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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澳洲做房东（真实故事）

我出生在湖南，孩提时代有人问我：“你长大了要做什么？”我说：“做地主。”大家吓了一跳，要知道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地主是五个专政对象的第一个，是代表封建势力的。我才不管这么多。我说：“土地不怕被偷、被盗、被烧，不用买保险，即使一个炸弹下来，土地不只是裂了一个缺口，不还在那儿吗？”
时过境迁，在中国要想做地主是不可能的了。你买地，不过是五十年的使用权，有一个时限。只有在十几年前到了澳洲，才可以尝试到做真正地主的滋味。
在英文里面，地主和房东是一个词“LANDLORD”。我做了几年的LANDLORD，才体会到这个LANDLORD不是很好做的。
到澳洲的前几年，打工赚钱，这是原始的积累，有了一点钱，才可以投资，以钱赚钱。这里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存银行；一种是买股票；但是存银行和买股票，一个是利息太少，一个是风险太大，只有中间道路投资房地产比较稳妥。买房地产不够钱，向银行借，8%利息，但房子租出去10%收益，那么2%中间息差就是我的利润。这几年也做了好几次，关键问题是你要找到一个好房客。好房客不欠房租，稳定收入。倒霉时碰到坏房客，那就非常头痛。
我的第一个房客是个印尼学生，原来每2周付一次租金，后来不再付了。我去催他，他说等印尼家里寄来。因当时印尼政局不稳，他父亲没钱给他。过了二周还没有付钱，我就叫他搬走。他没有汽车，我还得开车帮他搬行李到他的同学家，二人同住一单元。这还不算坏房客，只是比较穷一点罢了。
第二个房客是个澳洲人，有点耳聋。第一次他看了广告来见我，带着他一个原来的女朋友和两个女儿。他说他与女朋友分手了，要单独租一个单元来住。我看他还蛮可怜的，就在他交了押金后让他住了下来。二周后应该续交房租。他说他已去邮局汇款了，过一天你就会收到。但是过几天我还没收到。我打电话给他，问他你的收据还在吗？他说收据弄丢了。其实他根本没有汇款，整个一个骗子。又经过催促，他说款已转进你帐号，明天你可收到。每次都是假话。有一次我敲门进去，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说你到底付不付款？他当时也很害怕，叫我松手。我说我不会打你，只叫你付款，或是搬走。如果你动手，我也会动手。 当时如果他真的动手，我真的会揍他稀巴烂。这种澳洲流氓！最后我放开了他。我说我去法院告你。
后来我碰到了这里房产代理人。据他们说房客不交房租，房东不可硬性叫他们搬走。如果他叫警察来，是他房客有理，房东必须离开。原因是这房客是你同意住进来的。 你要他走，只能诉诸法院。经申请后三周，法院开庭审理了。
法院开庭日子到了，他早早坐在那里等候。在上法庭前10分钟，工作人员说你们自己如可以解决，也不必上法庭。我说只要你马上搬走就可。他说给他三周时间。（要知道他是不会付房租的。）我说不行！最后只得上法庭，法官问我：“欠你多少？”我说住了几个月，只付了二周房租，一共1千多元。法官问他：“你欠多少？”他说只欠二百元。 法官问：“你的收据呢？”他说房东收房租后没给收据。完全是天方夜谭，一派胡言。法官问他：“收到催款通知书没有？”他说没有。又是一派胡言。这时我想起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张字据说他决定何月何日搬走。当时我出示了这几张字据。最后法官到里面查了一下什么，出来后宣布判决他于十日之内搬走。他还是不搬。他说等法庭人员来了才搬。要知道法庭不是免费的。法庭人员到现场，连申请费带执行费$200多元。按理应房客付，但房客没有钱，还是房东倒霉。想到这里我说我给你50元，你去住一夜旅馆。今天搬走。他说你来驾车送我到火车站吗？我说可以。这样我在外面等了20分钟后，我终于进入了属于我的房屋。因时间较晚，我又给了他10元钱叫他叫出租车去火车站，我懒得再送他。这样我给了他60元，他才还给我钥匙。他拖了几只大包小包的去火车站了。
有人告诉我，火车站有一批无家可归的人坐火车从甲站到乙站，又从乙站到甲站，晚上睡在里面，直到天亮，根本不用旅馆，免费招待。我想此人大概就是这样。火车站又多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
小时候，印象中的所有外国的事物都是美好的，汽车、洋房、金发美女，还有私家游泳池。 但对当时的我说来，这些像是梦一样，永远都接触不到。长大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来到了澳洲。我没有选择举世闻名的悉尼，而是来到了偏远的城市珀斯。这城市真大，连喝早茶都要开车才行；但这城市的人也真少，入黑以后，街道边就那么稀稀拉拉几个人。
