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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富]

董仲舒是怎样将儒学推上神坛的？
•钱志富•

（文学博士 浙江宁波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

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儒家文化，关于这一点恐怕现在没有人能够怀疑，然而董仲舒之前的儒家文化的遭遇不太好。孔子虽然是大圣人，然而当时他周游列国时却并没有多少人买他的账，当时的诸侯王不仅不买他的账，而且似乎还很讨厌他的那一套，所以他十分困顿、潦倒，由于经费困难，吃饭就很困难，而且兵荒马乱，强盗出没，我们的大圣人孔子还差一点在困于陈蔡时丢掉自己的身家性命，好在他在晚年回到了故乡，开办学校，编篡了《四书》、《五经》，写作了专著《春秋》，成为了一代宗师，为后世仰慕和推重，这也算没有辜负了他生前付出的艰辛努力。孟子世称亚圣，一生为了传扬儒家文化付出了艰辛努力，然而他的待遇实在比不上后来居上的苏秦、张仪之流，孟子跟他的老师孔子一样企图给当年诸侯国的老板们贩卖仁义道德，结果失败而归。荀子对儒学的发展和传扬也付出了艰辛努力，然而他的学生李斯在当时的成功远远超过了他，令人十分震惊的是荀子的那些优秀的学生后来居然差不多都被秦始皇活埋掉了，而那些儒学书籍也被付之一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的大事件。
幸运的是儒学到了董仲舒那里，可能董仲舒包装得比较好，十分顺利地卖给了当朝暴虐的统治者汉武帝，要知道汉武帝也不是省油的灯，跟暴君秦始皇一样，他也是动不动要把你拉来砍头的，然而董仲舒的头没有被砍掉，董仲舒的头不但没有被砍掉，而且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这还不是一般的重用，而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专用。现在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批评董仲舒和汉武帝，说他们当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策略有问题，违背我们现在大家都认可的文化要多元化、多样化的“公平原则”（即Fairplay的原则)。然而，历史地来看，如果当年中国没能推行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策略，那么中国文化就会缺少自己得以发展的根本，中国就会陷入蒙昧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以后的儒学不仅受到了有暴政倾向的历代统治者的欢迎，同时也受到了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老百姓的欢迎。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董仲舒以前的儒学由大圣人孔子亲自去卖都卖不掉，为什么董仲舒一处理就轻而易举地卖了出去，难道是董仲舒给孔孟旬的儒学涂了蜜了吗？
董仲舒果然给儒学涂了蜜！涂的什么蜜呢？难道是天山的野山蜂蜜吗？不是，是他自己精心用各种配方加上自己的智慧酿造出来的文化之蜜。这种文化之蜜的主要内涵有三条。一条是君权神授。董仲舒跟孔孟荀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买卖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把握住当权统治者的根本心理，他们没有能够给统治者哪怕是暴虐的统治者提供维护他们统治权利的理论根据。子不言怪力乱神，子罕言性与天命，这种姿势肯定不能受到当朝统治者的欢迎。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理论一改孔孟荀先前的不给统治者半点好处的架势，巧妙地拉拢了儒家知识分子和统治集团的关系。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第一卷《楚庄王第一》中这样写道：

“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王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问者曰：“物改而天授，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一也，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頀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吾见其效矣。诗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当是时，纣为无道，诸侯大乱，民乐文王之怒，而歌咏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为乐，谓之大武，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故凡乐者，作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由此观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所为一也。”

董仲舒提出的第二条是天人感应。若果说君权神授是董仲舒特意给统治者奉献的文化之蜜的话，那么天人感应就是董仲舒特意给被统治者奉献的文化之蜜。处于弱势的被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命运看得很清楚，他们肯定逃脱不了被统治的命运，但他们盼望的是能够遇到能够给他们实际恩惠的不太残暴的统治者，当然他们也乐意看到残暴的统治者遭到惩罚，谁来惩罚呢？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利益制定的，所谓刑不上士大夫，王子犯法，从来不与庶民同罪，所以要靠认为的法律来惩罚统治着，简直是痴人说梦。但作恶的统治阶级的确也遭到了惩罚，他们遭到了谁的惩罚呢？天！当然，敢于给被统治者带来相当好处的统治者会得到天之帮助，所以董仲舒提倡王道，王道必须顺天应人。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第四卷《王道第六》中这样写道：

