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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宏越]

姚宏越

傅国涌先生是当今在新文学研究上有建树的学者。其代表作《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等作品在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我于近日拜读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为傅国涌先生出版的《叶公超传》受益非浅。全书对已故现代著名文学家叶公超先生的一生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叙述。在大陆尚无相关传记文学出版的时候，《叶公超传》必将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著作，但以读者挑剔的眼光看，《叶》书中还是有一些缺陷与错误，在此想与傅先生说。
看罢全书的正文后，我惊奇的发现傅先生对全书的构思与韩石山先生在《徐志摩传》中所运用的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翻阅书后的参考书目，果然《徐志摩传》赫然位列其中，想必傅先生在从《徐志摩传》中参考史料的同时也从中悟出了成书的灵感。在全书“下篇”的叙述上正是套用了《徐志摩传》中“交游”的体例，逐一描述了叶公超其人与徐志摩，闻一多，胡适等人的交往，但在描写上或是用攻不足或是想象力不丰，在对可称得上叶公超离开大陆之前最为亲近的兄长，朋友吴宓教授交往上表达不够顺畅，显得生硬而缺少文采，甚至让人读后依旧感到茫然。虽然为此您用了“下篇”最长的篇幅—22页，但大部分内容转自当时的日记或书信，真正属于傅先生的文字不多，并由于对这些引文缺乏足够的分析与评价，使得读者在理解叶，吴二人之间的感情上难于把握，本来吴宓是可以体现出叶公超完整人性的人物。
其二，关于叶公超与傅斯年的交往。在《叶公超传》的“下篇”中，傅先生特意为叶公超与傅斯年的交往留下了位置，然而仅仅是一幅挽联就必须单列出来这点值得商榷，当然叶公超与傅斯年的交往决不是一幅挽联，但依傅先生所钩沉出的史料看，似乎仅此一事可写，或值得称赞。从与傅斯年同列在一长文中的其他人看，无论是搞教育的梅贻琦，蒋梦麟还是外交家王世杰与叶公超的交往均是长期的，频繁的，对叶有着深远影响并有史可证之人。因此，我认为将傅斯年与上述三人放在一起并不合适，而放在“上篇”的第七章：“怒而写竹，喜而绘兰”更为适宜，不知傅国涌先生意下如何？
其三，两个人物的“残”与“缺”。所谓“残”这指的是叶公超的妻子袁永熹。新月派的灵魂徐志摩是位重情之人，他的情史在今天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与他有着类似留洋经历，并同为新月社代表人物的密友叶公超在感情方面也决不会平淡。《叶》书中从叶与袁的开始似乎就是一个盲点，婚礼的时间非常准确，除此则难窥一斑。到了西南联大时期，袁的形象似乎丰腴了起来，而到了台湾后，似乎再次从作家的视野中消失，为此，傅先生在“我是有家归不得”一段中做草草的收尾，这或许怪罪不得作者，我更相信是史料的空白与生者的回避造成了傅国涌先生笔下的大物理学家略显得“残”了些。而“缺”则是全书除了开篇部分外对叶公超未必的哥哥叶崇勋再不曾提及，虽然这对早年从文中年从政的叶公超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若可以对叶公超与其哥的情谊略加考证并加以描述，则无论从传记的完整性还是对丰富叶公超私人情感上均有利而无害。
此外，书中还有两处较为明显的错误。一是在《叶公超传》第92页，作者已经明确的记述了叶公超是于1940年因小人诬告而被捕入狱39天，而也是在《叶》一书中的第218页，叶公超入狱的年份却成了1939年。另一处的错误则是出现在《叶》书的第151页，诗人徐志摩是生于1897年而不是1896年，叶公超是1904年10月20日生人，徐志摩则是1897年的1月15日，屈指算来确是相差近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