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t Winner 澳洲长风论坛

[李明晏]

在世界华文作家盛大的节日里
李明晏
在接待大厅里

3月15日中午，我走进澳门著名的“希腊神话”宾馆时，感染我的不是熙熙攘攘奔向赌博战场的人群，而是那一幅幅热烈欢迎出席“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大字标语。也许，是我那呆头呆脑的样子，让一位服务生认出了我的身份，他热情地将我引到服务台旁，为我斟满一杯冷饮，用纯正的国语说道：“先生，您是来参加大会的代表吧，请到沙发上休息休息，再到左边的大会报道处报道。“
我接过他递给我的杯子，禁不住惊讶起来：“哇，你的国语讲得真棒，您是澳门人？”
他笑出一脸灿烂：“我和您一样，是大陆人！”
大陆人！对于具有15年澳洲国籍的我来说，这个称呼反倒有一种亲切感。我来澳门之前，在广州我和阔别多年的老师同窗相聚一堂，我们彼此久久对望，情不自禁地举杯高唱：你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在谈笑中我听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高校托儿所的阿姨，在一个美丽的夜晚，在外国专家楼里变成了金凤凰。几年后，她回国大肆展览她的比美国人还美国人的形象，尽管她的美式英语错误百出，但一有机会，她就哇里哇啦一番。见到公共场所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她就满脸鄙夷地大惊小怪：“瞧，这大陆人！”。在一次亲朋旧友的聚会上，被她精心打扮的母亲，突然间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声咳漱起来，作为女儿的她，本应表示表示一下孝心，可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恶狠狠地训道：“你就不能文明文明！”而她的母亲也不是省油的灯，当众将酒杯摔到地上，扬长而去。后来，高校的一位访美教授和她在纽约的唐人街茶楼里不期而遇：见到的她不是比美国人还美国人，而是面带热情服务的笑容推着早点车……
在哄堂大笑中，我说，这有什么奇怪，我在悉尼每天早晨骑自行车送报纸。他们说，我们不是笑她推着早点车打工，而是笑她的天方夜谭，笑她的海滨高级别墅，笑她的一身名牌的私人司机，笑她的随着铃声出现在她床榻前的热气腾腾的咖啡……。

冰谷，我结识的第一位文友

在大会的报道处，我得知我和所罗门的代表林成兴同住一室。所罗门？多么奇怪的地名！我想起了童年时代读过的那些阿拉伯神话。想不到，所罗门竟是大洋洲的群岛，而林成兴就是马来西亚著名诗人冰谷。
我对冰谷这个名字似乎有几份记忆，在朦蒙胧胧中仿佛听到了那来自灵魂深处的歌唱。
正当我在记忆中寻找时，冰谷带着满脸笑容出现在我眼前。他，似乎是人到晚年，但体魄健壮，笑声朗朗，黝黑的皮肤满载着赤日炎炎如火烧的岁月。
文学这个永恒的题目，将我和第一次见面的他，变成了自来熟。在海阔天空漫谈时，我拿着他赠送给我的诗集“填补”，无意中翻到一页，禁不住高声朗诵起来：

到了入暮
每一雙走出門口的鞋子
總思念起屋簷下
階臺的溫暖

我始終堅信
離岸再遠的風帆
它的終站
也必是港湾

短短的8行诗句，令我感到冰谷诗作意象创造的感人，内涵锤炼的深邃。我记忆中的朦朦胧胧顿时变成清清晰晰。冰谷的诗作早已走进世界华文文坛，他的作品刊登在“中央日报”
“世界日报”“亚洲华文作家周刊”……难怪我对他的名字有几份熟悉。出生於大馬的他，在所罗门群岛的橡胶园里挥汗如雨时，将島國的風土文化、地貌習俗浓缩在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集“火山島與仙鳥”里。他的许许多多的散文和诗作都结集出版，在我为他的文学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时，他亲切地提到了一个世界华文作家人人熟悉的名字－符兆祥秘书长。冰谷早在“第一届亚洲华文作家会员代表大会”上就结识了符兆祥先生，事隔多年，当2000年冰谷收到了出席“第四届世华大会”的邀请时，他惊讶符秘书长惊人的记忆。对此我也深有体会，成立已有十多年的“世华”，数千会员分布在五湖四海，但符秘书长对各地华文文坛的关注和帮助却是有目共睹，也正是“世华”创造的文学大家庭所具有的魅力和凝聚力，将我和冰谷在澳门结为文友。

衷心感谢您，星云大师！

荣获本届大会终身成就奖的星云大师，唤起了我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当我在1999年收到了当时“人间福报”觉世副刊主编宋雅姿小姐的约稿信时，我就和星云大师创办的“人间福报”结下了深厚的情意。令我难忘的不仅仅是我和许多澳洲文友的作品刊登在觉世副刊，而是这份报纸对我心灵的净化和启迪。我还记得，每当我阅读“人间福报”时，我就渴望能见到星云大师。在2003年，我出席在台北举行的世华五届大会时，曾去拜访“人间福报”，在那儿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十分遗憾的是我没能见到星云大师。想不到，我竟能在澳门见到了久仰的星云大师，还凝听了他的语重心长的教诲。
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星云大师的声音，有如来自真善美的圣地，令我激动不已。文学家的生命久长，因为作家的作品久长，一个作家离开了世界时，他的作品依然生活在大千世界；作家思想深广，可以创造美丽的世界，将千千万万的读者带进人生的真谛之中……
当天夜晚，我手捧星云大师赠送给大会代表的著作，久久不能入睡。星云大师一句亲切教诲令我陷入了久久的深思。星云大师在“佛光菜根谭”（4）中写道：
在人生旅途上，对他人的闲言杂话不必太计较，应该视为是成就自己的逆增上缘。不要记恨，有“德”才能拥有一切，有宽大的胸怀才能茁壮高大。
这短短的几句话，却如一把人生的金钥匙，打开了通往真善美的大门。我想起了当天的一幕情景，不由得深感愧疚，本想打电话向那位文友表示歉意，但想到突如其来的深夜电话，会创造一幅何等画面，我才将伸向电话机的手收了回来。
这本来是区区小事，可由于我心胸的狭窄，却自己给自己制造了苦恼。事情来自那30元澳币稿费。我任《澳州日报》副刊《园地》编辑时，突然听到了一个传言，说我没有发给一位文友的30元稿费。我查了付稿费的清单，又和《澳州日报》的会计师核对了一下，那位文友的稿费确实已发到她的银行帐号。于是，我给她发了电子信，以为事情就搞清楚了。可想不到的是，我没有收到她的回函，却又听说了一些闲言碎语。我当时火冒万丈，便以小人之心去揣度君子之腹，结果是头顶的灿灿太阳变成了黑色的毒日头。当我得知那位已回大陆发展的文友也来澳门参加大会时，我特地跑到《澳州日报》报社，求会计师给我复印了发给那位文友稿费的清单，千里迢迢地带到了澳门。当我将稿费清单亲自交到她手上时，我似乎还没有从不满中走出来，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尽管是寥寥几句，但却展示了我心灵中阴暗的角落。
星云大师的一席话，令我深深地愧疚，也令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那就是远离仇恨。仇恨不是好东西，它会令人恐怖，令人感到处处是仇恨的目光。对那30元稿费的事，如果我从另一个角度去想，那就不会自己给自己创造苦恼。如果我想是人家怕我忙中出错，忘了付人家稿费，那不就海阔天空了吗。







火車上的報紙
李明晏

我居住的卡市是亞洲移民聚集中心，街頭垃圾比比皆是，構成了一種獨特的風光。瀟灑地隨手拋垃圾的大多是黃種人，當然，這其中也有白種人參加表演。
某日，我和球友羅伯特在卡市火車站邂逅。他望著一個往地上拋啤酒罐的黃種少年的背影，感歎道：“上帝!你們卡市果然名不虛傳，垃圾筒近在咫尺，偏偏
要往地上拋，難怪。。。”
羅伯特欲言又止。也許，是我臉上的黃顏色令他難以淋漓盡致地宣洩對黃種人的不滿。
我們一道上了車，一路上我們各自讀著手中的報紙，沒有交談。羅伯特似乎讀得十分專注，而我兩眼雖瞪著報紙，心中卻在咀嚼羅伯特無意中給予我作為黃種人的屈辱。
火車到REDFERN時，羅伯特對我說了聲再見，便向車門走去。這時，我發現這個以模範公民自居的白人隨手將報紙拋在車座上。我本是到MUSEUM，可不
知何處來了靈感，抓起羅伯特扔在車上的報紙，一個箭步追了過去。
“老兄，你不是去MUSEUM嗎？怎麼在這兒下了車？”羅伯特一臉驚訝。
“老兄，是你隨手將報紙扔在火車上，我是特意趕來為你將這厚厚的一堆垃圾送到垃圾筒裏。”我一面說，一面以優雅的手勢將羅伯特的報紙丟的月臺上的垃圾筒裏。
羅伯特藍藍的大眼睛變成了圓圓的玻璃球，他兩手一拍，如同一個鄉下女人，哈哈大笑起來：“老兄，你誤解了，我不是在公共場所丟垃圾，我不過是將流覽過的報紙，留給因匆匆趕車未能買報的人，當作一份消遣。”
“羅伯特，請收回你那白種人的黑色幽默。如果每個乘客都象你這樣，那火車不就變成了郵政列車。”
“不會的，老兄，”羅伯特把一隻大手放在我的肩上，親切地說：“因為總會有象你這樣愛護環境衛生的人把報紙乖乖地送到垃圾筒。”
從那以後，每當我乘坐火車時，我都留心觀察，發現羅伯特並非編造黑色幽默，確有不少人，在報紙上取得所需之後，下車前將報紙塞在車座的夾縫中，而也有不少人將別人留在車上的報紙拿到手中，愜意地流覽。這也許是澳洲文化的一個美妙的鏡頭吧。
但我幾乎見不到中文報，只是有一次，我在ASHFIELD上車，在車座的夾縫中看到了一份“華人日報”。我拿起來翻閱，突然發現報紙的空白處有幾個大字：
願這份報紙伴你度過火車上的時光!


