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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怀]

在文革的岁月

文/曾庆怀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一次政治运动。从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开始，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为止，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时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范围之大、影响之广、破坏之深是史无前例的。
有关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领导层之间的政治斗争，“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全国和各省（区）、市、县、乡、镇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造成的国民经济重大损失，在此前已在许多书报、刊物加予披露；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功过，已有评价。中共中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错误的运动。为此，现在我来回忆“文革”的经历，我只能回忆自己经历的主要人和事，至于上层的政治斗争，党内与“四人帮”的斗争，和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道听途说的事情，我在本章的回忆中一概不提，不“抄袭”、不“借用”，否则，就有失其真实性。由于“文革”涉及的面很广、时间较长，因此，我不可能大小事情都谈到，只能谈谈自己经历的主要人和事，谈谈自己的认识和感受。
一九六五年初，中国文艺界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极左派打着以批《海瑞罢官》的幌子，把矛头指向文艺界的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从而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天，我在武汉洪山宝塔下做晨操锻炼身体，突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有关批判北京市委的文章，说什么北京市委变成一个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收听了这篇广播后，我就预感到党中央出现了政治斗争，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从而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此后，毛泽东主席所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从而向全世界、向全国人民公开揭示了党内二条路线斗争。这时，以北京清华大学附中为代表的“红卫兵”在北京，在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大字报、传单、口号就像燎原的烈火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打倒修正主义！打倒走资派！”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各种标语铺天盖地、各种口号响遍全国各地。这时，全国大、中专院校、中学、小学都“停课闹革命”；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火车上，到处都是串联的革命小将“红卫兵”。而这些革命小将大多是十五、六岁，十八、九岁，二十多岁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年青人。他们的袖臂上戴着由红绸布印制的“红卫兵”袖章，胸前挂着毛主席的小铜像。她象征着革命，象征着他们是红色的接班人。
文革开始，他们打着反“四旧”，反对“封、资、修”的口号，一些狂热的“红卫兵”把国家许多保护的珍贵文物、寺庙、古迹被当作“封、资、修”加予捣毁。我亲眼所见，当时我们厂——武锅厂对面的《宝通禅寺》内有许多大菩萨、罗汉，一批“红卫兵”要捣毁她，而我和一些厂里的职工极力加予阻挠反对，给予保护，但没有办法，最后还是被武汉市学校的一些“红卫兵”捣毁了！真让人痛心！
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在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鼓动和组织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先后举行了多次声势浩大的“红卫兵”检阅大会。那时，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顾问们，身穿绿色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小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东、西二侧走动，向全体红卫兵招手致意，并号召大家：“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这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全国各主要报刊进行了广泛的、大量的宣传报道，从而促使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蜂拥而起！那时全国各省、市都不甘落后，不仅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且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工厂、农村各乡镇、公社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走资派！”
