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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外号背后的故事(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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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hua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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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09-11-18 周三, 下午10:17    标题: [原创]外号背后的故事(19-22) 引用回复

19 鹅儿老师
鹅儿老师最先不叫鹅儿老师,叫芋母子。因为他从小就长了一个宽宽的额头,在额头的两边又隐隐地突起两个鸽子蛋大小的包,就像芋头(芋艿)种子上长的两个小芋头,我们老家的人称做种子的芋头叫做芋母子(也有的叫做芋子娘娘),芋母子于是成了他的外号。据说长这样的额头的人很聪明,估计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芋母子的确很聪明。芋母子是我同族的一个长辈,我该叫叔叔,虽然他比我小五六岁。
芋母子被称作鹅儿老师是在他大概十岁的时候了。芋母子的娘在鸡窝里用母鸡孵鹅蛋,孵到一半时间的时候,那母鸡却瘟死了,院子上临时又找不到有抱窝的母鸡,这让芋母子的娘作难了。想放弃,又可惜了那十几个白生生的大鹅蛋;不放弃,又别无他法。这个时侯,芋母子突然说,娘,让我来抱(我们称“孵蛋”叫“抱崽崽”)。他娘吃惊,你怎么抱啊?芋母子说,我躺在床上抱。他娘一想,还真是个好办法哈。于是就让芋母子躺到床上去,把那十几个鹅蛋放到他的温暖的两腿之间。芋母子就这样在床上躺了十多天,连吃饭都是他娘给端到床边,最后居然将那十多个鹅蛋一个不少地孵成了小鹅。
孵出了小鹅的芋母子竟然母性大发,成天就带这最后一群小鹅到田边地头去溜达,去吃青草。小鹅完全把芋母子当成了自己的母亲,只要芋母子在什么地方一坐下来,那一群小鹅就会围到他的身边,钻进他的衣服,或者攀到他的腿上甚至肩膀上,用金黄的扁嘴轻轻地嘬他的耳朵和脸蛋,发出轻柔的唧唧喳喳的声音。那一群小鹅很快就长成了大鹅;长成了大鹅,芋母子还是成天带着它们在田野里四处游荡,并且他已经把它们教得几乎能够听得懂他说的话了。他在鹅队伍的后面拿一根小竹棍儿,叫一声,走田坎,鹅群于是走田坎,他叫一声,上坡,鹅群于是上坡。简直太神奇了。这让院子上烧窑的狗大王也不得不佩服,于是送了芋母子一个新外号——鹅儿老师。“鹅儿老师”一叫就响,竟很快就盖过“芋母子”了。
鹅儿老师读书并不咋样,成绩平平,而且只读到初中就没有再读上去了。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不聪明,相反,他在读书之外的其他方面却相当机灵。那时候,他娘常常背着一个密背篼,在周边的几个场镇追着赶场天摆个地摊卖鞋垫和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后来他的两个姐姐也做起了这个小生意。初中毕业的鹅儿老师就跟着他的娘和姐姐赶场耍。有一天他对他娘说,为什么不卖点其他的东西呢,比如婴儿的衣服鞋子之类的?经他提醒之后,他娘和他姐姐果然开始“扩大经营范围”了。结果一年之后,他们家就在万古场上租了门面开始正儿八经地做起了服装生意,并且生意红火。而年龄不大的他,竟成了他们家的生意上的主要顾问,他在万古场上也有一些名气了。
