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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濂]

读《呵旁观者文》
李兴濂
梁启超的《呵旁观者文》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时正是维新变法失败不久，作者流亡日本期间。文章一开始就说“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薄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充满了对“旁观者”的呵责、鄙薄和憎恶之情。
作者把旁观者同国家的盛衰兴亡，同中国的积贫积弱的现状联系起来，把旁观者比作政治上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隔岸观火，或隔船观彼船沉溺，斥之为人粪之蟊贼，世界之仇敌；将旁观者斥为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的人，家落国亡的悲惨结局必然在这些人手上发生。“大抵家国之盛衰兴亡，恒以其家中国中旁观者之有无多少为差，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作者无限感慨：“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中国虽大，竟无一主人，问诸百姓，百姓说“此官吏之事”，问诸官吏，官吏尸位素餐，只知威势利欲，其余茫无所知。梁启超怀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希冀震醒“举国的旁观者”，更寄希望于青年，要做爱国者，做国家的主人，不要做时代的旁观者。
呵旁观者文对“旁观者”分为六种：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和待时派。作者笔下的六种人一个共同特点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顾一己的荣辱得失，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置诸脑后。但也有不同，如“浑沌派”，指的是京外官吏、孜孜追求功名利禄的士人和商人。他们为“无脑筋之动物”，旁观派中之“天民”。这些人不知有所谓国，不知何者为可忧，也不知何者为可惧，他们饥而食，饱而游，困而睡，觉而起，鼠目寸光，思想迟钝，尸位素餐，无所作为，浑浑噩噩。但对于一己之私利，却斤斤计较，寸步不让，所谓“户以内即其小天地，争一钱可认陨身命”。他们麻木不仁，“譬之游鱼尽将沸之鼎，犹误为水暖之春江；巢燕处半火之堂，犹疑为照屋之出日。”“为我派”的官员是“据要津握重权”的人物，他们“似是常立于主位而非立于客位”，他们也不是没觉察国家之将亡，不是没判断出国家政事之兴废，但他们却“以老聃为先圣”，一切以无为处之；“以杨朱为先师”，一切以是否有益于我为准，只要“亡此国而无损于我”，则泰然处之。在“旁观者”六种人中，“浑沌派”是不知责任之人，其余五派是不行责任之人。在这些不行责任之人中，除“为我派”外，大抵都是社会上不居权要地位的人，他们面对国家危亡，面对政事兴废，都站在“客位”上，有的是“名士”者流，他们关心国事，也好言时务，但只是挂在口头上，并不付诸行动，他们唯一的能耐只会“咨嗟太息”、“痛哭流涕”，一切皆以“无可奈何”来搪塞。有的则以算账派面目出现，他们对于什么事也看不惯，既骂守旧，亦骂维新，既骂小人，亦骂君子，而自已一点主意也没有，什么事也不愿干，唯一的本领是笑骂而已。有的则自暴自弃，凡事推诿责任，自称“国民一阿屯”。有的是见风驶舵的风派人物，他们随俗沉浮，投机钻营，从中渔利，“向于东则随之而东，向于西则随之而西”，是典型的伪善欺世的“乡愿”。作者对“旁观者”六种人的描绘用的是呵责鞭挞之笔，但作者哀其不幸、惜其不醒的感情，始终贯穿其中，使人读后汗颜，也催人觉醒，发人深省。
读梁启超《呵旁观者文》，让人感受作者的爱国热忱，为救国图强而呼号，充满了希望和信念，这种振兴中华的精神弥足珍贵。在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不时也看到“旁观者”的影子，“其面常有忧国之容，其口不少哀时之语。告以事之当办，彼则曰诚当办也，奈无从办起何！”“如见火之起，不务扑灭，而太息于火势之炽炎；如见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于波涛之澎湃。”“非不关心国事，然以国事为诗料；非不好言时务，然以时务为谈资者也。”在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今日，是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促进派，还是做一个无所作为的旁观者？读一下梁启超的《呵旁观者文》，或许得到有益的启发。

[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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