两种人生
(澳州)李明晏
同乡阿力突然心脏病发作，昏倒在车床前。辛好抢救及时，在费菲市公立医院回到了生命中来。阿力的妻子回大陆探亲，我这个老乡只好每日带着一身疲劳，到医院替阿力远在天边的妻子奉献在黄土地结下的友谊。?
在阿力的病房里，我有幸看到了两种人生，不由得陷入了对生命的深思。
5 号病床是年过六旬的中国老人。他虽重病缠身，但面对死神的呼唤却是泰然自若。他的床头
小柜上，是开不败的鲜花，五颜六色的礼品堆成了小山。据阿力说，探视他的亲朋好友，犹如南太平洋的波涛，一浪接一浪，直到晚间八点。
而临床六号却是另一种景象。那是一个将进七十岁的澳州老人。他没有鲜花，没有礼品，没有人来探视，孤单一人蜷曲在被世界遗忘的床榻上。
沉浸在亲情温馨中的中国老人，对孑然一身的澳州病友颇为同情。一天，夜深人静时，他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慷慨地将他已无处放置的鲜花摆在澳州老人的床前，创造了一幅幸福晚年的画面。
不知是为了感谢中国病友的关心，友爱，还是为了摆脱寂寞，澳州老人拿出一本厚厚的像簿，带着中国老人走进了昔日的生涯。随着一幅幅照片，中国老人随着澳州病友漫游了全世界。巴黎的凡尔赛宫，埃及的金字塔，日本的富士山，意大利的比萨斜塔。。。这灿烂的人生，对中国老人犹如天方夜谭，尤其是那一幅幅美女如云的照片，令中国老人惊讶得久久才吐出一句话：?你。。。你是百万富翁？?
澳州人裂嘴笑了，笑得满脸灿烂，满脸青春再现。
他并非腰缠万贯，不过是个普通的汽车修理工。饱尝了婚姻破灭的灾难之后，他开始潇洒人生。平日，他披星戴月，假期便带着鼓囊囊的钱袋漫游世界。经管这种单身贵族的欢乐换来了一个寂寞孤单的晚年，但晚年本来就是孤单的。虽然，子子孙孙可以组成浩浩荡荡的探视大军，可以创造一个体面的葬礼，可没有青春欢乐 的生命，再辉煌的晚年也是人生的遗憾。
中国老人却将自己全部生命奉献给了自己的儿女。来澳二十多年，他整日在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他节衣缩食，一分钱捏出汗，用含辛茹苦的血汗钱为自己的儿女建造了美丽的安乐窝。直到死神在门外徘徊时，他才从澳州病友那一幅幅光芒四射的照片中，猛然间想到，他来澳二十多年，竟连雪梨歌剧院的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


武力，我为你祝福！
李明晏

我的上帝，你说什么？你说你见到了武力？
我的惊讶在手中的酒杯里唤来了杯中地震，我如同一个醉汉，艰难地翕动着嘴唇：你说的是哪个武力？
你们澳洲还有哪个武力？就是那个娶了外国女人作太太的武力！
可我……，听说武力早就走了。
哇，你说什么呀？武力哪儿也没去，他好好地活在你们悉尼！我上个月去澳洲看我的女儿，武力和他的那位贤惠的韩国太太还在家中用韩国大餐款待了我呢。
我本想穷追不舍，可此时此刻的我，面对的是哈尔滨赫赫有名的五星级《福来顺大酒店》的美味佳肴，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不想打破沙锅问到底，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示一付“澳憨”形象。
自我踏上阔别了十年的祖国大地，令我惊讶的不仅仅是祖国腾飞的景象，更让我刮目相看的是今天中国人的消费魄力。我的几位在农村土炕上出生的学生，不是今日的高官，就是中俄贸易世界中的精英。他们从天南海北特地赶到哈尔滨，令我这个来自发达国家的所谓作家，面对着社会主义特色的灯红酒绿，变成了一个穿着澳洲裤子的刘姥姥。幸好，我在昔日学生的眼中不仅仅是老师，还是他们的知心朋友。
而和中学同窗校友相聚的场面常常是喜中有悲。在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朦胧时刻，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他或她走了。我们原哈尔滨六中高三班30多名同学中就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走了。他们走的令我无限悲痛，我和他们共同拥有过青春的美梦，各自都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却在人到晚年的时候，他们还没来得及尽情欣赏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喜剧，就回到了生命的来处。所以，武力尚在人间的喜讯令我心儿在歌唱。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任何人也无法知道，在即将到来的一分钟内会发生什么事。意外的
事情到处守伺着我们，并且常常发生在我们对它们毫无精神准备的时刻。
那天，我本已答应年迈八十的大姐，和在哈的亲人吃顿团圆午饭，可从呼盟赶来看我的文友绍华，希望我陪他去客串一顿午餐。我很为难，大姐对我天天忙于大大小小的宴会，已是牢骚满腹，好不容易挤出一个中午，我怎能去和一些陌生人共进午餐呢？
然而，出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绍华，不仅在文学道路上坚忍不拔，为了一场司空见惯的酒宴，也是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老兄，你那顿团圆午饭就改成团圆晚宴吧。
不行，我的学生万尼亚特地从俄罗斯的符拉迪瓦斯托夫（海叁威）赶来，今晚我绝不能失约。
那就只能让你的亲人们再等一天了，因为我的朋友也邀请了你，他也是咱们黑龙江大学的校友。再说，我不过是想带你去见识见识哈尔滨开发区的腐化一条街。
哇，腐化一条街！那我得去看看！
想不到，就在这腐化一条街最显赫的酒店里，我在和一些好象见过面的男男女女频频举杯时，澳洲知名作家武力的大名从海阔天空的话题中飞到了我的耳畔。我在祖国度过的日日夜夜已浓缩了说不完的惊喜，而此时此刻就是我在祖国大地最为美妙的一瞬。我会记得这美妙的一瞬，记得我还未曾见过面的武力尚在人间的喜讯给予我的巨大喜悦。我默默地遥望着南方，默默地举杯，默默地在心中为武力祝福，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那脍炙人口的诗句，在激动的心中悄悄地吟诵：生活好！活着好！
我还记得，当武力的死讯在澳大利亚满天飞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悲哀。尽管我从未和他打过交道，但我读过他的作品，尤其是那部令他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的《娶个外国女人作太太》，曾唤起了我文学创作的激情。武力有才华，又是英年早逝，澳华文坛无人不为他感到无限的惋惜。可只有独特的施国英，面对武力的死讯，高高地举起了一面独特的大旗：武力没有死！
当年，施国英发表在《大洋报》的惊人之作“武力没有死”，虽没能再现“二八论”的辉煌，但却在文友圈子里唤来了一阵窃窃私语。我还特地打电话向施国英刨根问底，我已不记得她在电话里的滔滔不绝，但她的预言竟奇迹般变成了美妙的现实。
武力，我为你祝福，因为生活好，活着好，而在美丽自由的澳大利亚，生活就更美好！



多瑙河畔的文学盛会
李明晏

五月初，“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符兆祥先生从台北给我打来了电话。他那朗朗的笑声，将我送进了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的旋律：“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第六届年会”将于五月底在多瑙河畔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希望我们澳华作家和欧洲文友相逢在美丽的多瑙河畔。

您好，文友张筱云！

我和德国的文友张筱云相识在98年台北举行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我还记得，当我带着一身浓烈的大陆气息走进人才济济的世界华文作家行列里时的种种细节。那时，大陆背景的代表寥寥可数，我颇有一种鲁滨荪漂流到孤岛的感觉，但文学这个美好的事业，渐渐地让我走进了以文会友的温馨。我结识了不少文友，其中，德国华文作家张筱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创刊于1972年的“德国侨报”的主编，这份以侨情报道、综合艺文为主题的5A纸版面的杂志，具有一部令人敬佩的创业史。在印刷业十分先进的德国，当年的“德国侨报”竟是由旅德的台湾学者、留学生用手抄写而问世的。正是这种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的热情感动了我，我也蠢蠢欲动起来，将一篇拙作悄悄递给了张筱云主编。想不到，她不但表示了谢意，还在我回到澳洲不久就给我寄来了“德国侨报”。当我看到我的那篇小文章登陆欧洲时，我深为德国文友的热情所感动。
当文友张筱云在电话中得知我们作协将有3名文友出席“欧华六届年会”时，她的热情又一次感动了我。她在百忙中频频发来E－MAIL，详尽地告知我们赴会前的准备事项。当我们一行3人的澳洲代表团顺利地抵达了布达佩斯，和欧洲文友相逢在多瑙河畔时，我将刊登在澳洲四大中文报刊的“欧华六届年会”召开的新闻报道的剪报交给她时，她笑出了一脸灿烂。其实，这不过是文友之间友情表示的小小细节，但她笑容中所展现出来的那份喜悦，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世界华文作家友情的温馨。

