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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富]

我所理解的侯唯动
——侯唯动逝世两周年祭

钱志富
（文学博士315211 浙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一 引子

今年是我国著名诗人侯唯动先生90周年诞辰。在他生前笔者曾经多次跟他通过信，通过电话，也拜访过他，建立过忘年交似的友谊，侯唯动在跟笔者长谈之后，给笔者表达过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笔者能够将他的一生写一个传。笔者很感谢老人对我信任，可惜的是这许多年来，笔者一面在一所大学里面高速运转着当教书匠，一面还要完成比较繁重的科研任务，而且有关老人的资料，收集起来实在困难，所以未能满足老人的这一个小小的要求。笔者2001年底拜望他的时候觉得他的身体很好，后来有多次通电话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原以为他会活过90岁的，没想到他逝世的时候才88岁。侯唯动的一生是对祖国对人民有所贡献的一生，他历经磨难，胸怀坦荡，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人，有傲骨却无傲气，对曾经整过他的人也无怨恨之心，对别人的提携帮助更是心存感激。今年是老人90周年诞辰，两周年祭辰，应该有人来纪念他。

二 懂得感恩的侯唯动

侯唯动，陕西扶风人。他出生的地方是光辉灿烂而又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典范性的王朝即享有八百年江山的周王朝就诞生在他的家乡。侯唯动所诞生的地方还是秦腔的故乡，剪纸的故乡，信天游的故乡，据说也是农民画的故乡。笔者之所以在此提到这些，因为这些光辉灿烂的文化因子在他日后的创作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侯唯动一生歌颂共产党，被称为老歌德派，有人说他怪，直言不讳地讲，这个人被共产党整了几十年，出狱后居然还要歌颂共产党。这些人是不懂侯唯动的，也是不懂共产党的，更是不懂中国文化的。是的，我们从表面看，侯唯动是很怪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侯唯动挨了打，还要感谢打他的棍子，这不怪么？其实如果我们认真去读侯唯动的一些作品，懂得了侯唯动的真心，赤诚的真心，他的将最好的期望寄予执政党的忠心，将共产党与最开明的政治文明相联系的真心，将党的一些具有巨大历史功勋的杰出领袖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的最美好的意象比如龙的意象，比如1989年他写的《龙颂》就是这样的文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侯唯动是一个怪人。笔者原来也不懂，这是看了他的一些作品，并且对他这个人作了比较仔细的考察之后，才觉得弄懂了的。当然，要弄懂像侯唯动的这样具有多种表象的作家和诗人是不太容易的。又比如，侯唯动曾经非常感激胡风对他的教导和提携，可是他又认周扬和冯雪峰等为恩人，以至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之中，这个愣头青都倒霉吃亏，差点被整死也不后悔，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侯唯动似乎是那种分不清是非的永远站错队的糊涂虫。肖军说他，谁倒霉都有他的份，谁发达都没他的份。延安审干的时候他被关了半年禁闭，胡风倒霉时他也跟着倒霉，以前穷凶极恶对他的周扬（周扬在延安审干和五十年代“肃胡”运动中几次整他）倒霉的时候他也跟着倒霉，可是谁走了鸿运，他却沾不了光，然而他还要感激这些人。诗人牛汉说他是个怪人，怪诗人。贺敬之说他在延安时就是一个怪人，归来之后还那么怪。笔者认为这一切的一切，皆源于诗人有一颗在什么情况下都懂得的感恩的心，所谓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
胡风提携他奖掖他，给他修改诗，发表诗，还推荐给音乐家谱写歌曲，这对于一个出生贫寒的青年而且是一个高小毕业就辍学在家的青年来说，难道不值得感谢么？关于《斗争就有胜利》一诗的发表以及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要感谢胡风的。虽然，侯唯动很有诗才，而且在胡风的《七月》发表他的作品之前，他已经是一个走出了潼关的诗人，在好些地方发表过作品。他自己曾经这样说：“三十年代初我就在西安报纸和赵景深的《青年界》和北平张露薇的《文学导报》以及魏伯、余修的《浪花》上发表《城堡的履历》、《题木兰行军图》等新诗作品了。”又说：“胡风说我是‘突出的例子是侯唯动从读者中走来’，那是指我一鸣惊人。” 的确，侯唯动曾经一鸣惊人。