我第一次参加文革的大型活动，是参加武汉大学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李达校长。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内著名的哲学家、理论家，湖南人氏。据了解，他和毛泽东主席有较深的友谊。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教授，武汉大学的校长，在文革初期，被党内的一些极左份子，利用“红卫兵”之手，借用文革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名义，在武汉大学对李达进行批判、斗争！？当批判李达大会时，我“有幸”被工厂挑选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批判大会是经过中共湖北省委批准的。凡参加大会的单位和人员，都有组织、被精心安排在规定的位子。参加大会的单位不但有工厂的代表，还有社会上各大专院校的师生代表，政府机关干部。我们到达会场时，武汉大学广场到处坐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会议还算有秩序。批判大会开始，我只见一个个子比较瘦小的老头，大约有七、八十岁了，他站在大会主席台前，他就是李达校长。过去我只从书报上闻其大名，但从未见其人。以前，我虽然没有读过其著作，但由于他是中共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学者，因此我对他却怀有尊敬之情。啊！这位年老体弱的人就是李达，这位德高望重的中国共产党的元老竟被批判！那时我真还不理解。批判李达校长的人是什么人，我不得而知，而从其批判的内容和观点看，无非是说其一些哲学著作观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说他早期脱离党、脱离革命！由于我平时没有读过李达的书，因此不知道其批判的要领，究竟对还是错！？但几小时批判会之后，李达这位老人已抵挡不住了，站不动了！会后，马上派人护送他回家。而那时，我是怀着对李达校长的同情心和带着一些怀疑的问题而回厂的。
随着运动的发展，学校的“红卫兵”，大专院校的师生，纷纷到社会上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各大专院校校园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这时，我和厂里的一些要好的同事经常到各大专院校的校园内去看大字报。大字报栏真是琳琅满目，而大字报的内容却是形形色色的，有的是揭发批判本校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是揭发×××的“反革命真面目”，批判×××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而更多的是一些师生发表对当前社会、政治，政府弊端的“评论”文章。而有些文章，当时在我看来，水平很高，很有见解，针对时弊，很有煽动性。这时，只见一些年青的“红卫兵”，青年学生在抄录，在认真的看这些大字报，“好文章”。坦白的说，我当时对一些评论文章很欣赏，思想上也受到一些感染。当时，我常去看大字报的地方是：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测绘学院、武汉工学院等等。也可以说，这是我初步接受文化大革命的“启蒙”阶段。
武汉锅炉厂是武汉市的一个大厂，那时职工有6000多人，在武汉市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武汉市的许多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批又一批的到工厂进行串联，鼓动工厂职工和他们一起“造反”，“大鸣大放”，揭批“走资派”。在“红卫兵”的串联和鼓动下，工厂一些胆子较大的人，也开始效仿大专院校红卫兵的行动，进行“大鸣大放”，写大字报揭批厂党委“压制”文化大革命运动，揭批厂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为！不久，一些人便组织串联，成立了“联合会”和“战斗队”等的群众组织，在厂内墙壁上到处刷写大标语，贴大字报。很快，在短短的几天内，在办公大楼前广场便到处贴满了大字报。贴大字报的地方不够用了，迫于形势，厂党委立即叫工人在广场周围临时搭起贴大字报的栏牌，并挂上电灯，供职工贴、看大字报之用。在大势面前，厂党委最后表态，支持职工“大鸣大放”，欢迎职工帮助厂党委整风等等。
