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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伴你]

知道杨恒均是从他写的政治间谍小说《致命系列三部曲》开始的，那据说是中国首部政治间谍小说，我抽时间读了一些，虽然不乏精彩，也对中国政治和社会进行了外科手术似地解剖，可惜本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或者说早就失去了兴趣。而且，那三部作品也太“硬”，我不能完全接受。当然，作者毕竟是中国唯一的直面现实、政治和间谍题材的作家，这点值得表扬。

偶尔经朋友介绍，读到朋友妻子从网络上打印下来的一篇散文《伴你走过人间路》，作者宣称记实写作，记录了自己母亲生病的经过，和自己追寻死亡和生命之意义的心路历程。我只看了几个章节，就被深深吸引住了。

这次间谍作家杨恒均不再解剖政治了，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剖生命和死亡，人性等，从更深的角度入手。虽然我不知道作者要把大家带向何方，是否到最后只不过十徒劳无益，可是，好文章毕竟是好文章，我从博讯网站转贴过来，供大家阅读。如果有版权问题，请斑竹立即删除（我没有在作者博客看到版权神明，应该可以转载）。

[长风伴你]

作者：杨恒均

简介：

《伴你走过人间路》记录了我母亲得病后的种种经历。书中所有事件、人物和地点等无一虚构。这里有我对个人、家庭、国家和生命的思考，以及对死亡的真相和意义的追寻。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并作为一个父亲最宝贵的礼物留给我的儿子。

《伴你走过人间路》第一部目录：

（1） 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
（2） 母亲说，要分手时总是要分手的……
（3） 儿子问我，你妈妈会死吗？
（4） 生与死的第一堂课：产房
（5） 世界上最悲伤的那个人
（6） 父与子——过去与未来
（7） 为了忘却的回忆
（8） 结婚后才开始的恋爱
（9） 《母亲珍藏的剪报》
（10） 那只属于我的微笑
（11） 在我出生的医院，我陪伴着母亲……
（12） 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13） 美丽的白血病
（14） 母亲的护身符
（15） 生与死的第二堂课：门前的坟场和床头的棺材
（16） 外婆的大鬼小鬼和“老鬼”
（17） 通向天堂的入口在哪里？
（18） 在天堂门外与上帝的对话
（19） 生与死的第三堂课：被死亡吓得半死
（20） 父母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21） 儿子铁蛋的方法
（22） 《伴你走过人间路》序
（23） 死亡之前，好好活着！
（24） 飞越老人院
（25） “当我离开时请你紧紧握住我的手……”
《伴你走过人间路》第一部后记

（1）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

2006年7月23日，星期天。七月是悉尼的冬天里最冷的月份，可是和我呆过的大多数地方相比，这里的冬天充其量只能算是早春或者深秋而已。这大概也是我在游荡了这么多年，最终选择把悉尼作为驿站暂时落脚的原因之一。
这天，我起床后就去到楼下的温水游泳池游了二十个来回。上楼洗完澡开始吃早餐。吃早餐时，小儿子一直在餐椅上跳上跳下，他和哥哥都放寒假了，正是无所事事闲得慌的时候。他声称我在不久前的某一天答应过要带他去公园和海边玩，他说今天该兑现了，他想和哥哥到海滩去玩澳洲橄榄球（一种我至今没有搞懂规矩的球）。
我佯装严肃地开始询问他这半年的学习情况，问到他上学期在学校捣蛋了几次，是否被罚过站。他找出了上学期表现和成绩评估单，又得意地指了指墙上贴得像联合国彩旗似的表扬条和奖状。
我心里很高兴，但表面不动声色。我说，如果他半个小时内能够精读一本读物，并用十句话告诉我那本书里讲了些什么，我就带他和哥哥到海边去。他从餐椅上跳下来，冲进房间，“哐当”一声把自己关在里面用功去了。
我躺在阳台的摇椅上，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着窗外碧蓝的天空和翠绿的树梢，远处海港大桥的乌黑桥拱和悉尼歌剧院乳白色的圆顶在朝阳中相互辉映。
又是一个好天气！我的心情和悉尼一年四季晴空万里的天空一样，很开朗。前几天，我第一次认真考虑，计划再赚一些钱，就考虑提前退休了。到时就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两个儿子，也有时间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想想不久就可以像那些澳洲的老人一样，悠闲地在海滩散步、晒太阳，在公园一边喂鸟一边喝咖啡，还可以躺在草地上一上午或者干脆一天都沉浸在阅读之中，我忍不住独自暗笑。在澳洲，人们越来越早地计划自己的退休，像我这样四十一岁就萌生退意的也不在少数。比起生出来就把享受放在第一位的澳洲人，我们这些华人的付出要多得多。出国九年，最艰难的年岁已经过去，没有理由不让享受的日子来得更快一点、更长一些……
这时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打断了我的思绪。我走进去抓起话筒，说了声“hello”，话筒里传来空洞的回声，我知道这是长途电话。等了几秒钟，我又“hello”了一声，姐姐有些沙哑的声音才传过来……
* * *
自从九年前出国后，我一直和父母保持着频繁的联系，特别是这些年IP电话卡让长途通话变得非常便宜，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和父母通一次电话。在父母身体不好时，更是两天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心里就觉得不那么踏实。
由于我的电话打得勤，这些年来，家里人很少给我挂长途电话。国内向国外打电话不但很贵，而且我一直在美国、澳洲和欧洲等地到处漂流，加上让他们糊涂的时差，他们既不知道把电话打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才不会把我从凌晨三点的熟睡中叫醒。
这几年，家里给我打过寥寥可数的几次电话，都是父母让姐姐或者哥哥打的。
第一次是美国发生911事件时。当时我住在华盛顿，那几天正好出差到纽约，在纽约时又正好打了一个电话给家里。所以，911发生时，父母都知道我正好在纽约，他们很担心。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为了让他们放心，我说我已经离开纽约了。还有一次是印度洋海啸发生时，哥哥弄错了，他以为既然地处南边的澳洲和东南亚很近，肯定也受到了海啸的波及，害得父母又担惊受怕了好几天。
印象中，这几次电话都是父母担心我而打的。父母觉得人生地不熟的国外到处都有危险，如果少了他们的叮嘱，我就会随时迷失方向。作为儿子，本来是我关心他们才打电话，可还没有等我把关心的话讲出来，他们反过来噼哩啪拉地左叮嘱右嘱咐起来。弄到后来，只要超过一个星期没有打电话回去，他们就坐立不安起来，以为我出了什么事。于是，我定期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关心我。
这些年，父母用那越来越苍老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注意事项，我心中对他们的关心和思念也与日俱增。我总想在电话里多询问一点有关他们的情况，看看我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可是，谈起他们自己，父母就失去了兴趣。谈起我和我的家庭，他们就来劲了。我想，给父母最好的安慰和关心，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继续把你当小孩子来爱护和关心吧，让他们远离“老之将至”的感觉。
可是我毕竟担心他们，他们老是不多谈自己，也不是个事。而且，我从姐姐那里了解到，父母对我这个在外的游子采取的是报喜不报忧的策略，以免我在外为他们担惊受怕。几年前，父母甚至向姐姐和哥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他们的身体状况以及家庭经济情况不能不经他们同意就让我知道。
这个规定是有来历的。大概是早几年，哥哥姐姐和我在电话聊天中透露了一些老家的情况，大概是母亲的退休金只能拿到三分之一、随州的房子四面漏风需要装修、看病越来越贵公费医疗不管用了等等，我知道后，就想办法或多或少寄一些钱回去。那些钱就国外收入来说微不足道，也不会影响我的生活水平。可是到父母手里就很管用了。谁知道，父母拌指头一算，就痛心疾首起来，于是泄漏了家庭机密的哥哥姐姐成了挨批对象。姐姐说，父母说得活灵活现，仿佛已经看到我为了节约这些钱而过着省吃俭用的艰苦生活似的。
另外一个需要对我保密的就是父母生病住院的情况。在他们看来，我在国外每天都紧张兮兮，上顿还没有吃完，就开始为下一顿奔波，我是不应该为远在地球另外一边的父母的身体操心的。父母甚至要求我不要老是挂念着他们，以免影响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工作。
一辈子都在家乡转悠的父母，是无法体会一个游子的心情的。对父母的挂念不但不会成为游子的羁绊，而且会成为他们漂泊途中的航标和前进的动力。
过去三年，父母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前后住过好几次医院，除了有一次我从他们说话中听出来，其他几次竟然都是在他们出院后才告诉我的。事后他们都会爽朗地告诉我，我们已经好了，告诉你干什么？我们不是好了吗，哈哈……
* * *
此时此刻在这个冬日七月的早晨，姐姐有些沙哑的声音让我突然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我前天才打过电话回家，父亲接听的，他说妈妈正在休息，她上午到医院抽骨髓检查了。我很生气，我说肯定又是医院在搞鬼。他们为了赚钱，动不动就让人家检查这个检查那个。母亲曾经因为感冒而接受过不止一次的全身检查。在我印象中，抽骨髓是很痛苦的，那些医生太过分，竟然要给母亲抽骨髓。父亲打断我小声地说，母亲已经瘦得皮包骨了，医院只是怀疑，检查一下也好——
每一次知道父母到医院接受检查时，我都会隔两天打电话回去询问检查结果。按照他们说的，检查的结果都很棒，有些指标比我的检查结果还要正常。所以，我对这次的抽骨髓检查也没有介意，不准备打电话回去跟进了。姐姐打电话来该不是和这次检查有关吧？
姐姐沙哑的声音再次从话筒里传出来，妈妈抽骨髓的检验结果出来了，白血病，就是血癌，还是急性的……
我的脑袋先是嗡嗡直响，随后又一片空白，我呆呆地站了好一会，不知道说什么。当我开口说话时，我又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大概质问了姐姐，检查结果是否可信。我又问这是什么病，病情如何，姐姐的回答我也一知半解。
我脑袋昏昏沉沉，好像有些犯困，我沉默了，不知道或者不愿意再提问题。姐姐理解了我的沉默，用低沉的声音说，医生说三个月到半年，一个感冒或者其它任何感染，妈妈随时有可能走——
……
放下电话转过身时，发现妻子和两个儿子都站在我背后，我讲电话的声音一定很异样。小儿子虽然已经换上到沙滩的衣服，不过他脸上的表情显示他知道计划取消了，很失望的样子。
我和姐姐约定，我暂时不打电话给母亲。母亲的检查结果出来后，医院通知了大姐和三哥，母亲还不知道确切结果。姐姐担心我这么快就打电话回去，如果掩饰不住感情，会让母亲察觉的。医生叮嘱了，母亲得的虽然是不治之症，但病人情绪的好坏以及配合治疗的程度将能决定生存期限的长短。无法猜测母亲对自己得病的反应，我们决定暂时隐瞒病情。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姐弟四人先是在电话里进行了密切的磋商，随即按照商定好的，各自展开了行动。大姐是我们的老大，下岗后独自一人在广州经营一个牛仔布料公司，这一两年刚刚起步，公司员工已经达到二十人。母亲生病的消息传来后，她立即放下公司业务，回到了湖北。这之后，已经五十岁、身体也不好的姐姐背起一个小行囊，开始穿梭于武汉和广州之间，拿着母亲的各项检查结果和医生意见去到一个又一个血液科专家门诊。
姐姐说是要多咨询几个专家，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我也非常同意，而且我和姐姐一样，希望某一天有一个专家看到姐姐呈现的检查结果后，哈哈一笑，随手把这些检查结果轻轻推开，轻描淡写地说：前面那些专家都弄错了，你母亲得的根本不是白血病，只不过是白血球减少或者一般的贫血而已。
当时放下电话我就想立即到机场买机票飞回去，但想想姐姐说的也很有道理。她说两个哥哥和她的意见是我不应立即回去，他们需要我暂时留在国外，要我拿着传真过来的检查结果和病例在澳洲和美国开辟另外一个战场，请洋专家会诊和确定治疗方案。
姐弟四人分工后我还有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这些年我一直游荡其间的互联网——要从互联网上了解这种病，以及各种治疗方法和他们的分布地区、联系方式。两个哥哥，我的二哥和三哥，也都各负其责：下岗后到河南一个工厂打工的二哥负责联系河南的一些医院；留在家乡湖北随州的三哥和三嫂则负责父母日常的生活起居，并每天护送母亲来回医院。
一切似乎都安排得合情合理天衣无缝，我感到很满意。参加工作后，我们姐弟四人聚会机会不多，交流也少了。母亲诊断出白血病后，我们联系密切，而且同心协力，决定不惜一切帮助母亲战胜癌魔和死神。
回想过去，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父母含辛茹苦抚养和教育我们姐弟四人长大成人，这些年，我们姐弟都没有停止过奋斗，都在各自的领域和岗位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凡是我们姐弟和父母齐心协力的时候，还没有困难是我们无法克服的，还没有事情是我们办不到的。
一场与血癌和死亡的战斗拉开了序幕，我信心十足，坚信只要不轻言放弃，团结一致，共同打拼，命运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2）母亲说，要分手的时候总是要分手的……

