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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富]

　小说应该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序高保国先生的小说集《罂粟花》
• 钱志富•
(315211 浙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比较容易发生社会和生活悲剧的时代，关于此电视、网络和各种平面媒体多有报道。我们的小说家，有出息的小说家要敢于看取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深刻、真切地将他们写在自己的小说里。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小说作者对我们时代的悲剧几乎视而不见，他们以为我们的读者都是庸俗的，下贱的，卑鄙的，所以他们多年来一个劲地写出了许多比较低级下流的所谓小说，大多是低级、下流的性事描写，而不愿接触我们这个社会大转型时代比较容易发生的时代大悲剧。这些东西看多了，会比较讨厌。记得不久前，有人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我们的小说家再不要写了，他们写得太多了，太滥了，太俗了，理由是我们国家每年光长篇小说的出版量就多达一千多部，而且这些小说大多诲淫诲盗，怪力乱神，言不及义地乱写一通，没能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失去了一个文化人必要的责任感。小说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后最重要的文体，曾经对中国社会的革命发挥过重要作用，鲁迅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创作，主张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正视淋漓的鲜血，看取现实人生中最真实的一面，毫无畏惧地将它们描写下来，结果创作出了不少经典性的小说作品，这些作品教育了整整几代人。我们的小说家应该像鲁迅这样的前辈作家学习，应该对我们这个时代负起一点点责任来。奇怪的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小说写手，他们除了写作出一些不负责任的所谓小说作品外，还恶意地对鲁迅等严肃的小说前辈肆意攻击、挖苦和批判，觉得已经作古了六、七十年之久的鲁迅俨然还是他们的绊脚石似的，对其可谓深恶痛绝，企图将鲁迅等小说作家的作品扫出读者的视野之外，好在读者不是白痴，他们自然有自己的选择。而今，鲁迅依然受到广大读者的尊敬和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一些出版社在出版小说的时候只从所谓的经济效益出发，不愿意出版一些对社会和世道人心有一点责任感的文学作品。殊不知，严肃的文学作品只要写得好，一样可以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我们回忆一下，西方十九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作者那一个没有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写作对象，哪一个没有写出那个时代的悲剧，比如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而他们的小说哪一个没有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鲁迅之所以推崇西方文学，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创作，正是受到了这些极具震撼力的悲剧作品的影响，而他自己也写出堪与西方的那些悲剧作品比美的悲剧作品，比如《阿Ｑ正传》、《药》、《祝福》等，塑造出了一系列经典性的文学形象。按照数量来说，我们现在似乎到了一个小说的时代，可是我们现在有具有震撼力的作品吗？没有，肯定没有。原因何在？原因正在于我们的小说家丧失了对我们这个时代最起码的责任感，他们不敢去揭示现实中的黑暗和社会的弊端，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丧失了批判能力，他们写小说的目的主要是为稻粮谋，当然有的小说写手的确成了一夜暴富的人，他们能够日进斗金，在文坛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小说家高保国给笔者寄来了他的一些小说作品如《罂粟花》、《载不动的港湾》等等，笔者看后觉得这些小说与时下流行的一些作品有些区别。作者企图看取社会的一角并发掘出其中的一些问题，采用真切、踏实的写作策略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感，笔者认为这是这些作品的价值所在，所以向读者推荐。当然，这些作品写的还不够大胆，作者对我们这个时代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重大问题关系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认识还不足，所以构成作品的震撼力的悲剧性还不够强烈。作者应该多研究一些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性问题，尤其是一切向钱看这个时代潮流引发的一系列悲剧性问题，当然还有道德沦丧、物欲横流、伤天害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在某些人群那里，严重到了出人命的程度。笔者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有关这些问题的报道，看后可谓触目惊心，作家应该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并发掘出形成这些问题的时代的原因，尤其是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小说，当然不是新闻报道，也不是纪录片的文字说明，我们对小说当然得有很高的艺术上的要求，但是小说也不是胡编乱造，小说要写出一个时代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真相，这是我们对一个小说作家的基本要求。台湾作家李昂曾经根据上个世纪40年代末的一则新闻报道经过艺术构思和艰苦地创作写出了一部传世名作《杀夫》，深刻地揭示出了中国四十年代的悲剧性现实，震撼力十分强烈，曾经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肯定也给多数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我们期望于作家高保国先生的是更深刻、更内敛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强烈的震撼力，但他的小说虽然揭示了一些问题，但似乎心软了一些，高先生在面对一些社会问题上似乎有些温情脉脉，当然有些温情脉脉也没有什么不好。笔者认为，小说家不应在作品里面回避人命问题，因为我们的现实中天天都在出人命。我们的一些前辈作家差不多都在他们的小说中写了人命问题。《红楼梦》里面写到了不少可爱生命的人命问题，有的跳进，有的上吊，有的被人打死或者谋害了。《阿Ｑ正传》、《药》、《祝福》等作品里面也写到了不少可贵生命的人命问题，阿Ｑ被枪杀了，祥林嫂被冻饿而死了。西方的那些伟大的小说作品如《双城记》、《巴黎圣母院》等等中又何尝没有人命问题。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作家的笔下也经常出现人命问题，安娜卡列里娜就是卧轨自杀的。当然，作者并不是故意要在他们的作品中制造人命事件，而是这些人处于一种无法解脱的矛盾冲突中，他们不得不死，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实际上就是一些活不了的人，他们进入了文学作品自然也活不了，但作家要给出他们活不下去的合情合理的理由，小说作品中的人物是自己要去死，不是作家要他去死，作家没有命令他笔下人物去死的权力。此外，小说作品当然要有故事，小说作品不但要有故事，而且要有有趣的故事，好听的故事，小说家必须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但写小说不仅是编故事，小说写作中更主要的是刻画人，所谓事随人走，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比如《红楼梦》中王熙凤是个争强好胜而且霸道的人，那她所做的事就一定是争强好胜而且霸道的事，她的行事是绝不同于林黛玉的，所以小说作品首先必须刻画一些具有现实代表性的人，而这些人又必须是一个有生命、有灵魂的活人，他们的性格必须是鲜明的，他们相互纠缠、格斗，制造一系列的悲剧性的事件。笔者对小说这种文体形式充满敬意，对小说作家也常常充满敬意，因为他们常常要面对十分严肃的现实问题和艺术问题，而且小说是结构性的作品，小说作家应该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结构事件的设计师，如果说诗人只是一个随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侍弄一花一草的园艺师的话，那么小说作家必须是那个设计并建造园林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必须给小说作者投去更多的敬意。
小说家高保国先生在笔者这儿赢得了一些敬意，但愿他的小说在读者那儿能够赢得更多的敬意。同时，期望小说家高保国先生能够写出更多的小说作品，尤其是有相当震撼力的小说作品。
是为序。

　　　　　　　　 钱志富
　　　　　　　　2006-8-12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