在这样的形势下，工厂各级领导干部也开始纷纷表态，用大字报向全厂职工表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厂党委书记，厂长等主要领导干部随之也纷纷“引火烧身”，“放包袱”。而广大职工更是积极参加，一时间，厂前广场到处都是大字报，有揭发的，有批判的，五花八门；而大批判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随着各种“战斗队”，“兵团”，“联合会总部”……等群众组织也像雨后春笋般的应运而生。无形中在群众中分成二大派，即“造反派”和“保守派”。但是，那一派都不愿称自己这一派是“保皇派”或“保守派”，都称自己这一派为“响嘡嘡的造反派”！这时，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自身的利益，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态度，也无形中会站在这一派或另一派一边！？这时，一派的群众就会“炮轰”另一派的“革命干部”，批判或揪斗另一派的“走资派”；而另一派就要保护自己一派的“革命干部”，“走资派”！其实，这些“革命干部”、“走资派”都是人为造成的。一派要批判或揪斗另一派的“革命干部”、“走资派”，都是为了本身利益，打击对方，壮大自己的力量，这种情况地方基层是这样，中央上层政治斗争也是这样。
文革初期，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当时，他紧跟毛主席，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南局第二书记，调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当副组长，其权力、权势不可一世。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不久，王任重却被湖北省、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派”进行“揪斗”。记得，在1966年底，全国各地造反派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纷纷在各地进行夺权，揪斗“走资派”。这时，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革命造反派”也开始联合起来揪斗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揪斗会在汉口新华体育场召开。当时，我出于好奇也随同武锅厂的一些同志到现场参观了批斗大会。王任重是中共湖北省委有名的才子，在他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期间，经常在全国党刊或地方的报刊发表了大量带有激烈的政治思想内容的评论文章，由于他紧跟形势，因而颇得毛泽东主席的赏识，不久他被提升为中共中南局的第二书记，后来还被提拔为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政治风云突变，想不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任重从一位权势很大的位置，从政治的顶峰跌入深谷，被“造反派”进行揪斗。当时，在批斗现场，只见王任重身穿绿色的军大衣，头上被带上纸做的高帽子，身挂黑牌子，被“革命小将”不断按头，要他低头认罪！当时批判王任重的主要问题，是批判他的“枪打出头鸟”，镇压革命造反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罪名。我站的地方离主席台比较远，只见瘦高体弱的王任重，在“革命小将”的威迫下，不得不被就范！？当时，我的想法是：前不久，王任重还是中央文革副组长，还在北京和毛主席一起检阅红卫兵小将，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阶下囚”！？一时还难于理解！王任重有了第一次被“革命造反派”批斗之后，上行下效，不久，王任重又被武汉重型机床厂和武汉锅炉厂的“造反派”揪斗。我记得那天，王任重被架在武锅厂前办公大楼的阳台上，他同样身穿绿色的军大衣，和几周前我在汉口新华体育场所见的王任重比较，他显得更憔悴，更消瘦了！在批斗王任重时，厂前广场站满了人群。记得，批判大会由厂“造反派头头”孟××主持。孟××原是一名工人，由于文革初期首先起来写大字报，揭批厂党委和省、市委“当权派”的问题，后被打成“坏头头”而被关押。他就是王任重的“枪打出头鸟”理论的受害者。后来他被平反，成为“响嘡嘡的革命造反派”，成为厂“造反派”的头头之一。当时批判王任重的主要“罪行”之一，就是他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枪打出头鸟”的理论，镇压革命群众。据了解，在武锅厂批斗王任重之前，武汉重型机床厂的“造反派”也已批斗了王任重。经过几个回合的批斗，王任重的“威风”被打下去了，这时，他对“造反派”的批斗，只能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那么无情，那么残酷！？
随后，我从报纸上就看到，全国许多主要省、市的“走资派”、“当权派”也纷纷被揪斗！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井岗山兵团》 红卫兵的揪斗，在全国，以至在全世界产生极大的震动！？这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激烈的“二条路线的斗争”！接着不久，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小报，又纷纷开始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同时揭发了以薄××等为首的“叛徒集团”！？形势急转直下，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罢免；邓小平副总理被罢官，全国的政治权力被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组”等人的手里，全国许多省、市的主要领导也纷纷落台，而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也开始纷纷“夺权”登台！一时间，学校停课，工厂、企业停产，政府机关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全国几乎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