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幷见。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时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诸侯各以其职来祭，贡土地所有，先以入宗
庙，端冕盛服，而后见先，德恩之报，奉先之应也。
桀纣皆圣王之后，骄溢妄行，侈宫室，广苑囿，穷五采之变，极饬材之工，困野兽之足，竭山泽之利，食类恶之兽，夺民财食，高雕文刻镂之观，尽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饰，穷白黑之变，深刑妄杀以陵下，听郑卫之音，充倾宫之志，灵虎兕文采之兽，以希见之意，赏佞赐谗，以糟为邱，以酒为池，孤贫不养，杀圣贤而剖其心，生燔人，闻其臭，剔孕妇，见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杀梅伯以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环。诛求无已，天下空虚，群臣畏恐，莫敢尽忠，纣愈自贤，周发兵，不期会于孟津者，八百诸侯，共诛纣，大亡天下，春秋以为戒，曰蒲社灾。周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大夫专国，士专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礼，诸侯背叛，莫修贡聘，奉献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杀其宗，不能统理，更相伐锉以广地，以强相胁，不能制属，强奄弱，众暴寡，富使贫，并兼无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为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于宋五，六鹢退飞，霣霜不杀草，李梅实，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画晦，彗星见于东方，孛于大辰，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遗小大，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进善诛恶，绝诸本而已矣。
天王使宰喧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刺不及事也；天王伐郑，讥亲也；会王世子，讥微也；祭公来逆王后，讥失礼也。刺家父求车，武氏毛伯求赙金，王人救卫，王师败于贸戎，天王不养，出居于郑，杀母弟，王室乱，不能及外，分为东西周，无以先天下。召卫侯，不能致，遣子突征卫，不能绝；伐郑，不能从；无骇灭极，不能从。诸侯得以大乱，篡弒无已，臣下上逼，僭拟天子；诸侯强者行威，小国破灭；晋至三侵周，与天王战于贸戎，而大败之；戎执凡伯于楚丘，以归；诸侯本怨随恶，发兵相破，夷人宗庙社稷，不能统理；臣子强，至弒其君父；法度废，而不复用，威武绝，而不复行。故郑鲁易地，晋文再致天子，齐桓会王世子，擅封邢卫杞，横行中国，意欲王天下，鲁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为，以此之故，弒君三十二，亡国五十二，细恶不绝之所致也。
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君亲无将，将而诛，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废置君命。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夫人以适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党，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诸侯来朝者得褒，邾娄仪父称字，滕薛称侯，荆得人，介葛卢得名；内出言如，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王道之意也。诛恶而不得遗细大，诸侯不得为匹夫兴师，不得执天子之大夫，执天子之大夫，与伐国同罪，执凡伯言伐；献八佾，讳八言六；郑鲁易地，讳易言假；晋文再致天子，讳致言狩；桓公存邢卫杞，不见春秋，内心予之行，法绝而不予，止乱之道也，非诸侯所当为也。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储，非子也；故诛赵盾，贼不讨者，不书葬，臣子之诛也；许世子止不尝药，而诛为弒父；楚公子比胁而立，而不免于死；齐桓晋文擅封致天子，诛乱，继绝存亡，侵伐会同，常为本主，曰：桓公救中国，攘夷狄，卒服楚，至为王者事；晋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诛，善其牧诸侯，奉献天子，而服周室，春秋予之为伯，诛意不诛辞之谓也。
鲁隐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节，公子目夷不与楚国，此皆执权存国，行正世之义，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气义焉，故皆见之，复正之谓也。夷狄邾娄人、牟人、葛人，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诛也。杀世子母弟，直称君，明失亲亲也。
鲁季子之免罪，吴季子之让国，明亲亲之恩也。阍杀吴子余祭，见刑人之不可近。郑伯髡原卒于会，讳弒，痛强臣专君，君不得为善也。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明君臣之义，守国之正也。卫人立晋，美得众也。君将不言率师，重君之义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无一日无君之意也。诛受令，恩卫葆，以正囹圉之平也。言围成，甲午祠兵，以别迫胁之罪，诛意之法也。作南门，刻桷丹楹，作雉门及两观，筑三台，新延厩，讥骄溢不恤下也。故臧孙辰请籴于齐，孔子曰：“君子为国，必有三年之积，一年不熟，乃请籴，失君之职也。”诛犯始者，省刑绝恶，疾始也。大夫盟于澶渊，刺大夫之专政也。诸侯会同，贤为主，贤贤也。春秋记纤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贵信，结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后成约，故曰：“齐