我去了三家澳洲医院，拜访了三位血液病专家，可是他们说病人不在澳洲，按规定他们不能看病，也不能咨询。最后我通过熟人结识了其中两位，我到他们家里去拜访了他们，避免了医院的规定造成的麻烦。同时我还通过美国华盛顿的同事和那边的白血病专家取得联系，并在网上进行了咨询。
让我失望的是，这些外国专家的意见竟然和姐姐已经拜访过的中国血液病专家的高度一致。
我还不死心，在拜访另一位澳洲有名的专家时，我改变了策略。我先把化验单上的一些中文字翻译成英文，讲了母亲的身体情况，我没有把母亲在大陆的病历翻译给他听。我说，还没有确诊。那位白人专家顺手翻看了厚厚的一叠化验单，抬起头狐疑地说，不可能没有确诊吧，非常明显的白血病。
这些我看不懂但又恨透了的化验单在那个外国专家眼里几乎一目了然，他的结论同样快速而冰冷，一串字母我听不懂，但“急性白血病”几个字却像刀子一样划破了我最后的希望。
没有确诊的问题，他说，只有确定治疗方案的问题。说起治疗方法他也是开门见山——化疗的话，母亲也许能够多活一段时间，如果不化疗，则估计在半年左右病发，因为很难保证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半年内不得感冒或者任何感染！
澳洲专家的这一结论和武汉协和医院、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专家意见一致。同时几位专家都认为，对于一名七十七岁的患者来说，化疗确实有很大的风险，甚至要有心理准备——患者在化疗过程中不是死于白血病，而是死于化疗引发的综合症。
最后我提出了这些天一直想问的话，把患者接到美国或者澳洲来治疗是否比在中国大陆要好一些？这里的技术是否要成熟一些？或者条件要好一些？
那位白人专家说，他并不了解中国大陆医疗技术和医院的条件怎么样，所以无法比较。但他也实话实说地告诉我，现在全世界治疗此种急性白血病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化疗。而化疗技术都是西医中已经普遍推广了的，可没有什么亚洲模式或者中国特点，应该都一样。当然，他也对他们的先进性大肆吹嘘了一番，特别提到一些刚刚发明的用于减轻化疗中病人的痛苦的药物。他说，据他所知，那些药物还没有推广到亚洲各国。
我说，那我就带母亲到澳洲来进行化疗，减少母亲的痛苦是最重要的。可当我进一步询问细节时，专家却打住话头，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慢吞吞地说，你母亲不是澳洲公民，没有美国的医疗保险，治疗白血病需要多少钱，你知道吗？恕我直言，我看你不是很有钱的人吧。
我告诉他我能筹集到多少钱，专家对我提出的数字感到惊讶。但随即他又摇了摇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你母亲七十七岁了，身患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现在身患急性白血病，而且病情在加重，就算你有能力把她转到世界上最好的医院，她的身体状态也不适合长途跋涉；再说，你把一个老人转移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展开一场和血癌的殊死搏斗，老人在意志上已经输了，她会想家的，也许那比白血病更加致命。
我没有想到一个澳洲的白人专家有这样的想法。我并不认为白人们真正理解中国人，可眼前的专家让我刮目相看，我不觉对他肃然起敬。记得几年前父母到澳洲来看我的孩子们，本来计划住半年的，可是一个月不到，母亲就呆不住了。这位白人专家可能对中国人的文化了解一些吧，我注意到他家里挂了好几幅中国的字画。
直到后来接触多了，我才知道，任何一个血癌专家，都既是医生，又是心理学家。在同血癌的战斗中，医学无法深入的地方，心理知识则可以触摸得到，也显得尤其重要。在那位白人专家的眼里，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要对抗最恶毒的白血病，首先要从精神上武装自己，这一点有时甚至比医学治疗还重要。
其实，转移母亲到国外治疗的想法并不实际，而且我对医生说出的那个金钱数字，对我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可能会动用两个孩子的教育基金。可我不管那么多，我只想母亲得到最好的治疗。这位澳洲专家的话帮我排除了一种我们子女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治疗方案，对我还是很重要的。
我打电话给姐姐和哥哥，告诉他们这一情况。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和全副精力放在了国内。
那些天，我一次次压下飞回母亲身边的冲动，到处找朋友托熟人介绍医生和专家，又在互联网上联系了大批的医院和专家，每天都舌干口燥。我停下手头的工作，也无法再继续已经坚持了四年的业余写作，脑袋里除了“白血病”、“急性”、“化疗”和“三到六个月”这些词汇外，已经容不下任何东西。一个多月下来，竟然只有一次在夜深人静时突然爆发出眼泪而沾湿了枕头……
* * *
和母亲通过几次电话，除了小心翼翼的安慰，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忍住眼泪，以轻松的语调说，妈妈，这次住院这么久呀，现在的医院都为了赚钱，他们可能故意让你多住几天呢，你就不要担心，接着住吧。我最近正好有假期，我想回来玩一段时间，也陪陪你……
八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在电话说得好好的，母亲却突然沉默下来。过了好一会，她才说，你忘记了妈妈是医生，老四，我早就预感到了，要分手的时候总是要分手的，好在你们都大了——
我在家排行第四，母亲总是叫我“老四”。
我告诫自己，母亲想从我的回答里得到真相，母亲在套我的话。我说，妈妈，你在说什么？疑神疑鬼，你不是要活到八十岁，活到九十岁，或到一百岁的吗？你好好的，在那里说什么分手，还说得文绉绉的！
母亲清了清嗓子，平静地说：你们不用宽慰我，我想得开，倒是你们不要为我的事把自己急坏了。我老了，就是这次不走，又能呆多久？可是你们要听我的，第一，你们不要太着急，不能把自己先急坏了。看你的姐姐，这些天到处奔波，比她做了几年生意还要辛苦。至于你，不能因为我的病而影响自己的工作。你们姐弟这些天太忙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第二，我年纪大了，受不了化疗，我不想再受那个苦。如果能中西医结合，采取保守治疗方法就可以了。我已经活了这么大，够本了。我不怕死，更不会被死亡吓死的。第三，还是关于你，你离得最远，也是最让我担心的，你有什么事，我们帮不上忙。你在国外不容易，两个孩子都还小，这里有姐姐哥哥照顾我，你不要回来，不要不顾一切地赶回来！知道吗？如果你就这样不顾一切地跑回来，我要生气的……
母亲是个直性子也是一个脑袋不会转弯的人，到这个时候，她竟然还在那里为我着想，来安慰我，一如既往地为儿女操心！
我不知道母亲对自己的病情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不愿接着母亲的话题说下去。我以故作轻松的笑声打断了母亲的话，随后问起母亲所在医院的条件，母亲说，她住的是随州市最好的医院，随州市中心医院。
我记不起有这家医院，母亲说，以前叫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你怎么忘记了？我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就是你出生的医院，三岁时，你在这里住院做过手术，六岁时你在这里住院，因为水龙头结冰无法洗脸，我去给你灌开水时摔了一跤，结果你出院那天我又入院了……，后来上小学后，你又进过两次这家医院，初中后你的身体才好起来，再也没有进来过，难怪你忘记了……
讲到我身体好起来时，母亲声音里透出兴奋，显然我转移话题成功，母亲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病。
母亲说，在外面生活不容易，要搞好自己的身体，要养家活口，你除了工作还要业余写作，真不容易，不要为了我而回来，如果真有什么事，会通知你的……
因为上呼吸道和肺部感染，母亲的声音听上去空洞而遥远，然而，我却被这声音牵引着穿越了四十一年的时间和半个地球的空间而回到那张病床前，上面躺着我年轻的母亲，身边还有一个刚刚来到人间的孩子，那孩子就是我。
四十一年前，在同一家医院里，母亲带我来到人间，并一路伴随我走过风风雨雨的人间路，如今，她老人家又躺回到那里，已经快走到人生的尽头。我不知道天地良心之间，是否有一个理由阻止我回去母亲的身边，陪伴她走过这段艰辛的人间路……

[长风伴你]