就是那首1938年在武汉出版的由胡风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七月》发表的《斗争就有胜利》，起了轰动性的影响。该诗经过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谱曲由另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张黎在长江边举行的万人大会上演唱，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1983年，七月诗派另一位著名诗人曾卓与四川诗人流沙河去南斯拉夫访问途经北京住在文化部招待所四人一室。曾卓对侯唯动说：“没有哪一个诗人像你那么轰动过！”而流沙河则说：“我上初中，把你诗抄在本本上。”可是，这首诗如果没有胡风的打磨、修改和发表就可能被埋没，关于这些情形，胡风曾经回忆道：“不知什么时候，我桌上放着一叠用粗糙的发黄的毛边纸写的诗稿。我看第一次时，对他模糊的字迹，文理有些不通的句子，真感到吃力，但它对我有着某种吸引力，那里蕴含着的对敌人的深切的仇恨，对民族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念，打动了我。我感到作者是在用全身心呼唤着斗争，投身在火热的战斗中，讴歌它。我试着给他加以修饰，将它重新组编了一下。剔除了外面的泥沙，稍加琢磨，玉石显露出来了，我的面前出现了一首好诗。我就将它发表了。它意外地受到了许多读者的赞赏和喜爱，连我的一些懂诗的朋友也为这诗叫好，有的甚至说当谱成歌曲。”（见198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胡风不仅发表了侯唯动的诗，而且还给他寄过去8块钱稿费，第一次寄去给退了回来。负责人的胡风见刊物和稿费退了回来，亲自在下一期刊物上等了寻找作者的启示。这让二十刚刚出头的青年诗人十分感动。当时一块钱的价值可以购买一亩地，当然侯唯动并没有将这些钱拿来买地，而是用在朋友看病方面了，救了一条人命。《斗争就有胜利》的发表带给侯唯动当然不只是名声和金钱，还有终生的影响。
的确，胡风对侯唯动的影响是终生的。学术界有一个意见认为侯唯动受过延安的洗礼之后在诗歌创作道路上已经偏离了七月派的创作道路，而且对他的那些作品，尤其是对他的叙事作品评价不高，用的理论是茅盾评价臧克家和田间的叙事诗的标准。李之实先生这样说：“《斗争就有胜利》的成功，不仅给侯唯动带来最初的声誉，而且也促使侯唯动决心投入火热的斗争。于是，一九三八年，就在这首诗发表不久，侯唯动就北上延安，来到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此后，侯唯动写了大量的诗歌，但是被采用的却很少，这是因为生活的变化正促使侯唯动的诗歌创作逐渐离开《七月》诗派的美学标准。”（李之实：《论侯唯动和他的诗》，《延安文艺研究》1988年第三期。）在具体谈到侯唯动的那些作品的时候，李之实认为侯唯动的那些作品艺术成就不高，并且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说：“但是，侯唯动却过分醉心于故事的叙述。因而常常人物过多，头绪复杂，情节曲折，着重于琐屑的生活场景的描绘，忽略了叙事诗‘感于哀乐’的主要功能。例如《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人物总数达到二十多个，其中主要人物也有六、七个之多。又如《西北高原黄土变成金的日子》，也有类似的缺点。作者未能用全力抓住几个主要的场面，以点睛式的大章法带动全篇，因而缺乏高潮，减弱了艺术力量。三十年代，茅盾在研究总结两部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叙事诗的得失之时，就已经指出：‘我认为叙事诗并非一定要有形式上的故事，——有了太严整的故事形式将使那作品成为 ‘韵文写的小说’。’ 侯唯动的这几部长篇叙事诗，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具有某些故事诗的特点，而缺乏史诗应有的素质，从而限制了它应有的艺术成就。” （李之实：《论侯唯动和他的诗》，《延安文艺研究》1988年第三期。）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影响的作家，他的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的吧，然而这与文学史上的情形未必相和，叙事诗并非一定要有形式上的故事，这是对的，然而有形式上的故事，有复杂的情节，有众多的人物不一定会使得那作品的艺术价值降低的。《荷马史诗》和《神曲》，拜论的《唐璜》，歌德的《浮士德》，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等不都是这样的作品吗？中国古代的《孔雀东南飞》，《琵琶行》，《长恨歌》等不都是有完整的故事，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故事情节的吗？所以我们珍重诗人侯唯动自己的选择，只要是诗，怎么样都行。