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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丹

丝绸之路神马系统
来源：敦煌研究院

马被神格化即为神马，也称为天马、龙马。丝绸之路是一条跨越时空的各种文化与文明进行交流融和的纽带，由于其路途遥远，加之所经之地多为方圆几百里不见人烟之戈壁荒漠，因此速度快、耐力好、通人性之马便理所当然地担当了这一千百年来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使者；加之马在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马的过多的依赖等等，也正由于马在历史上有着如此重要和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因此马渐渐地在人们的认识与理解中便不是一般的一类家畜动物了，而是被赋以神性的一面，带有图腾崇拜之性质。
　　
神瑞思想是中国几千年以来主要的文化现象，以《山海经》所记为集大成者，中有众多的各种传说的瑞兽，也包括“天马”。以后历代各朝这种神兽瑞应思想与题材史载不绝，各处相应的图像也是一直或原形或略作变异而不断表现于各类载体。在中国传统概念中天马均带有马的性格特征，“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朝发咸阳，夕至敦煌。”具有闪电般的速度，正如“白驹过隙。”

给马配置翼翅或绶带，都是为了体现天马神速的特征。天马并非都有外在特征，而是一种内在本质的神化，当然翼马这种称谓则更加具体化，那就是一般要有翼翅的存在。“天马”是人们对一般意义上的马的神格化，又是对马的一种崇拜，类似于图腾崇拜。有汉一代，对马的态度与实际和精神的需求非常突出，著名的如有对大宛“汗血马”的历史记载等。

而汉代的对诸如“四神”等的瑞兽崇拜也已为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所证实。而且早在汉代，敦煌与咸阳已经流传着天马的传说，汉武帝时发生的“渥洼水天马”的故事已被人们传颂了两千多年，汉武帝也因此而作“天马歌”，从此史载不绝，也成为两千年来文人写诗作赋的一个传统而绝妙的题材，吟颂不绝。

著名的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超龙雀”之铜奔马，明显是神马、天马的形象，如闪电般踏空而行，无翼翅，纯属想象化的象征性的造型，以现实中的良马为其艺术的图本。

同是东汉文物，1974年在河南偃师一窖藏中出土一批东汉鎏金小铜兽，其中有一鎏金小马，昂颈欲行状，短尾，束鬃，肩生火焰状翼翅，铜铸突起状，形态逼真。

相比于武威铜奔马，这件小马缺少神化的气势，其翼翅的象征性被淡化了。“我国在动物身上饰羽翼，至少可以上推到战国，汉代以后逐渐增多，南北朝时广泛运用。”就目前考古的结果，在诸如南阳、陕北、辽阳、四川、洛阳等地的两汉或其以后各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中这类题材广泛存在，翼马也不例外。又如四川绵阳平杨府君的阙楼上一高浮雕一人正牵着一匹骏马飞奔，马肩生双翼，斜飞而上，造型优美生动；另在新津崖墓中一石函一端也刻有一翼马，时代均为汉代。

由此可见早在汉代，翼马、天马题材已经广为流传，影响所及颇为广泛：包括宫廷政治生活、民间文学故事、器物造型、建筑装饰及墓葬中都存在着。

　　
到了魏晋十六国，有敦煌飞机场魏晋墓翼马，又有与敦煌互为近邻的酒泉丁家闸五号十六国墓壁画中飞奔于流云间的天马，无翼却动感很强，腾空而行，四周流云飞动，天马张嘴嘶鸣，四蹄大跨度飞跃，鬃毛向后飞出，其形象很似“马超龙雀”之铜奔马，非常逼真地体现“天马行空”之神韵。

另外在天水麦积山初唐第5窟的“飞马飞天”壁画中，飞马周围以流云、彩带飞天衬托，共同向前飞去，动感很强，马前有宝珠，后有飞象，象背驮宝珠，上下飞天围绕，天花流云，飘飘荡荡，飞马无翼翅。

