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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富]

新诗散文化问题
•钱志富•

（文学博士 浙江宁波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

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写作和批评名世的范培松先生喜欢说，诗歌和散文是邻居，不是敌人。比如他在给师兄蒋登科的学术专著《九叶诗人论稿》写的序言中就这样说：“我始终有个信念，博士、硕士的教和学，应该是一种纯学术活动，我们之间撑起的这片天空应该是最纯净的。我研究散文登科研究诗歌，散文和诗歌是邻居。因为是邻居，双方都很尊重，对他的文章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所以，他走后，我时时想念他——我的好‘邻居’。”（范培松：《祝贺“邻居”的收获——序蒋登科〈九叶诗人论稿〉》，《九叶诗人论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大约真的如范培松先生所说，诗歌和散文是邻居，不是敌人，所以在文学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文学景观，就是诗歌和散文相互串门的所带来的诗歌和散文一定程度的繁荣而形成的文学景象。比如中国古代散文在一定历史时期比较长时间地串入了诗歌领域而形成的骈文景观，又比如宋代诗歌突然串入了散文领域而形成的以文入诗的虽然为后人所诟病但也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宋诗景观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诗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这种邻居效应的结果，第一个倡导而创造出了第一批白话诗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胡适就公开主张要像写文章那样来写诗歌，他说：“诗国革命何自始？须得作诗如作文。”（参见胡适1915年9月20日写的一首《戏和叔永再赠诗却寄绮城诸友》。）胡适果然后来像写散文一样来写出不少的诗歌，而且有的还写得不错，这就是他几年后出版的影响甚巨的《尝试集》。
胡适是把这种邻居效应提高到为当时奄奄一息的中国诗歌寻找出路即革命的高度来看诗歌到散文这个邻居来串门的这个问题的。为推动白话诗即诗歌到散文这个邻居来串门运动，胡适还苦心孤诣地提出了串门路线图，这就是他1917年1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胡适提出的这八条成为后来不少人进行白话诗创作的金科玉律，也成为评价白话诗写作的标准。胡适自己对他自己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不太满意的地方就在于他只是勉强满足了他自己提出的这八条。他在《尝试集》自序中这样说他自己前一阶段所作的诗“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迁就五七言的句法。”（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不太满意自己的创作，但他坚信自己的理论的正确性，所以当他发现一些意见相同的而且肯创作白话诗的人写出了符合他的文学改良八事精神的诗，他就欣喜若狂地写文章大加赞扬，他也热衷于帮志同道合的诗人们写序，推出了不少当时极有影响的诗人，像沈尹默、刘半农、康白情、周作人等等。尤其是周作人，当他写作出了我们今天散文化特强的《小河》一诗的时候，胡适马上称赞它是中国“新诗中的第一手杰作”，他在北新社编的《一九一九年新诗年选》的附录《一九一九年诗坛略纪》中说：“……继而周作人随刘复散文诗之后作《小河》，新诗乃正是成立。”可见评价之高。然而，周作人的《小河》在我们今天看来的确算不得一首好的作品，因为它的诗味实在是太淡薄了，比如诗里说：“一条小河，稳稳地向前流动。/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生满了红的花，碧的叶，黄的果实。/一个农夫背了锄来，/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这些句子怎么读着怎么觉得不是诗。又比如下面的诗句：“下流干了，上流的水被堰拦着，/下来不得，不得前进，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乱转。”这些句子也不是诗。周作人是有名的写散文的高手，他的这首所谓的诗如果不分行排列，应该是一篇颇富韵味的典型的周作人笔法的好散文。
中国新诗已经有了近一百年的历史。中国新诗有过自己的光荣，产生过一大批经典性的诗人和作品。然而，中国新诗在它的运转过程中曾经遇到过许多的问题，比如散文化的问题，标语口号化的问题，大众化的问题，格律化的问题，政治化写作的问题，先锋化写作的问题等等。回顾中国新诗史，中国新诗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散文化的问题。范培松先生说的没错，诗歌和散文是邻居，不是敌人。然而，邻居毕竟是邻居，常言说，千金难买好邻居，但邻居家的门可以串，不可以长期居住，否则就会出问题。宋诗的问题，白话诗的问题都是这样的问题。诗歌和散文是两种各有其文体特性和优势的文体，偶尔借鉴一下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诗歌毕竟是诗歌，它有自己的文体可能性和文体优势，不可以散文化，散文化了的诗歌就失去了诗歌独有的审美价值。毛泽东说宋诗缺少唐诗的韵味，说它缺少形象思维，味同嚼蜡，这还是说到了宋诗的病根的。穆木天批评胡适，说：“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穆木天：《谭诗》，参见杨匡汉、刘福春主编：《中国现代诗论》，上册，第99页，花城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笔者也认为这是说到了白话诗的病根的。当然，有人说胡适缺乏诗才，笔者也不完全同意，应该说，胡适具有一定的诗才，他的问题只在于他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主张散文化写作的诗人，他的一些散文化不太严重的诗，读来还是颇有诗的情味、意味和韵味的，比如他写的《鸽子》、《一念》、《湖上》等作品现在读来还觉得比较脍炙人口。