不过,鹅儿老师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去做一个出色的商人,在他18岁那年,他竟然参军了。其实,很快大家便明白过来他参军的原因——他亲伯伯在福建军分区当军长。他参军最先到的是广东湛江,半年后他转到了北京的一个部队,又半年后他进了北京昌平的一所中专军校,两年后他军校毕业留校,在学校的后勤部门上班。不久,他就负责了整个学校的伙食采购。很快,他发达了的消息便传到了我们老家,这很让人们羡慕又嫉妒。据说他在那里所负责的工作,就算再怎么廉洁,每个月也有不少于两万块钱的落头。这样的财运,让乡下人想象起来都会头晕。嫉妒的人有时就会忍不住冒一句“不该吃的吃多了不消化的”;更多的人却只把这当做一种传言,并不全信。不过,据说那几年我们县里的领导,凡是进京办事的,他没有不接待的。后来,凡是进京的县领导,没有不去拜见他的。他被一些人戏称为“驻京办事处”。这些事情开始也是传说,后来我接触了一些人之后,才发现那些全都不是虚言。也就是说,在他还在北京当兵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老家的父母官全部搞定了。在他后来的几年内,他把自己的哥哥和弟弟都弄到了昌平,在那里找了工作安了家。我们都以为他肯定不会回来了,然而,几年后他却转业回来了。
回到县里,据说县里的好多领导轮流请客为他接风洗尘,鹅儿老师简直无限风光。有关部门要给他安排工作,他并不急,他说慢慢再说嘛。在“慢慢再说”的过程中,他在县城最豪华的楼盘买了房,在县城东关的木材市场做起了木材生意。常常可以看到他与县里一些有头有面的人物在酒楼茶楼出入,面色赤红,谈笑风生。再后来,这样的场面就很少见到了。据说,他想到市政公司去任职,结果没有如愿。最后,他竟然到下面一个镇的汽车站去当了一个治安科长。我与他比较密切的接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去到一个餐馆喝酒。他很能喝,至少不低于一斤的酒量。酒到半酣的时候,他话多起来,开始骂人,骂县长骂县委书记,骂这个局长那个主任。他骂那些“龟儿子”光吃不吐……这时,我才知道他回来后,原来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风光,这样的结果也超出了他的预料。他说,当初他在北京,那些来京的“县官”们享受了他的贵宾似的接待,个个都赌咒发誓要回报他,可是他回来后,渐渐发现那些人并不是像当初说的那样对待他了。他四处送礼塞钱,一年多时间,他起码花出去不少于二十万,可是结果却只捞到个治安科长……那一天,鹅儿老师喝得大醉。
鹅儿老师的木材生意也做得不好,他说两年几乎没有赚到什么钱。可是他后来却把那个治安科长干得有滋有味。在那个繁华甚至可以叫做混乱的镇上,他与两个派出所以及所有的政府部门的人都混得烂熟。他仍然常常出钱请吃,也常常被人请吃,混得有点江湖大佬的味道。他的治安科长的位置原来也是一个可以发财的位置,他手下一帮喽啰都很听他的,他常常坐在某个茶楼里运筹帷幄,每天都会抓住几个有“安全隐患”的客车。车老板很懂事,知道科长在什么地方喝茶,便乖乖地找了来,悄悄地勾兑一番,车子又“安全”了。就这样,鹅儿老师的日子也就很舒服地过下去了。
在我们乡下老家,人们所知道的,仍然是鹅儿老师很有钱,鹅儿老师在官场上混得很熟,鹅儿老师的官当得很滋润——总之,鹅儿老师是个聪明绝顶的人!鹅儿老师回到乡下,的确也很有派头,开着公家的面包车,抽着名贵的香烟,说话大大咧咧,还保持着军人的派头,让乡下人敬而且畏。
鹅儿老师尤其热衷于家族事务。凡涉及到我们大家族的事,他十分关注和投入。他常常会很自豪地在一些场合宣扬,我们这个家族是多么的优秀;每年组织清明会,他是主角;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到场;谁有困难求他帮忙,他都会热情很高地给予帮助——因此,他在我们家族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我感觉,鹅儿老师在这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
不过,我常常私下里想:这个鹅儿老师,曾经有过那么好的机遇,赚到过那么多的钱,结交过那么多的权贵,怎么最后竟如此满足地安于现状了呢?
也许,他到底也只是一个鹅儿老师啊!