侯卫侯苟命于蒲。”传曰：“古者不盟，结言而退。”宋伯姬曰：“妇人夜出，传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东征则西国怨。”桓公曰：“无贮粟，无鄣谷，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庄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则不出。君子笃于礼，薄于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从不赦，不祥；强不陵弱。”齐顷公吊死视疾；孔父正色而立于朝，人莫过而致难乎其君；齐国佐不辱君命，而尊齐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质也。救文以质，见天下诸侯所以失其国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国之礼义，离乎夷狄，未合乎中国，所以亡也。吴王夫差行强于越，臣人之主，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庙夷，社
稷灭，其可痛也，长王投死，于戏，岂不哀哉！晋灵行无礼，处台上，弹群臣，枝解宰人而弃之，漏阳处父之谋，使阳处父死，及患赵盾之谏，欲杀之，卒为赵盾所弒。晋献公行逆理，杀世子申生，以骊姬立奚齐卓子，皆杀死，国大乱，四世乃定，几为秦所灭，从骊姬起也。楚平王行无度，杀伍子苟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请其裘，昭公不与，吴王非之，举兵加楚，大败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王之母，贪暴之所致也。晋厉公行暴道，杀无罪人，一朝而杀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晋国杀之。陈侯佗淫乎蔡，蔡人杀之。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左右，备一师，以备不虞，今陈侯恣以身出入民间，至死闾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闵公矜妇人而心妒，与大夫万博，万誉鲁庄公曰：“天下诸侯宜为君者，唯鲁侯尔。”闵公妒其言，曰：“此虏也。”“尔虏焉故？鲁侯之美恶乎至。”万怒，搏闵公，绝脰，此以与臣博之过也。古者，人君立于阴，大夫立于阳，所以别位，明贵贱，今与臣相对而博，置妇人在侧，此君臣无别也，故使万称他国，卑闵公之意，闵公借万，而身与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妇人之房，俱而矜妇人，独得杀死之道也。春秋传曰：“大夫不适君”远此逼也。梁内役民无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后亡者刑。”君者，将使民以孝于父母，顺于长老，守丘墓，承宗庙，世世祀其先，今求财不足，行罚如将不胜，杀戮如屠，仇雠其民，鱼烂而亡，国中尽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贪财，不顾其难，快耳悦目，受晋之璧，屈产之乘，假晋师道，还以自灭，宗庙破毁，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贪财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见物不空来。宝不虚出，自内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此其应也。楚灵王行强乎陈蔡，意广以武，不顾其行；虑所美，内罢其众，干溪有物女，水尽则女见，水满则不见，灵王举发其国而役，三年不罢，楚国大怨；有行暴意，杀无罪臣成然，楚国大懑；公子弃疾卒令灵王父子自杀，而取其国，虞不离津泽，农不去畴土，而民相爱也，此非盈意之过耶！鲁庄公好宫室，一年三起台，夫人内淫两弟，弟兄子父相杀，国绝莫继，为齐所存，夫人淫之过也，妃匹贵妾，可不慎邪！此皆内自强，从心之败已。见自强之败，尚有正谏而不用，卒皆取亡，曹?谏其君曰：“戎众以无义，君无自适。”君不听，果死戎寇。伍子苟谏吴王，以为越不可不取，吴王不听，至死伍子苟，还九年，越果大灭吴国。秦穆公将袭郑，百里蹇叔谏曰：“千里而袭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听，师果大败殽中，匹马只轮无反省。晋假道虞，虞公许之，宫之奇谏曰：“宴亡齿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赐也，君请勿许。”虞公不听，后虞果亡于晋。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观也，观乎蒲社，知骄溢之罚；观乎许田，知诸侯不得专封；观乎齐桓、晋文、宋襄、楚庄，知任贤奉上之功；观乎鲁隐、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吴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观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义；观乎潞子，知无辅自诅之败；观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观乎漏言，知忠道之绝；观乎献六羽，知上下之差；观乎宋伯姬，知贞妇之信；观乎吴王夫差，知强陵弱；亲乎晋献公，知逆理近色之过；观乎楚昭王之伐蔡，知无义之反；观乎晋厉之妄杀无罪，知行暴之报；观乎陈佗、宋闵，知妒淫之祸；观乎虞公、梁亡，知贪财枉法之穷；观乎楚灵，知苦民之壤；观乎鲁庄之起台，知骄奢淫佚之失；观乎卫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观乎执凡伯，知犯上之法；观乎晋却缺之伐邾娄，知臣下作福之诛；观乎公子翚，知臣窥君之意；观乎世卿，知移权之败。故明王视于冥冥，听于无声，天覆地载，天下万国莫敢不悉靖其职，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则不能相先，情同则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观之，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未有贵贱无差，能全其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应该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学说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几乎形成了一种积淀在整个中华民族心理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天人感应学说也鼓励了一部分不甘心受压迫和欺负的弱势群体能够奋起反抗，爆发激烈的革命运动，而当这些人要揭竿而起的时候，他的旗帜上一般会书写上“替天行道”几个大字。《水浒传》对这种革命行动进行了集中描写。