其实在叙事诗创作上，侯唯动是有着雄心壮志的。他在《我所认识的高长虹同志》一文中说他当时就是“要为伟大的党和我国工人阶级写一部巨著，不使但丁、荷马、歌德、普式庚专美┄┄于前。”（侯唯动：《我所认识的高长虹同志》，《延安文艺研究》1985年第2期。）2001年6月30日至7月26日，侯唯动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给笔者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甚至说他的诗已经超过了歌德、普希金等：“两万多行，全世界第一个为工人写大部头叙事诗的是我。当然要和拜伦、雪莱、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媲美，并超过了他们。”
是的，侯唯动的确是以虔敬的心接受了延安的洗礼的，他的诗里面接受了民间艺术形式的影响，而且他的作品的确有叙事重于抒情的特点，但这很难说，是对七月派的创作道路的偏离，笔者认为理解成对七月派的创作道路的拓展比较恰当。
自然，胡风没有在他的刊物上更多地刊发侯唯动的作品，但胡风并没有反对侯唯动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而是及时地在关键的时候提醒了他，甚至是比较严厉地批评了他，使他更好地克服了自己的弱点和毛病，这就使得侯唯动走了一条更加能够出丰硕成果的道路，所以侯唯动才有了他的那些影响比较大的叙事作品的产生。胡风曾经批评他，说他的作品由于主观情绪贫乏而成了非诗的东西这在侯唯动以后的创作中是比较好地得到了纠正的。在胡风发表了侯唯动的《斗争就有胜利》之后，侯唯动经常给胡风主编的刊物投稿，但胡风一首也没有发表。胡风在给他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我还记得，那首诗以后，你陆续地寄来了不少，有的且是订成了一厚本的，但我都没有发表。”（胡风：《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胡风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家，胡风理解的现实主义与一般人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是不一样的，胡风要求创作主体要与创作客体之间发生相生相克的美学关系，既不是纯粹的主观，也不是纯粹的客观，而是主观与客观相熔铸的结果。胡风看出了侯唯动诗歌的主要问题，所以这样告诉他：“那理由（指不发表侯唯动诗歌作品的理由，钱按），在给你的信里不是没有提到罢。那些都是叙事诗，我相信题材都是你在战地耳闻目见的，小民小兵们底英勇的故事。不过，尽管题材怎样好，怎样真有其事，象你来信时所说的，但如果它没有和作者底情绪融合，没有在作者的情绪世界里面溶解，凝晶，那你就既不能够把撮它，也不能够表现它的。因为，在实生活上，对于客观事物的理解和发现需要主观精神的突击：在诗的创作过程上，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燃烧才能够使杂质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说叙事诗基本上也是抒情的，那原因就在这里。” （胡风：《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又说：“这是艺术创造和市侩主义的分歧点，这是真诗和假诗的分歧点，诗就往往死在这个分歧点底被人漠视里。”胡风说的当然不只是侯唯动的弱点，他说出了当时许多诗人的弱点，有的诗人甚至主张要放逐抒情。针对侯唯动的弱点，胡风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底那些叙事诗，就是由于主观情绪底贫乏而成了非诗的东西。当然，你是诚恳地肯定那些故事的，所以能够提起笔来，但你底肯定只是止于理念上的肯定，并没有达到和对象本身情绪的交融，因而你底诗还是止于义务地叙述出来的故事。你太相信题材本身了，以为既然题材本身那么好，作者只要尽了叙述（！）的任务就够。但你忽略了，题材本身的真实生命不通过诗人底精神化合就无从而把撮也无从表现，更何况诗底生命还需要从对象（题材）和诗人主观的结合而来的更高的升华呢。” （胡风：《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大约是侯唯动比较好地按照胡风的教导克服了自己的弱点，所以他的叙事诗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诗人创作了不少的叙事诗。长篇叙事诗《美丽的杜甫淌过的山谷》（1942年秋作，1951年四月华东人民出版社初版）、《将军的马》（1944年11月作，1951年四月华东人民出版社初版）、《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1945年4月作，1948年7月东北书店牡丹江分店初版）、《红头巾》（1945年4月作，1948年7月东北书店牡丹江分店初版）、《西北高原黄土变成金的日子》（1945年5月作，1953年3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初版）、《劳动英雄刘英源》（1949年哈尔滨三联书店初版）等诗在诗歌界引起了相当的反响。