在文革的整个过程中，我也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文革初期，由于我经常到各大专院校观看大字报，受到社会上的影响，在厂里也曾和一些立场观点比较接近，要好的同事写过大字报，揭批厂内“走资派”的问题；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反到底”战斗队的群众组织。“反到底”战斗队很活跃，每当党中央发出新的号召，或者毛主席发表新的“最高指示”，我们便闻风而动，以“反到底”战斗队的名义在厂办公大楼的前面橫额，刷上带有“指导性”的大幅标语，十分引人注目，在全厂很有影响。坦白的说，运动开始时，我的观点是“保守派”的，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群众中出现分化，分成二派，我的观点逐步向“造反派”的观点靠拢。而到一九六七年初，随着社会上二派斗争日趋激烈，武汉市形成二大派，即《百万雄狮》和《钢工总》，社会上也时有出现“武斗”情况。而武锅厂由于是武汉的“四大金刚”（即武钢、武重、武锅、武船）之一，厂内二派斗争也很激烈！就在这种背景下，正好机械工业部要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锅炉、压力容器技术革新，技术改造调查》活动，厂领导指名派我参加。当时厂领导这么关心我，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怕我在厂里出头露面参加“造反派”的活动，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因为当时我在厂里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主要出于工作出发，当时我也没有更多的其它考虑，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底便离开武汉到上海集中报到。当时我还是《调查组》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工作比较繁忙。在调查过程中，历时一个多月，我们历经上海、苏州、杭州、三明、广州、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省）、市。在此期间，我们沿途亲眼目睹这些地方的文革情况，并买了许多“小报”，我们一边调查业务，同时也感受到这些地方的文革气氛。
而当我们《调查组》到达武汉时，正好是七月上旬，当时武汉的《百万雄狮》和《钢工总》二派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我回到厂里后，厂里“二派”的头头都来找我，想争取我的支持。但鉴于当时我已离厂一个多月，对武汉和厂里的情况不很了解，而此时武汉二大派的斗争也很激烈，这时，我主要关心的是《调查组》的工作，无意参与厂里二派的活动；而调查组的同志们也怕“武斗”，为了安全起见，因此，当大家在完成初步的调查任务之后，就迫不急待的要求赶快离开武汉这个是非之地。
而当我们最后经过南京调查，回到上海集中之后不久，我们便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报纸上获悉，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武汉部队司令员陈××被中央军委撤职，而武汉的《百万雄狮》被宣布为非法的群众组织而被解散！武汉市由造反派《钢工总》掌权。为了声援武汉的造反派，上海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会，支持党中央的决定。一时，由于武汉的“革命形势”逆转，进而影响全国的“革命形势”，即是说，当时的形势对“造反派”有利，而对所谓的“保守派”不利。这时，我们的《调查组》工作也已经结束，我也于七月底返回了厂里。
我回厂后，无形中，我被推上了武锅厂造反派——《武锅钢工总》的“头头”之一。我掌管了厂长办公室、总工程师办公室、生产计划科、劳资科、中央资料室等重要部门。由于在武汉发生“七•二○”事件期间，我不在武汉，又没有参加过任何武斗活动，加上平时我和二派的同事关系也比较好，“派性”不大，因此，当我被推上这些科室的“兵团头头”之后，二派的群众和领导都比较容易接受。掌握这些科室的“领导”权之后，当时自己也感到责任重大，一方面要通过生产计划科组织安排好全厂的生产，发挥好“厂办”和“总办”承上启下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进行“斗、批、改”，要“抓革命、促生产”。
