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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打芭蕉]

亮剑-----杂谈中国古代刺客文化与侠义精神
文/河北 王利民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刺客历史发端于春秋乱世。
存在来源于需求。
诸侯争霸，权力博弈，刺客应运而生。
刺客者原本乃行走四方，以行刺为生存手段的人。往往特立独行，技艺高超，胆识出众，可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如专诸以鱼腹藏匕首，筵宴之上毙命吴王阖闾对手王僚；
如聂政登堂入室，以一当十，手刃严仲子政敌侠累。
然而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春秋时期正是中国儒文化萌芽形成之时，中国刺客文化是与儒家思想文化一同起步成长的，所以中国刺客在产生之初就具有儒的英雄主义人格。随着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统治地位的确立，刺客的生存活动空间也逐渐从自由江湖转移到了侠义江湖和道义江湖，刺客的性格也从避世超俗、快意恩仇转化为任侠使气、济世进取。
侠作为一种儒家文化符号，逐渐形成为一种刺客气质和价值象征。
刺客从此背负起了行侠仗义的神圣使命和民族道义，开始有意无意的体验生存意义和探索社会理想，成为民族群体自我人格力量的化身和社会集体心灵的代表。
如吴国要离断臂亡妻取得卫国第一勇士庆忌的信任，于月圆之夜行刺庆忌，剑入心窝而出背外。庆忌惊诧“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于这样刺我？成全他吧。”回国后吴王阖闾金殿赐封，要离不受，“我杀庆忌不为做官，而是为了吴国的安宁，百姓能安居乐业”。言毕自刎于金殿之上，悲情如此。
如鲁国曹沫三战皆败于齐国，被迫割地求和。当鲁公与齐桓公柯地会盟即将达成屈辱协议时，曹沫执匕首上前劫持齐桓公，“齐强鲁弱，你恃强凌弱太过分了，该怎么办呢？”齐桓公无奈承诺悉数归还所占土地，曹沫才扔掉匕首重新站位群臣之中，面不改色，辞令如故，忠勇非常。
如晋国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屡次改名换姓、乔装易容，甚至不惜吞碳变声以谋刺智伯仇家赵襄子。却屡战屡败，最后豫让恳求赵襄子“望君遂我心愿，脱下衣服任我刺穿，虽死而无憾”。赵襄子感其忠义就答应了。豫让拔剑三次洞穿赵襄子衣服，而后刎颈喋血，忠义如此。
如晋国鉏鴦受国君灵公和大夫屠岸贾蛊惑夜刺宰相赵盾，五更潜入中门，见堂上灯火辉煌，赵盾朝衣朝冠、垂坤正芴、端然于堂上坐以待旦上朝。鉏鴦退而叹呼“恭敬如此，忠义之臣也！刺杀忠臣不义，受君命而弃之不信。不义不信，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哉？”乃呼于门曰“我，鉏鴦宁违君命，不忍杀忠臣。我今自尽，恐有后来者，相国谨防之！”言罢，以头触株槐脑浆迸裂而亡，节义非常。
经过民族正义和社会伦理考验的刺客的智慧与风范，已然蜕变成为侠客的智慧与风范，成为真正民族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英雄气概。这是儒家主流文化对刺客文化及其发展延伸的侠文化影响和冲击的结果。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刺客文化及侠文化的边缘性地位，而最终无法演变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随着刺客文化和侠文化中儒的成分的越发浓厚，终于质变。独立人格消失，依附性增强；自由意识退化，工具意识增强。从而，由统治秩序的破坏者转变成了维护者。
所以千百年以来，似雅实俗、俗中寓雅的刺客文化与侠义精神，只是连接文人墨客与江湖文化两大层次的重要心灵纽带，只是对重视群体取向成就动机的传统文化的一种心理暗示，只是深藏在民族文化底蕴中对生存窘境恐惧感的清醒认识和怀旧情愫。
我们不厌其烦地演绎着荆轲刺秦王的故事。
我们无时不刻地寻找着自己的侠义英雄。
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和正视这样一个结局：
刺客远逝，
侠义存残，
英雄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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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王利民，网名雨打芭蕉，70后愤青，河北省张家口市人。好读诗，爱写诗，不懂诗。诗文散见于《散文诗》《中国诗选刊》《诗文杂志》《新诗大观》《中国微型诗》《中国微型散文诗》《楚天文学》《新文学》《文萃》《中国当代诗人》《诗深圳》《检察日报》《人民代表报》《中国纪检监察报》等刊物。
诗观：直抒胸臆，拒绝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