（3）儿子问我，你妈妈会死吗？

一个多月我都没有能够回国，主要是等母亲的第二次、第三次检验结果。国内的医生说，等一个半月后，再抽一次骨髓，看一看白血球和癌细胞升降情况，从间隔时间和升降速度就可以判断病情发展趋势，从这一发展趋势又可以推测母亲还有多少时间，是否需要冒险做化疗等等……医生向姐姐和哥哥建议，我现在回去也没有多少作用，不如留在澳洲，必要的时候把两次检查结果拿给那位已经成为我朋友的澳洲专家用澳洲的医学标准判断一下。
那一个月让我知道什么叫度日如年。我只能靠电话和母亲保持联系，可又无法说尽心里的话。据哥哥姐姐说，母亲对自己的病虽然知道一些，但可能仍然不知道最坏的结果。母亲这些天也不再追问自己的病，安静了很多，只是经常一个人陷入沉思，让哥哥姐姐看着心里难过。
我有几次想谈母亲的病，并试着安慰她。可是不知道是母亲天生乐观，还是本能的抵抗心理，又或者是她在反过来为我着想，总之，我开口还没有说上两句，母亲竟然反过来开始安慰我，又很快把话题转移到我的家庭上。
说来说去，母亲最担心的还是儿女，她说我的儿子们还小，我不能说回去就回去，更不要一冲动就辞掉工作。她说，如果我真孝顺，就好好陪伴她的两个孙子长大，她又反复告诫，要教他们学好中文。她说在广州家里的床底下，她保存了一套共二十五本的《中国十大名著》，她希望两个孙子长大后能够看得懂……
母亲的话让我不知道说什么。
这些日子，我常常陷入迷惘之中，有时觉得母亲得了绝症这件事只是某个医生的误诊，又或者是一场梦，醒来就好。有好几个早上，我从深深的悲伤中惊醒，睁开眼，使劲掐一下自己，觉得好像刚刚做了一场噩梦，于是我冲出卧室，想尽快让自己从噩梦中回到现实，——直到看见桌子上铺满的白血病资料和母亲的化验单才意识到，原来现实正是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
八月底复查的结果表明，母亲血液中的癌细胞在继续升高，糖尿病也在恶化，无法使用消炎药，使用几个中医药方也没有什么显著疗效，保守疗法已经束手无策。
我再次来到澳洲白血病专家的家里，给他看了最新的化验数据。我说我马上回去，问他有没有国外的新药可以带回去。他说那只是辅助治疗，或者减轻痛苦的，按照澳洲规定，他不能给我开这些药。不过，他写下了药的名字，让我到香港和北京了解一下是否可以买到。他又谈到，慢性的白血病可以用一些药物抑制，但母亲得的这种白血病只能使用化疗。就她的身体和年龄来说，不做化疗大概只能半年左右，做了化疗可能多活一段时间，也可能经受不了两个月残酷的化疗——
这样说我回去也只能陪着母亲等死？我们根本没有胜算？我回去能帮上什么忙，有什么意义？我对已经成为我朋友的澳洲专家大声喊道。
他微微摇了摇头，示意我冷静，然后盯着我说，不，我可没有说你回去没有什么意义，你可以和你母亲一起去面对白血病和死亡。
面对死亡？我抗辩道，不，我要战胜死亡。
战胜死亡？他好像没有听懂，细细品味这几个字，随即肯定地点了点头，是的，杨先生，你可以回去和你母亲一起战胜死亡！我绝对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任务。
这次我反而怔住了。
这位英格兰裔的血液病专家凝视了我一会，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并不是无法战胜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能够和你母亲一起战胜死亡的话，那肯定非你莫属。杨先生，我为你母亲祈祷，祝你一路顺风，也祝你母亲一路顺风……
专家的话让我觉得莫名其妙，听他的口气，母亲的病很难痊愈，最终的死亡无法避免，可是他却一本正经地相信我可以和母亲一起战胜死亡，我能不糊涂吗。
不过，我并没有时间去深思。离开专家的家时，我知道自己留在澳洲的任务已经完成，我要立即飞回母亲的身边。当我决定了飞回母亲身边时，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只要有我在母亲身边，没有什么是我们克服不了的，癌魔和死亡也会知难而退。
* * *
得知母亲身患绝症而不得不留在悉尼的时候两个儿子成为我最好的安慰。
大儿子出生在中国。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正是干劲冲天的时候，经常出差。孩子长到两岁，我和他在一起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孩子两岁后，我又到香港工作，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后，我到美国工作，那时我才有能力带妻儿一起前往。儿子到美国时不到五岁。两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虽然他们在移民归化时都有了比较顺口的英文名字，但这些年我们一直保持着他们的小名，大的叫铁蛋，小的叫铜锁。这名字有浓浓的家乡味道，是母亲帮着取的。她说铁蛋可以到处滚动，但却摔不坏。铜锁则是我们家乡农村以前常用的一种历史悠久的锁扣，母亲希望这个锁扣能够锁住生在异乡的儿子的根，期望他不会忘记故乡老家。
大儿子铁蛋两年前考上了澳大利亚最好的精英中学，至今成绩仍名列前茅。他眉清目秀，外柔内刚，不但是国际象棋好手，也早就是跆拳道黑带高手了。小儿子铜锁生得虎头虎脑，六岁时已经知道各种体育活动项目和形形色色的调皮捣蛋伎俩，经常会在学校弄出一些被罚站的事。在我的印象中，小儿子铜锁身上的擦伤、碰伤几乎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严重时，几乎每两天就要挂一次彩。
铜锁出生后，我决定亲自照顾他。最初的原因是一时之间请不到合适的保姆，随后就出现了多个原因，例如我已经不忍心把给我带来巨大乐趣的儿子交给保姆抚养，自己却去干那些枯燥的赚钱的工作。接下来两年，我暂时放下工作，和儿子一起度过了两年。
至今我还认为，这一生中过得最有意义的两年是把小儿子从不会翻身不会笑的婴儿带到会说话，会走路，会到处给我惹麻烦。
不久前有一次我去应聘一个高级职位，我的丰富多彩的简历显然给负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他怀着羡慕的表情问我，干过这么多重要的工作，觉得对自己影响最深的是哪一项？又是哪一项工作经历让我觉得能够胜任他们正在应聘的工作岗位？我指了指长长的简历中那显然被他忽略了的两年经历：在家带孩子、看书和思考人生。
那位负责人以为我在调侃他，不解中带点不满。我只向他解释了一半就停了下来，我知道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事实上，我说的是实话。陪伴刚刚出世的小铜锁走过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多彩的经历，那两年是我人生里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驿站。这之前我匆匆忙忙走过了差不多一半的人生，自以为朝气蓬勃、积极向上，跟着人流和时代潮流随波逐流……是新出世的儿子让我暂时停下来的。我停下，怀里抱着稚嫩的儿子，回首过去展望未来，也开始思考现在。那两年不但改变了我很多想法，也让我理解了自己的父母，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过去和未来。
那两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我的一生从此而改变——我相信，没有亲手为婴儿换尿布、喂孩子吃米糊、让哭闹的小宝贝枕着自己的手臂入睡的男人们，永远搞不清我在说什么……
* * *
两个儿子都感觉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铁蛋已经到了观察父母并对父母保持一定距离的阶段，他不会主动和我交谈，我还是找个机会和他谈起奶奶的病和我即将回去陪伴她的事。向中学二年级的铁蛋解释起来比较容易。他有图书馆和互联网。每当他遇到了不懂的事，他就会立即从互联网上找到答案，如果想进一步深入，他就会从图书馆借一包书回来。比起父母的解释，这个年龄的孩子更相信互联网和图书馆。
如何向铜锁解释呢？他上小学一年级，似懂非懂。看到我每天愁眉苦脸，也稍微收敛了一点，但也只是外表收敛了而已。有事没事，他都会在我面前转悠，盯着我的脸观察。
要飞回中国的前几天，我找到机会告诉他，我要回去看你的奶奶。她生病了，很严重，我必须回去为她寻求最好的治疗和最好的照顾，我要陪伴她一阵子，我暂时不能和你在一起，你要好好听妈妈的话……
奶奶很重要吗？儿子问。铜锁两岁后，我又开始东奔西走，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他显然对我又要离开感到不解和不满。
铜锁前后和奶奶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而且是在他一岁的时候，自然没有什么印象，可能也没有什么概念。而且他生在澳洲长在澳洲，他的同学中，几乎没有人是和奶奶一起生活的。
我想了想，只好这样解释道，你的奶奶就是我的妈妈。我指着妻子告诉他，我的妈妈就像你的妈妈对于你一样重要。
这一下子铜锁立即明白过来，小脸上出现了“悚然动容”的夸张表情。对于他，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的妈妈更重要的了。他一天不见妈妈就失魂落魄的样子。上幼稚园时，老师讲到孩子长大后都要结婚，离开母亲，男的娶女的，女的嫁男的。当时才三岁的铜锁回来后很郁闷的样子，他怎么也想不通要为一个女人而离开亲爱的妈妈。在我们解释了人长大一定要结婚，要自己建立家庭时，他当即宣称，他长大了就娶妈妈，永远不分。妻子又好气又好笑，解释道，当你长大后，你是不需要母亲为你洗澡、做饭、叠床、为你读书哄你睡觉的……
可是我出去时，你得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吧。儿子说。
那时你长大了，就不需要了，再说，妈妈老了，哪里还有力气牵你的手过马路？
可是——儿子犹豫了一下，说，可你老了，不是需要我来牵你的手过马路吗？
解释不通后，妻只好说她已经嫁给了我。铜锁当即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可以离婚。他说，我们小班（幼稚园）就有三个父母离婚的，他们都和妈妈生活。
在知道了奶奶对于我的重要性后，六岁的儿子不知道是真理解了我，还是装着理解了我，调皮捣蛋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就在我离开的前一天，他突然问，你的妈妈会死吗？
我点点头。
死了又怎么样？儿子一脸好奇地问。
死亡就是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知道，离开了我们，可到哪里去了呢？儿子固执地问。
我怔了一下，发现六岁的儿子正把我引向我竭力回避的深渊。现实生活中处处充满死亡的气息。战争片中死亡变成了家常便饭，每天的新闻都告诉我们有多少人死在车轮下，又有多少人从高楼上跳下来，连安徒生童话中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也都是被死亡事件串联起来的。那些死亡都是终结和失败的同义词，没有人去更深地追究。
和六岁的儿子讨论这个问题显然为时尚早，我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铜锁眨了眨眼睛，突然问：我的妈妈也会死亡，也会永远离开我吗？
我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儿子其实并不关心我的妈妈，他只是在关心自己的妈妈。我告诉她，你的妈妈还年轻，又没有生病，当然不会死的。
是不会死，还是现在不会死？她生病了，她老了，会不会死？儿子稚嫩面孔上流露出的疑惑和害怕霎那间触碰到我心灵深处。
关于生与死，我自认为一直深有体会和研究。我生命中经历过那几堂生与死的课程深入我心，成为我所受教育中最精华的部分，至今还影响我人生的轨迹。而我也曾经在死亡的阴影下思考和写作……
可是当得知母亲得了白血病后，我心里却一直在回避“死亡”这个阴森可怖的字眼——只因我对死亡一无所知，也不愿意去深想。