“七•二○”事件之后，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各省、市当权者的授意下，武汉市的造反派便开始揪斗《百万雄狮》的“坏头头”和“走资派”。在我们工厂，以郭厂长被揪斗最厉害。他被揪斗时，被挂黑牌、戴高帽子，被“示众”，“坐喷气式飞机”——弯腰；他经常和厂内一些站错队的“走资派”和《百万雄狮》的“坏头头”被揪出站在厂前门口“示众”，身挂牌子，写上名字，还在名字上打上××，将“铁牌子”挂在其颈子上。坦白的说，回想起来，虽然郭厂长是属我厂办管辖的领导干部，但我们“兵团”从未召开会议对郭厂长进行批斗。但是他是厂长，各车间、兵团的造反派要批斗他，我们也无办法，无权，无能力阻止！有一次，我厂技工学校的《胆大包天》造反派的“革命小将”，未通过我们“兵团”的同意，曾将我们厂办主任，革命老红军郝××揪到厂前门口挂牌示众，当我们发现这一情况后，我亲自出面找《胆大包天》造反派的头头进行交涉，制止他们这样做，而被我们保释出来。郝主任平时和我关系比较好，他在1960年时曾同我们一起到沈阳学习技术协作活动经验，他平时也很关心我，我对他很尊敬。但在我担任“兵团头头”的这段特殊时期，没有保护好他而被揪斗，有人污辱了他的人格，对此，我从内心感到十分内疚，而对不起他。当时，在我们“兵团”管辖的科室中，有不少所谓的“铁捍保皇派”，为此，在此期间，厂里有一些“造反派”组织想对其中的几位同志进行揪斗，而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给予制止。为此，当时我对“兵团”的其他头头说：如果厂里的其他车间、“兵团”的“造反派”要组织揪斗我们“兵团”管辖的人，要他交代什么问题，必须先经过我们“兵团”领导的同意才行，否则予以坚决抵制。正因为事先我们有言在先，因此当《胆大包天》的“造反派”要揪斗当时厂办的秘书申×时，申×的老婆向我反映后，我立即出面制止，对申×加予保护。对此我认为当时自己是认真执行了党的政策的。
此外，对于所谓“站错队”的干部和群众，我们也尽力给予关心，对他们的实际困难也尽量给予帮助。如，当时副总工程师王××，在“斗、批、改”期间，他提出由于身体不好，要到庐山去疗养，他向我请假，我没有阻止而批准他的要求去庐山疗养了。又如：一位“站错队”的厂办秘书高××，也是腰脊骨有病，骨质增生，腰直不起来，他提出要请长假去治病，我也批准他了。厂办副主任赵×，他因站错队，自己是中层领导干部，有思想包袱，怕被揪斗，他找我“谈心”。我做他的思想工作，叫他放下“思想包袱”，不要怕，要求他大胆的把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抓好，群众会谅解他的。后来，他在一次学习会上“斗私批修”，顺利过了关，他很高兴，开始大胆的抓工作。又如：总师办丘××，是总工程师的秘书，是我的同乡，好朋友，在此期间，其家乡的所谓“造反派”给武锅厂党委寄来黑材料，党办将其黑材料转给我处理。我一看这些黑材料，完全是农村的造反派派性大发作，要揪丘秘书回家乡，想迫害丘秘书，因此我对这些黑材料拖着不办，最后不了了之，对丘秘书进行了保护。我这样做，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不是有意“包庇坏人”，而是在那时真假不分，派性严重的情况下，我不能冤枉好人。可以这样说，在文革特殊时期，在我“掌权”期间，我没有去整人，没有去揪斗任何干部和群众，这是我感到欣慰的。这不是我觉悟高，而是我做人的宗旨，就是对人要仁爱，要宽容，对人要负责任。
在文革期间，在我“掌权”时期，对我所管辖 “站错队”的领导干部和群众，除了在努力给予保护，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外，对于不是我管辖的领导和同事，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给予帮助。如：我的一位华工同学，在文革中“站错队”，被其所在的车间“造反派”打成重伤，肾被踢伤了！他开始没有注意，没有及时治疗，不久，肾病发作，生命垂危，单位无人打理！？当我得知后，我便直接去找新派来的厂党委书记刘××，向刘书记反映情况。因我的同学老吴是调干生，他在十六岁时便参加地下游击队，是革命红小鬼！现他的肾被踢伤，生命垂危，为此，我要求厂党委予以重视，送医院治疗。还好，刘书记听了我的情况反映后，马上打电话叫其司机派小汽车，由我陪同老吴去看病，联系住院，并表示医药费由厂部全部负责。我很感激刘书记的关怀。此后，我陪同老吴找到了一位武汉市有名的老中医看病，开了药方，我亲自到中医院给老吴拿了中药，煎服，以后又帮老吴联系到一间疗养院住院治疗，经过几个疗程后，食了中药，病情得到控制，并有所好转。鉴于疗养院纯粹属于疗养性质，医疗设备，医生，药品等都不齐全，不宜在疗养院久住治疗！为此，我又出面通过自己和武汉部队总医院的关系，把老吴送进武汉部队总医院住院治疗！但几个月下来医疗费很高，费用达几万元之多，后我找了厂长杨××，由杨厂长亲自批准，医药费全部由厂部报销。老吴在总医院住了二、三个月，病情经过几次反复，才转危为安，最后，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才逐步好转。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了，老吴也七十多岁了，肾病一直再没有发作，身体还很健康。对此，老吴见了我总是客气的说：“我这条老命完全是您的帮助下捡回来的！”老吴是我的同学、同乡，又是同事，在文革那个特殊的环境底下，我不帮他，又有谁能帮他呢？人是有感情的，人应该有同情心，在任何环境下，如果有亲朋、好友碰到困难，只要您有能力和可能，你就应该有善心，去帮助别人。我想，如果人人都有这种同情心、爱心，社会就会和谐！
后来，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又几经反复，许多国家领导干部，军队的领导干部，被打成“反党集团”，“军内一小撮”，最后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我日益感到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从此，我开始淡出“造反派”行列，而最后成为“逍遥派”。