新诗散文化问题可以说是一直困扰中国新诗的老大难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解决得比较好的。历史证明，凡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对这个问题解决得好，这个时期的诗歌就繁荣，否则，诗歌的发展就会受挫。而解决得不好的原因有时还是人为的，诗坛上总有一些人对散文化写作大力提倡，胡适只是其中的一个显明的例子。当然，有的人并不是明确主张散文化写作的，他们有别的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甚至理论支撑，比如曾经有过的是要大众化的主张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诗歌写作的散文化。眼前的新诗散文化问题也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有的标榜先锋的人提出诗歌的庸常化，口语化等等，反对使用隐喻等修辞方法也导致诗坛的严重散文化。别的一些人还在走传统的大众化的道路，也产生了散文化的问题。眼前的不少人喜欢写所谓的新乡土诗，似乎散文化的问题也十分严重。
笔者认为新诗写作如果要避免散文化，还是要走含蓄凝练这条道路。诗要含蓄，不可以直说；诗要凝练，不可以铺张。为了避免直说，诗歌在写作策略上就得选择意象这条道路，就得使用比喻、通感等等凝聚缤纷意象的修辞手段，就得像《诗经》那样有赋比兴的综合运用，《诗经》离不开鸟兽草木，而《楚辞》离不开美人香草，唐诗、宋词、元曲差不多尽是风花雪月，因为只有这些意象进入诗歌才可用避免直说，避免直说，就是避免散文化。诗要凝练，不可以铺张。这就是为什么古今中外的诗歌都有各种不同的诗体形式的原因。《诗经》里面的每一句诗毫无疑问都是四个字，你只能写四个字，写五个字当然也可以，但恐怕没人批评你，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因为别人都写的四个字。五言诗、七言诗的写作都有很多规矩，尤其是律诗和绝句，要讲对仗，要讲平仄，规矩也很多。十四行诗也是这样，无论你有多少话要讲，它只给了你十四行的空间，你凝练都不行，你怎么可以铺张。自由诗也可以避免散文化，避免散文化的方式当然首先是含蓄的方式，是避免直说的方式。艾青是自由诗大师，他的那些杰出作品都是有自己的意象方式的，他给我们奉献出了系列的经典性的意象群——大堤、火把、黎明和太阳。自由诗当然可以写得长一些，然而自由诗的长度不是无限的，它不能太长，给人带来审美苦感。现在不少人写作短诗、小诗和微型诗，这都是实现诗歌凝练化的有效方式。当前一些诗坛的有识之士提出诗体重建的口号，如果笔者理解不错的话，也应该是要通过诗体重建来比较好地避免新诗的散文化，如果是这样笔者举双手赞成。然而，诗体重建的工作是比较艰巨的。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曾经在诗体重建方面做出过比较艰辛的努力，也取得过一些实际的成就。五十年代提倡民歌加古典，也产生过不少读来脍炙人口的民歌体诗篇，如李季、闻捷的作品。郭小川在诗体创建上也有过自己的努力，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八十年代以降，不少人试验写新格律体诗，应该也有一些成就。上海诗人李忠利应该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代表。然而，由于新诗所采用的语言是现代汉语，所用的语汇多音节的比较多，要形成像古代五言、七言那样的定体却是很难的事。而一些人在试验写作新格律体诗的时候，非要讲求每行字数相等，押韵方式也比较僵化，结果使得所谓新格律体成为了自由思想情感表达上的刑具，比如像黄淮那样的写作，看了的确令人心生苦感。闻一多曾主张诗人要带着镣铐跳舞，但笔者觉得跳舞还是不要戴镣铐的好。格律等音乐性因素应该成为诗歌飞升的翅膀，而不是刑具。
新诗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中国百余年的社会文化大转型过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民族危亡的历史时期，中国新诗创造了自己的辉煌。现在社会上一些人看不起新诗，新诗的确面临着巨大的或者说是灾难性的危机。好多家诗刊支撑不了局面，它们大面积地失去了读者，失去了订户，也失去了市场，所以它们从挣读者的钱，转成了挣作者的钱，将出售期刊变成了出售版面，结果弄得一些有才华但没钱的人发表不了作品，而一些有钱但没有才华的人能够连篇累牍地发表他们的所谓作品。还有一些网络作者也是故意恶稿，将一些对诗歌有点正常感觉的人士给吓跑了。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中国文化的核心是诗教。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教是要我们形成纯正的思想，诗教是要我们培养良好的生活趣味，诗教是要我们有一个能够区分真善美和假丑恶的真挚的诗心，诗教是要我们以一种审美的心态来观照这个奇妙的世界。
我们现在当然不能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的心态来看待我们优秀的古代文学和古典诗歌了。但我们应该承认新诗和古典诗歌都有他们各自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无论是新体和旧体都各有其文体优势。一些朋友故意贬低新诗的文体地位，这是不对的。应该说在过去的这一百年中，虽然旧体诗也有其辉煌的成就，但20世纪中国诗歌史的主要成就还是新诗。新诗中的一些优秀的、经典性的作品已经变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新诗也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占据了自己应有的位置。更令人感动的是，我们的一些写新诗的诗人们，他们能够排拒包括生存困难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困难还继续写作，而且有了一些为世人注目的成绩。他们的作品应该能够得到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和传扬。
（本文作者供职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寒山石]

新诗写作如果要避免散文化，还是要走含蓄凝练这条道路。诗要含蓄，不可以直说；诗要凝练，不可以铺张。为了避免直说，诗歌在写作策略上就得选择意象这条道路，就得使用比喻、通感等等凝聚缤纷意象的修辞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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