胡风自己也是对侯唯动的那些作品持有肯定的态度的。上个世纪80年代，侯唯动要出版诗集，胡风还替他写过一篇名叫《斗争的青春》的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面。胡风说：“他的诗写得像样多了，所表达的对敌人坚决斗争和对党对人民的热忱歌颂，是很感人的。” （见胡风：《斗争的青春》198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侯唯动不是犹大，他是在恩师胡风的奖掖、提携和指正之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在五十年代“肃胡”运动中，侯唯动没有卖师求荣，他对恩师是永远心存感激的，而且他为了这种感激之情受了24年的牢狱之灾，以至于他的恩师在几十年后见到他都说：“对不住啊！”
周扬是鲁艺的院长。而侯唯动是在鲁艺成长起来的，他忘不了鲁艺对他的培养。如果说，没有胡风就没有侯唯动这个命题是成立的话，同样没有鲁艺也就没有侯唯动这个命题同样成立。周扬作为鲁艺的院长邀请一些专家给鲁艺学员将文艺理论，讲世界名著，事实上是培养出了一大批文艺人才的。而周扬自己还是有很高的文学艺术的素养的，周扬是爱鲁艺的，也是爱鲁艺的学员的，至少在延安审干之前，周扬对鲁艺的成长和建设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侯唯动这个懂得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人怎么会不对自己的老院长心存感激？侯唯动曾在给笔者的信中这样谈到周扬：“周扬的《新艺术概论》是全院大课，在教室北边篮球场讲授。他们在上海当儿，文艺家只注重撒传单、贴标语，忽略了创作好文章。因此周扬便在鲁艺被批评为闭门提高。┄┄历史是公正的┄┄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十七年，‘试看宇中，果是谁家之天下？鲁艺同学耳。”又说：“柯仲平的‘大众艺术的野战兵团’虽在西安成立了陕西艺术研究院，因为当时只顾普及，对演员们没有提高，相形见绌了。”“有的小树苗，才长三寸，便开了一朵花，从此挣死了，没有长成大树。周扬有他的远大眼光。”值得注意的是，侯唯动在文革中还曾经为周扬落泪：“在天津，四害横行高潮时，见街上贴的周扬和苏灵扬被打的惨像，说是文艺黑线头子，我哭了。造反派喝问，我说那阵旋风刮沙子迷了我的眼了┄┄”改正过后，由于周扬的谈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文章受到批判，这也引起了侯唯动的敬意：“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情味和异化论的那篇文章（至今未读到）。听人说了，‘文革’中他在秦城监狱关了九年，他灵醒了。贺敬之组织人写了批判他这篇文章的文章，我看了。胡乔木出了一本书，翻了翻，仍旧。我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审干后我写信骂你，认为你坏，现在才明白了，党内有一条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不能怪你，我向你道歉。我们也给你平反改正。我和老院长‘历尽劫难师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在肖军创作五十周年庆祝会上，他见我笑了，问：‘解决了吗？’（指房子问题），还是那样亲切，老院长呵！”
作为七月派诗人，大家都知道侯唯动的二十四年冤狱是陪胡风坐的，侯唯动受了连坐。其实，侯唯动也因为对周扬表示了敬意而吃亏。侯唯动说：“出了冤狱，黄钢和刘炽团结一百多位鲁艺同学，成立鲁迅文艺研究学会，反对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我参加了三次。第三次签名时，我不了解未签。见了贺敬之，问他咋不去参加。他听了我的详叙，给我拍桌子。第二天文联秘书长陆石也骂我。说我参加鲁艺校友会干什么。我说是研究学会。中宣部把签了名的开会整了几天。原来黄钢、刘炽的后台是胡乔木。他想排挤了周扬，自己领导文艺。这样子我便被晾在干岸上，在招待所四人一室当‘铺’长。孟伟哉才给了小房三间。”
当然，让侯唯动感恩的不只是胡风和周扬，他对柯仲平、冯雪峰都十分感激，因为他们也提携过他，帮助过他。他总是这样向别人尤其是年轻人介绍说：“38年武汉《七月》十期，胡风栽培我，《斗争就有胜利》轰动了抗战时期；39年柯仲平领导的‘大众艺术的野战兵团’，我走遍边区；40年入‘革命文艺的堡垒，周扬巩固了发展’；建国后，冯雪峰把我的几本长诗，收入他主编的《文艺创作丛书》。解放战争中，东北有三多：全世界只有我为工人阶级创作了两万行长篇叙事诗，《日月赶不上给工人拾鞋带》。”