20 肥狗

在农村,给人取绰号(我们称外号)是很普遍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乡人中不管男女老少,绝大多数人都有绰号,我也有。很小的时候,我爬进灶堂下烧红苕,结果弄得满脸黑灰,母亲就骂我“像那个烧窑的熊香国一样”,结果被院子上一个最爱给人取绰号的听到了,于是我的叫“熊香国”的绰号便很快被上下二队的人叫开了。熊香国,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是我们村家喻户晓的烧窑师,经常到我们队上的砖瓦厂来“掌火”(即负责烧砖瓦的技术指导),这下成了我的绰号,按说也没有什么值得恼火的。可是,在乡人看来,被人叫绰号已习以为常,并不以为然的,而我却总是感觉很强烈的轻视甚至侮辱意味,所以我被别人这样轻慢地叫,往往都很愤怒,也许这是我从小就自尊心极强的缘故吧。
而有些人的绰号就明显有着侮辱意味,比如肥狗。肥狗本名徐安全,四十多岁,一个曾经到外地跑过,比较有些社会见识的男人。他只要看到我,总会大声地叫我“熊香国”,我对他恨之入骨,每次都会用最大的声音叫他“肥狗,肥狗,死肥狗”,直到叫得他向我求饶。他说:“我吃饭都吃不饱,我这样子最多只能是个瘦狗!”呵呵呵呵,我就笑了,肥狗其实很好耍个人!
肥狗在砖瓦厂帮着制泥坯,我在泥塘不远处一块刚打过稻子的水田里捉泥鳅,兴致很高。突然听到肥狗在叫:“熊香国,抓到好多了?”我正抓得起兴,没兴趣理睬他。他又在叫喊,这时,真正的熊香国从窑棚里钻了出来,脸黑黢黢的,光着大半身子,只穿了一条看不清颜色的短裤。他把叼在嘴上的烟竿取下来,吐了一大泡清口水,就问:“刚才哪个在喊我嘛?”泥塘里的男人全都哈哈大笑。我马上就跑过去指着肥狗对他说:“就是他,就是这个死肥狗在乱叫。”老头子不紧不慢地对肥狗说:“我都六七十岁的人了,让你拿来这样乱喊,你以为你是个小娃儿吗?人家小娃儿都比你知书达理,你不觉得丢人吗?”肥狗窘得面红耳赤,勾着头只顾拼命地踩泥巴。我在一边很解气。
下雨天,大伙都闲着无事。肥狗跑到我们院子上来找人打牌,在山墙边碰上我了。我以为他又要乱喊,便准备着与他开战。哪知他这次并没有叫我的绰号,而是把我拉到一边的竹林里去,很真诚地对我说:
“我们今后都不要叫对方的外号了,怎么样?”
“我要相信你?”我觉得他又在耍我。
“真的,我哄了你我全家死绝!”他发毒誓。
“是不是哟?”我还是不敢相信,“你嘴里吐得出象牙来吗?”我把在连环画上看到的一句话都用上了。
“我们拉钩!”他说。
于是我们拉了钩。在那之后我们见面的确就再也没有叫过对方的绰号了,而全他对我出奇的好,简直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大人来尊重了,虽然我那时才七八岁。我们真正成了互相尊重的好朋友。
不久,队上有一家人熏在灶上的一百多斤腊肉在一个晚上被贼偷走了,听大人们在悄悄议论,似乎都在怀疑“肥狗”,说是在那一家人的后阳沟捡到了一只破胶鞋,很像是“肥狗”穿过的。当天下午,更惊人的消息传来,说是“肥狗”在家里上吊自杀,虽然被他的老婆及时发现并救了下来,但还是口吐白沫,舌头都掉出来了,据说还有一丝气气都悠。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像发疯了一样立即就往“肥狗”家里跑,刚跑到他的院子外面,就听出来的几个婆娘在说:“不得死了,不得死了,都说得出话了!”我迅速跑进去,屋子里还挤着很多人看热闹,他老婆已经哭得发不出声音了。我挤进人群,靠到他的床边去,看到他紧闭着双眼,眼角有泪水。我突然抓住他的手大叫“徐安全”,他艰难地睁开眼,看见是我,似乎突然增加了许多活气,他的巴掌慢慢地握了拢来,捏住了我的手,眼泪突然汹涌起来,可是说不出话。就这样过了很久,我觉得他一直把我的手抓得很紧,仿佛怕我跑掉一样。
突然,他说话了:“胡华强,你相信我是贼吗?”声音很虚弱。
“不相信!”我大声说,“徐安全,我不相信你是贼!”
