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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福善]

白发丝丝古建情
——记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
柴福善
题记：惊悉罗哲文先生于昨晚去世，想前不久我还去家中看望先生，怎么说走就走了呢？翻出旧文，以示怀念。
罗哲文先生，著名古建专家。
有人问我：当今天下专家满天下，罗公到底专到什么程度？我说：专到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专到南方发现一段城墙，为究竟是不是长城而争得难以定论，先生去了，微笑着只说一句：这也是长城。结了。不说一言九鼎，起码一锤定音。
这是前言。
且说那天，我去罗先生家造访，因比预约时间早了，先生打里屋出来歉意地一笑，对不起，刚从外边回来。其实，歉意的应该是我，先生精心安排了一天日程，是我打扰了先生。先生微笑着让座，倒茶，最后自己坐在那把常坐的旧椅子上，并随手拢拢略显凌乱的华发。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坐着，无拘无束地谈着。
记得先生生于川西南一普通农家，毕竟父亲读过私塾，深知读书的重要，所以从小就送他宜宾上学。如果不是抗日战争，大概他想不到学古建，更想不到来北京，也许人生依然很辉煌，但将是另一种境界了。所以，偶然的机遇，就可能决定一人的终生命运。那是１９４０年，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许多国家机关迁来暂避战乱。而离宜宾几十里路的南溪县李庄镇，就有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建处、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等一万余人纷纷迁来。使原本寂静的小镇，一时间热闹起来，深深吸引着当地的青年学生。就在这时，罗先生获悉营造学社招收学员，要求一定要热爱艺术，喜欢工艺。先生喜出望外，自小就对美术、工艺兴趣浓厚，或许苍天就为他提供的机遇，数十人报考，唯一被录取，年仅十六岁。
营造学社，开中国系统研究传统古建筑先河，既注重文献搜集整理，又注重实地调查。多年留学国外又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梁思成先生，发现罗哲文很有绘图禀赋，便调他到自己身边，语重心长地说：你别看图画都是由一条条粗细不同的线条所组成，但是把线条组织起来就是艺术。且手把手教他使用绘图仪器，甚至连削铅笔、擦橡皮这些细枝末节也亲自示范。五年里，打下了他勘测、调查及考证古建筑的一生受用不尽的基础，就是照相，也学会了，并成为终生爱好，以至拍下全国无以数计的古建照片，其中一些古建或遭战乱或人为拆除或自然坍塌，已无迹可寻了，而他存留的照片，就成为千金难买不可复得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如老北京那些牌楼城门城墙，无情地拆毁了。先生不明白，我们既然可以和平解放北平，为什么不能保护好这座古城？偌大的中国，真的缺少那么一点地方么？作家林斤澜曾写意京城：“沉甸甸的高大，青苍苍的厚实，散发着八百年的风霜，八百年的京都气息。”这一切今在何处？只有先生照片里寻觅了。尽管如此，先生明白，无论如何“北京是一集大成的城市，它的深厚文化底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比拟的，”先生要不遗余力地“发掘和延续这座古城的大气和美丽”。
而先生晚年重返李庄，蒙蒙烟雨里，湿漉漉小巷间，踢踢踏踏地行走，脚步叩响悠远的回声。树下与乡亲们叙旧家常，当年青春年少，而今已八十老翁，想学社百余名同仁，只有他和王世襄先生还健在，人世有代谢，往来无古今，自是感慨万端。又记起抗战后期，太平洋战区，美国轰炸日本本土；中国抗战，也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这时梁思成先生受命于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带着他赶到战时首都重庆。那是盛夏时节，小楼里憋闷一个多月，他每天做的，就是把梁先生交给的标有各种符号的图纸，绘成地图。绘出的，多是我国被日军占领的古城和古建筑，同时也有外国城市，包括日本京都及奈良。令他大为不解的，为什么要标出日本古城呢？觉察到一定事关战争，又不宜多问。时隔不久，日本几乎所有重要城市，都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京都、奈良却躲过了战火，幸运地毫发未伤。四十年后，国际建筑学界寻找二战盟军保护日本古城的功臣，访遍美国有关人士而一无所获，几经曲折，终于得知竟是梁思成！梁先生早于“文革”中病逝了，罗先生也早把重庆绘图的事忘却了。这时罗先生才如梦方醒，默默里，他也与梁先生一起，成了超越国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有功之人，受到世人崇敬！
抗战胜利后，先生随营造学社来到北平。学社并入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和中国古建筑研究所，先生担任助理，忙里偷闲，旁听别系课程，直至１９５０年调到文化部文物局。可以说，清华大学四年，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一到文物局，先生就再也没有离开，一竿子扎到现在，屈指算算，眨眼竟五十四年，已然大半生岁月了！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他整天忙于政务，审查古建修缮方案，拟写公文，参与制定国家政策法规，如国务院第一个关于文物保护的条例，就由先生执笔起草。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放弃古建筑的研究，随时注重收集整理资料，因为这也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他不会忘记我国第一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所言：你是搞专业的。我本来是搞文学的，国家要我当文物局长，也不能不干。同时，我还要做我的研究，搞我的创作。你也一样，做行政而不能丢掉专业。郑先生一代文学大家，可惜于一九五八年赴阿联、阿富汗访问，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可那番语重心长发自肺腑之言，罗先生至今记忆犹新。
我问先生：这多年主要作了什么。先生微微一笑：也没做什么，就几件事。很轻描淡写。