三 九死一生的侯唯动

侯唯动诞生于1917年7月15日（农历，公历9月1日），侯唯动自己说这是牛鬼蛇神诞生的日子，因为农历七月半是鬼节，后来他果然当了被打倒了多年的牛鬼蛇神。上个世纪40年代初还在延安的时候，侯唯动就经历过“车轮战”，关在漏风的窑洞里，五花大绑地勒在柱子上三天三夜。半年禁闭差点将他关死。解放战争时期，侯唯动随军到了东北，一次生病的时候，差一点被国民党特务谋害。1955年胡风案件中也受到株连，被打成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曾经有二十四年的时间受到迫害，可谓九死一生。在天津蹲了24年监狱，出狱时瘦得皮包骨头，一个大男人只有80斤重。1980年，他见到胡风时，深明大义而又胸襟豁达的胡风对他说：“对不住啊┄┄”这让诗人侯唯动不禁热泪滚滚。值得注意的是，侯唯动改正之后，有长达17年的时间住在文化部的招待所里，处于半安置状态，过着一种出无车食无鱼居无所的远不如人的生活。后来房子问题终于解决了，但小得可怜，不太像是一个曾经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过极大贡献的人居住的地方。侯唯动曾经这样给笔者解释他的名字和命运：“侯者，古代摹拟人像之箭靶子也，唯一地在各种‘运动’中‘当运动员’（鲁果说还是冠军）。生于1917年蛇年，农历七月十五，古孟兰会鬼节酉时（天搽黑时分）。‘牛鬼蛇神’，‘黑五类’，时也，命也，运也。”当然老人毕竟熬过来了，他说：“到底见了邓青天！列宁说的太好了：‘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侯唯动能享米寿，令人羡慕！

