进而去探知整个人性和人类。“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成长从来都是相同的。
《班长上台》向我们讲述的是一群四年级小学生的故事。成功地为我们塑造了“我”、赵小帅、王二毛、刘大鹏、宫小乙、梅淼然等一个个摇头晃脑、生动活泼而又情趣盎然的人物形象。这群孩子是如此的善，如此的可爱，如此的富有人情味。与这群孩子同样成功的还有头节课就挂破裤子的晋老师、一脸胡子被称作是“鲁智深”的胡老师、时而戴时而不戴头套的张校长，以及温柔体贴的班主任萧老师。他们或“春风化雨”，或“貌似凶狠”，但都爱生如子。《班长上台》之所以能在人物塑造上达到“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作者采用了一种以感情为主线，真实还原生活原生态的写实手法。我很惊讶和佩服孙卫卫对往昔生活的记忆挖掘和再现。情感是真实的基础。这一点对于儿童文学尤为重要。文学评论家常智奇称孙卫卫的小说是“文如行云流水，思似清风明月，情如蓓蕾初绽”，我认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班长上台》一书的第二个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诙谐幽默、纯洁干净、富有美感的语言风格。就说小说的开头吧，“我最不喜欢的课是数学。只要一上数学，45%头大，54%想睡觉。剩下1%呢？思想开小差，到太空遨游去了。”瞧瞧，多有意思。一下子就把你抓住了。一本小说好不好看，耐不耐看，开头是很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大凡成功的小说，大都有一个成功的开头。幽默是很多作家都采用的手法，像老舍、林语堂、钱钟书、汪曾祺以及当代的方英文等。其实幽默是不好把握的。一不小心就成了油嘴滑舌、插科打诨。让人欣喜的是孙卫卫在这一点上把握得恰到好处，避免了流俗。尽管《班长上台》一书带给我们一连串的笑，但是这种笑不是大笑，不是狂笑，不是生硬的笑，不是牵强的笑。这种笑是一种会心的笑，一种心领神会之后来自心灵最深处的笑，智慧的笑。这种笑不紧不慢，舒缓自如，从容潇洒。当然仅有笑是不够的。有评论家说，幽默的最高境界是让你在一连串的笑声中而最后笑不出来。孙卫卫的文字就有这种效果和魅力。笑的背后，包含着反思；笑的背后，包含着忧虑；笑的背后，包含着悲愤与良知。这就涉及到《班长上台》一书的第三个特点，它的思想性。
儿童文学的价值在于它能寓教于乐。在于通过曲折离奇的故事、浅显易懂的文字告诉孩子一些或大或小的道理。《班长上台》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本人生教科书。即使不能用博大精深这样的词来形容，但至少也是沉重厚实。透过全书的情节和文字，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比如，教育问题。我们究竟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呢？是被动填鸭式，还是主体唤醒式？是和风细雨式，还是棍棒相加式？是鼓励孩子的一些奇思怪想，还是抹杀他们的鲜活灵气？是像晋老师那样和颜悦色地把数学课上成语文课无限扩展蔓延，还是像“大胡子”老师那样把个课堂弄的尽让人死脑细胞？类似这样的问题在《班长上台》一书中比比皆是，像对读经这些传统文化的反思、对国货的反思、对广告产品的反思等等。可以说孙卫卫是在不动声色中教育了孩子，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大人。
我很感谢孙卫卫的这本书。它在我几近而立的时候，能够让我再次重温一次少年的记忆；它在我心灵日渐枯竭的时候，能够让我的内心重新变得灵动活泛起来；它在我常常悲哀于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冷”时，能够让我再次感觉到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性的温暖与光辉。读着这些温暖而又舒适的文字，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戴着眼镜、温文尔雅、全身透着书卷气的孙卫卫。文学评论家、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丁帆先生称赞孙卫卫“是年轻一代作家的希望”。这句话也代表了我对孙卫卫的期望。我期望孙卫卫能够成为一个大家，一个为“真文学”而孜孜以求的大家，尤其是对于出生在70年代的我们这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