一个精彩的文学座谈会

短短的三天会议，犹如荡漾在多瑙河上的华尔兹舞曲，令人感到轻松愉快。年会没有长篇学术报告，没有洋汉学家的隔靴搔痒，一个个著作等身的欧华作家声情并茂的发言，创造了一个丰富多采的文学座谈会。
拜读过欧华作家大作的我，被他们精彩的发言带进了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令我颇有受益。在世界华文文坛上，“欧华作协”人才济济，创作甚丰。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融进了欧洲文化的热情浪漫，因而欧华作家具有独特的文学风格。
曾以“生死线上”一文，获第二届林佛儿推理小说创作首奖的瑞士华文作家朱文辉，其驾驭语言的天赋令我十分赞赏。“撲滅煙絲燃燒的生命，也捏熄了他對女人最後一絲感情“，“从头到脚给人的感觉，就如同香甜熟透却又不致过于软烂因而失去爽脆口感的水果一般。”“被妻子那幅精明干练和细心谨慎的严捍相挤得扁平碎裂的灵魂，便立即获得奔脱的解放。”“昆祠大夫右拇指捻着灰黑透些杂白的大腮胡，让人感觉出指间捻揉着的那几分无奈。”……象這種精彩的文字在朱文辉先生的大作裏比比皆是。而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犯罪文学的理性与感性”， 虽是一个比觉“异类”的话题，但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尤其令我这个自幼就迷恋侦探小说的人，感到极大的兴趣。他的那本长篇推理小说“命案的版本”虽是犯罪偵探作品，但其內涵所散發出來的文學性並不亞於純文學或所謂的「嚴肅文學」。
座谈会发言热烈，与会者见逢插针，其中“世界诗人大会”秘书长，文学博士杨允达先生的诗歌插话十分精彩，给予我美妙瞬间的感受。
文学给于我无数美妙的一瞬，而这许许多多的美妙瞬间汇成永无尽头的文学大河。“欧华年会”的文艺座谈会虽是我文学生涯中美妙的一瞬，但却令我难以忘怀，因为我从这些和我同样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欧华文友的文学追求中，找到了文学知音。

歌声荡漾在多瑙河畔

年会的第二天晚间，冷大使夫妇在豪华游艇设晚宴招待全体与会人员。蒙蒙细雨中的多瑙河闪耀着神秘幽静的色彩。可当文友们满载着名贵的葡萄酒和丰盛的中华美食，即兴地表演各自的精彩节目时，静悄悄的多瑙河也欢唱起“多瑙河之波“。
我们澳洲文友都已年过六旬，对港台流行歌曲只会欣赏不会唱，在酒意浓浓时，从我们喉咙里飞出来的都是五、六十年代风靡大江南北的苏联歌曲，想不到，一曲“卡秋莎“竟给我们唤来了知音。安卡拉大学东语系专任讲师高丽娟踏着欢快热烈的舞步融进我们的歌声，我还没有来得及将满面惊讶展示在脸上，站在一旁的冷大使夫人就笑着对我说：“我在小的时候就会唱《卡秋莎》这首歌，是在我们台湾的幼儿园里学的。”
我本想再罗嗦地追问，那正是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的年代，你们台湾政府怎能允许大唱苏联歌曲？可我还是将这愚蠢的问题留在了肚子里。

布达佩斯诗情话艺之夜

年会最后一天的晚间，我们在赫赫有名的“香港饭店”欢度了“布达佩斯诗情话艺之夜”。在惜别晚餐欢宴中，我和欧华文友一面享受美味佳肴，一面把酒海阔天空。年会只有短短的三天，但我却结交了许多欧华文友。
前任会长莫索尔，谈吐幽默，为人热情，令我一见如故。我曾多次拜读他刊登在台湾报刊上的时论报道和叙述性的散文，那字里行间洋溢着西班牙的热情豪放，颇具感染力。
秘书长郭凤西，这位年会出色的组织者，曾以“钱姑妈白兰芝夫人”一文荣获98年“中央日报”海外华文创作报道文学奖，不但文笔优美，还具有美妙的歌喉，她和夫君黄志鹏先生的二重唱将宴会推向了高潮。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新任会长俞力工。他16岁就出国留学，多年的海外留学生涯，他竟依然拥有一颗浓烈的中国心。他的政论专栏，已是当今海外华文世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和他谈天说地，我深为他谈吐的犀利和独特的观点所感染
。他谈笑风生，出口成章，如果一字不拉的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出色的评论。
令我十分欣慰的是，我在年会上见到了不少大陆背景的文友。原“上海法制报”记者部主任常凯，走过了艰难的创业岁月，如今在维也纳创造了一片灿烂的天。他是“多脑时报”的社长兼主编，他任董事长的“多脑文化旅游发展责任有限公司”为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架起了桥梁。
来自南京的德籍华文艺术家谭绿屏的大名我已久仰，她是90年“中央日报”文学奖散文奖的第三名。令我十分敬佩的不仅仅是她的文学、绘画和摄影的累累硕果，而是她那从艰难的知青岁月，通过顽强的自学而登上艺术宝殿的惊人毅力。
长春人黄雨欣是我的东北老乡，她的散文专集“菩提雨”，去年经“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后，已走进了华人世界的千家万户。如今，她正奋笔疾书以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求生存的长篇小说。也许，是黑土地的情结，不仅令我感到亲切，还由衷的为她在海外的文学成就感到喜悦。
当我和欧华文友在夜幕下的布达佩斯依依惜别时，我望着多瑙河上的溶溶月光，心中泛起了一阵甜蜜：人间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我们分别是为了再见面。









甜脆的香瓜

李明晏

我喜欢台北的早晨，喜欢一群群男男女女在晨光中舒展筋骨，喜欢早市上琳琅满目的货摊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每当我走进台北的早晨时，常常面对眼前的一幅幅亲切而又陌生的画面，情不自禁地飞回了大陆，飞回了我度过了大半生的故乡。
台北的早晨时而令我忘记了海峡两岸隔着无情的空间。
“园山大饭店”位于园山脚下。迎着晨光攀登园山的人群成了我的闹钟。我下榻“园山大饭店”的第一个早晨，就被窗外飘进来的喧嚣声从朦朦胧胧的梦中呼唤到晨光下。我看到的台北的早晨和大陆的早晨似乎一模一样，早晨是中老年人的世界。他们在生命的黄昏季节，在清新的空气中与姗姗走来的老年斗，其乐无穷。
我怀着一份亲切走进了晨练的世界。在园山脚下的一块平地，我悄悄步入太极拳的行列，装模作样地比划了几下，又随着鱼贯的人群登园山。突然，从园山早市的喧嚣声中飘来了一个迷人的声音：“甜脆的香瓜!”
上帝，这是我早已忘记了的声音。自从我离开了故乡哈尔滨，那家乡独特的又甜又脆的香瓜，就和我永别了。当我在盛产水果的澳大利亚大饱了口福之後，心中还是念念不忘家乡的香瓜。想不到，我竟在台北又听到了家乡亲切的呼唤。
当我在热闹的早市上东张西望时，那早已被我遗忘了的气味姗姗向我走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果然是那甜脆的香瓜。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站在一筐香瓜旁，向我送来了甜蜜的笑：“先生，尝尝我们台北的香瓜，又甜又脆!”
我也笑了：“不用尝，闻到这气味，就知道你的香瓜又甜又脆!这气味和我
们家乡的香瓜一模一样。”
“先生，你是大陆来的，是东北人吧？”
原来，他爷爷是来自黑龙江的老兵。这香瓜是他一手创造出来的。是对老乡怀有的一份亲切感吧，当我付了钱後，小伙子从框里挑了一个大香瓜送给了我。我本想和他聊几句，可拥来了好几个买香瓜的游客，而园山饭店早餐的时间已到，我只好离开。
台北的香瓜不仅令我惊喜万分，奥列小弟也连声叫好。出生在广东从没吃过我们家乡香瓜的他，竟是在台北第一次吃到了如此甜脆的香瓜，以致我对家乡香瓜的赞美，引起了他的怀疑：“你们东北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广东人就不知道？”
我面对奥列广东人的傲慢，突然变成了园艺家米丘林：“这有什么奇怪的？这种香瓜只能生长在我们东北，就象香蕉只能出产在你们广东。”
“我不是园艺家，可我知道，台湾的自然环境和你们东北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奥列一面用纸巾擦嘴，一面讥笑。
是呀，这个吃了人家东西不知嘴短的广东佬说的有道理。东北的香瓜不能在山海关以南落户，可怎么来到了台湾？
翌日清晨，我带着这一问题又来到了园山脚下的早市，可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和他的甜脆的香瓜却不见了。你在哪里，可爱的年轻人？