一是长城。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我们可以向外国友人开放故宫、颐和园，长城却因年久失修而无法开放。长城毕竟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郭沫若等人提议应修复一段长城，引起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最终选定了八达岭，于１９５３年动工，总负责人就是罗先生。受命如此重任，先生那年其实不过二十九岁。先生故乡没有长城，但那抗战岁月，多少次高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今天，先生不但可以登上梦中的长城，而且要亲自主持修复长城，他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那时，他是骑着毛驴去八达岭的，而梁思成先生殷切地叮嘱他：一是古建筑要整旧如旧，二是休息座位布置要讲究艺术性，三是长城上不能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瞻。这些教诲，足足影响他几十年，甚至成为他保护和利用古建筑中把握的准则。而师生之情愈益深厚，尤其“文革”浩劫中，先生“黑线人物”等诸多帽子压身，从遥远的湖北下放劳动改造回京，即刻去医院探望病重的恩师，使恩师大为感动。这是后话。
从此，罗先生与长城结下不解之缘，以至外国元首游览长城，还亲自导游。为让更多人了解长城，根据多年的积累研究，全面科学地编写了《长城》、《长城史话》等一本本关于长城的书，这些书多次增订，一版再版。他“累登九镇三关险，踏遍长城万里遥”，甚至百登八达岭，十越嘉峪关，数十次登临山海关，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境内的长城。就连我家乡京东平谷的将军关长城，先生也不止一次踏察，就在先生聚精会神照相时，我悄悄拍下了照相的先生。去年夏天，为考察西域长城，实现多年夙愿，先生西出玉门关，沿丝绸之路，寻访汉长城、楼兰古国，穿越罗布泊那片“死亡之海”。先生八旬健步走楼兰，一时传为佳话。说哪里有长城遗迹，哪里就有先生身影，绝不为过，毕竟先生为保护长城研究长城弘扬长城文化倾注了大半生心血！虽然如此，先生仍然谦逊地说：我没有研究透长城。是的，先生越研究越感到长城的伟大，几乎把自己的生命都融入了长城之中！
二是历史文化名城。
我国对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为不同级别保护。先生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提出保护单位要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保管机构或专人管理，简称“四有”。虽然后来有所发展，但这“四有”作为文物保护的重要内容，全国文物管理的一种规范，是先生最早提出，无疑具有开创之功。“文革”后，由于大规模基本建设，拆迁改造，使得如果仅仅对文保单位进行孤立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古城，已远远不够了。如苏州改造古城，根本无法彻底解决城市的发展，只得又去开辟新城区，而具有二千余年历史的古城却已面目全非，无可挽回。即使古建可以再造重建，也成了复制品，其历史价值就损失了。想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都是保护古建筑，另建新城。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我们的城市发展，应有长远眼光，而不能急功近利。且一座古城，要科学地制定规划，坚决地执行规划，不能让规划变成挂在墙上的一幅画。
先生深思之，熟虑之，越来越感到，保护古城整体环境，整体风貌，就必须整体保护古城！故此，先生上书建议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并由先生起草初稿，国家建委、国家文物局联合上报中央，同时写了第一篇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章。先生呼吁，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历史的精华，文明的结晶大都凝聚在各种类型的文物史迹之上，其中城市更是人类文明集中的焦点，提出历史文化名城是一种活文化，文物史迹和体型环境风貌、历史文化传统、传统的经济基础及其发展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三大支柱。对历史文化名城，要保护与新建、继承与发展、体型和内容密切联系，两全其美，相得益彰。现在，我国已公布了一百零一座城市为历史文化名城，而且，“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一款，已写进文物保护法中。先生应该欣慰了。
三是世界遗产。
早在１９７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久又成立政府间合作机构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世界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诸种原因，我国迟迟未加入。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８５年政协会上，先生与郑孝燮等四人联合提案，提出我国应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随后获得全国人大通过，我国从此正式成为这个公约的成员国。现在，我国世界遗产已达三十处。而先生从拟写提案，到名录申报、实地考察，默默地做了大量的甚至事无巨细的工作，先生为此不但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每每为我国增加一处世界遗产而自豪，毕竟那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与国家文明形象的标志和骄傲。比如平遥、丽江等古城一向鲜为人知，因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一夜之间名声鹊起，誉满海内外，这张金字招牌具有无可估量的潜在效益。
先生深知，事物不能仅看一面，要知世界遗产没有终身制，如保护不利，即使今天被列入名录，明天也可能被清理除名，武当山遇真宫失火就是教训，所以要倍加珍惜这些人类的共同财富。
中国的长城，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的世界遗产，应该说，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极大影响，先生对我国文物事业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而先生谈起这些，却淡淡的不以为然。先生就是这样不居功，更不自傲，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为了中国的文物保护，默默奔波于天南海北乃至世界各地。先生实在是不会闲着，也不想闲着，不然，就不会八十高龄还健步走楼兰了。
八十余载岁月的风霜，早已花白了先生的满头乌发。而那丝丝花白，不是别的，正是先生浓浓的中国古建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