他艰难地点了点头,又闭上了眼睛。满屋子的人鸦雀无声。
几天后,徐安全完全恢复了;不久又听说他们全家都到江西去了。我自那天在他家里看到他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
近三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常常笑扯扯的样子。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21 老汤锅

首先请饶恕我用这样一个名字来称呼这个主人公,因为这有点大不敬的味道。
老汤锅是我的长辈,从我的家族来算,他应是我的一个远房的叔公,从我的祖母来说,他又是我祖母的妹夫。我们一直都当面叫他二公,背后就叫他老汤锅。所谓汤锅,是指动物被宰之后的一种吃法。我们乡下人常常骂畜生就是骂汤锅或者瘟汤锅,“汤锅”的读法是带着明显的儿化音的。老汤锅的名字也不是我们这些晚辈给取的,是他的老伴,也就是我祖母的妹妹,我叫做姑婆的给取的。
老汤锅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他去世时我才十多岁。在我的记忆中,老汤锅永远都是很凶狠的样子,几乎没有对我们院子上的小孩子温和过,我们都很怕他。他似乎从来没有在生产队出过工,可能是因为他那时年龄已经大了的缘故,大概六十多岁了吧。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坐在他家堂屋的一个架子椅上编筲箕,他编的筲箕的确很漂亮很好用,因此在附近一带很有些名气。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剖的细篾蔑丝,比筷子要细好几倍的篾丝被剔得光滑圆润,长长的一大束,整齐地摆在他的脚边,手上拿一丝在架好的竹圈上飞快地来回。这时他最讨厌的就是疯张的小孩子在他的身边跑来跑去,踢乱了他的篾丝。所以他的椅子下随时都准备着一条一米多长的粗篾块,只要有小孩子从他旁边跑过,他就会不声不响的取出篾块来,对准那一双瘦小的腿子唰的一声抽过去,然后就在喉咙间发出几声很恶毒的咒骂。被抽的小孩子总会忍着痛快速地逃到一边,然后才捞起裤管检查受伤的情况,如果挨得较重的话,这才开始咧着小嘴哭。所以,我们一般都不会到他那堂屋去玩,如果非去不可,就总是像箭一样射过去,射过去了还常常心有余悸。
我们的院子在一条大路边上,村里要到公社去的人基本上都要从院子旁边过。一次我们几个小孩子在竹林里玩藏猫的游戏,就看到了有一个陌生人从大路上过来,一个叫华能小孩子大概是玩得兴起,就从竹林里跳出来拦住那人,用双手把一张小脸挤成一副怪象去吓那过路人。这恰好被在竹林里砍竹子的老汤锅看到了,他就用出乎意料的温和的声音叫:“华能娃儿,你过来帮我拿一下东西呢。”华能娃儿果然就过去了。刚近到身边,老汤锅突然啪啪地扇了他两个耳光,鼻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华能娃儿给打懵了,双手捂住脸竟然哭不出声音来,而老汤锅还厉声地骂道:“你要装鬼,你装你妈的大头鬼!”我们一看这阵仗,早吓得一溜烟儿地跑了几面坡。
这样一个二公,叫我们如何愿意叫他“二公”呢?于是,在私下我们都是叫他老汤锅,并总是带着畏惧和恨意。
据说他年轻时有些传奇的经历。开始时是挑草鞋走几百里路到自贡的自流井去换盐巴,在这样的经历中他就私下结识了一些贩鸦片的人,并且还涉及过鸦片的贩卖,只是没有干几次就收手了。但是就在这时候他却沾上了烟瘾,不过也不是好严重。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因为鸦片的问题他差点丢了命。一天夜里,当地的土匪头子季瞎子带人来,要他把鸦片交出来,不知道是他不愿意交出来还是的确手头没有,反正,最后恼羞成怒的季瞎子把他绑在了一架楼梯上,将楼梯斜靠在屋檐边,在楼梯下堆上柴草点火来烤他,逼他交出鸦片来。可是他直到被烤得昏死过去也没有说一句话,土匪们只好在院坝上放了几枪退去了。