（4）生与死的第一堂课：产房

我的母亲于一九五零年参加工作，一直是随州市（原随县）的乡镇医院妇产科医生。我上小学时，母亲在随县草店（公社）和天河口（公社)医院妇产科工作，她是主要的有时是唯一的妇产科医生。那段时间整个公社医院里的婴儿绝大多数都是由她亲自接生的。当时的公社医院，宿舍、门诊、住院部和太平间都在一个大门里，有的相隔不超过十步，生与死也仿佛只有几步之遥。就在跟着母亲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我用自己还没有见过世面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生命的诞生和为数不少的死亡的发生，那是我接受的生与死的第一堂课。
有时我就在母亲接生的产房外面做作业，冬天时，我可以进入产房里面，和生孩子的产床隔一个布帘。我一边背诵课文，一边听着孕妇吆喝痛哭着生孩子，夹杂着母亲沉着冷静地指挥声：忍住……，提气……，使劲，一、二、三，憋气……突然是一片死亡般的沉寂，这死亡般的寂静有长有短，随即就会有“哇”的一声初生婴儿的啼哭划破这死亡般的寂静，宣布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这时和我一起等在外面的家属就会夸张地松一口气，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气洋洋，有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会一反常态，变得得意忘形、手舞足蹈起来。我也会停下作业，被这欢乐的气氛感染，当然我也是真心高兴，因为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就意味着母亲晚上会炒一个鸡蛋给我吃。这些鸡蛋大多是孕妇的家属硬留下来的，当时生完孩子的孕妇往往要一口气吃掉十七八个糖水煮鸡蛋，说是补充体力，加强营养。我一直对这种提法抱怀疑态度，我认为，那十几个鸡蛋大概是为了填饱刚刚被新出生的婴儿留下的空间。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农村的生活也很艰难，特别是孕妇没有基本的医疗和保健知识，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听到婴儿的哭声和吃到炒鸡蛋。婴儿有些是在难产中夭折，有些则是在孕妇到达医院之前腹中的婴儿就死掉了。虽说婴儿夭折的绝大多数责任在于孕妇，有些孕妇有心脏病或者高血压，本不应该生产，母亲也告诫过她们，可是大多数的农村妇女并不听从劝告，把生儿育女当成是神圣的使命，甚至抱着以自己的性命换回儿女的生命。
母亲几十年接生的经历中，孕妇死在产房的情况也出现过，我就亲眼看到两起，那两起死亡事件也都是因为病人本身的疾病以及当时的医疗条件造成的。死亡的寂静突然笼罩着产房，左等右等，始终没有听到婴儿的哭声，倒是某个角落里突然传出大人压抑的嘤嘤的哭声。不久就看到一个农村汉子背着他已经变得软绵绵的妻子的尸体出来，脚步虽然急促却异常沉重，把尸体放在等在外面的板车上，一路哭一路回那个失去了女主人的家。
更多的死亡事件发生在山区的农村，由于交通条件和经济情况，很多农妇还是选择在家里生产。农村的接生婆或者赤脚医生能够应付顺产和不太难的难产。如果出现复杂的难产，特别是出现大出血等情况，孕妇会很快陷入生命危险。这个时候再用板车把孕妇往医院拉是来不及的，往往是派人或者打电话叫公社妇产科医生前往。那些年，公社医院每个星期都有至少一次出诊。母亲行医的几十年里，前后出诊几百次。出诊大多是在山区，黑灯瞎火中翻山越岭，又累又危险，可是如果稍微慢点，孕妇就可能死去，所以每一次母亲都是拼命地赶路。
回忆当年，退休后的母亲仍然很兴奋。她说，赶山路出诊，就像解放前她的妈妈牵着她跑土匪、跑日本鬼子一样，都是和死亡赛跑，你慢了一点，一个生命就会被死神夺走。以前是她们自己的生命，后来是孕妇的。母亲说，虽然也有好几次因为赶不到，来不及救治，死神带走了孕妇或者婴儿，但绝大多数都能挽救孕妇和婴儿的生命。
我问母亲，有多少婴儿经过你的手来到人间。她说记不清了，当初在草店人民公社妇产科医院工作时，负责几十个大队的公社医院，只有她一个是妇产科医生。母亲说，三十六年了，你算一算。我帮她算了一下，发现绝对在一万人以上，其中包括几百名出诊到山里接生的孩子。
母亲行医的历史中，虽然没有出现过医疗事故，但也有好几起孕妇因病死亡的事件。至于说到婴儿死亡则比孕妇死亡要多一些。我曾经问母亲，你如何面对那么多的生，又是如何面对那些死亡的。母亲平静地说，只要尽力了，只要拼了命也不让死神把生命从你手里夺走，你就能够平静面对这一切。
在我们询问过去时，母亲总会提到一件事。那是发生在极少数孕妇身上的事情，由于孕妇自身身体状况，在生产的过程中，婴儿在前往人间的通道中突然窒息，孕妇也陷入昏迷状态。孕妇和未出生的婴儿都危在旦夕。按照医学准则和道德，在只能救活一个的情况下，都是牺牲婴儿而保全大人。但在这样做前，还是要把家属喊进来告知真相的。有一次，母亲把孕妇的丈夫叫进来，告诉他，为了保住他妻子的命，必须放弃他未出世的儿子。这时，孕妇苏醒过来，听到要牺牲婴儿而救返她的命，那位准母亲突然反应激烈，强烈要求牺牲自己救儿子，甚至在产床上挣扎起来，想要自残——这件事母亲多次讲给我们听。让母亲感到欣慰的是，医疗条件越来越好，这种情况已经鲜有发生。
母亲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曾经开玩笑地说，如果有来生，还会去当一名妇产科医生，而且她一直想让我去接她的班，还说我的手指头细而长，如果当接生员，孕妇会少受不少苦的。听得我毛骨悚然。母亲热爱自己的职业，这一点和父亲完全不同，父亲是教师，他反复告诫子女，长大后干什么都可以，不要去教书，更不要去误人子弟。
母亲也有遗憾，都是和子女有关。由于当妇产科医生根本没有白天黑夜之分，所以我们姐弟四个小的时候大多是跟随父亲生活的。父母当时虽然都在一个县城工作，却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在不同公社工作，相隔一百多里，一年却只能在春节等节日时见一两次面。
母亲最大的遗憾就是发生在我和她一起生活的时候。那时我刚刚出生不久，需要母亲照顾，母亲把我留在了身边。可是她却不能不去上班接生。有一次发生了我在婴儿床上差一点被被子窒息的事件，从那以后，母亲不管是在医院产房工作还是出诊到乡下接生，都把我带在身边。
那次折磨母亲几十年的事件就发生在我四个月大的时候。
我当时有些发烧，可母亲不得不出诊接生。好在那次路程不远，只有三公里左右。母亲抱着我上路了。半路上不小心踩在一个牛脚洞里（下雨天牛踩出的深洞，孩子恶作剧把上面用树叶盖起来，再撒上一层土，让路人的脚陷进去取乐），摔倒了。母亲摔得不重，但我却飞出了五米之远。母亲爬过去把我抱回来时，发现我虽然呼吸正常，却哭不出来。当时母亲也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稍微有些犹豫，一度想把我送回医院。但难产中的孕妇在等待，作为公社唯一的妇产科医生，母亲没有选择折返医院。我不知道是因为受了惊，还是哪里噎住了，两个眼睛睁得大大的，可就是哭不出来。直到一个多小时后，当母亲接生的那个婴儿被人间的光亮突然吓得哭起来时，我才跟着“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我想，那次四个月大的我虽然被摔出了五米之外，可由于包得比较厚，加上地上有湿泥，估计没有受什么内伤。可是母亲却不这样想，回到医院后，她就开始感到后怕和自责，又被当时的内科和外科医生吓了一下——有一个同事大概是出于关心，告诉母亲，婴儿的脑袋如果受到震荡，往往影响其一生，而且有些是长大后才慢慢看得出来的，现在的检查都无法查出后遗症。
这件意外竟然折磨了母亲几十年。记得小时候，凡是发现我有点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例如和小朋友打架，又如对年轻的女老师特别感兴趣等等，母亲都会用自责的口气说这可能是那次意外的后遗症。有时我的考试成绩滑落，从全班第一滑到第四第五名，母亲也会可笑地联想到那次意外。甚至在我大学毕业后， 由于我总是不安心工作，又喜欢经常换城市和国家住，好像一个无根的浮萍一样到处飘流，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母亲更认定这都是那次她的疏忽造成的。
起初家里人都不以为然，但母亲说多了，连我的心里都有些发怵。后来我在国外详细检查了一下，并做了智商测定，事后医生笑了笑，幽默地告诉我，如果你的脑袋是那次摔伤造成的，那恭喜你了，因为你现在的智商并不低。
我打电话告诉母亲，别再提几十年前的事，我详细检查过了，没有任何后遗症。母亲高兴地答应了，喃喃地说，这样她就可以安心睡觉啦。随后她又问起我最近睡眠改善了没有，是否还是黑白颠倒，动不动就失眠。我说还是那个老样子，一天最多睡四个小时，就再也无法睡着了，母亲突然说，她不久前才看到一篇报道，说小时候脑袋受到震荡的，长大后可能有睡眠问题……
我真把她没有办法。母亲当医生还是很客观和合格的，可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子女，她的医学知识就会悄悄让位给无处不在的母爱。
* * *
小时候和母亲在一起，在产房里我用自己稚嫩的眼睛亲眼目睹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的诞生和鲜明死亡的降临，不知不觉完成了我生命中关于生与死的第一堂课。
几十年后，当我的母亲得了白血病，快要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产房里那生与死的一堂课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眼前也仿佛出现了当年我年轻的母亲在产房里的身影，还有她那指挥若定的样子，耳边又响起了她的声音……
母亲一生都在忙着迎接一个个小生命的到来，也从来没有停止与那总想从她手里夺走生命的死神的赛跑……
如今，那个屡次败在母亲手里的死神此时正悄悄向母亲逼近，而母亲已经年老体衰，我要立即回去她的身边，陪伴她……

[长风伴你]