　　
在沿丝绸之路及其他广大地区，从西汉魏晋以至隋唐、西夏各朝都可见到，存在于石窟，墓葬或其他等载体，那么作为丝路起点与交汇中心、几代国都、汉唐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广见于两汉魏晋时期诸多地区墓葬画像石或画像砖中的翼马等有翼神兽，关中长安也不应例外。同为墓葬，在关中唐十八陵的地面大型石刻中，其中的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乾陵、玄宗李隆基泰陵、肃宗李享建陵、德宗李适崇陵、宪宗李纯景陵、穆宗李恒光陵、敬宗李湛庄陵、武宗李炎端陵、宣宗李忱贞陵、懿宗李简陵、僖宗李儇靖陵都有石刻翼马(桥陵为二翼兽，其它各陵多也应有，但李遭破坏不存)，均相对而立，东西各一立于神道两侧。

其中以乾陵石刻翼马最具代表性，东西二翼马，均站立于有上下石座及础石的底座之上，雄伟壮观，“翼马披鬃，嗔目、合口、背平、体圆、尾垂、腿直立，足为蹄、腹下透雕，两胁雕饰五层卷云纹翼翅，翼翅为扇面形，前锐后阔。西列翼马额上有角。”石座上刻有龙、狮、怪兽及云纹等，飞动感强，应是衬托主体翼马的特征。其它各陵翼马也基本类此。唐陵翼马无论从内在气质、造型风格等各个方面都与我们在前节所讨论的中国传统的翼马、天马相一致，“头生角”与敦煌唐砖天马、榆林窟天马可资比较。作为唐代帝王陵园地面神道竖立的石刻翼马群像，其艺术造型与风格无不体现着大唐帝国优久文化与历史，应是中国传统神马题材的表现。

　　
另外，在初盛唐时期流行一种“瑞兽葡萄镜”，其中之瑞兽有被称为“海马”、“天马”的，向达先生喻其为“(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之一小例也”。但我们认为这种“马”仍系为在中国流传已久的神马、天马题材，正如铜镜本身一样系中国土特产。长安所见翼马图像与敦煌除隋联珠纹及西夏以外翼马的时代相当，均系初、盛、中晚唐时期，二者应与大唐一统文化体系下同一图本的流传不无关系，以待详考。但二者的文化源渊必当一致则应无疑，影响所及直达西夏，并在日本也有表现。

　　
可见几者颇为相似，应该是相同的题材内容在不同时代与地域，分别在传统墓葬与佛教石窟等中的表现，反映了一种传承关系。联系到有关西汉“渥洼水天马”的传说故事，可见自汉代以来，敦煌乃至河西丝路沿线等地一直流传着神马、天马之“马文化”，因此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的那样：“敦煌不但产马，而且还是古代马文化的交流地，西域马、咸阳马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至于敦煌翼马图像，除了隋代的联珠翼马外，其他均为非联珠翼马，二者区别明显，反映不同文化传统与影响在敦煌的存在及其发展。飞机场魏晋墓中翼马明显为传统题材，初唐第334窟翼马，所站立花草为卷草纹在同时代的唐墓中大量出现，其文化成分纯属中原色彩，而且这匹翼马造型略具几分神化的特点。唐壁画涅经变中的翼马后有详述。天马砖、西夏二窟翼马与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龙、凤等怪兽同时存在，以及翼马，龙身，头生角，其特征表明为神马、天马。接前面的讨论，敦煌翼马图像，时代似可早至魏晋墓，一直延续至西夏时代，时间跨度大，而且表现与存在方式也较丰富。在这里就敦煌石窟壁画涅般经变中的翼马图像作重点说明。而要讨论这个问题，则必须要对敦煌壁画涅经变有所了解，幸好贺世哲先生已有极为详尽之研究可供参考。

