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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如良]

司马迁对“焚书坑儒”的记载
两千二百多年前的“焚书”“坑儒”事件，不断被后世儒生写进史书，以作为秦始皇是暴君的证据。
只有司马迁对此持慎重态度。
司马迁出世时（公元前135年），事情已过去近90年了，又过了21年，即公元前104年他才开始动笔写《史记》，事件的真相已经蒙上了历史的尘埃，他也不是完全清楚的。
好在其父曾任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资料。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有条件阅读国家藏书和文献档案，为写《史记》作了准备。而他写《史记》是根据先秦典籍和亲自采访的历史事实去写的，在焚书事件之后还有那么多先秦典籍可读，难免使他对“焚书”事件发生怀疑。
既然怀疑，就要搞清事实真相，如实记载。
我们先看他在《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
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制曰‘可’。”
而在《李斯列传》中，这段话却变为：
（李斯）乃上书曰：“……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
同是李斯对同一事的建议，在《秦始皇本纪》中是“烧”，在《李斯列传》中是“收”。对李斯建议的结果，前者只记“制曰‘可’”，后者则记为“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
到底是“尽烧之”还是“收去”？司马迁的记载为什么不一致呢？
原来司马迁也有难言之隐。
因为新建立的王朝是以所推翻的前朝为敌的，修史时把前朝说得越坏，才显得本朝越好。越是夸大前朝的暴政，才越显出本朝的“仁政”。秦始皇“收”书就够坏的了，但不如说他“烧”书更显其坏的程度。
在那种情况下，司马迁确实左右为难。
如果在《秦始皇本纪》中写“收”书，那就等于包庇敌人；如果在《李斯列传》中写“烧”书，那又怎么写刘邦入咸阳后，萧何从秦宫中搜到那么多典籍呢？
司马迁费了一番苦心，终于想出了这么个办法：让后人对照着读，就可以看出历史的真相来。
李斯的建议是“蠲除去之”，即不准民间收藏。民间交出的书由博士官保管，这就是“博士官所职”。“非博士官所职”是指民间私藏不交的那部分，查出后才“悉诣守尉杂烧之”。
这就明显看出：“焚书”只是烧掉了民间拒交而被搜出来的那部分；民间上交由博士官保管的那部分并没有烧。
因为后来历代都骂秦始皇为暴君，所以写秦朝历史时只抄《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就不管《李斯列传》中是怎么记载的了。
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就照抄了《秦始皇本纪》中的那一段。
至于”坑儒“一事，司马迁根本就没说活埋的是儒生。
秦始皇为求长生不死的仙药，被徐市骗去大量钱财。结果，徐市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后，不敢再回来。
韩众、侯生、卢生等方士以炼丹药为名，也骗了秦始皇的大量钱财。然而，骗术不能长久。韩众炼不出丹药来，只好逃走了。侯生和卢生炼不出丹药来，就议论说，秦始皇贪权专断，咱们不能为他求仙药，干脆咱也逃跑了吧。
司马迁接着写道：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向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可见，活埋的是“诸生”，而不仅仅是“儒生”。
儒生称“生”，而方术之士也称“生”。如秦始皇所说的侯生、卢生都是术士。这类人物以炼长生不死丹药和行神仙方术，从秦始皇手中骗取了大量钱财。 这一方面说明秦始皇有长生不死的欲望，才使术士们投其所好，有机可乘；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类人着实可恶，他们利用百姓的愚昧，以神仙方术在民间骗取钱财，就够可恶的了。而他们欲壑难填，竟然连国库的钱都骗去了。
当秦始皇知道自己上当时，岂能不怒？以秦始皇的性格，一怒之下岂能忍耐？
这些骗子被活埋岂不是自找的？
时至今日，实在人谁不恨骗子！
因此，我们不必以“坑儒”一事责备秦始皇行暴政。如果我那时抓到骗子不仅活埋，而且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更何况在司马迁对此事的记载中找不到一个“儒”字。
所以，“焚书”并不是烧掉了所有的百家著作；“坑儒”也不是活埋了四百六十个儒生。
我们还是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历史真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