（5）世界上最悲伤的那个人

当我放弃了奔走，带着一颗憔悴的心踏上飞往广州的飞机时，我心里已经非常清楚，母亲被误诊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选择治疗方案，是保守治疗，让母亲不经受什么痛苦的听天由命地活着，还是使用化疗，与母亲体内潜藏的各种病魔作一次生死搏斗，——如果我们赢了，母亲就可以多活几个月甚至几年，可如果失败了，母亲则会在痛苦中提前离开人间。
飞机上的我感到是那么虚弱和无力，我心里明白，即使在我最充满信心的时候，我也没有丧失理智。我知道，就算我们姐弟的意志再坚强，决心再大，也无力超越医学的限制。所以，我回去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安慰母亲，和她一起面对绝症，面对死亡，可是说到死亡，我即使走再多路，读再多的书，思考更多更深的问题，又能比我六岁的儿子铜锁知道更多的真相吗？
到达广州后，见到姐姐公司接我的人，我才知道，父亲正在前往广州的火车上。我大惑不解，立即给在湖北照顾母亲的姐姐通电话，质问她，在这个时候，在母亲刚刚确诊出了白血病的时候，为什么让父亲一个人独自到广州来？
姐姐的解释让我清醒过来，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最近一段时间我忽视了的最重要的事情。姐姐告诉我，母亲虽然对自己的白血病知道一些，但并不相信自己只能活三个月到半年，加上她老人家生性乐观，这些天反而看不出异样。可是爸爸就不同了……
是的，我忘记了，我本不该忘记的。这些天我被悲伤和痛苦折磨得失去了判断，我忘记了此时此刻这个世界上最痛苦最悲伤的人是我的父亲——一个和母亲牵手走过了银婚、金婚，正朝钻石婚蹒跚而行的人！
母亲目前正进行一些外围治疗，倒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和反应，可是父亲看到老伴日益消瘦，想到老伴即将离开自己，常常陷入无助和绝望之中。姐姐和哥哥暗中商量，乘我回来的机会，让父亲到广州来接我。让父亲和他最引以为傲的小儿子在一起，借以稍稍转移父亲的注意力。
* * *
父亲的影子多次出现在我写的小说中，父亲对我们姐弟四人特别是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就是按照父亲的期望成长起来的。父亲于1928年出生于随县万和镇，我的爷爷有三十亩地，使得他能够到武汉等地求学。解放前夕，他正在武汉国民党的师专读书。国民党撤退时，给学校里每个青年学生发了一张到台湾的通行证。父亲每每回忆起那个时期都长吁短叹，他和另外几位一同出来求学的同乡商量后决定不随国民政府到台湾，三天后，他们在长江边把那张通行证抛进了滚滚东流去的江水里。解放的时候，父亲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一名新中国的教师，历任多所中学校长和万和等地高中的政治和语文教师。
父亲的苦难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爷爷因为拥有三十亩地而被划为地主阶级，父亲作为老师，加上毕业于国民党师范学校的历史，还有很多同学跑到了台湾这层关系，接下来的三十年，父亲一直生活在残酷的现实和比现实更加残酷的精神恐惧之中。
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上中学时，残酷的现实算是告一段落，按说父亲也该翻身庆解放了，然而，父亲仍然一如既往地生活在颤颤惊惊之中，随时担心还会变天，始终无法从过去的阴影和他脑袋里幻想出的恐惧中走出来。
有一段时间，每每想起从我记事起父亲的种种窝囊表现，我心中都有一肚子的气。
母亲说父亲原本不是这么窝囊的，她认识他那会儿，父亲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对个人和民族前途充满了信心，嘴巴一张滔滔不绝，害得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母亲崇拜得不得了。解放后，父亲慢慢变了，母亲说，特别是你们相继来到世间，你父亲完全变了。
父亲对政治敏感，解放后不久，他就比自己同辈知识分子更快地看清了现实。从那时起，特别是一九五五年大姐出生后，一直到我长大成人考上大学，父亲和以前判若两人，母亲说在父亲身上她再也看不到以前那个年轻人任何一点影子了。
母亲不说父亲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但我记得清清楚楚。个头比较高的父亲高傲的头永远压得低低的，他不敢多说一句话；体格魁伟的他在性格上像一个绵羊一样软弱无力，变得毫无脾性。
一九四九年后的每一场政治运动几乎都把父亲这种历史有问题家庭出生不好的臭老九卷入进去。但父亲从一开始就顺应历史潮流，实行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策略。曾经发生造反派伸手还没有打下来，他就抽自己耳刮子的事。至于他在大会和小会上，深刻地揭露自己的反动本质的事，就更是家喻户晓了。那些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和造反派们看到父亲这个反面教材如此下作的配合他们，倒也没有把父亲怎么样。可是这些事情流传出来，自然让我们后代脸上不好受。我一度认为父亲是胆小鬼，不够勇敢。甚至在青春期发育的一段时间里，我心里产生了对父亲的强烈鄙视。
一直到改革开放后还发生了一件事，父亲以前的老同学从台湾回来，趾高气扬的，成为人民政府的座上客，指名要见父亲。政府统战部门的人很重视，把父亲找去做了思想工作，还拨钱给他去买一套崭新的衣服换上。最后政府的人严厉地告诫道，不该说的不要说，祸从口出，听到没有！
我们当时都让父亲不要去，就是去，也要实话实说，可是父亲还是在政府同志的领导下，乖乖地去了。回来后，他悄悄地流了眼泪。
多少年后，我们作子女的才渐渐地理解了父亲。特别是我自己当了父亲后，我不但理解了父亲，而且开始佩服父亲的勇气和牺牲。原来，那些和父亲一起参加工作的具有相同家庭出身和政治背景的读书人，由于不够敏感，没有在第一时间认清形势，又不会自保，大多失去了工作，有些还坐过牢。
父亲说，失去工作，坐牢算得了什么？以我当时的性格，我早就想和那些王八蛋拼了。可是，我不能，我有你们，我不能只为自己。
父亲说得没有错，那些在运动中受整的老师和地主后代，不是家破人亡，就是妻离子散，而且他们的子女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读完高中的，有些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虽然这些旧社会过来的读书人最后也都得像父亲一样俯首帖耳，但要就是晚了一点，要就是没有让人看出是从灵魂深处糟蹋自己，都受到了比父亲大得多的冲击。虽然后来得到了平反昭雪，可是他们的子女永远被耽误了。家乡有好几个和父亲一起出门求学，后来参加工作的长辈，由于被打成右派以及各种原因，他们的子女受到了极大的牵连，后来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工作。
再看看我们姐弟四个，虽然由于家庭背景也多少受到了精神上的伤害，可个个高中、中专和大学毕业。在我们老家，整个杨家也就是我们一家是这样的。这不能不说是父亲有眼光。他看清楚了那三十年，知道自己胳膊扭不过大腿，只有装孙子才能够幸存下来，子女才能够有父母照顾，有一定生活来源，能够读初中和高中。父亲同样也能够看得更远，他骨子里相信，这一切总有一天会结束，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孩子就是一切，而孩子是否掌握了足够他们生存下去的知识，读了足够他们在世上立足的书，才是最重要的。
改革开放后，父亲本该扬眉吐气了，可是没有想到他老人家却回不过神来。三十年压抑的生活在他身上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他至今都常常在睡梦中惊醒，有时甚至泪流满面。他的性格也因为长期的自我压制而有些孤僻，甚至有些怪异，父亲的悲观性格也是那时就定型了的。
前面提到过我们小时候，父母两人虽然都在一个县里工作，却一直两地分居，直到退休后才住到一起。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当时两地分居比较普遍，组织上也顾不了那么多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原来父亲为了子女，“阴谋”地策划了夫妇两地分居。由于母亲家庭出身好，两人不住一起，也就少受冲击。在父亲遭受连串批斗时，我们就悄悄到母亲那里去，在母亲也受到牵连时，我们又被送到外婆家。想一想，如果大家都住在一起，我们就失去了避难所。
除了刚出生的两年以及小学时有几年跟在母亲身边外，我大多跟父亲一起生活。他不但教我学习，还影响了我的做人。
我至今还认为，一路走来，虽然离开父亲越来越远，却始终没有走出父亲对我的影响。父亲的悲剧性格让我从小学会了自我奋斗，发誓要当人上人，不再受小人的欺负和凌辱。
父亲一直鼓励我们兄弟姐妹到大城市谋生，走得越远越好。九年前当我告诉他我要带全家人到美国时，他虽然舍不得，可是却高兴得不得了。父亲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了如指掌，他认为两千年的政权都如出一辙，保持着中国特色，鲜有改变，就是今天，他也看不到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对于父亲来讲，希望在他乡，我这个小儿子走得最远，算是让他如愿以偿了。
父亲对我的影响也在我性格上留下了烙印，消极的和积极的。青年时的我常常身在人群中却感到莫名的孤独；政治上的过分敏感，往往造成过激；骨子里有些自卑，在和人交往中又常犯多疑的毛病；而且对未来缺乏持之以恒的信心和决心。好在随着年岁的增长，丰富的经历和广泛的阅读，让我能够发现父亲对我的消极影响，我也开始逐一检讨了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
当我提高自身修养，克服性格上的这些缺陷的时候，我发现并发扬了父亲对我的另外一种影响。对政治和社会的敏锐让我不甘堕落，人间的不平路和人世间的不公正让我不会再保持沉默，对弱势和弱小的同情让我哪怕在最孤独的状态下，也感觉到充满力量。对爱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社会不公的厌恶让我这些年活得越来越充实，我认为这些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几年前我开始写小说，虽然我写小说主要是为了探索自己的心路历程，对名利无所求，然而，我心里一直暗中希望有一个人能为我喝彩。我盼望他的理解，希望他为我骄傲……
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也就是从小影响我，造就了我嫉恶如仇、从善如流的性格的父亲。
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却坚决反对我写书，而且说出了重话。

（6）父与子：过去与未来

去年的父亲节时，我从海外打电话向父亲问安。父亲说他一切都好，随后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看了你的书，我很担心，担心得睡不着觉。你难道不可以写点别的，一定要写现实、写政治，还要触动一些当权的人物吗……
我无言以对，心里很难过，我想让父亲明白，我写这些东西，正是为了他，为了父亲这样的人能够睡一个安稳觉，为避免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事情不要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尽我的微薄之力。
父亲说他不想讲大道理，也顾不上其他人，他只想让自己的后代平安就好了，这是他一生的目标，也是他人生最大的理想。最后他说，记住，胳膊扭不过大腿。
我的失望和烦躁可想而知。当天晚上，我写了《父与子：过去与未来》这篇散文。现在稍作修改摘录如下。
* * *
父亲为了子女受尽了苦难，现在虽然苦尽甘来，但他却仍然陷入过去而无法自拔。父亲认为，对中国的统治者不能掉以轻心，中国历史走不出恶性循环，历史上发生过的还会不停重复，灾难还有一天会降临。他希望儿女能够远走高飞，如果能把下一代送到海外，他就安心了，他说，走得远远的，那就是对他的孝顺。
主要是受父亲这一思想的影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在大儿子四岁多时我就把全家带到了美国，小儿子在国外出生。这下，父亲该松一口气了。
其实就算不是父亲要求，我也会让孩子到国外定居。毕竟我自己的童年还历历在目，我知道我的儿子应该有另外一种童年——一种快乐、幸福的童年。先后生活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我们家的生活虽然过得不算富裕，但我敢肯定他们已经离开我的童年十万八千里了。
伴随着儿子无忧无虑的童年，不但没有让我远离自己的童年，反而一次次把我拉回到过去。眼前的儿子让我越来越多地想起了自己。为了让他们知道爸爸的过去，让他们不忘本，我试着向他们讲起自己的童年，……那时两个星期才有一次荤菜，饿肚子的感觉几乎是家常便饭，直到我上大学了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巧克力，更不用说由于出生于地主加臭老九的家庭而受到的经常性的侮辱和欺负……
不过每一次我都无法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已经上中学的大儿子满脸质疑和不解的样子，而刚刚上小学的小儿子更是像在听童话故事一样，不时冒出一些让我哭笑不得的问题：爸爸，小矮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出来救你……

直到今天，每当拥抱儿子或者牵着他们的手走在这些现代化大都市繁华的街道上，我仿佛都回到了三十年前的故乡中国，眼前出现了一幅生动的情景：一个不知愁滋味的孩子紧紧抓着父亲的手，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当时他父亲心里有多么痛苦和恐惧，一蹦一跳地走着……
我的父亲一生不得志，由于爷爷有三十亩土地，被划为地主。解放前从国民党师专毕业的父亲虽然解放后成为公办教师，但一直没有摆脱受批判和被迫害的命运。为了把我们养大，父亲一直忍辱负重，而我们这些孩子也只是到成年后很久，才渐渐理解了父亲。
我开始理解父亲是从自己当了父亲后。当我看到手中的儿子那么娇嫩、可爱和可怜无依的时候，我的责任心和爱心超过了一切，我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哪怕我的生命。这时，我突然想起父亲——我的父亲。我想起我当时也是像儿子一样躺在父亲怀里，牵着父亲的手……父亲当时为了使我们少受冲击、为了把我们带大成人，他付出了多少艰辛、忍受了多少屈辱，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甚至不能正确地想象。直到此时我自己当了父亲，我才切身体会到了做父亲的责任和爱心，我才深深体会到，父亲的爱是多么的深，付出又是多么的大。