四 一鸣惊人的侯唯动

作为诗人，侯唯动可谓少年英才。据他自己讲他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已经发表作品了，那时他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他的起步与后来大名鼎鼎的艾青和田间是差不多的，只是艾青、田间在上海名气大，而他侯唯动在陕北，不太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侯唯动告诉笔者说：“三十年代初我就在西安报纸和赵景深的《青年界》和北平张露薇的《文学导报》以及魏伯、余修的《浪花》上发表《城堡的履历》、《题木兰行军图》等新诗作品了。”又说：“胡风说我是‘突出的例子是侯唯动从读者中走来’，那是指我一鸣惊人。”的确，侯唯动曾经一鸣惊人。1938年在武汉出版的大型文艺刊物《七月》发表了他的《斗争就有胜利》，起了轰动性的影响。1983年，七月诗派另一位著名诗人曾卓与四川诗人流沙河去南斯拉夫访问途经北京住在文化部招待所四人一室。曾卓对侯唯动说：“没有哪一个诗人像你那么轰动过！”而流沙河则说：“我上初中，把你诗抄在本本上。”
说起这首让侯唯动一鸣惊人的《斗争就有胜利》，还有故事。出生在陕西扶风县的诗人侯唯动家境十分贫寒，祖父一代家境很穷，经常缺吃少穿，揭不开锅。一九二九年前后的关中大饥荒，差一点被饿死。父辈以后，逐渐积了一些钱，置了几亩旱地，盖了几间房，日子虽然清苦，总算过得去。据说6岁的时候，上过一年私塾。后来转为新式学堂学习。上小学的时候，侯唯动接受了一年级班主任、地下党员冯奠安的影响，使得自己确立了为将来解救苦难的中国而发奋读书的目标。正是在冯老师那儿，少年侯唯动接触到了“五四”时期进步的文艺期刊《新青年》、《向导》等，以及鲁迅的《阿Q正传》、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等，这些进步读物不仅打开了少年侯唯动的眼界，而且培养了他敏锐的文艺兴趣。由于家境贫寒，侯唯动只读了个高小毕业。之后，他从事着农业劳动。他边劳动边创作边读书，他的好写诗就是在田间地头有了灵感勇破瓷瓦块想起一句在田埂上写下一句日积月累写下来的。笔者喜欢这样的诗句：“活着，/像是为了做活；/做活，/又不是为了我们的生活。”这些诗句寄寓了诗人的真实体验，是结实的，健康的，也是质朴而清新的。后来，侯唯动读到了许多反映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史文章，也听了他的同学樊鹏章讲述的关于红军长征的情况，这些故事激动着他幼小的心灵，也给了他创作新的诗篇的灵感。《斗争就是胜利》就是诗人1936年初至1937年在底田间地头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的。
诗成之后，诗人到了西安。在西安的时候，侯唯动与郭铁、袁韧等同学一起编辑出版了一期《抗战文艺》，见到了青年作家张烽火、懂鸿儒、赵清平等，无意中想问及能否给当时影响极大的《七月》投稿，得到的回答是《七月》是给大作家登载大作品的刊物。侯唯动听后不服气，贴了一分钱的邮票，还没来得及封口，就将他的诗作《斗争就是胜利》寄了出去。没想到，《七月》的编辑胡风看上了这首瑕瑜互现的诗，经过修改并将题目改为《斗争就有胜利》发表在该刊1938年第10期上，结果引起了轰动。由于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的极力推荐，著名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果然将《斗争就是胜利》的前五首谱了出来武汉江边由张曙演唱大获成功，后来在延安，冼星海热情接待了诗人侯唯动，并请他修改另四首以便谱写歌曲。可惜的是后来冼星海远去苏联而且一去永不还所以没有实现此愿望。
一鸣惊人之后的侯唯动受邀成为了许多进步刊物如《七月》、《全民抗战》、《新华日报》等的特约撰稿人。他写的诗更多了，发表的诗也更多了。长篇叙事诗《美丽的杜甫淌过的山谷》（1942年秋作，1951年四月华东人民出版社初版）、《将军的马》（1944年11月作，1951年四月华东人民出版社初版）、《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1945年4月作，1948年7月东北书店牡丹江分店初版）、《红头巾》（1945年4月作，1948年7月东北书店牡丹江分店初版）、《西北高原黄土变成金的日子》（1945年5月作，1953年3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初版）、《劳动英雄刘英源》（1949年哈尔滨三联书店初版）等诗文发表甚多，收入各种诗选，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以至于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有一种说法，即东北有三多：刘白羽战地通讯，毕君武漫画，侯唯动的诗。而且侯唯动的诗在艺术上也获得了比较大的进步以至于50年代初胡风读到他的诗曾经给以表扬。他的一些诗还翻译到国外比如苏联，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1980年平反以后，侯唯动迎来了他一生创作的第二个高潮。他除了写诗比如写作《龙颂》等差不多2000多首诗歌以外，还写了许多回忆、纪念高长虹、柯仲平、肖军、胡风等的长篇文章，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文学史资料，侯唯动还以惊人的速度创作了三部二千万字的长篇小说如《观世音菩萨下莲台飞碟上下求索》等。据说侯唯动每天都在写诗，仿佛总有不尽的灵感催促着他。家里所有能下笔的地方，都题满了他信手拈来的诗句，就连每页日历上都写着诗。侯唯动真是一代诗痴。身体健朗的时候，他每天能写十多首短诗。儿媳彭银记得，“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人都糊涂了，还在不停地写诗。”这就叫做生命不息，创作不止。