从贺文可以知道，敦煌壁画涅般经变中出现的翼马图像，(也包括鸟、狮子、牛、羊等图像)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释迦弁尼进行临终遗教并双树病卧之时，亦即涅槃之前，各界众生前来劝请释迦弁尼“莫般涅槃，并请释迦弁尼接受最后的供养。
其中各界众生中包括有鸟、狮子、牛、马、羊等，第148、92二窟翼马即属此类。二是在释迦弁尼入般涅槃后，各界众生前来表示对释迦弁尼的衰悼，其中亦有诸禽衰悼之情节，第332窟翼马即属此类。而其所依佛经按贺文之考证，基本应为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本《大般涅经》，或为该译本经南朝刘宋沙门慧严等依《泥洹经》加之而后的版本。如第148窟翼马及四鸟左侧有榜题墨书一行“诸禽兽悲鸣大，并其他类似情节，在经文中均有反映。如慧严等加之《大般涅槃经》卷一《序品》有：“复有二十恒河沙等狮子兽王，狮子吼王而为上首，施于一切众生无畏，持诸花果，来至佛所，却住一面。复有二十恒河沙等诸飞鸟王……如是等诸鸟王，持诸花果，来至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尔时复有二十恒河沙金翅鸟王，降怨鸟王而为上首。”“复有二十恒河沙等水牛牛羊，往至佛所，出妙香乳……”，从经文及榜题可知，在这些情节中有鸟、狮子、牛、羊，画面与经文相符，唯独马似与经文有别。虽然这并不难理解，系属壁画绘制过程中的正常艺术发挥。但更为有趣的是我们看到的狮、鸟、牛、羊等图像，均为一般正常所见形象，唯独马被画成“翼马”之形象，较为独特。同样，在其前其后及同时代之壁画中，马的形象并不少见，但画为翼马则是别无他见。

这一现象似乎说明翼马形象在当时人心目中的神圣的象征性意义，系为神马、天马。这样便摆脱了隋时联珠翼马的装饰性含义。同样的道理，唐陵石刻马并不少见，却又要特意刻制翼马，无非意在表达其神圣的内涵而己。这或许使我们看到了敦煌传统翼马图像在自魏晋墓以来，从石窟唐壁画、天马砖而至石窟西夏壁画的大概的脉络与线索。

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实物的出土证实，中国传统的“天马”具有神化般的特点，是为神马，如《史记》所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空与兮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又如《博物志.异兽》云：“文马赤鬣身白，似若黄金，名吉黄之乘，复蓟之露犬也，能飞食虎豹。”集中体现在武威雷台铜奔马、酒泉丁家闸天马、唐陵翼马、敦煌天马砖、以及榆林第3、10二窟翼马。铜奔马张嘴嘶鸣，足踏龙雀，有闪电般的速度，掠空而行；丁家闸天马则四周流云飞卷，天马昂首飞驰，张嘴惊鸣，四足腾空，鬃毛如利刃飞出，极力渲染一幅飞动之感，给人无限的想象与美妙绝伦的感觉；榆林第10窟翼马，双翼飞开，怒目圆睁，腾云驾雾，群兽飞动，有从天而降之势。

另外敦煌唐砖天马吸收飞天技法的绶带表现法，而省却流云等衬托物，以天马舒展的四足渲染和表现腾飞之姿。到了唐陵翼马，集大成者，二马相对，庄严而又雄猛，昂首挺颈，双翼飞动，底座配以线刻云纹及龙狮等加以表现其特征；周围石刻林立，陵园建筑环境优美静穆，山峰耸立；前视一望无际的关中八百里秦川，渭水缓缓流淌，气魄无度。

此外，丁家闸十六国天马、武威雷台东汉铜奔马、敦煌唐砖天马、唐陵翼马(仅个别)、榆林窟西夏翼马在头顶或生角或束一竖立鬃毛状物，特别是榆林第3窟“龙身”翼马则更具传统色彩，系为“龙马”亦即神马、天马。

　　
综上所述，我们简略地探讨了翼马、天马在沿丝绸之路等地的存在、发展与流传情况，尝试理清其文化源渊关系与发展脉络，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那一脉相承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翼马、天马图像的广泛流传及其相互影响。

　　
总结以上讨论，我们看到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与文化中，被神化了的天马形象与题材，特别是自西汉武帝以来，在汉武帝所发起并倡导的“天马”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与传统的神兽瑞应思想一道，使得翼马、天马图像广为流传，在时间与空间上均不拘一格。

另外我们必须看到，关于这种图像，在较早时期如汉晋时，大多为无翼之天马，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发展，渐渐地多便出现具有其明显特征的双翼，是为有翼之天马，二者在形象上的差异并不表明二者在内涵与文化上的不同与变化，只是一种随时间的发展变化而已。而况且以上我们所见各图像，在诸如表现神兽思想性质和特征方面都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说翼马是表现形式，天马思想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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