在我参加工作有了一定的条件后，我安排父母到南方的广州定居（气候条件比较适合老年人），由于母亲工作的医院和父亲工作的学校经常发不出工资，为了让他们晚年不再担惊受怕，我从当时自己积蓄中拿出了大部分存在了父母的名下。
在邻居眼里有这样孝顺的儿子，按说父亲应该满足和快乐了，只是他老人家老是摆脱不了过去的梦魇，至今还常常作噩梦。在梦中看到自己的儿子受到了委屈、被人打骂，又或者吃不饱。醒来后又会满世界找我们，不着边际地问长问短——我告诉他，时代变了，不用担心现在的我们，忘记过去吧，好好享福。可是父亲还是一副深深自责的样子，好像过去的一切都是他这个做父亲的造成的。

在家照顾小儿子铜锁的两年里，我常常迷失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忘记我此时此刻紧紧牵着的手，到底是父亲的还是儿子的——那段时间也是我人生的转折时期——我感觉到自己只是我父亲和我儿子之间的一个连接，我在我自己的身上交错地看到我的父亲和我的儿子的影子。
面对渐渐老去的父母，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拥抱着天真无邪的儿子，我陷入到自己的过去。如今，我尽自己的为人子和为人父的责任，把他们都尽量安排好了，我应该满足，应该快乐，应该继续往前走下去——
可是，我向哪里走去？我如何才能摆脱过去，又如何才能走进未来，走进我希望的未来？
有那么一天，在香港吃饱喝足后，我和朋友走过罗湖桥，来到深圳市。就在找桑拿浴散步到深南大道时，我见到了后来记录在《致命追杀》里的那一幕：一个母亲依偎在一个漂亮的垃圾箱旁，用手从垃圾箱里抓出剩饭剩菜，先在自己的嘴里过滤，然后一口口喂给怀里的一岁多的孩子……
又有一天，我在社会调查中发现，有那么一群民工的孩子被出租给乞讨小贩，为了博得路人的同情，这些同我的儿子没有区别、充满童稚的孩子身上被故意留着发炎化脓的伤口——我把它记录在《致命武器》里……
回广州探望父母时，我在民工集中的白云区新市那里看到了比父母小不了多少的父亲和母亲们，他们过着我不敢相信的悲惨生活——有那么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没有钱看病，死后又没有钱运回故里，只好被老乡用席片卷起来，千里迢迢背回家乡；还有一位残疾人，因为无钱买票而开始向一千多里外的故乡爬去……
这一切都不是新鲜事，一直存在着，就在我上大学、参加工作，成为一名国家干部，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并靠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赚了一点小钱的时候，这些现象都很普遍。但我得承认，那时它们根本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更没有像现在一样在我内心造成如此震撼。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深夜沉思，夜不能寐——我的变化是在自己当了父亲后，在自己当了父亲从而更加理解了自己的父亲后——在我更多看向过去和未来之后。
作为儿子和父亲的我，眼中不再只有我自己，我看这个世界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我内心柔弱的地方更加柔弱，坚强的地方更加坚强。我看这个世界更多的是从一个父亲和儿子的角度，不再只是死死盯着眼前的自己，自己的那点利益。
于是就在我渐渐接近不惑之年时，我选择了一条对我来讲比较陌生的路——我相信这是连接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的捷径——
我开始用手中的笔书写一个既是儿子又是父亲的爱、责任和希望，希望用我的笔能够给更多的儿子们以爱，减少所有做父亲的担忧和恐惧。

父亲知道了我开始以手中的笔“揭露黑暗、暴露光明”后，忧心忡忡。有一天，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绝对受不了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最得意的儿子被铐上手铐带走——他一生中看到太多因为手中的笔而坐牢甚至丢掉生命的事。
我无言以对，我不能违背父亲——一个快八十岁老人的愿望。我也无法解释清楚，我走上这条路，正是要帮助父亲和我自己摆脱过去，去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减少太多像父亲这样的父母：多少年后，还在为当初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让自己的子女饿肚子而自责，至今还在担心孩子会因为自己的笔而被戴上手铐带走……

[长风伴你]

（7）为了忘却的回忆

九月二十四日，我在广州火车站见到了父亲。他的眼睛被广州明亮的阳光逼得睁不开，他的面部明显消瘦了，父亲背着我大学时使用过的背囊蹒跚地走过来，看到我欲言又止。我叫了声“爸爸”，默默地接过他的背包。
回到在白云区新市汇侨新城的家里，父子俩人聊了起来。
……
你还在写吗？父亲问。
我——现在没有写了，没有心情，不过，我还会用业余时间写一些其他的。
写什么呢？父亲问。
等了一会，我才说，我想写一写我们的家庭，我想写妈妈和你，还有我的儿子们——说不准到底想写什么，可能中心最后还是围绕我自己吧。
父亲抬起头，眼睛里闪烁了一下。他咳了一下嗓子说，你终于要写我们家了？我本来以为你不感兴趣。也好，如果我们都死了，就没有人告诉你那时发生在我们家里的事。
我知道父亲又误会了。以前当父亲听说我想写一点东西的时候，曾经多次建议我写我们家庭在文革时的遭遇，或者以此为素材写一些文学作品。父亲说写回忆录，他口授我来写，如果我写文学作品的话，他有一肚子的素材等着我。
我说，好，等我把海内外市场上能够找到的文革回忆录或者写文革的文艺作品浏览一遍后就动笔。我建议父亲可以先写一个提纲什么的供我参考。
不久，母亲告诉我，父亲兴趣很大，但可能无法完成那个提纲。她说父亲一回忆过去就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而不能自拔，有时还一个人在那里悄悄地流泪。母亲说，不要让父亲写了，他的身体受不了。你应该帮助你的父亲忘记过去，而不是常常来揭伤疤，这样他也许能多活几年。
母亲说得对，让父亲回忆那段经历是有些残酷。我不应该再用回忆去揭他心灵上的伤疤。可是，我却知道，如果要想让父亲彻底忘记那一段伤心的过去，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记录下来，用回忆录或者文学作品把它完整的纪录下来。我想，父亲的痛苦在于想忘记那些无法忘记的过去。
可是最后放弃写回忆录和文学作品的却是我自己。当我阅读过中英文差不多几十本回忆文革中自己家庭和个人遭遇的传记，以及大陆那么多写文革而出名的作家的作品后，我才发现我写不出回忆录或者文艺作品了。
我把这一结果告诉父亲。父亲很吃惊地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有自知之明，我的笔，绝对无法写出你的心灵当时遭受了什么样的折磨。其实那时我也已经记事了，我也受到了冲击，那冲击至今还在折磨我。可是我到今天仍然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我连自己所受的心灵伤害都无法形之于文字，又如何能够记录父亲的感受。毕竟，文字可以描述一次惨无人道的屠杀，却无法准确描述心灵的苦难，何况每个人对苦难的感受也各不相同。
我又强调了一句，心的感受是无法准确表达出来的，只有受害者心里明白。
父亲听懂了，说，这不仅仅是心的感受，也不仅仅是感受中的苦难，毕竟发生了那么多残酷的事，怎么能说只是心的感受？
我只好告诉父亲我本来不想告诉他的内心的另外一个想法，我说，发生在我们家庭的事，没有人会感兴趣，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还是把它埋葬在心里吧。
父亲一下子沉默了。我知道，他想质问我，那么多至今让他想起来还流泪的悲惨遭遇怎么会没有意义，又怎么会没有人感兴趣。
我知道，父亲想忘却至今还在折磨他的过去，但潜意识里他又是那么害怕悲惨的遭遇被自己和后代彻底遗忘了。只有用笔记录下来，写成回忆录，父亲才能最终放心地把它们从大脑里驱除，安心地去忘却。可惜，看了那么多文革回忆录和写文革的文学作品，我感觉到自己无从下笔了。
看我低头沉思，父亲没有追问我。
后来，我找到另外一个场合，假装无意地和父亲聊了起来。我说，我阅读的几十本描写个人在文革遭遇的回忆录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那些描写个人遭遇的书，无法描绘出当事人受到的心灵伤害。而他们遭受的身体和物质的损害，则只不过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如果脱离了当时的劳苦大众，那些个人遭遇不但没有什么奇特，甚至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地方，有些甚至让我反感。
例如一位著名的作家在写到自己当时身为厅局级高干的父亲受到清洗时痛苦地说，“家里的保姆也走了，全家生活顿时陷入混乱”——让我看后非常反感，我的心立即从他那当高干的父亲身上转移到他并没有继续描述的保姆的身上。再如，当我看那些描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书时，这些知识青年的热情、激情和对落后农村的鄙视让我感到如此不安，从而我的心始终是伴随着他们文学作品里的陪衬——农民，而和他们保持了距离。我更想知道，当时农民是怎么生活在被那些知识青年作家们描绘得好像炼狱一般的农村的。
我看过的回忆录大多是描写生活在上层的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如何“从天上掉到了地上”，生活艰难，精神受到折磨，通篇充斥着对他人的控诉、怨恨和对自己高尚品格的炫耀。可是，就我对文革的理解，整个文革只出现了一个顾准和一个张志新。那些什么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在这一场场运动中，受尽苦难，却又同时在和魔鬼们——外面的和他们自己内心的魔鬼们——共舞，有些甚至在不同时候、或多或少地沦落为帮凶。他们曾经是施暴者的同盟军，或者平反后自己摇身一变又成为另外一种施害者。
在所有这些回忆录和文学作品中，我没有看到哪怕一丁点的忏悔和反省。
还有汗牛充栋的描写文革的文学作品，当今老中青三代优秀的大陆作家有几个不是靠描写文革的苦难成名立万的？可惜，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我看到的是“青春无悔”，和对那种奴性十足时代的深深眷念……
我果断地告诉父亲，我不想把我们家庭的苦难写下来，因为我敢肯定，没有人会感兴趣，我的下一代估计也看不懂。
当然还有一些话，我没有告诉父亲，那是我心中的一个结。
由于父亲当时认清了时局，看清了屡次运动的实质，为了保护子女，他放弃了自己的本性和所受的教育，低三下四，委屈求生。那些年，虽然心灵遭受了无法想象的创伤，但始终保持了公办教师的职位，一直可以拿国家发的工资，因此我们家的生活水平（也是中国当时知识分子中生活水平最低的）比当时家乡农村地区平均生活水平高出很多。资料显示，就在我抱怨的那段两个星期只能吃一次肉的时代，我们家乡农村里常常发生有农民因贫困而活活饿死冻死的人间惨剧。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一九七五年腊月间，随州出现奇冷天气，大地结冰，三天后冰封才解冻。解冻后，仅仅在草店人民公社的范围内，就发现有四名肩挑木炭到镇子上去赶集的农民活活冻死在路上（后来每当我读到《卖炭翁》中“心忧炭贱愿天寒”时，我都想起那一年）。当时我们家庭也很困难，而且受到了政治上的欺负和迫害，可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至少还有一个火炉，围坐在一起。既然有这种驱不散的记忆，我又如何能够绕开那些饿死冻死的亡魂，而去描写我自己家庭遭受的物质上的损害呢？
至于说到父亲心灵上受到的创伤，我深深同情，看到父亲至今痛苦不堪，却又不知道向谁出气和讨还血债，我心里也很难过，而且有些难堪。父亲虽然没有成为文革中的帮凶，但对于自己的老同学一个个受到迫害，也没有敢于站出来——当然这完全可以理解，父亲要保护自己的子女。更让我感到难过的是，父亲一直是中学的政治和语文老师，父亲一边被迫害，还一边大声地把那些作为迫害人的观念灌输给一代又一代的学生，长达三十年。父亲后来告诉我，他从来不相信他教给学生的那些东西，他知道他在误人子弟，但他为了生存，为了子女，他仍然义无反顾地把那一次次政治运动借以存在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学生们，告诉孩子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对村子里的地富反坏分子提高警惕……
当然，父亲这样做也可以理解，因为父亲要保护我们。没有理由指责父亲不去学习文革中的顾准和张志新，毕竟八亿中国人中只出这几个为数不多的异类——然而，我还是希望在父亲脸上看到一些悔恨——我始终没有看到！
让我尤其不能接受的是，父亲至今不愿意我用自己的笔去阻止更多人间悲剧发生，他说我们已经脱离苦海了，不必去管那么多。我知道父亲爱子心切，害怕悲剧首先发生在自己儿子身上，可是，我还是难过得要命。
我为父亲忏悔，但父亲没有罪，有罪的是我！我一出生就带着罪，是我让父亲变得如此软弱，让父亲放弃了做人的尊严，放弃了自己年轻时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的品格，最终因为对我们的爱变得不但不敢勇敢地面对邪恶和强权，而且还屈服了……
我有罪，如果我写文革，我不可能写出一本充斥控诉和怨恨的《回忆录》，可是如果我写出了一本《忏悔录》，父亲是万万无法接受的。
这就是我始终没有动笔写这样一本书的主要原因。这件事也是我和父亲之间的一个难解的心结，而且我知道我无法解开这个心结，这大概是我和父亲之间的代沟。现在我从新提起要写一本关于父母的过去和我们家庭的书，父亲一定是误会了。
过了一会，我才开口说，我还是不想写那样的一本回忆录，或者描写几十年前的遭遇的文学作品。不错，我是要写到过去，但不单单是我们家庭的过去，而且，我更想写的是现在和未来。
我说话的声音里透出固执。这种固执正是父亲长期以来影响给我的，可是，这种固执却让父亲微微变了脸色。
你还是那么固执，父亲忧伤地说，写过去、写文革，怎么写都可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写现在？你看看电视剧和电影，有几个是写现在的？
我不说话，父亲继续说。
你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这样！总有一天，有人不高兴，会让你吃亏的。
我不能同意父亲，但我理解他。可是我却不能完全顺从他。再说，作为也为人父的我，所作的一切也不单单是为了父亲，也还有我自己的儿子。只是我和父亲的方式有些不同而已。
我告诉父亲，中国政府目前也在摸索适合中华民族的崛起之路，中央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才能让中国历史上因为专制造成的灾难不再重演。我还说，总理再三号召作家要有良心，要讲真话。我很赞同，中国的复兴和崛起应该从说真话开始……
我的这些早就被无数人挂在嘴边的陈词滥调根本无法说服父亲，其实我自己也怀疑这些语言是否能够真正反映我的内心。再说，一生沉湎于中国历史，对世界上其它的先进文化少有涉猎的父亲也绝对不相信这世界上会有统治者真正是由全体民众选举产生的。从父亲自己的经历，以及从他通读的中国历史书上看，他绝对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夺取权力是为了放弃权力、用枪杆子抢夺政权是为了把政权还给人民。中国的历史走不去这个怪圈的。
我无法说服父亲，父亲也无法说服我。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
父亲喃喃地说，我和你母亲一生的愿望就是你们几个孩子的平平安安，我真不愿看到你有个什么事，再说，你母亲又得了那种病……
终于不能不说到母亲的病，那是另外一个我没有准备好如何开口的事情。