运动禁药的秘密
李明晏

千千万万的体育迷在翘首盼望雅典2004年奥运会的开幕礼炮时，新闻媒体却不断地披露运动员服用运动禁药的热门新闻。这令我想起了悉尼2000年奥运会在开幕第三天，国际奥委会医务委员会就将六名药检未过关的运动员送出奥运村的轰动新闻。
当时令我欣慰的是，这六位不光彩的体育明星中没有我们中国运动员，也没有澳大利亚体育精英。我悬着的一颗心缓缓归位。我的乒乓球友大王却笑我是天真浪漫。他如数家珍般地将巴西游泳教练米歇尔。勒贝格的名言一字不差地道了出来：“运动员没有干净的，除非他们不争夺奖牌。今天，只有真正的傻瓜才会在药检当中被抓住。药检本身就是荒唐事。奥运会的药检纯粹是开玩笑。药检是一场闹剧。奥运会的药检实际上为国际奥委会提供了一个不在犯罪现场的口实。在过去几个月里没有一位游泳运动员被查出使用了违禁药品，但是实际情况绝对不是如此。”
巴西游泳教练的“名言”对我已不是新闻，不过，我在报刊上拜读他的这番话时，眼前出现了俄罗斯古典作家克雷洛夫寓言中的吃不到葡萄骂葡萄酸的狐狸。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可乔装打扮混进天鹅群中的乌鸦毕竟是极少数的天才骗子，何况，区区几个运动小人怎能玷污奥运会的圣洁。可专业运动员出身的大王却独具慧眼，从巴西教练的名言警句中娓娓道出他的真知灼见。
巴西游泳教练米歇尔。勒贝格并非无名鼠辈，他曾为巴西队训练出三名游泳明星，面对悉尼2000年奥运会游泳比赛大厅里领奖台上冉冉上升的一面面旗帜，面对疯狂的观众和疯狂的游泳大赛的胜利者，他才疯狂地道出了心中的秘密。如果，
碧绿的游泳池是巴西人的天下，他绝不会此地无银，相反，他会高歌赞美奥运会高举反禁药大旗，满含鳄鱼的眼泪亲吻奥运会的高官。
上帝，这麽说，惊人的世界记录，神奇的飞鱼、飞人、铁人。。。全是乘着兴奋剂的翅膀才飞到了领奖台上？
我的圣母娘娘!我可没这么说，是你的即兴发挥。不过，有一点是公开的秘
密。游泳池和田径跑道上的英雄好汉，大多来自运动医学发达的国家。前东德的美人飞鱼，曾在汉城的奥运会上大放光彩，如今已是世界泳坛的过街老鼠。她当时之所以能躲过严格的药检，是因为发明禁药的运动医学专家，都备有对付药检的手段而已。天才就是不给自己挖掘坟墓，他们会贼喊捉贼，但绝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把禁药当作毒药的话，那就是在发明禁药的同时，也发明了解药，就象中国武侠大师金庸笔下的故事。
对，对，对!
可金庸是我们中国人，他的故事全是在我们神州大地上演的呀。怎能让外国人近水楼台呢？
老天爷，你这个舞文弄墨的竟不知道，我们的金庸早已走进世界了。



还是出国好


一位留澳博士生在大陆一家报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语重心长地向海外游子发出了呼唤：“还是回国好。”
显而易见，这浓缩着强烈爱国主义的一声呼唤，不仅在神州大地引起巨大的反响，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也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
老王来自东北鹤岗煤矿，一个从中国社会最底层走到自由世界的普通劳动者。他在十多年前来到澳洲时，两手空空，满脸惶惑，可今天，他不仅儿孙满堂，还拥有三栋房子、名牌汽车。
中秋之夜，我应邀参加了他家举办的派对。客人大多和老王一样，也是从中国社会最底层走出来的。他们也曾一无所有，但如今都是满面灿烂，周收入达千元以上的澳洲公民。
他们对那位留澳博士生的咏叹似乎听而不闻。我不用问，就从那一张张笑到心里的脸上，找到了共同的答案：“还是出国好，”
也许，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人们的价值观也不一样。在理想主义教育熏陶下成长的人，理想抱负已溶化在血液中，尽管那悦耳动听的理想主义不过是独裁统治愚弄人民的法宝,但在那青春红似火的年代，哪一个青年不在梦中也为伟大的祖国
创立丰功伟绩呢。
老王从没做过这种梦。从他踏着父辈的足迹走进矿坑底层的那一刻起，他的青春美梦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然而，他在暗无天日的矿坑里苦苦熬了十多年，青春美梦变成了冰冷炕头上喋喋不休的老婆搂着营养不良的孩子。
也许，他是从冰冷的炕头上走到灿灿的澳洲阳光下，他将民主自由的澳大利亚看做人间天堂。当然，天堂里有人笑也有人哭。老王在矿坑底层磨炼出来的铁肩膀，驾上了公平竞争的翅膀，于是，他在劳动强度最大的建筑业从零开始，不断发出天堂里的笑声。
老王骄傲地向我展示他在澳洲创造的灿烂人生，笑着问道：“老田，这一切都是我用我的双手赚来的。若是在大陆，我就是有一万双手，也只能去做梦。你说，是出国好还是回国好？”



德国汉学家的故事

李明晏

出席“世界华文作家大会”的代表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是来自德国汉堡的汉学家何曦。他也是众多代表中唯一的一个光头。不知为什么，我对光头有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似乎一个个将人类最美好的装饰品忍痛割爱的人，都有着令人胆颤心惊的经历。
何曦的汉语说得流利，浓厚的外国腔调中散发出来的台湾国语韵味。令我猜到，他是在台湾学的汉语。果然如此，他曾在台湾学习一年汉语。
在一次下午茶时，我和何曦聊了起来。我问他为何选择了汉语专业时，他那双深邃的蓝眸闪出了一片温柔。他爱上汉语是他人生的美妙瞬间。某日，他在一个朋友家里遇见了一个华人少女，她正在当众表演汉字书法。何曦被她在白纸上的龙飞凤舞迷上了，他惊讶地发现，汉字竟是世上最美的艺术。从那一刻起，他爱上了汉语，而渐渐地，他对汉语的迷恋又将他带进了那个华人少女的世界。她是来自印尼的华人。
何曦的故事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我本想找个机会和他长谈，但他几乎是夜不归宿。他的房间就在我房间的对面，可我在晚间自由活动时间从没能见到他。他对此不只一次表示歉意，因为每当大会的活动一结束，“园山大饭店”的大门外已有汽车在等他了。他的台湾朋友争先恐后邀请他，朋友们的热情真挚，令他十分感动，他常常不得不一个晚上跑上好几家饭店。
何曦在深表歉意之后，笑着对我说：“在大会的自由时间，我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我的许许多多台湾朋友的。我在台北只住了一年，可我的中国朋友却比我在德国的朋友都多。我从汉字书法爱上了汉语，而这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又给了我人间最温馨的友谊。我爱汉语，我更爱中国人，爱中国古老悠久的文化。我将一生都从事中德文化的交流工作，我相信，我会将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我们德国人民。”

与虎斗其乐无穷

李明晏
每当我的手指无法将储存在脑中的生活景象变成电脑屏幕上的方块字时，我便走进距家咫尺之间的卡市退伍军人俱乐部，走进绚丽多彩的老虎机王国。在冒险家的乐园和伤心岭，我有时小赌怡情一番，有时观看人生风景
在澳洲新闻媒体的齐声合唱中，谈起卡市人人变色。熙熙攘攘的社会福利部大厅里那永不消失的长龙队伍，将卡市变成了贫穷的代名词。
然而，卡市退伍军人俱乐部老虎机大厅里的一幕幕武松打虎的镜头，却将卡市变成了金钱淹没脚的富人区。
一个周末，我的一个同乡在阔别了卡市多年之后，从北雪梨来旧地重游，不禁大为感叹。哇，哪儿来的这么多钱？
被富人区空气滋润得红光满面的他，瞪大了黑中掺进了几分蓝幽幽的眼眸，厚厚的嘴唇裂成一个彬彬有礼的莫名其妙。
我理解他的惊诧。我曾去过富人区的几家俱乐部，几乎没见过人与老虎血战到底的场面。那儿的老虎机似乎在高尚氛围中潜移默化，变得温文尔雅，用贵妇人的樱桃小口慢慢咀嚼人间精华，不象卡市的老虎，一个个血盆大口，吞进一栋栋花园别墅，一辆辆汽车。
那天，我的富人区老乡与十年前同住一屋的老朋友邂逅在人与虎斗的战场。那个一直坚守在穷人区的硬汉，面对插上翅膀飞到富人区的朋友，突然产生了激情，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示了令人惊心动魄的一掷千金。一千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变成了吃人老虎的祭品。硬汉用粗壮的大手猛击老虎机，随着一声★违反论坛条例！★，连声拜拜都没有就不见了。
我的富人区朋友久久才问我：“这是怎么了？”
我说：“这是与虎斗其乐无穷!”

友人谈赌


赌博这二个字，如同磁石，具有难以抵抗的诱惑力。有人沉迷赌场，有人与吃人的老虎机共舞，有人不赌，却整日津津乐道赌场上的花边新闻。
我的一个老乡史蒂文是夜班出租司机，他的不少顾客是悉尼星港赌城的赌客，其中亚洲人占一半以上。据他的观察，出入悉尼 星港睹城的亚洲人，对自己在赌场上的赌运大多是含而不露。而西人则表露无遗，不是摇头叹气，就是眉飞色舞。幸运的西人赌客往往出手大方，小费十分可观。
一天夜间，史蒂文在悉尼情人港遇见了一个幸运的西人顾客。他一上车就眉飞色舞，毛茸茸的大手拍得鼓囊囊的口袋铛铛响。他伸出五个手指，说他赢了五千元。一路上，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直到下车时，还没有讲完那惊心动魄的故事。他萧洒地把一张百元钞票往他手上一丢，随着一声祝你好运，消失在夜幕中。史蒂文望着那百元钞票，竟发了呆。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悄悄地呼唤他，他下班後，直奔悉尼 星港睹城。想不到，那一张从幸运儿手上飞到他手上的百元钞票，却变
成了可怕的女巫，不仅霎时间振翅高飞，还载走了他口袋里的同胞兄弟
。他不记得他是如何走出了魔窟，只记得，他整整诅咒了那个萍水相逢
的顾客一天一夜。不过，他在冥冥中发现，西人大多是娱乐人生，因而
也就萧洒赌场，而亚洲人不少是将赌场视为通往财富的阶梯，所以在敢
于冒险的同时，又摆脱不了患得患失的困惑。
我的另一个老乡是哲学博士，对亚洲人嗜赌现象，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星港睹城虽被新闻媒体渲染为亚洲人的天下，但澳洲的财富并不在亚洲人的口袋里。是文化修养决定了人们对娱乐的选择。悉尼的高级文化娱乐场所，大多是白领阶层的天下，而亚洲人融入澳州主流社会的可谓凤毛麟角。尤其是语言障碍，令不少亚洲人自己将自己拒之高级文化娱乐场所的门外。而步入雪梨赌场，并不需要高等学历，并不需要精通英语，只要钱包不干瘪和具有冒险精神。所以，星港赌场才成了亚洲人集中的娱乐场所。这并不能证明亚洲人天性嗜赌，而是海外游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的一种娱乐选择而已。