董仲舒提出的第三条是天人合一的人事制度。如果说，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具有某种形而上学性质的话，那么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的人事制度则是能够体现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两大原则的操作性、实用性极强的能够为统治者采用和被统治者接受的，所以这一条也极端重要，这是董仲舒对儒学的一大具有原创性的贡献。孔子、孟子、荀子的儒学差不多是从原理出发的，操作性不是很强，这也是他们的儒学卖不出去的一条重要原因。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第七卷《官制象天第二十四》中这样写道：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吾闻圣王所取，仪金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三人而为一选，仪于三月而为一时也；四选而止，仪于四时而终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数以为植，而四重之，其可以无失矣，备天数以参事，治谨于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与直道而行也。是故天子自参以三公，三公自参以九卿，九卿自参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参以三士，三人为选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时以终始岁也，一阳而三春，非自三之时与！而天四重之，其数同矣。天有四时，时三月；王有四选，选三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时之情也；有上、有下、有中，一选之情也；三臣而为一选，四选而止，人情尽矣。人之材固有四选，如天之时固有四变也；圣人为一选，君子为一选，善人为一选，正人为一选，由此而下者，不足选也；四选之中，各有节也；是故天选四堤，十二而人变尽矣；尽人之变，合之天，唯圣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谓天之大经？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规，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时，三时而成功；寒暑与和，三而成物；日月与星，三而成光；天地与人，三而成德；由此观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经也。以此为天制，是故礼三让而成一节，官三人而成一选，三公为一选，三卿为一选，三大夫为一选，三士为一选，凡四选三臣，应天之制，凡四时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为选。取诸天之经；其以四为制，取诸天之时；其以十二臣为一条，取诸岁之度；至十条而止，取之天端。何谓天之端？曰：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天数毕于十，王者受十端于天，而一条之率，每条一端以十二时，如天之每终一岁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数也，十二者，岁之度也，用岁之度，条天之数，十二而天数毕，是故终十岁而用百二十月，条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之，皆合于天，其率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为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为九慎，以持九卿，九卿为三慎，以持三公，三公为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积四十慎，以为四选，选一慎三臣，皆天数也。是故以四选率之，则选三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数也；以十端四选，十端积四十慎，慎三臣，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数也；以三公之劳率之，则公四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数也。故散而名之，为百二十臣，选而宾之，为十二长，所以名之虽多，莫若谓之四选十二长，然而分别率之，皆有所合，无不中天数者也。求天数之微，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形体立矣；天有四时，每一时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岁数终矣；官有四选，每一选有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参，而事治行矣；以此见天之数，人之形，官之制，相参相得也，人之与天多此类者，而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一岁之变，以为四时，四时亦天之四选已，是故春者，少阳之选也，夏者，太阳之选也，秋者，少阴之选也，冬者，太阴之选也，四选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选之中有选，故一岁之中有四时，一时之中有三长，天之节也。人生于天，而体天之节，故亦有大小厚薄之变，人之气也，先王因人之气，而分其变，以为四选，是故三公之位，圣人之选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选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选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选也，分人之变，以为四选，选立三臣，如天之分岁之变，以为四时，时有三节也；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臣相砥砺而致极，道必极于其所至，然后能得天地之美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董仲舒在弘扬儒学方面的确有他的绝招，正是董仲舒从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理论出发提升了以仁义道德为本的儒家学说，也正是董仲舒完成儒学的信仰化。