（8）结婚后才开始的恋爱

父亲声音低沉地说，他不理解母亲怎么就得了白血病，这不是年轻人才得的病吗？过了一会，他又说，他看了白血病的发病原因，其中就有一个是因为劳累和操心过度。他说都怪他自己前一段时间生病住院，母亲为了给他送饭，顶着六月的烈日每天三次到医院看他，给他送饭，又舍不得坐面的（一种比较便宜的出租车）。
你母亲是操劳的命，她的病是累出来的。父亲说到这里声音就有些沙哑了。父亲不想在我面前流泪，我也不想看见父亲流泪。我们俩人都站了起来，父亲说，我过来广州也是想收拾你母亲的东西带回去。
你的母亲可能再也不能到广州过年了。父亲伤感地说，然后就开始在房间里东翻翻，西找找。我也帮不上忙，只能默默地看着父亲。房间本来不大，会利用空间的母亲把瓶瓶罐罐塞满了各处。记得以前，父亲看到母亲舍不得丢掉这些瓶瓶罐罐时，经常是和我们一起对母亲冷嘲热讽的。可是，眼前的父亲小心翼翼地一件一件盘点母亲的收藏，嘴巴里还在嘀咕，你母亲说这些东西如果不带回去，肯定被你丢掉，她说你大大咧咧，浪费都成习惯了。
父亲仿佛变了一个人，我想这才是真实的父亲吧。父母的婚姻是包办的，结婚前几乎没有见过面。我们年轻时常常拿父母的包办婚姻开玩笑。父亲也会顺着我们的玩笑笑闹道，他这个大知识分子竟然娶了一个只读过半年扫盲班的小女子……
父母当时社会地位悬殊，知识水平相差很大，性格更是有天壤之别，我一度认为这种包办婚姻之所以能够维持，大概是因为共同的经历，以及我们这些子女。我想他们之间如果有某种爱，也可能是中国人传统推崇的“恩爱”吧——那种靠共同经历中逐渐形成的感恩的心态来维持的爱。
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随着看到周围亲戚朋友那越来越多的破碎的婚姻和不幸的家庭，再看看父母在无情的岁月中手牵手互相扶持一路走来的样子，我的信心动摇了。我甚至开始怀疑自由恋爱，并一度总结出自由恋爱反而没有由父母亲戚朋友包办的婚姻牢靠的观点。
在当今年轻人自由恋爱的年代里，婚姻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证明为爱情的坟墓。可是对于父母，婚姻只不过是他们恋爱的开始。从结婚那一天开始，他们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也谈了半个世纪的恋爱。
那天看到父亲轻轻抚摸母亲的瓶瓶罐罐的时候，我顿生羡慕之情和无限的感慨，没有想到，父母的恋爱持续到今天——而且就在离开他们钻石婚只有几年的时候，再次达到了高潮……
* * *
虽然急着回到湖北母亲身边，但那里有哥哥姐姐照顾，而我此时的任务就是在广州陪伴父亲，让他好好休息几天。父亲喜欢广州，过去六个年头的冬天，他和母亲都是在广州度过的。广州的房子很小，坐落在外来人口为主的新市，邻居大多没有往来。父亲就喜欢这种深处热闹之中又拥有一份孤独的感觉。
可是我知道，母亲一点也不习惯广州的生活，她不太会说普通话，更无法和当地广州人沟通。她喜欢亲戚朋友经常串门的生活，而在广州，她一个熟人也没有。可是，母亲从来不说出自己的感受，她说，父亲到哪里，她就到哪里。
父母的性格就是如此迥异，父亲宁愿离开家乡去享受那份孤独，母亲一旦离开家乡就得忍受那份寂寞。母亲却总是依着父亲。
为了排解母亲的寂寞，父亲每个星期都带母亲到广州各个公园去玩。母亲又不肯坐出租车，于是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只能挤公共汽车。我听说广州的公交车至今还没有排队上车，更不用说给老人留位让座了。为此我心里非常不安，曾经专门给他们一些钱，指定说是出去游玩时坐出租车的。可是后来父亲告诉我，母亲得了一种怪病，一坐出租车就晕车。于是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继续挤公共汽车。
二零零四年底我回去广州看望他们的时候，发现母亲坐我开的小车并不晕，有说有笑的。在离开前，我硬是拉母亲坐上了一辆出租车，母亲很不自在，嘀咕说应该坐公共汽车。
车开出三公里后，车里的计价器开始跳动，这时母亲的脸上开始露出惶恐的表情，她的眼睛在计价器上扫来扫去，神色越来越凝重。我问她是不是晕车，她说，不知道是不是晕车，就是很不舒服。这我看得出来，我让她把眼睛闭上，或者转向窗外远一点的地方。母亲听我的，闭上眼睛，可是几秒钟后又突然睁开，死死盯住计价器上跳动的数字。就算偶尔扫一眼窗外，眼睛也会很紧张地回到计价器上。
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母亲的表情随着计价器上的数字增加而越来越严肃和紧张，同时，我观察到，那个计价器上的数字每跳动一次(每跳动一次增加一元钱），母亲的眉头就都会感应般地皱一下……
唉，我总算知道母亲为什么晕车了！
我付完出租车费后扶母亲下车，她脸色很不好。出租车离开后，她向我竖起两根指头，抱怨地说，本来只需要两块钱，坐278（指278路公交车，汇桥新城到车陂公交场），可是你却花了三十元，作孽呀，钱就不是钱了吗……
我知道除非我开车，母亲今后是不会坐出租车的，她那一生俭朴惯了的善良的心脏是经受不住那“嘀嗒嘀嗒”的计价器的跳动的。
这个“怪病”和母亲的“餐馆综合症”如出一辙。母亲的“餐馆综合症”是我们戏称的。大姐、二哥和我都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去看望父母，少不了要带他们到大餐馆去吃一两顿。
可是母亲每次进入这样的大餐馆，她的“餐馆综合症”就犯了。她先是东张西望、坐立不安，百般阻拦我们点菜，好不容易等菜上来后，母亲就会拿起菜单，一个个对照那些菜和菜单上的价。然后还没等我们第一口下肚，母亲就会告诉我们，如果她在家里做这个菜，只需花多少钱。那差价当然是五六倍到十几倍。这顿饭吃起来自然就没有那么痛快了。母亲还以外面的饭菜不卫生为由阻止我们到外面吃饭，最后都行不通了的时候，她干脆拒绝吃餐馆的饭菜，说吃了肚子不舒服（其实是心不舒服）。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就不再到外面的餐馆吃饭了。于是，母亲就很高兴，一边忙着张罗家常菜，一边嘀嘀咕咕做人的道理，要节约，不能浪费……
这就是我的母亲！
我和父亲外出吃饭，坐在出租车上时我想起了母亲的两大“怪病”，和父亲聊起来。父亲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不过我很快就看出来父亲流出的眼泪并不都是因为好笑。我知道，才离开母亲两天的父亲想念母亲了。
回到房间看到父亲时时发呆，我问他，昨天晚上睡好没有？父亲摇摇头，欲言又止。我又问，爸爸，你和妈妈多久没有分开了？
父亲抬起头，想了一下说道，你参加工作，我们都退休后，就从来没有分开过。
我当然知道，而且知道父亲口中的“从来没有分开过”是什么意思。二零零五年春节回家探望他们时，看到他们两人行动笨拙地挤到一个床上，父亲鼾声如雷，母亲辗转反侧；等到母亲好不容易睡着了，父亲又被噩梦闹醒，在那里唉声叹气。第二天，我笑着说，你们应该分开来睡，这样也许会睡得安稳一点。
我的话音还没有落，他们两人都摇起了头。母亲说，你父亲睡觉不安稳，晚上做噩梦时需要我叫醒他，说几句话，告诉他现在是什么时候，他才能再放心睡下去。父亲也不示弱，说母亲睡觉会滚到床下，又说，母亲心血管不好，我们在一起，也有个照应，你不知道有些老人半夜一口气喘不过来，就悄悄离开了吗？
自从他们退休后住到一起，两人从来没有分开过。父亲喜欢旅游，母亲不喜欢到处跑，但这些年在全国好多风景点，几乎都留下了两位老人独特的身影：一位兴冲冲的老头走在前面，牵着一个步履蹒跚好像总也跟不上的小老太太……
父母当然也有吵架的时候，有段时间还比较频繁，不过不管吵得多么凶，一到晚上，两人就会和好了。大多是生性乐观的母亲主动和解，我记得母亲用于和解的口头禅是“啊啊，我们还有几年好活的，还闹什么”。这些年，父母在一个锅里吃饭，一起种花卖花，一起买菜，一起看电视，一起散步，一起旅游，一起接听子女的电话……有时我甚至怀疑，他们可能还会约好，一起去想事、一起去做梦吧……
我到广州的第一晚就看出父亲不习惯没有母亲在身边的生活，我担心这样下去，父亲的身体或者精神会出问题。其实，我也很不舒服，我很想早点回老家随州看望母亲了。
我说，爸爸，我想早点回随州。
有些萎靡不振的父亲霍地一下子站了起来，说，那我们明天就回去吧？