1968年，军宣队“支左”进厂了！武汉部队参照北京的“支左”办法，也在武汉市抓“六厂二校” 的试点工作，而其中，我厂就是由当时武汉部队政治委员刘丰亲自挂帅抓的点之一。军宣队进厂后，掌握了工厂的全部权力，领导全厂职工“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派驻我厂的军宣队力量很强，职位也很高，驻厂的军宣队队长是属正军级领导干部，军宣队总部主要领导干部都是师级干部。而抓各车间、主要科室的军宣队的军代表大都是正团级以上干部。而到我们科室的军代表也属团级干部。军宣队进厂后，首先做二大派的革命群众的大团结，要求消除派性，不分什么“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叫“革命派”，革命群众。而其中重点要清理“造反派”的队伍，为此，军宣队进厂后不久，首先就把厂里的“造反派头头”举办学习班，而我也被点名参加了学习班。而其中有趣的一段插曲是：我们科室被点名参加学习班的是：曾庆辉。但我们办公室没有叫曾庆辉的人，而只有一位叫曾庆怀的；而另一位叫曾辉的。究竟是谁呢？曾庆怀和曾辉同是属于“造反派”观点的人。当时，我开玩笑对曾辉同志说：“这个学习班应由你参加”；而曾辉却说：“你是‘兵团’的头头，当然由你参加才对。”当时，我考虑到曾辉同志曾被整过，其出身不好，而我俩人平时感情也不错，而我一向在厂里表现不错，家庭成份是下中农，出身较好。为此，我主动提出由我参加学习班，而没有叫曾辉参加，目的是不要给曾辉同志政治上面增添麻烦。
学习班是集中在武汉水利学院招待所。参加学习班的人约有三十多人，学习班是采取封闭式的，吃住在一起，在学习期间不准和外面人接触，对外“隔离”。主持学习班的军代表是一名武汉空军部队的正团级干部。记得学习班开始时，首先由军代表问我们：“谁是工人家庭和贫下中农出身的，请举手！”我因出身下中农，我举手了。而和我同去学习的另一位设计科的“造反派”头头之一高×，他也举手了，因他出身工人。军代表点名计数，出身工人和贫下中农的人不少。后来，军代表又在我们贫下中农和工人出身的人当中，选出几名学员作为学习班的核心小组成员，其中，我和高×等几位却被选为核心小组成员之一。在学习过程中，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并联系实际，“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交待自己在文革期间所干的“坏事”、“错事”，同时要求揭发“坏人坏事”。采取人人过关办法，如“斗私批修”合格了，则这个学员就算过关了，没有问题了。我们在学习班一共学习了三个星期，我们30多名学员，个个都过了关。至于我厂在武汉市“钢工总”总部的几位主要头头们，则由市里组织他们学习，交待问题。如犯了罪行的，则隔离反省；顽固不化的“坏头头”，最后则被判刑投入监狱。记得当时武锅厂的几位“钢工总”主要头头，有沈××、李××、王××、张××等四人，因有严重“罪行”，最后被判刑投入监狱！坐了几年牢，一直到文革后期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政府才给这些人平反，然后让他们回厂参加劳动或工作。
我参加学习班回厂之后，我没有背任何思想包袱，因为自己知道，在文革期间我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没有参加过武斗，没有参加过任何打、砸、抢的活动。我回厂后，在军宣队的领导下，积极从事工厂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受到军宣队的表扬。可以这么说，从1968年军宣队进厂以后，到文革结束，我就没有参加任何派性活动，而一直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上，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生产上。综述我在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表现，我没有犯什么大错误。但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从中也受了很大的教育，看到和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充实了我的人生阅历，使我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人生教育课。
谈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在这里不能不谈谈我在文革中我和前任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交往的一段经历。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为了打破苏、美二国的核垄断，在国家经济还处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发展自己的核能工业。为此，当时我厂承担了生产制造“801”工程任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与此相适应，国家又在我厂的附近成立了《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当时江泽民同志在该所担任党委书记兼所长。
热工机械研究所刚成立时，条件还比较差，没有自己的食堂、澡堂、医务室和交通工具，其所有设施基本上是借用武锅厂的。其研究所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总工程师都是从武锅厂调去的。