当人们把他从楼梯上救下来时,他的肚皮已经被烧坏一大片。这被烧坏的肚皮我们是有着深刻印象的。夏天他爱光着上身坐在那里编筲箕,那肚子上的确就有好大一块看起来光滑得反光的像一层膜似的东西。还听说就是在经历了那次事情之后,他就变得沉默而粗暴了。由于他还有点烟瘾,不知道是后来无钱抽了还是自己主动不抽了,反正他的确是把烟瘾戒掉了的。但是戒掉了烟瘾后,却留下了头痛的毛病。所以,我们小时候的记忆中,他要么是坐在那里编筲箕,要么就是躺在一张自己用木棒捆扎的床上,不停地发出极有节奏的痛苦的呻吟。每当他头痛,就必须要吃一种叫做“头痛粉”(即解热止痛散)的药才能缓解,我知道这药是一直伴随了他终生的。也总是他躺在床上呻吟的时候,我们才敢放心大胆地从他那堂屋走过去。
在我的记忆中,他和他的老伴(也就是我的姑婆)从来没有心平气和地说过一句话,他们之间不是互相不理不睬就是用压得很低的声音吵架。看那吵架的样子,绝对是对对方恨之入骨。老汤锅的名字就是我那姑婆在吵架的时候挂在嘴上的“咒语”——老汤锅,老汤锅,你个狗日的老不死的老汤锅——姑婆总爱这样重复着骂。老汤锅呢,也是只有一句“咒语”——你个狗日的龟娼妇!他们这样吵架的时候又总是靠得近近的,夏天我的姑婆手里拿着蒲扇,不停地扇着自己也顺便把风扇给老汤锅,冬天,姑婆就提了一个大大的烘笼,一边吵着架,一边又把烘笼顺到老汤锅的脚下去。那时我们是觉得不可思议的,后来我知道了,那其实是他们的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而已。
老汤锅——啊不,我的二公,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让人敬而远之的恶人。现在我回忆起他来,自然已经不是孩提时的感觉了,因为我知道从他的人生经历的角度去看待他了;而且,他的儿子一辈也都在逐渐老去了,那遥远的灰色的记忆也应该被时光淡化去了。


                 22老红军
今天一早,侄儿从老家打电话来,说大公去世了。
  侄儿叫的大公,是我本家的一位叔父,今年七十多岁了,患直肠癌已经好几年,并做过两次大手术,能够捱到现在才去世,也算是个奇迹,虽然死亡本身是令人悲伤的。
  我的这位叔父,在我老家的院子里,不管哪个辈分的,都叫他“老红军”。老红军当然并不是真正的红军,他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而已。不过,在农村中,他却是一个并不太安分的农民,在我的记忆中,他并不曾认认真真地种过地,倒记得他总是在附近的乡场上戳小生意。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就常常被公社叫去上“学习班”,原因是搞投机倒把。我们一帮小把戏就跑到公社去,爬上土围墙,透过破木窗去看他在学习班里怎样学习的,他就把嘴上叼的叶子烟头取下来,带着火星子向我们掷过来,故意大声地吼,滚开,别影响老子学习文件!把整个学习班里的人逗得哈哈大笑,于是惹恼了公社干部,便让他多学习了大半天。
  虽然我们老家所在的小村子距离最近的万古场有四五里地,但老红军几乎每天都要上街去,直晃到下午才回来,哪怕没什么事,也从不缺。因此,整个街上的人几乎没有不认得他的。而且,他赶场永远有一套不变的“行头”:一顶斗笠,一只竹背篓,不管天晴下雨皆如此。这自然让人们想起了红军长征时的情形,于是“老红军”的名称便稳稳当当地送给他了。他似乎是很喜欢这个名字的,大人小孩都这样叫他,他总笑嘻嘻地应着。最精彩的是,他居然每次从街上回来,一走到院子边上就要大声朗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后面几句他并不熟悉,似乎总是乱编着来说,但是大家也并不知道。总之,他可能觉得自己真是个老红军了吧!念完诗歌之后,总要扯着嗓门大声地唱“太阳那个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 。他唱的这歌,给我留下了对农村高远而晴朗的天空最美好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老红军天天这样走,一直走到了他生命的终点,说他是在长征也还算贴切的。