[长风伴你]

（9）《母亲珍藏的剪报》

终于要见到母亲了，我的心里充满了激动和忧伤。不知道母亲怎么样了，病魔把她改变了吗？她的精神还好吗？她的内心像她的外表一样乐观和坚强吗？她会对我说什么？我又会如何安慰母亲？
母亲和父亲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无论从知识、文化背景、世界观以及性格脾性上，他们都有天壤之别。我在自己的书中多次写到父亲，却鲜有描写母亲的文字。事实上，我对母亲的认识只是近几年的事。母亲潜移默化施加在我身上的影响远远比我能够想象的要大得多。
二零零四年底，我在百忙中请假一个月回到广州去陪伴父母，那一个月我的感受很深，也发生几件让我终身难忘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我写成一篇短文《母亲珍藏的剪报》发表在互联网上，这是迄今为止我唯一一篇不带任何虚构的纪实文字。下面我把这篇《母亲珍藏的剪报》原文附录如下。
* * *
游荡了这么多年，从东到西，又从北到南，一年又一年，我在长大，知识在增加，世界在变小，家乡的母亲在变老。
二十一年前母亲把我送上了火车，从那以后，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探索这个世界。二十年里，从北京到上海，从广州到香港，从纽约到华盛顿，从南美到南非，从伦敦到雪梨，我游荡过五十多个国家，在十几个城市生活和工作过。每到一个地方，从里到外，就得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而唯一不变的是心中对母亲的思念。
IP电话卡出现后，我才有能力常常从国外给母亲打电话，电话中母亲兴奋不已的声音总能让我更加轻松地面对生活中的艰难和挑战。然而也有让我不安的地方，那就是我感觉到母亲的声音一次比一次苍老。过去两年里，母亲每次电话中总是反复叮嘱：好好在外面生活，不要担心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不要想着回来，回来很花钱，又对你的工作和事业不好，不要想着我们……说得越来越罗嗦，罗嗦得让我心疼，——我知道，母亲想我了。
母亲今年七十五岁。
我毅然决定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搁下心里的一切计划，扣下脑袋里的一切想法，回国回家去陪伴母亲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只是陪伴母亲。
从我打电话告诉母亲的那一天开始到我回到家，有两个月零八天，后来我知道，母亲放下电话后，就拿出一个小本本，然后给自己拟定了一个计划，她要为我回家做准备。那两个月里母亲把我喜欢吃的菜都准备好，把我小时候喜欢盖的被子“筒” 好，还要为我准备在家里穿的衣服……这一切对于一个行动不方便的，患有轻微老年痴呆症和白内障的七十五岁的老人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年轻的你肯定无法体会。直到我回去的前一天，母亲才自豪地告诉邻居：总算准备好了。
我回到了家。在飞机上，我很想见到母亲的时候拥抱她一下，但见面后我并没有这样做。母亲站在那里，像一支风干的劈柴，脸上的皱纹让我怎么也想不起以前母亲的样子，只有那笑容让我永远难忘，因为那笑容只属于我。
母亲花了整个整个的小时准备菜，她准备的都是我以前最喜欢吃的家乡小菜。但是我知道，我早就不再习惯我以前喜欢的菜。更何况，母亲由于眼睛看不清，手也不稳，加上味觉的迟钝，做的菜总是咸一碗，淡一碗的。母亲为我准备的被子是新棉花垫的，厚厚的像席梦思，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早就习惯空调被子和羊毛毯子了。
但我都没有说出来，我是回来陪伴母亲的。
开始两天母亲忙着张罗来张罗去，没有时间坐下来，后来有时间坐下来了，母亲就开始罗嗦了。母亲开始给我讲人生的大道理，只是这些大道理是几十年前母亲反复讲过的。母亲注意到我有些心不在焉，后来就开始对照这些道理来检讨我的生活和工作。例如我饭后没有“百步走”，我没有“早睡早起”，我要时刻记住不做亏心事和与人为善的原则等等。
我打断母亲的话，不耐烦地说，那些道理过时了，也老掉牙了，时代变了……这时，我就看到母亲会痴呆呆地坐在那里。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发现母亲由于身体特别是眼睛不好，做饭时不讲卫生，饭菜里竟然混进虫子苍蝇；而且老习惯不改，饭菜掉在灶台上，她又会捡进碗里……，于是我婉转地告诉母亲，我们到外面吃一点。母亲马上告诉我，外面吃不干净，假东西多。于是我找机会说，我想出钱为她请一个保姆。话还没有落，母亲就生气了。她站起来，在房间里一拐一拐噼啪噼啪地转圈，一边说她自己还可以去给人家当保姆。我无话可说。
我要去逛街，母亲一定要去，结果我们一个上午都没有走到商场。买了东西，我要坐出租车，母亲说她晕出租车，结果只好提着大包小包挤公共汽车。
坐下来当我们讨论一些现在社会上的事情时，母亲总以老眼光看人和事，每每以为儿子已经误入歧途。而我也开始不客气地告诉母亲，时代进步了，不要再用老眼光看东西。
和母亲在一起的下半个月，我越来越多地打断母亲的话，而且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但我们从来没有争吵，因为每当我提高声音把自己观点加给母亲的时候，她都会停下来，默默地坐在那里，浑浊的眼睛里充满迷茫和忧伤——不知道母亲在想什么，我想，也许母亲的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了。
我要走之前，母亲从床底下吃力地拉出一个小纸箱，打开来，取出厚厚的一叠剪报。原来我出国后，母亲开始关心国外的事情，为此她还专门订了份《参考消息》。每当她在报纸上看到国外发生的一些排华辱华事件，又或者国外出现严重的治安问题，她都会忧心忡忡地把它们剪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好。另外，她还把报纸上登载的一些小偏方治大病的小文章也剪下来收藏起来。她要等我回来，一起交给我。她常常说，出门在外，一要注意安全，二要有一个好身体。
几天前邻居告诉我，有一天母亲在家看一部日本人欺负中国华人的电视剧，在家哭了起来，第二天到处打听怎么样子才能带消息到日本。那时我正在日本讲学。
母亲吃力地把那捆剪报搬出来，好像宝贝一样交到我手里，沉甸甸的，我为难了，我不可能带这些走，何况这些也没有什么用处，可是母亲剪这些资料下来的艰难也只有我知道——母亲看报必须使用放大镜，她一天可以看完两个版面就不错了，要剪这么大一捆资料，可想而知。我正在为难，这时那一捆剪报里飘落下一片纸片。我想去捡起来，没有想到，母亲竟然迅速弯腰捡了起来。只是她并没有放进我手里的这捆剪报里，而是小心地收进了自己的口袋。
我问，妈妈，那一张剪报是什么？给我看一下。
母亲犹豫了一会，说那张剪报不是给我看的。我坚持要看那张剪报，并假意威胁，如果不给我看，我就不带这一堆剪报。母亲不情愿地把那张小剪报放在我怀里那一叠剪报上面，转身到厨房准备晚餐去了。
我放下那堆剪报，拿起上面那张小小的剪报，发现是一篇小文章，题目是“当我老了”，旁边的日期是《参考消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六日（正是我开始越来越多打断母亲的话，对母亲不耐烦的时候）。我一口气读完这篇短文：

当我老了

当我老了，不再是原来的我。请理解我，对我有一点耐心。
当我把菜汤洒到自己的衣服上时，当我忘记怎样系鞋带时，请想一想当初我是如何手把手地教你。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你早已听腻的话语，请耐心地听我说，不要打断我。你小的时候，我不得不重复那个讲过千百遍的故事，直到你进入梦乡。
当我需要你帮我洗澡时，请不要责备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千方百计哄你洗澡的情形吗？
当我对新科技和新事物不知所措时，请不要嘲笑我。想一想当初我怎样耐心地回答你的每一个“为什么”。
当我由于双腿疲劳而无法行走时，请伸出你年轻有力的手搀扶我。就像你小时候学习走路时，我扶你那样。
当我忽然忘记我们谈话的主题，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回想。其实对我来说，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能在一旁听我说，我就很满足。
当你看着老去的我，请不要悲伤。理解我，支持我，就像你刚开始学习如何生活时我对你那样。当初我引导你走上人生路，如今请陪伴我走完最后的路。给我你的爱和耐心，我会报以感激的微笑，这微笑中凝结着我对你无限的爱。

一口气读完，我差一点忍不住流下眼泪，这时母亲走出来，我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我随手把那篇文章放在这一捆剪报里。然后把我的箱子打开，我留下了一套昂贵的西装，才把剪报塞进去。我看到母亲特别高兴，仿佛那些剪报是护身符，又仿佛我接受了母亲的剪报，就又变成了一个好孩子。母亲一直把我送上出租车。
那捆剪报真的没有什么用处，但那篇“当我老了”的小纸片从此以后会伴随我……
现在这张小小的剪报就在我的书桌前，我把它镶在了镜框里。我把这文章打印出来，与像我一样的游子共享。在新的一年将要到来的时候，给母亲打个电话，告诉她你一直想吃她老人家做的小菜……
（原文于2004年12月28日发表于博讯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