五 老来受穷的侯唯动

常言说得好，年轻不怕苦，只怕老来穷。进入老境的侯唯动经常说，臭老九不臭了，可是穷了。而他的老来受穷，还是君子风的受穷。曾经有人要用50万元的高价购买他的一部小说即《观世音菩萨下莲台飞碟上下求索》的版权，可是他害怕别人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进去，他不买。他看了电影《编辑部的故事》，很认同里面的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然而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可是，他自己却是生财无道的人。他自己企图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他要学刘晓庆抓大把大把的钱“换一种活法”，他眼红张贤亮“卖荒凉”成作家首富。不仅拼着命写他那些换不来钱的革命文艺作品，而且还搞一些医药的发明创造，申请了两个专利，一种为治疗淋巴腺结核的中药（内服），一种治疗黄疸病的中药（外贴），结果花去1万元的申请专利费用，一分钱也没挣回来。

六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侯唯动

侯唯动一生著述等身，可是他高小毕业，这全靠他自己刻苦努力，他似乎是那种见书就读，见书就买的人，好的书他会买几套送人。叶德浴教授的《七月派：新文学的骄傲》就买了好多本送人。笔者也得到一本由他自己签名的书。侯唯动很骄傲，他有很多很有出息的学生。他说：“我的学生已好些成了名家，如词王张藜，《丝路花雨》作者程式荣，《北京文学》研究部主任谭亿，诗人陈林涌，肖益人……”
侯唯动说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精神是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他忘不了一生中给了他决定性影响的几位老师：冯奠安、胡风和周扬。他说：“我的启蒙老师是扶风乡党冯奠安。他是二十年代党员，参加了大革命的，后回故乡当了教员。‘石在，火种不会灭绝。’（鲁迅）他为党培了大批的革命干部，建立了新中国。我的成为‘首先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胡风）完全是冯奠安老师的功劳。

山是冯师开，
树是冯师栽。
栽下梧桐树，
惹得金凤凰飞来。

冯奠安纪念碑今年树立。他的学生之一，陕西党校教授经济学家，诗人白清桢已给编出了《冯公略诗文集》（公略是冯师字）。
吃米莫忘种谷人，我对他的后代人的成长，尽心尽力，连他是三代人。尊师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正是鲁迅、冯雪峰、胡风、周扬与冯公略的这种优良传统，我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七 喜欢奖掖后进的侯唯动