其实，孔子自己也注意到了以神设教的教化策略，然而他自己未能好好地运用这一策略。以神设教的教化策略在人类其他民族运用的比较好，比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的传播都是对这一策略的极致化运用。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不仅采用以神设教的教化策略将儒学推向了神坛，也为儒学与佛道学说的融合提供了坚实基础。而儒释道三教合一使得中华文化产生如原子弹爆炸一样的文化能，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做出了贡献，而且引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对他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的传播，首先当然是对远东各民族的影响，使得不少民族比如鲜卑族、羌族、女真族、西夏族、蒙古族、满族能够迅速崛起，完成了自己的民族复兴，尤其是蒙古族、满族还曾经建立过震惊世界的强盛大帝国。当然这些帝国最后都衰落了，其中部分原因他们在帝国的建立和统治过程中有时没有做到顺天应人，对被统治者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遭到了天谴，进一步验证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的普适性。日本也是一个好的例证。日本曾是中华文明的受惠者，可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不能做到顺天应人，非要发动侵略战争，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跌的粉身碎骨。
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华文化还曾经深刻地影响到了西方文化的发展，欧洲18世纪兴起的启蒙运动曾经受惠于中华文明。可是被一时得利的殖民策略和现代科学技术冲昏了头脑的西方人迅速开始了对中华文明的批判，所以他们丧失了一次谦逊地向中华文化学习的机会，所以西方人根本不懂得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理论精髓，所以他们行为处事不能够做到顺天应人。更可怕的是，这些所谓文明的西方人来到东方，来到中国，根本没有干出什么值得人们称道的好事，正是他们发动了对华战争，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且火烧圆明园，毁坏了中华文明。结果他们自己寸利必争、寸权必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毁坏了西方文明。
西学东渐以后，一部分国人企图横向移植西方文化，这就是全盘西化的运动得以推行的根本原因。“五四”运动虽然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然而“打倒孔家店”却是值得反思的。新中国建立后，一些国家领导人接受西方“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学说，未能做到顺天应人，结果诱发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差一点毁坏了中华文明。
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第八卷《必仁且智第三十》中这样写道：

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案：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故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春秋之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者，谓幸国。孔子曰：“天之所幸有为不善，而屡极。”楚庄王以天不见灾，地不见孽，则祷之于山川曰：“天其将亡予邪！不说吾过，极吾罪也。”以此观之，天灾之应过而至也，异之显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独幸也，庄王所以祷而请也，圣主贤君尚乐受忠臣之谏，而况受天谴也。

在此，笔者要说的是，一些持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世界观的人可能认为董仲舒的这些看法很有些迷信的味道。其实，人生天地之间，天与人是有一种比较神秘和微妙的关系的，如果我们真的天不怕、地不怕，真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将我们赖以生存的时间、空间毁灭掉，想一想极端现代化带来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还有高科技战争的毁灭人类的威胁，能够杞人忧天的人是比较难能可贵的。在现代性成了我们最大危险的当下，我们应该反思我们自己与天地人的关系。还是来看一段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第十一卷《为人者天第四十一》中的话觉得说的比较有道理：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号也。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时，而必忠其受也，则尧舜之治无以加，是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谓也。

原来天和人真的是一回事。董仲舒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但愿那些受命于天的人能够顺天应人，成为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真正依靠。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