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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培良]

中国黑民在澳洲（4）
唐培良

海伦，1961年生于天津，2003年同丈夫一起，共花了26万人民币，以“商务考察”的名义来到澳洲，2007年12月获准定居澳大利亚。
大刘，1957年生于天津，2003年同妻子一起，共花了26万人民币，以“商务考察”的名义来到澳洲，2006年7月进“非法移民拘留所”，2007年12月获准定居澳大利亚。

大刘和妻子海伦是2004年住进我家的。刚来时大刘就对我说，你这儿安全多了。原来，前几天，他们住的地方被移民局官员搜查了。好在当时他们夫妇俩都不在，躲过了一劫。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天津是做小生意的，攒了点钱，想到外面的世界闯闯，原以为外国挣钱容易点，那曾料是这样的，后悔也来不及了。现在才体会到那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的真切涵义了。精彩不属于我们，无奈却不知何时了。

他们不甘心，总以为在国内有做生意的经验，他们总有出头的一天。于是，夫妇俩没日没夜地拼命干。大刘在一家华人开的装修公司干活，收入还不错，每星期也能挣1000到1500澳元。海伦没手艺，又不懂英语，只能在一家华人清洁公司做清洁工。不过收入也不错。他们想着等攒够了钱，办一个假结婚什么的移民，先搞定一个人的身份，就可以把国内的女儿弄过来了。

夫妇俩人挺好，大刘手巧，我家什么东西坏了，我没时间弄，他也会帮我弄好，海伦总是把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我呢，在语言方面也可以帮帮他们。可以说，他们是我最好的房客。每逢节假日，我们不是在家聚餐，就是去海边烧烤。

夫妇俩攒了钱就有点耐不住寂寞了，想弄个小生意做做。于是，就同我的另一个房客，一个来自大连的女孩一起，筹划买了一个“家庭清洁”的小生意。那个大连女孩刚刚大学毕业，已经取得澳洲永久居民身份，那时，我有一个小生意刚起步，她正在帮我的忙。夫妇俩英语不懂，自己没办法独立做生意，他们想拉那女孩入伙，可又不好意思向我开口，就对我说，他们有一个亲戚马上要从国内来了，他们想搬出去独立租一套房子。他们走后不到两星期，那女孩也搬走了。

他们搬出去不到三个月，大刘就被移民局抓进了拘留所。当我去拘留所看望他的时候，他才不好意思地说起了那件事。我对他说，其实你们当初对我说了，我也会支持你们的，因为你们比我难多了。他对我说起了被抓的经历。从我家搬出去后，他们租了一套公寓，当然是以那女孩名义租的，他们没有任何合法证件是租不到房子的。有一天，邻居的车库被撬了，邻居阿里问他们有没有看见可疑情况。他们说没有看见，邻居就打算报警。他们怕警察来调查，揭露了他们的身份，就躲到朋友家去住了，不巧的是，几天后，移民局到他朋友家去查其他“黑民”，阴差阳错地把大刘给抓住了。

大刘进拘留所后，海伦也不能去看他，只有我能去看他。进出拘留所探视检查挺严格的，先要出示证件，要验证，然后就象机场海关安检一样用探测仪探全身。最后，给你一个小手环套在手上，手背上还敲一个章，进入一个暗室，手背上的章就会发亮，那是防止有人调包。据说调包的事以前发生过，一个有身份的人进去后，把手环给被关的人，当被关的人走了以后，那个有身份的人就提出抗诉，说移民局官员搞错了，让他们重查，当然，那个调包的人就可以安然无恙地出来了。现在在你的手被上敲了一个章。出来是要经过一个暗室用红外线显示，你总不能换个手吧？

大刘在被关期间，海伦也没闲着，她今天去教堂，明天去红十字会。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教会和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大刘夫妇终于以“人道”理由获准永久定居澳洲了。

大刘夫妇获得居留权快一年了，我想他们也可以为他们的理想而大展宏图了。几天前，在街上碰到他们夫妇俩，他们的女儿也来了，而他们自己看上去没了刚来时的激情了，头发也都白了，大刘对我说，现在夫妇俩什么都不做了，每星期领着政府的500多澳元的救济金，日子过得也挺舒坦的。

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一股酸楚涌上心头：这就是第一代的新移民。多少人背井离乡，还不是为了后代能过上更安逸的生活。但愿子女能记住父辈们的艰辛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