侯唯动在给笔者的信中写道：“我出身农民，又是革命培养出来的干部和诗人。身上没旧的‘文人相轻’的恶习。襟怀坦白，文人相亲。举几个例子。我40年去鲁艺文学系三期时，李方立的诗写农村题材多。他的诗不华丽，质朴。何其芳是系主任不欣赏。他当然压抑。给我看，我叫好，拿给文抗会的艾青。他发表在《诗刊》上，期期有。提拔了他，腾飞了。边区开议会，他写了长诗《山野间的歌舞》，我亲抄。一篇寄给茅盾在重庆主编的大型刊物《文哨》，刊在首页。在肖三主编的《大众文艺》上，第一个发表了歌颂毛主席的长诗《他和大众在一起》，我把他的诗也给艾青，每期有。一次艾青从抽屉中拿出两篇诗。他说你看这题目，一叫《呀——》，一叫《叭叭叭》，他就不看了，不用。我一看是党校的我的诗友郭小川，再看诗。《呀——》表现一战士负伤，惊叫呀，牺牲前遗憾再不能杀敌的心情┄┄。《叭叭叭》写战士在战斗间隙，掏出小烟锅，在鞋口内抽烟提神的神情，好极了。郭是王震的秘书。我说艾青，这诗好极了，他一看发表。从蒋匪快速纵队在开封要打内战了，坦克手东北人史松北开了小差投奔延安。他在行政学院，审干最后‘甄别’时和我在一个小组，住一窑洞。难中喜相逢，他写了一本长诗是写在滇缅路，他是汽车兵为中国运输‘一滴汽油一滴血’的亲身经历。我给发表在我在鲁艺编的诗墙报上，轰动了，引见了艾青、公木、李雷等诗人，被称作‘立体的诗’。东北解放战争中，公木给发表在《文艺月报》上。新中国成立，我把他的诗集推荐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这便是《从南到北胜利在召唤》。鲁艺同学安危、草沙的长篇小说《土地的儿女》、《大裤裆的故事》推荐给上海袁秋琛的文化出版社出版。草沙的第一本长篇《东霸天的故事》发表在《东北文艺》上，我推荐给邵公文的三联书店出版。助人为乐，总在扩大革命文艺家的队伍。”

八 后记

笔者曾经因为写作博士论文《诗心与现实的强力结合——七月诗派研究》于2001年年底即12月24日到他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十号一号楼一层五号的中国文联宿舍的寓所去拜访过他。那是一个寒风凛冽，冰封雪冻的日子，北京的冬天可真冷。可是，我们的侯唯动老人却是热情的，宽厚而真诚的。见到笔者的时候，他也是激动的，仿佛见到了他一生中也没见到过的贵客。在详谈之前，老人将笔者引到他的一间屋子里。保姆示意说，那个屋子太冷，应该在一个暖和的屋子里接待我。可是老人执意不肯，坚持要在那个在他看来有点神圣的屋子里，因为在那个屋子里，供奉着他于1997年向原国家专利局申请到的两项医药专利证书以及青铜奖牌，还有他1995年获得的由中宣部和中国作协颁发的“以笔为枪 投身抗战” 青铜奖牌。这是老人一生的荣耀。笔者先前跟他通过几次信，他十分愿意将他当年一切的情形都告诉笔者。他自己冒着暑热光着膀子写了上万字的材料给我。记得他还寄给我一张他1992年5月23日的题词：“喝了延河水一生心里美，见过宝塔山永远站的端”，给人留下很深印象。诗人侯唯动给我印象是善良、真实、倔强，有同情心，懂得感恩。凡是对他有过帮助的人他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侯唯动生前对笔者信任有加，曾命笔者完成两件大事：一是给他自己写一部传记；二是要我讲浙江省的诗歌繁荣起来。每次打电话，侯唯动就要叮嘱又叮嘱，说一定要办一个刊物，团结一批人。他说，浙江还没有一个诗歌刊物，应该办一个像《诗刊》，《星星》那样的刊物。他还希望他在闭眼之前能够见到。无赖笔者才疏学浅，也无能耐，只能让老人失望了。或许今后能够在赋闲的时候做一点这样的事，也很开心。写到这里，希望能够读到这篇文章的师友能够更多地提供侯唯动的资料，或许在某一天能够真的给他写一部传记文学呢。
笔者笔力拙钝，为了写这样一篇文章也费了老鼻子劲。笔者将侯唯动生前提供的资料看了一遍又看一遍，始终下不了笔。这是一项债务。今天终于还上了。

2007年7月18日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巫逖]

拜读过。学习侯唯动 为人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