美国华人导游阿桂先生
李明晏

美国确是世界第一，就连华人导游也是世界第一，他们个个巧舌如簧，谈笑风生，对美利坚的一切娓娓道来，辉煌的过去，灿烂的今天，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犹如一部美利坚的百科全书。
去年11月，“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结束後，我和出席大会的几位澳洲文友随着美国华人旅行社的旅游团，在美国的西海岸和东海岸留下了匆匆的足迹，也见到了形形色色的华人导游。其中，纽约“天马假期旅行社”的华人导游阿桂先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仪表堂堂，风度高雅，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香港韵味的普通话。在他之前，我们遇见的华人导游大多亲切友好，给人一种他乡遇知音的温馨，可这位阿桂先生，尽管会按照职业的需要笑容满面，但从他那笑成一条缝的三角眸子里，常常会冒出一丝丝冷气。开始，我还觉得这是我的错觉，是香港电视连续剧留给我的后遗症。想不到，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阿桂先生那永久笑意荡漾的眼睛里竟飞出了暴风骤雨。
阿桂先生和所有的导游一样，对旅游客的用餐十分关切。每当我们途中用餐
之前，他便绘声绘色地为我们讲述某某餐馆的物美价廉。可好话说过了头，往往会失去说服力，何况，美国旅游地点的餐业又是百花齐放。于是，我们可爱的阿桂先生先斩後作，在停车用餐前，发表了用餐宣言：“女士们、先生们，为了确保诸位顺利完成旅游观光任务，我们这次统一在《汉宫大酒家》用餐，每人十美元，为了节省时间，请在车上付款。谢谢!”
坐在我前面的一位大陆商务考察官员，惊讶万分：“他妈的，老子走遍了全世界，还从没有见到这样会拿回扣的导游。”
他话是说了，可还是潇洒地从鼓囊囊的皮夹子里掏出了十美元。而我本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和阿桂先生唱对台戏，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文友却造反有理：“对不起，阿桂先生，谢谢您的关照，我自己解决用餐问题。”
阿桂先生的三角眼变成了四角：“那可不行，这家中餐馆是这地区的老独一处，您到哪解决肚皮问题？”
“这就不是您导游先生的问题了。谢谢!”
阿桂先生还没来得及将心中的风暴喷到文友的脸上，见到我也摇头拒绝，瞬息之间就将愤怒变成了鄙视。而那位大陆官员也跟着感觉走，回头向我们展示了“社会主义好”的灿烂表情。
当一车的旅游客在阿桂先生的指挥棒下鱼贯走进“汉宫大酒家”时，我迎着灯火辉煌的快餐店走去。大约四十分钟後，我向旅游车走去时，见到了那个大陆官员，他一面打着饱嗝，一面破口大骂：“他妈的，这也算是中国菜!什么呀？刷锅
水!”他的不满还没发泄完，就对我表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老兄，你们
在国外玩笔杆子能吃饱饭吗？”
我本想原原本本地讲给他，我们之所以精打细算，是因为出国前的预算和大会的安排出了点差错，但我又一想，何必多次一举。再说，让祖国同胞带着“社会主义就是好”的深刻体会回到祖国怀抱，也是我们海外游子对祖国的一份贡献呢。



怀念南斯拉夫球友斯拉夫金
李明晏

那天深夜，我和乒乓球队长瑞克在黑镇工人俱乐部打完比赛乘车返回时，收音机正播送关于巴尔干半岛的晚间新闻。播音员那严峻的声音，犹如隆隆的炮声，在车子里爆炸了。我和瑞克久久没有说话，想起了我们远在贝尔格来德的南斯拉夫球友斯拉夫金。
“愿上帝保佑他，愿他平安无事。”瑞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出生在英国的瑞克曾对我说过，他本不太喜欢南斯拉夫人，不喜欢和来自欧洲火药库的民族打交道，可他和南斯拉夫人斯拉夫金却被小小的银球结成了亲密的朋友。斯拉夫金那斯拉夫民族的热情奔放、乐观潇洒、助人为乐的性格，深深感染了拥有贵族血液的瑞克，令他曾对塞尔维亚人所怀有的偏见烟消云散。而我和瑞克正相反，对塞尔维亚人一向有好感。这可能是因我出生在具有“东方莫斯科”美称的哈尔滨，自幼就深受俄罗斯文化的熏陶，而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又都是斯拉夫大家族的兄弟姐妹，正所谓朋友的朋友是朋友。
在斯拉夫金进入我们乒乓球队之前，球队里因一个埃及人闹得大家十分不开心。他球艺本一般。可他换了高胶拍之后，几乎成了常胜将军。于是，他变成了不是队长的队长，竟打破了西区乒乓球比赛的游戏规则，将本是风平浪静的球队弄得鸡犬不宁。西区乒乓球俱乐部的比赛常年不断，几乎周周有比赛，因而娱乐性远远多于竞赛性。每场比赛有三人参加，所以一般球队大多是四人。我们队是四人，按照队长安排的次序表，四人轮流参加每周一次的比赛。那个埃及老兄在成绩平平时，还遵守球队的规定，可当他在墨绿色的球台上有了起色时，就以一号选手自居，以夺冠军为名，场场必上，而叫别人常时间坐冷板凳。于是，本是每周一次的娱乐性比赛渗进了恩恩怨怨、窃窃私语。埃及老兄每胜一场就手舞足蹈，输球就满嘴粗话，对球友的失败更是怒发冲天。我觉得好笑，澳大利亚的乒乓球运动本就是不精彩，而西区乒乓球俱乐部的水平就更是马马虎虎了。乒乓爱好者不过是在墨绿色的球台上享乐人生的乐趣，何必将如此低水平的比赛当作向奥运会的前奏曲。后来，埃及老兄在决赛中连输三场，自觉没趣，夹着尾巴走人了。后来瑞克告诉我，埃及老兄想参加其它俱乐部的乒乓球队，却被拒之门外。
斯拉夫金是在埃及老兄离队后加入我们球队的。他的球艺在队里是第一，但却从不以霸主地位自居，垄断球队，而是十分自觉地遵守队长安排的比赛秩序表。有一次，轮到我上场比赛时，碰到的是强队，我那时竞技状态不佳，便给斯拉夫金打电话，希望他替我上场。他在电话里笑了：“如果按着次序表该我打，我也许会打好这场球，可若替你上场，我也许会打不好，因为你之所以拉我出场，是因为你相信我一定会赢，这样，你就无形中给我套上了枷锁，而带着枷锁往往会打不出好球来。何况，西区乒乓球俱乐部是周周有比赛，过分计较输赢就失去了比赛的乐趣。”
一直单身的斯拉夫金从贝尔格来德带回了美丽的新娘后不到两年，就被不喜欢澳洲的爱妻带走了。西区乒乓球俱乐部的朋友为他举行了告别宴，他在墨绿色球台结交的朋友都来了，我和大家一样，是带着遗憾和几分担忧祝他一路平安的。想不到，我的几分担忧竟变成了巴尔干半岛隆隆的炮声。我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但愿他平安无事。吉人天向，我相信，我会再和他相逢在墨绿色的球台。


深夜电话（1）
李明晏
我本想在距家咫尺之间的退伍军人俱乐部小睹怡情，却被难以摆脱的睹魔变成了分文不剩的穷光蛋。我不知是如何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家，钻进了被窝。我久久不能入睡，不是为残酷无情的老虎机吞噬的钱感到世界末日来临，而是雪梨占卜大师玄阳子对我睹运起的那一卦，竟是永恒的真理。我在对玄阳子咬牙切齿的诅咒中走进了绚丽多彩的美梦。我似乎睹运高照，在金钱大海中高唱“东方红”。突然，刺耳的电话铃声将我眼前的金色世界变成了漆黑的夜。我紧紧闭上了眼睛，渴望美梦成真，但电话铃声追逐不放，我只好又恢复了穷光蛋的原型。
上帝，这深夜电话来自星辉睹城。我的哈尔滨老乡瓦洛佳在睹城只剩下了一条三角裤，等待我去拉兄弟一把。因为一位神秘的占卜大师在赌场给他起了一卦，凌晨两点他定能看到睹神的笑脸。
“瓦洛佳，你算是找对了人，我还不如你呢，老兄好歹还有块遮羞布，而我可是一丝不挂。再说，现在都半夜一点了，就是我口袋里有钱，也远水解不了近渴。”
“沙夏，你可叫出租汽车。那个占卜大师不是江湖骗子，他百算百中呀!”
“那你就向这个活神仙伸手吧。”
“我……我连算卦的钱还欠着他呢。求你了……”他呜呜哭了起来，哭得那么逼真，我觉得我手握的电话筒都湿漉漉的。
突然，哭声变成了惊喜的大叫：“沙夏，你的朋友小张不是开出租汽车的吗，你给他打个电话，叫他替你帮我一把。”
“瓦洛佳，小张没有手提电话，再说，他也不认识你。”
“瞧你的记性，那次在你家，我和他还一起唱《跑马溜溜的山上》呢。”
“那你就去和他再跑一次马吧。”说罢我放下了电话，还拔下了插销。
第二天，我接到了小张的电话：“沙夏，昨夜一点多钟时你的老乡瓦洛佳给我的手机打电话，他说你叫我给他送去五百元。我当时给你家打电话，想问问你是怎么回事，可没打通。沙夏，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给他送钱去了？”
“送了，不多不少，五百元。”
“谁叫你送的？你给我听着，亲兄弟还明算帐呢，我和这五百元可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他可是你的老乡呀。”
“好，那你就再给他送去一千元。”我气急败坏，悻悻地摔了电话。可放下电话我才想到一个问题：该死的瓦洛佳怎么知道小张的手机号码。小张告知我他的手机号码时曾嘱咐过我。他的手机号码保密，不得外传。于是，我又拿起了电话。可电话筒里飞出来和郭兰英一样的民歌嗓音：“对不起，小张此时不再，请留言，谢谢!”