江泽民同志到所后，生活艰苦朴素，他经常和该所的员工，到武锅厂公共食堂进餐，和职工打成一片，而没有架子。他到武汉热工所时，其夫人还在上海工作，他单身一人，但他没有闹特殊化，他和我的一位中学的校友，老乡吴俊民同住一间房间，先后整整三年。但每当我的校友吴俊民的爱人从乡下到武汉探亲时，江泽民所长便主动搬出卧室，让出宿舍的住房给吴俊民夫妇。对此，吴俊民十分感激，认为江泽民同志是一位思想境界很高，很有群众观点，关心体贴干部的好领导。文革时期，无政府主义情况比较严重，学校停课，工厂的生产也很不正常，工人上班迟到早退的现象很普遍。当时工厂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七上八下九走光，下午来喝酸梅汤。”意思是：职工早上七点钟来上班报个到，到八点钟左右，许多职工就开始早退了；而到了九点钟左右，车间、科室的职工便基本走光了！而到了下午，大家来上班只是为了喝碗酸梅汤饮料，防暑降温，有的职工还带锅，带瓶的将酸梅汤带回家去了！在工厂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热工研究所的员工也受到影响，工作松散，迟到早退的人员也不断出现！后来，热工研究所的领导为制止无政府主义现象，约束工程技术人员的散漫情绪，江泽民所长为该所的工程技术人员举办了《中级英语学习班》，由江泽民同志亲自讲授英语。我的校友吴俊民也参加了学习，后来，吴俊民告诉我，他的英语过去尚未过关，但经过江泽民所长的一段教学后，进步很快，现在除能借助字典阅读英语的科技文献外，还能进行一般的口头交流。
当时热工所的总工程师李××，他是英国留学生，是中国有名的机械工程专家。他原是武锅厂的总工程师，中共党员，后来成立热工所时，由国家调他到热工所当总工程师。李总和我同住在一栋同一个门的武锅职工宿舍，由于在武锅时，李总是我的直接领导顶头上司，加上我们又同是广东人，我俩的关系很好。李总很关心我，文革期间我结婚不久，无房子住，而当时李总的几个小孩都已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家中只留下他俩夫妇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为了帮助解决我的住房实际困难，因此，李总夫妇便临时借用他的一间小房给我们暂住，对此我很感激。当时我们二家相住得很好，彼此都能互相关心、照顾。1968年初，军宣队进驻武锅厂，也同时派军代表进驻热工所，由军宣队统一领导，和我们厂一样进行“斗、批、改！”由于李总有历史问题，为此，军宣队对他进行隔离审查。晚上不准他回家，而叫他住在热工所办公室。平时，早、中、晚餐都由其家属给他送饭菜。据我所知，李总在解放前，曾经加入过国民党，解放后，他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入党前已将解放前自已加入过国民党的这段历史问题向组织上作了交代；“四清运动”时，又重新对其历史问题进行审查，都没有发现什么新问题。照理说，其历史问题已经清楚。但到文革中，“造反派”旧事重提，写大字报揭发李总曾加入过国民党的历史问题，以至军宣队进所后，又对李总的历史问题进行隔离审查！李总已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回家了！？一天，狂风暴雨，中午十二点钟早已过了，按照以往的习惯，这时李总的夫人或女儿要给他送饭菜了，但由于那天下暴雨，李总夫人又高度近视，她身体也很不好，饭做迟了，已到中午一点多钟了，这时才叫其七、八岁的女儿去送饭菜！那天中午，我和爱人都在家，那时外面狂风暴雨大作，天气恶劣，路上行人走路都有些困难！面对这样的天气，让一个身材体弱，弱不禁风，才七、八岁的小女孩去送饭，实在不放心！这时我爱人便十分同情的帮助其小女孩穿戴好塑料雨衣，交代她如何拿好饭盒，叫她路上要特别小心，不要跌倒等等！中午一点多钟了，这时，李总不安的望着窗外：只见窗外风雨交加，看不清外面的景物，而这时，李总开始模模糊糊的看到一位小姑娘，双手抱着一个饭菜盒，摇摇晃晃的从积满了雨水的马路向着热工所走来，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啊！她就是自己的女儿李蓉！看到此情此景，李总这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顺着脸颊流趟！见了女儿，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抱着女儿痛哭不止！这顿饭，李总怎么也吃不下，他心灵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天晚饭，当其夫人老黄给李总送饭菜时，李总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很少说话，人好像变得有点呆痴！送完晚饭后，老黄回来告诉我们上述情况！
当时，我仍在武锅厂总工程师办公室工作，由于李总过去是我的直接领导，在感情上我对李总怀有一种亲切感。为此，当我知道李总目前的处境后深表同情。这时，我出于一种正义感和同情心，也出于一种责任感，第二天上午，我亲自到热工所找江泽民所长反映情况。我见了江泽民所长后，我对他说：“江所长：李总到底有什么问题？所里把他隔离了这么久！还不让他回家！据我所知，他的政治历史问题，在‘四清运动’时已调查清楚了，为什么现在又要搞他呢？”听了我上述的意见后，这时，江泽民所长很客气的对我说：“老曾：现在我不负责搞运动，搞专案工作的是由张××书记负责，而搞运动的是由军宣队贾××负责，你可以去找军代表贾××反映情况。”我十分感谢江泽民所长热情而诚恳的态度。于是我便直接去找了军代表贾××反映了情况。不久，李总便被解禁回家了。当我们见了李总时，只见他心里闷闷不乐，不想说话，情绪十分低落。
几天后，中午我刚下班回家，只见李总情绪突然失控，在窗口向着下班的职工大喊：“打死他！打死他！”，接着，他又对着下班的职工乱叫：“打倒走资派！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当我看到李总情绪失控，不对头，马上把李总拉到座椅上，劝他冷静一点，不要乱呼口号！与此同时，我马上到隔壁找到我厂的朱××副总工程师过来，一起安慰李总。这时，李总才慢慢平静下来！