  老红军是一个标准的乐天派。以前,哪家有人被公社押去上学习班,全家人都会痛哭流涕,觉得是灾难降临。他却早已习惯,每到这时就会喊他妻子:“杜素英,杜素英,把米给我舀起,老子又要上学去了!”公社的人都叫他“老油条”。他是从不把强制进学习班看成是什么痛苦事情的,还总是笑扯扯的,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那时的农村,最怕家里喂的猪生病,猪要是病死了,对一个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都会痛心至极。有一年,老红军家的猪病死了,他妻子伤心地哭泣,他却一只手提着一把杀猪刀,另一只手把那才几十斤重的猪儿从圈里提出来,往院坝上一扔,笑扯扯地说:“哭啥子嘛哭?日妈又不是死了人,老子早就想吃它的嘎嘎(土话——肉)了呢!”一阵忙碌,打整出来,煮了一大锅,请院子里的人饱餐了一顿。他却是真的一点也不伤心。
  后来他也加入了屠夫的行列,在街上菜市场挥刀卖肉。大概干了十多年吧,似乎也没有存下什么钱,多没有给他的几个子女留下什么像样的财产。十多年前,他妻子也过世了,他一个人生活还是那样随和洒脱。几个子女成家后都是自己盖的房子,他一直就住在那破旧的老房子里面。后来不再卖肉了,还是每天一早必上街,傍晚回家。还是那一套“行头”,还是念他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还是扯着嗓子唱“太阳那个出来照四方”。每天上街就去找几个熟悉的无事的老女人打小麻将,然后总在他的一个老相识的女人开的小饭馆里喝点小酒。回家时,就给自己的几个小孙子买几颗糖,然后用这几颗糖逗着几个孙子闹上一阵子,他的晚年的日子也算悠闲。
  听说几年前就他开始便血,他竟然很久都没有给他的子女说过,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实话,农村人对待自己的身体,似乎大多如此,这不仅仅是不太懂得疾病的厉害性的缘故,也许与自己经济承受能力有关,也许还有不愿意给子女增加负担的缘故,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就是顺其自然,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老红军就更是如此,由于他天性的随意,他竟然害了如此严重的疾病还维持了好几年时间才把他给弄趴下,第一次给他做手术的医生都对此惊叹不已。医生给他的子女们说,手术后他也最多只能维持半年时间,而他竟然维持了近三年时间又才复发。做第二次手术,他又坚持活了一年多时间。而且当他出院后,立即恢复他一贯的生活方式,赶场,打小麻将,喝小酒,朗诵“红军不怕远征难”,唱“太阳出来照四方”。春节回家,我敬他酒,他说“儿子,我喝了,反正我这一辈子也活足了,死有啥子可怕的!”我内心伤感又敬佩!
  今天,老红军的人生的长征终于结束了。我没有太多的悲伤。我觉得,一个农村人,比起那些劳累穷苦而死如我的父亲这样的人来说,他这样活一辈子也不算冤枉,我为他感到欣慰。我祝福他:
  老红军,您到了另一个世界,还希望您这样洒脱地进行您的又一轮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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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平淡的生活诗化,把飞逝的时光变成文字,让每一个走过的脚印在我的回望之后才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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