深夜电话（2）
李明晏

我最怕深夜电话，夜本身就带着几分神秘，几分恐惧，突然在万籁俱寂中响起电话的铃声，那刺耳的铃声顽强而持久，令人毛骨悚然。在人们酣睡的时刻，不会有人请你去饮酒聊天，去唱歌跳舞，去分享惊天动地的喜讯。相反，深夜电话往往是紧急呼叫，是自天而降的噩耗。
某日，我爬了一天格子，刚刚走进甜蜜的梦，就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我一面对发明电话的那个伟大的科学家咬牙切齿，一面朦朦胧胧地走到电话机旁，拿起了电话筒。
“你好，先生。我们是卡市警察局，你是沙夏吗？”
我脑袋里嗡的一声爆炸了，脚下变成了一片真空。警察局，这是令人望而
生畏的地方，而卡市，又是雪梨人们心目中枪声不断响起来的地方。
“喂，请讲话，请讲话，你是沙夏吗？”
我手中的电话霎时间变成了原子弹，被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摔到地上。 我不知自己如何度过了那可怕的几分钟，只记得我反反覆覆地在心中自己对自己说：“沙夏，别怕，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然而，鬼还是叫门了。随着一阵温和可却执着的叩门声是一个十分亲切的声音：“对不起，先生，请开门，我们是警察。”
我连问也没有问一声，就打开了房门，勇敢得事后常常在梦中惊醒。
我眼前出现了两双微笑着的蓝眼睛：“你好，先生!你是沙夏吧，是这么回
事，我们在卡市公园里发现了一个人，他躺在草地上，一身酒气，不省人事。我们在他钱夹里发现了一张火车票，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和你的电话号码。”
我把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可也想不出，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何时跑到了一张火车票上。
当我随着警察走到街上，在警车里看见那个还沉浸在酒精王国里的人时，失声大叫：“阿辽沙!阿辽沙!”
聪明的警察连问都没问一声，把醉得不省人事的阿辽沙交到我手上，就轻松地拜拜了，而我却成了收容所。
我和阿辽沙邂逅在火车上。是他手中的一张本地俄文报纸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们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临下车前，他在火车票上记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_阿辽沙来自莫斯科，是俄罗斯和犹太的后裔。他来到澳洲后就申请了难民，理由是：俄罗斯人已自由呼气，但他血管中的犹太血液令他时而感到窒息。在他等待渺茫未来的日子里，我心血来潮，为他充当了一次月下老人。那是我偶然间在俄罗斯俱乐部认识的一个独身女人。她去年失去了在床上一直马马虎虎的中国丈夫后就开始追求西人的精彩，她求我为她找一个西人伴侣。于是，我将阿辽沙带到她家里。见到高大英俊的阿辽沙，她大唱“卡秋莎”，唱到夜深人静，可她渴望的精彩擦身而过，阿辽沙还是走了。他对我说：“沙夏，谢谢你。我知道，今天的夜晚能使我轻而易举地成为堂堂正正的澳洲公民，但我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欺骗一个不幸的女人。”
想不到，他却被人骗了，而骗他的人还是自己的俄罗斯同胞。他在同胞的工厂挥汗如雨了三个月，他的同胞老板在计算器上龙飞凤舞了一阵，扣去了五花八门的费用，什么食宿油盐柴米，什么游览雪梨风光，阿辽沙只得到了一瓶XO。阿辽
沙本想用XO砸碎骗子的脑袋，可那个混蛋早就变成了兔子。不会先小人后君子的
阿辽沙在卡市公园里喝XO喝到眼睛睁不开时才明白，他喝的不是XO，而是俄罗斯伏特加、工业酒精和几滴中国酱油。

深夜电话（3）
李明晏

十一月八日的晚上，我在电脑前苦思冥想时，电话铃响了。是我的哈尔滨老乡瓦洛佳。他告诉我，晚十一时SBS电视台播放前苏联影片“伊万的童年”。我连声道谢后，急忙看了看墙上的钟表，还有五分钟就能看到这部曾让我饱尝了人间辛酸的影片了。

“伊万的童年”是六十年代苏联的天才导演塔尔可夫斯基根据作家波高莫劳夫的小说“伊万”拍摄的战争片，是他踏入影坛的成名作。他用生动新颖的电影语言真实地展现了二战的残酷，通过为祖国献出了十二岁生命的小侦察员伊万的命运，讴歌了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青年导演的艺术才华，童星布尔拉叶夫卓越的表演，令这部影片十分轰动，多次在国际电影节获奖。
当时，因中国正在高举反修的大旗，这部出色的电影没能走上中国的银幕。我是近水楼台，在哈尔滨苏联侨民俱乐部看的俄语原版片。我至今还记得，当影片放映完後，平日电影散场後那种噪杂的场面不见了，天性乐观的俄国侨民一个个变成了无声的存在。他们面色阴沉，默默地向出口走去。那天，我独自在荡荡的松花江边坐到夜深人静。
中国的电影艺术家高举反修大旗，集中优势兵力，赶拍出“小兵张嘎”，以
批判轰动世界影坛的修正主义大毒草“伊万的童年”。“小兵张嘎”拍的不错，有当时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张平，扮演张嘎的小演员也十分入戏。在中国反修电影艺术家的一幕幕镜头中，残酷的抗日战争如同一场儿童军事游戏，五光十色，笑声不断。难怪在影片散场时，学院大礼堂里也是一片青春的欢乐。
那天在集体宿舍里，我因念念不忘“伊万的童年”给我的心灵震撼，激动中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想不到，我脱口而出的话竟进入了有心人的记忆仓库。在文化大革命风雨中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俄语系一夜之间变成了过街老鼠－苏联远东情报站。当全体俄语教师被拉到审判台上，接受革命小将的洗礼时，我并没有感到世界末日的来临，因为我在那些吃过莫斯科面包的前辈当中显得微不足道。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位曾喝了五年莫斯科牛奶的教师从被审判台上跳到革命行列，冲着我大吼一声。在他声嘶力竭的喊声中，我成了货真价实的苏修特务，因为我是俄语系里唯一经常出入哈尔滨侨民俱乐部的人。而该俱乐部曾是苏联特务机关，当时普通中国人一般进不去，只有持有苏联领事馆的通行证才能自由出入，他几次求爷爷告奶奶都被拒之门外。他的革命行动将我变成了战火的中心，同宿舍的人也顿时茅塞顿开，说我不止一次散布苏修电影的毒素，对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伊万的童年”赞不绝口。
于是，我被革命小将隔离了三天三夜。想起来也奇怪，在那短短而又漫长的三天，我面对着写交待的纸，眼前竟是大毒草电影“伊万的童年”一幕幕永不消失的残酷战争的镜头。


俄罗斯〖BLAK SEA〗小乐队

谁也说不清，何时在雪梨西南区新移民居住中心冒出了一个俄罗斯小乐队。
这个由五名俄罗斯人组成的〖黑海〗小乐队的名声不胫而走，深受欢迎。他们频频光临大大小小的俱乐部，家庭派对，成为新移民的热门话题。
某日，我和妻子应邀出席了朋友女儿的婚礼。这是我来澳七年所参加的众多的婚礼中最为热闹的一场婚礼。
由于是中俄裔第二代联姻，出席婚礼的除了少数的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大多数嘉宾是中俄裔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
当乐池里传出古老的俄罗斯圆舞曲〖在满洲里的山冈上〗时，那已溶化在我血液中的俄罗斯文化的精灵，在我心中复活了。通过模糊的视线，我看见了乐池里的五个人。上帝! 是他们，俄罗斯〖黑海〗小乐队!
这个名不虚传的小乐队，用清一色的俄罗斯音乐，为这场热闹的婚礼锦上添花。他们那饱含着深沉情感的演奏，将人们带回了过去。大家频频举杯，在伏特加的呼唤下，迎着美妙的俄罗斯音乐，涌进了狂欢的舞池。
那些中俄裔第一代大多已白发苍苍，但娴熟的舞步融合着悠扬的俄罗斯舞曲，创造出一幅幅美丽高雅的画面，令人情不自禁地想到人生黄昏之美妙。
而中俄裔的第二代可谓是舞场的主宰。这些在美丽的澳大利亚白手起家，创造了新生活的强者，翩翩起舞，在一首首古老的俄罗斯舞曲中，陶醉在胜利者的喜悦之中。
在灿灿澳州阳光下成长的第三代，似乎还难以走进俄罗斯音乐，他们大多带着好奇的目光，欣赏父兄辈的欢乐。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间感到一阵惆怅。我的记忆中出现了来自黑海港口敖德萨的俄国作家尤利。米哈依利克。我和他邂逅在澳州作家活动中心。他曾应我的邀请参加了我们新州华人作家协会为欢迎北京著名诗人晏明所举办的派对。当时，这位在俄罗斯曾显赫一时的老作家，对中华文化在澳大利亚的繁荣兴旺，颇有感触。相比之下，他为俄罗斯文化在澳州还没能创造出如此生气勃勃的画面感到遗憾。
我理解尤利。米哈依利克的心情。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面对着茁壮成长的香蕉人，都难免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悲哀。
这时，舞池里飞出了我熟悉的俄罗斯歌曲〖祖国大地，我思念你〗。这哀婉凄美的旋律打断了我痛苦的沉思。我在心中悄悄唱着，默默祝福〖黑海〗小乐队能在美丽的澳大利亚天长地久。