这件事，很快就在全厂传开了，同时也传到热工所员工中！下午，热工所一些“造反派”的头头就到李总家兴师问罪，污蔑李总攻击毛主席，呼喊反动口号等等。当他们向我了解情况时，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只有如实向他们反映情况，一是李总没有攻击毛主席，不是呼喊反动口号；二是，我认为近来李总精神上受到刺激，可能是有精神病。但他们不相信，说李总前几天在热工所还是好好的，为什么突然之间发神经病了呢？我说，是不是可以到精神病医院检查就是了！这时，一批“造反派”才扬长而去！
第二天晚上，由热工所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专案组的人员，在一位军代表的带领下，带李总到汉口一家精神病医院检查，当时，他们也叫我一同到精神病医院反映情况，我没有推辞就和他们一起去了！
到了精神病医院，由一位年纪较大的主管医生接待我们，医生也向我了解当时的情况，我如实反映。然后医生又对李总进行了特殊的检查。最后医生确认：李总精神上确实受到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在医生的确诊下，这些专案组的人员和军代表也只好无奈，让李总回家休息，从此停止向李总进行审问！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李总的精神病有所好转，但是，李总却变得更加呆痴，身体一月不如一月、一年不如一年，不久，李总便与世长辞了！
这件事，虽然已过三十多年了，但文革期间的这段经历却是我终生难忘的。李总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知识份子，是中国一位有名的机械工程专家，他对中国的锅炉制造业的发展，对中国核能工业的发展，曾经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他是一位老知识份子，在解放前为了生活，他曾加入过国民党，这是事实，但解放后，他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积极要求进步，在解放初期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表明他热爱共产党、追求进步；他加入共产党时，他对党忠诚老实、交代清楚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后来又经过多次运动的审查、考验，说明李总是一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党员。但是在文革中，总是有人要抓住他的“历史问题”，抓住他的“辫子”不放，不断对他进行审查，对他进行“隔离审问”，这种精神打击，是一般人所难以承受的！何况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知识份子，一位专家！一位老人呢？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错误的运动，对此，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正确的结论。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当时不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或“保皇派”，他们都是革命群众。在当时的环境下，广大的群众和干部，都是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而积极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热爱党、热爱国家的。后来，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一些群众和干部站到这一派或另一派，他们都是受蒙蔽的，无罪的。而真正反党、反人民的是那些企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及其党羽。历史是公正的，最后“四人帮”被粉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拚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实行改革开放，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开始过着小康的生活，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大加强，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也得到进一步提高，人民过着安定、团结、和谐的生活，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血的教训、纠正错误，实行了正确的路线才取得的。我们一定要珍惜目前的大好形势，继续保持国家安定、团结、发展的大好局面。我们想，再过五十年，如果党和政府继续实行改革开放，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我们的伟大祖国将会更加繁荣富强，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世界是属于人民的。祝愿伟大祖国蒸蒸日上，人民富裕安宁，安定团结。
（写于2004年7月 出版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