初来贵地，觉得特别单调孤独。除了人数的不同，这里的物价和深圳基本相同。冰淇淋一块多钱，音响设备一百多块，区别我想大概就是澳元和人民币的价值吧！碰巧那时赶上澳元升值，七块人民币换一块澳币。那么在这里吃一根冰棍，在中国可以吃到七根左右。最令人诧异的是在中国农贸市场里卖的生姜，竟然在这里卖到每公斤20-30块人民币，这不是抢还是什么？当然，说起来可以当笑话，但真要过起日子来，那可真得精打细算，能省就省，总不能乱花父母的血汗钱。我和朋友分租一个简单的单人房。早餐面包加蛋，中午方便面，晚上两菜一汤，符合基本原则。有时实在没东西吃了，就吃酱油泡饭。说给父母听时，还以为我受了多少苦头，其实年青的我，对吃什么根本就不在乎。拿自己和同龄人相比，我们有机会出国，那已经够填饱一辈子的肚子了。
可是，你想想，一个深受社会主义教育的学生，突然间来到与其相反的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恐惧是无可比拟的。从书中所知，资本家会无情的剥削劳动者。像我这样的穷学生，只能成为被剥削的对象。就如马克思，列宁同志所描述的，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被无情剥削下过去的。还记得我平生第一次剥洋葱的情形，中国老板千叮咛万嘱咐小心割手，连我自己也认为没这么容易就会出事，毕竟我已经是十八岁的大男孩了，手脚应该不会那么笨吧。结果我到底还是不小心把手割出血了。稍微包了一包就又开始剥了。每每碰到伤口，就觉得自己好凄凉。在中国吃好住好，为什么自己偏要到这儿来剥洋葱。随后的几年里，在我打过工的地方，或多或少都有相似的经验和感觉。我深深的体会到资本主义并不好混。可是，这么多年来，有一句话我一直都没有忘记。那并不是什么绝世名言，也不是出自名家的口，而是来自和我一起洗过碗的同事身上。那天临收工的晚上，我问他讨不讨厌这种低下的生活和工作，我反正是很讨厌这种倒垃圾、洗碗筷的工作。他想了想，回答我：“假如你换个角度来看这份工作，它是对你的一种鼓励。没错，洗碗倒垃圾，这确实是很烂的工作，那你现在连这种烂工作都做过，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糟的吗？没有，那么以后你就要告诉自己要努力工作和学习，发誓再也不做这种工作， 它让你记住低层的生活，激励你永远地向上爬，这份工作是有它的意义的。”
这一番话，一直陪伴着我这几个春秋，它就像监督官一样，时时刻刻的让我警惕，让我上进，叫我不要浪费时间和青春。
我在报纸上登了招租广告后，每天总会接到一些询问的电话。有的只是问问而已，有的要求我给他地址，先看看地段及房子外貌，等满意了再约时间看屋子里面。这次我有了一定经验，不但是房客挑选房子，房东还可挑选房客。因前不久我在法庭候审室里认识了几个房东与租房代理人。经他们介绍我参加了“西澳房东协会”。协会的人告诉我西澳的法律对房客很照顾。有些房客钻法律空子占房东的便宜，不付房租及水电，完了溜之大吉，法庭奈何不了他。有的房客即使不溜，上法庭说没有钱付欠款，同意每周付5元，甚至有每周付一元乃至每月付一元的。法庭也无可奈何。倒霉的还是房东。更有甚者，有的房客把房内的设施全部弄坏，临走还把小石子投入水池下水管，堵塞出水口，以至新房客使用时水漫金山，弄得房东哭笑不得。有一个房东在房客走了后，发现房屋面目全非，也懒得打官司，（即使你打官司，赢了官司，赔了钱，还可能赔得更多，因你要付庭费，律师费等），索性把房子全部铲平，准备另砌新屋。协会的会员告诉我95%的房客是好的及比较好的，坏的只占5%。这好象很耳熟，这不是和我在中国受到的教育一模一样。
那么怎么知道这是好房客还是坏房客呢？协会的人告诉我，你要叫房客拿来“介绍信”，就是房客原来的房东写的关于此人的租房情况。也可以核查协会的记录，看看此人有没有旧案例。因房东协会有人用了十几年的工夫，汇总了很多会员关于坏房客的详细记录。如此人有前科，已入“另册”。
协会的人又告诉我，即使房客有介绍信及没入“另册”，你仍然要小心，因人是会变的。有会员告诉我已入另册的人名字已有1500个左右，而且每年还在增加。万一房客欠租，你必须马上发一个催款通知给房客，（催款通知是一个现成表格，在公平贸易协会可以买到）。如过一周还不交，就以此催款表格为依据上法庭告他。这是必要的法律程序，在三周后可以开庭。如三周内房客付了全部房租及法庭费用，则你不可再告他。如他不付，那法庭会叫他搬走，越早申请越好，否则房东损失更大。
有了这些直接和间接的经验后，我对房客的挑选也更严格谨慎小心。在以后的一个时期，我还真找到了一些好房客。
有一个新西兰妇女，因暂时有需要租房，每次都按时邮寄支票。房子设备的小毛病自己叫人修理。再寄一发票向我报销，从房租中扣除。在租约到期时，把房子的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在我检查房子时无可挑剔，归还了她的全部押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