也谈“流言”



悉尼女作家千波的“流言”令我百感交集，不由得想起在人生旅途中，我曾荣幸地成为流言蜚语的主人公的种种动人的场面。
俄罗斯有句谚语：“恶毒的舌头比匕首还可怕。”
确实如此，小人的舌头能杀死人，能制造血淋淋的人生悲剧，尽管悲剧的主角都是心灵脆弱的人。面对流言蜚语创造的不幸，人们在对卑猥小人痛恨的同时，对流言蜚语的牺牲品的怜惜中也融进了一丝恨，恨他的软弱，恨他对生命的不负责任，恨他不能在流言蜚语中创造灿烂的生命而将卑鄙小人钉在大千世界的耻辱柱上。
我在大陆时，虽一直在高等学府教书，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世界中，流言蜚语却是源远流长。尤其当某某在乌鸦群中变成了天鹅，那霎时间就是一场暴风骤雨，一场无形的血战。而当战火烧到主宰命运的高层，大学校园里往往会响起“天鹅之死”的旋律。
我曾一度有过十分天真的想法，认为穷山恶水出刁民，穷山恶水是滋生流言蜚语的土壤，而在人间天堂澳洲个个都是天使，个个都在忙于人生享乐，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没有他人存在的空间。是啊，在美丽的澳大利亚，有如此之多的美味佳肴需要人们的嘴唇，如此之多诱人的嘴唇等待人们去亲吻，只有傻瓜才有闲工夫去将自己宝贵的嘴唇用于搬弄他人的是是非非。
我在澳洲走了将近十年的路，我发现我错了，错在我忘记了，因命运的厚爱而置身在天堂里的人，和不幸出生在地狱里的人一样，都是人。而人就是这样，走到哪里都是人，即使是从教堂里走出来的人也不是神。有人带着对上帝的虔诚，从圣洁的教堂里走出来时，那刚刚净化的心灵立即重返战场，刚刚面对圣像祈祷的嘴唇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还原到位，甚至连自己的教友也不放过。
三年前，我参加了一个俄罗斯俱乐部举办的乒乓球比赛。因一位爱好乒乓运动的俄罗斯大亨慷慨解囊，奖金十分可观。而在天堂里有钱照样鬼推磨，于是好手云集。我本没有希望进入决赛，但因几个俄罗斯乒乓精英重返莫斯科，人不在雪梨，我看到了金钱的笑脸。想不到，比赛的组织人员中出现了一个小人，他还算是我的球友和老乡，我和他都是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在大大小小的派对上，当伏特加酒在血液中熊熊燃烧时，我和他放开歌喉，大唱“曲曲弯弯的松花江，唱着欢乐的歌奔向远方，一直载着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澳大利亚”。想不到，就是这个每周必去教堂的人竟黑箱作业，将自己安置在安全区，而将强于他的我和几个高手赶到另一个区火拼。比赛前，我看到比赛表格，十分惊讶，因为乒乓比赛前经运动员亲自抽签才能编组。我当场提出质问，那个小人反而恶人先告状，跑到大会主席处说我无理取闹，呼吁大会将我从比赛名单里除名。他的阴谋当然没能得逞，而我因带着一肚子气挥拍上阵，第一轮就被赶出比赛，自己为自己创造了来澳后乒乓比赛的最佳可耻记录。这也是我患得患失的必然结果。
我的老乡虽不光彩地获得了冠军，但五百元的奖金却叫他全家老小光辉灿烂地饱餐了一顿龙虾、皇帝蟹，而我却变成了廉价小说的主人公，什么技不如人呀，什么在比赛场地大喊大叫呀，什么见钱眼开呀。。。
不过，在这场闹剧中我却有所发现。球艺高我一畴的人都对我表示同情，而我的那些手下败将却对我摆出一脸幸灾乐祸。


星 期 鞋
(澳洲)李明晏
无商不奸，这似乎是方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世间，定会有不少人对这四个字
咬牙切齿。而我却相反，常常随着「无商不奸 这四个字，走进温馨的回忆。
大约半年前，我陪一位来自大陆的朋友游览雪梨。在唐人街附近的集市，我和友人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上，逛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友人左挑右看，终于买了几件小纪念品
当我们往外走时，被一声亲切的呼唤叫住了：“先生，买双鞋吧，意大利的，原价四十九，就剩下了这几双，大削价，二十九元。”
我们迎着这诱人的声音，走到一个鞋摊跟前。鞋摊主人那双漆黑的眸子，立即闪出亲切的笑意。他冲着我的朋友说：”这位老先生是刚从大陆来的吧，不用我多说，你也知道，这种鞋在大陆得八九百元呢。“
中国小贩的自卖自夸，不到几分钟就将我的朋友俘虏了。他拿起一双鞋。仔细察看。这时，鞋上的几个英文字JOPI，仿佛是一把匕首，刺进我的记忆之中
上帝，又是它，JOPI牌旅游鞋!
“老板，你这是星期鞋，寿命只有七天!”我脱口而出，禁不住十分后悔。我和他素昧平生，罕卦宜�的饭碗呢。再说，都是炎黄子孙，在异国的土地上岂能相煎太急_然而，我却碰到了一个经商奇才。还没等我张口道歉，他就仰面大笑：“先生，买卖不成情意在∫，买不买，全凭你的兴趣，可你不能败坏人家JOPI鞋厂的名声啊!先生不是说这鞋只有一星期的寿命吗，好!鄙人送先生一双，劳先生大驾，穿它一星期，下个星期我在此恭候。如果这JOPI经不起考验，那我当众赔礼道歉，陪赏一百元。。。”
这个小贩的声音抑扬顿挫，有板有眼，引来了不少顾客。看到黄皮肤当中闪烁着几双蓝眸，热情奔放的中国话刹时间变成了流利的蹩脚英语。瞬息之间，鞋摊上的JOP仿佛生出了翅膀，在顾客手中展翅飞翔。不到几分钟工夫，只剩下了我朋友手中的一双。我本想说声对不起，把朋友手中的鞋放到鞋摊上，可这时一个瘦小的黄脸女人，用越南腔的中国话问道：“先生，你若不买，我想买。”
是人常常会陷进四周环境造成的氛围而难以自拔吧，我也不知是在一种什么感情的驱使下，卖了这个鞋摊上最后的一双JOPI鞋。
返家途中，在朋友的询问下，我向他讲起了星期鞋的故事。
那是在三年前，我应大陆一家外贸公司的聘请，去俄罗斯洽谈生意。某日，我在俄罗斯远东的布拉格维什斯克市的百货公司购物时，遇见了一个俄罗斯老妇人我曾数次去俄国，千千万万张俄罗斯面孔在我面前闪过，但这一张脸却令我终生难忘。她拿一双白色的旅游鞋，缓缓向我走来。刹时间，我毛骨悚然。那正是中国倒爷在俄国市场上老鼠过街的日子。被改革风暴吹得一贫如洗的俄国人，面对中国伪劣产品的欺骗，如同睡梦中猛醒的北极熊，举起了粗大的拳头。而中国人的面孔在俄国人眼中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难免张冠李戴。然而，我的恐惧却是庸人自扰。那个老妇人还没开口，已泣不成声，纵横的老泪载来了蚀骨的悲哀。
原来，她勒紧裤带从微薄的养老金中，为相依为命的孙子省出了一笔买鞋的钱。当孙子仔仔细细地洗好了跑了一天的脏脚，欢天喜地地往脚上穿新鞋时，电视屏幕上也出现了同样的鞋，同样的英文字JOPI。
播音员的警告道破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老妇人买的鞋是大陆一家私营鞋厂的冒牌货，只能穿一星期，被俄国人讥笑为星期鞋。。小孙子当即流着眼泪把鞋脱下来。
“中国朋友，帮帮我吧，请你按原价买下这双鞋，我需要钱，我得给孙子买一双穿得住的鞋。。。”
我从老妇人手中买下了鞋，买下了中国人的耻辱。我本想掏钱给她孙子买一双好鞋，但我凭我的第六感觉知道，我面前的这个俄国老妇人，人穷志不穷，定会把我的真情实意看作廉价的施舍。
我当天就穿上了那双鞋。整整七天，我小心翼翼地穿它走路，默默地在心中祈祷上帝，愿那播音员的报导是魔鬼的咒语。然而，我的心愿只是一场空梦。到了第七天款式美观的JOPI鞋面目全非，张开了鳄鱼的大嘴。

想不到，三年之后，我在澳州灿灿的阳光下，又见到了它，JOPI!
我本以为，这久违了的JOPI为它在俄罗斯蒙受的耻辱挽回名誉，可它还是无法从俄罗斯的诅咒中走到澳州的阳光下来。不多不少，整整七天，它又张开了鳄鱼的大嘴。
我的朋友怒不可遏，拉着我要去唐人街的集市。我笑着说：”那个骗子早就脚底抹油溜了。“ 朋友倒是不甘心，趁我不注意时，拿着那双JOPI鞋溜了出去。当他回来时，气得把JOPI鞋往地上一摔，大声吼叫：“他妈的骗子 !我在市场转了好几圈，也没找到他。。。“


乡村一日
（悉尼）李明晏

回到阔别了十年的祖国，我所面对的一幅幅莺歌燕舞的画面，令我在陌生中感到十分亲切。那些在中国电视剧中司空见惯的种种华丽景象，并非是艺术包装，而是走进我眼中的现实。当我的外甥驾驶崭新的私家车，带我浏览北京城时，储存在我记忆中的一幕幕电视剧场景，活生生地展示在我眼前，令我在惊讶万分中，忘记了我们中国人曾经历过的苦难。
我在祖国走马观花了一个月，最让我难忘的是中国乡村的巨变。

老朋友佟长贵令我刮目相看

70年初，在一个严寒的日子里，我和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的几位老师，被光辉的“五七”道路抛到了人间底层－呼兰县大用公社小路大队。我还记得走进农村生活第一天的种种故事。小路大队书记带我走进第一家农户时，我的行李还没来得及放到炕上，农户的女主人，就如同见到了牛鬼蛇神似的，挥动着颤巍巍的双手，将我推出了门。被黑龙江大学赶出校门的我，又被贫下中农轰到冰天雪地中，令我在听天由命的麻木中，感受到一种别有风味的黑色幽默。当我踉踉跄跄地跟着大队书记走进村西头的一栋茅屋，总算见到了真正的贫下中农时，我的眼泪悄悄地流了出来。可我的泪水还未干，房东老王和她的老婆那连珠炮般发来的问题，令我接应不暇：你犯了什么法？你什么出身？你还回去不回去？在我们这呆一辈子，当一辈子农民？……
最让我尴尬的是熄灯前睡觉的那一幕。我和房东老王一家住在同一屋檐下，我住北炕，与房东一家的南炕咫尺之间，这本叫我十分为难，而房东一家大小的五双眼睛，从我上炕时起就死死地盯着我，我竟无法脱衣服。东屋的大嫂，一面用赤裸的奶子喂怀中的婴儿，一面大呼小叫：瞧瞧，人家城里人的被子，真他妈的白呀！看看，人家他妈的鞋是鞋，袜是袜……
面对那一双双好奇的目光，我无法在众目睽睽之下脱衣服，索性穿着衣服钻进了被窝。不料，我的无奈之举却招来了一场保健教育：
“我说大兄弟，你可不能穿衣服睡觉，今天的炕可热了，热得烫屁股，你睡到半夜得睡出一身汗，那一见风可了不得，我们孩子他爸，连他妈裤衩都不穿。”
“你他妈还有脸说哪，那还不是等你的小崽子睡着后，好多快好省干革命，哈哈……”
满屋子的贫下中农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我想笑却笑不出来。
也许，是适者才能生存吧，我渐渐地走过了艰难，习惯了农村的生活。这得感谢那些纯朴善良的农民兄弟，尤其是佟长贵一家。他们一家人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令我终生难忘，就是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日日夜夜，我也经常思念他们。也正是如此，尽管我这次回国停留在哈尔滨的日子只有短短的几天，我还是挤出了一天的时间，去见我的那些农民朋友，那些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给予我人生温馨的农民朋友。
说来也巧，我在昔日的小路大队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佟长贵！
我从汽车里走到村边的大道上时，我眼前的一切即亲切熟悉又是十分陌生。还没等我开口询问，在大道旁几个挥汗如雨盖房子的人当中，我就认出了他，我当年最好的朋友－佟长贵！他依然是那么魁梧健壮，依然是那一脸纯朴善良的笑容。久别重返的激动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曾是一穷二白的他，如今家中全部电气化，冰箱、彩电、电话、手机、摩托车、货车，还有一个小杂货店。看到我的满脸赞叹，这个憨厚朴实的庄稼汉，当年苦苦干了一年农活才能骑上一辆自行车，却得意地笑了，笑我大惊小怪，因为我在他家所见到的一切，在这个村子里几乎是家家都能见到。
我本想在佟长贵家再吃上一顿高粱米饭，一顿苞米面窝窝头，想不到，我的愿望却落了空。佟长贵的老婆说，现在家家是大米白面，而高粱米饭、窝窝头只是吃腻了细粮时，偶尔换换口味而已。
当佟长贵的儿子，一个十分健壮的小伙子，风风火火骑着摩托车从大地里掰下来的苞米棒子变成了香喷喷的美味时，我和佟长贵频频举杯，为他幸福的今天和他更为美好的明天。

第一个民选村长－朱风山

见到朱风山的那一瞬间，我十分惊讶，惊讶时间的流逝似乎没在他身上留下印迹。他依然一脸聪明，一脸朝气。如果说，他当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话，那出现在我眼前的他，正处于生命的灿烂季节。70年代，他还是一个刚刚走向人生的英俊少年。那时，他总是一身城市青年的穿戴，干干净净，和那些土头土脸的同龄人站在一起，如同天鹅飞进了乌鸦群。文化大革命令他告别了大学梦，但他却在广阔天地里其乐无穷。他家是当年小路大队里为数不多的下放户之一，他随着父母一家从哈尔滨走进了黑土地，带来了一身城市气息，也一度成为村子里排外目光的注视中心。可他没有自我封闭，没有人在屋檐下的自卑，而是以顽强的生命力创造了自己的天地。他打得一手好篮球，是当年公社大大小小运动会上的篮球明星。他的衣着打扮是农村青年的表率。作为外来户的他，尽管置身村子里亲戚套亲戚的连环套之外，但他却有一股凝聚力，处处是朋友。他有同龄朋友，也有忘年交，有每日挥汗如雨的朋友，也有权力场上的农村精英。也许，正是他所拥有的性格魅力，令他在走出了小青年的黄金季节时，一帆风顺地走进了农村的权力中心。权力场上的风雨过后，他又成为第一个民选村长。他是当年小路大队和临近的汪家大队合选的村长，拥有八百多户选民。他能当选，我不感到意外，因为他自幼就拥有一种魅力，一种特殊的本领。这种本领伴随他走过昨天的艰难，迎来了今日的乡村巨变。
然而，当我走进朱风山的家时，我又惊讶了。他的居屋竟还是三十多年前的旧茅屋，尽管依然是干干净净，但和村子里许多崭新的房子相比却是有些寒酸，似乎不符合一乡之长的身份。面对我的目光，朱风山笑了，笑中闪出聪明人的智慧。原来，他并非没有能力盖新房，他的财力都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资，他的一男二女都是大学和中专毕业。他的儿子正跃跃欲试地向硕士研究生进军。对一个目光远大的父亲来说，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子女的教育投资远比住新房重要。

在欢笑中走回过去

在短短的一天，我在小路村和不少老朋友相逢。他们敞开家门，欢喜地向我展示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不能说家家富有，但就连被视为村里第一困难户的家中，也有一台不大也不小的彩电。当小路村的男男女女踏着不同的道路去创造财富时，这个困难户却舒舒服服地躺在暖烘烘的炕上，望着电视屏幕上的俊男美女，想入非非。难怪村长朱风山对我说，今天的困难户和往年的困难户相比，算是大爷了。
面对小路村的今天，往日那艰难困苦的生活反而唤起了我亲切的回忆。
当我走进了老朋友姜春的家时，望着那布置得有几丝都市风味的房间，望着脚下的人造革地板，我想起了姜春过去的种种故事。他当年是小路大队里的风流人物，英武剽悍，言语诙谐。我还记得，在一次毛选学习结束后，负责学习的插对女党员高家婉当众宣布，从今日起，每天晚间八点钟雷打不动，学习毛选一个小时。一个个被繁重的庄稼活累得睁不开眼睛的社员，不满地嘟嘟囔囊着从生产队的炕上爬起来时，姜春爆炸了：“你说什么？晚上八点？晚上八点是我和老婆在热炕头上谈恋爱的时间，也是雷打不动！”
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笑声，高家婉的脸变成了一块红布，而她宣布的雷打不动也变成了笑谈。
后来，有一天深夜，我被一个女人的哭声惊醒。是姜春的老婆，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什么这日子没法过了，什么姜春又带着钱去赌博了，她哀求我们插队干部去村东头抓睹……尽管房东大嫂用眼睛暗示我，我还是从热炕上爬了起来，带着姜春的老婆去找我们老插的头儿贾玉新。这个在黑龙江大学校园里就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广阔天地红旗举得更高的马列主义者，二话不说，急忙带我们去大队办公室找当时在大队蹲点的公社公安。倒是那个公安的表现令我费解，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他象个女人在炕上磨磨蹭蹭了好一阵子，才穿上了衣裳下地，冷冷地扫了我们一眼，带着我们去执行党的任务。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们四队队长竟是姜春的睹友。他们两人和另外两个人当场被蹲点的公安带到了大队办公室，后来就不了了之。姜春对我倒并没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倒是我的顶替上司四队队长，让我穿在脚上的鞋越来越小。
当年的英俊小伙子姜春已是三世同堂，和我的朋友佟长贵一样，家中已全部电气化。令我有些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姜春的老婆，那个曾大义灭亲的女人。如果我在这短短的一天能见到她，我定会向她提起当年那段往事。不过，我相信，生活在今日幸福之中的她，对往日的苦难早已失去记忆，因为昔日的苦难太多太多，无暇去一一回忆，而等待他们的明天，却需要他们的全部精力。

短短的乡村一日令我十分激动，因为从贫穷中走出来的那一张张笑脸，真实地向我展示了今日乡村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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