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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晏]

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

作者：杨恒均

小说是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学表现，一部好的小说不仅仅是像镜子一样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而是通过集中、经过提炼，加上合情合理的想象力，最后使用虚构的形式凸现了比杂乱无序的事实更“真实”、更符合某种“道理”的“现实”。

我想，很多读者可能都是从巴尔扎克了解到当时的法国社会，《战争与和平》给我们这些普通读者留下的印象比任何一本历史书籍都要深，《古拉格群岛》和《动物农庄》让试图美化那个年代的老左都忙不迭地闭上了嘴巴，《1984》至今让我们感到如此熟悉而胆战心惊。还有《红楼梦》，虽然我始终认为是一本带点色情的流行小说，但鉴于这本书养活了一大批文人学者，我也就不多评论了。再说，这本书中毕竟对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一定的刻画和分析，对才子佳人的互动——主要是打情骂俏和偷情，以及遗精和意淫都有大篇幅的描写。在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只有《金瓶梅》可以和它相提并论，难怪人家大学者刘X复说，客居美国的他只要在床头摆放一本《红楼梦》，就好像把整个故乡也带在身边了。

好的小说是一针见血的现实加上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这种小说或给人某种“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感觉，或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讶，这类小说中国不多，现在更是没有。当然中国也有另类的，也不错。举个例子，从大学毕业我就进入官场，而且转战好几个地方和不同的部门，按说，我对官场的作风和做派很熟悉吧，可是就是深深感觉到了那个味道，却说不清、道不明。后来偶尔读到王跃文的《国画》，立即有“蓦然回首”的感觉。一部小说《国画》竟然让我陡然看清了自己已经处身其中达十几年的官场。好的小说就应该有这种效果。当然，由于我们自身知识和经历的局限，更多小说扮演的角色是在我们大脑中“开启一扇窗户”或者“开天窗”的感觉，让我们读到这些书后，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眼界开阔了，又或者思想上得到了某种启发，也豁然开朗了。要提几个以前让我有这种感觉的中国作家，还是提几个姓王的：王蒙、王小波和王朔，——牛逼吧，和我吃菜一样，喜欢大肥肉，也喜欢酸菜。

中国是不出产小说的，上面说了几千年的历史也就那么几部被推崇的。例如《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至今还在热炒。人家美国搞好莱坞大片，咱中国也搞。人家的大片悬念重重、荡气回肠，我们的大片呢？三国演义，赤壁之战——我的老天，连我们楼下修鞋的民工都对这些个故事倒背如流，你竟然还要神秘兮兮地拍大片，而且搞得全中国人民都在万众期待？期待啥？期待诸葛亮长得什么样，期待小乔由谁扮演——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大片，塞满一大堆所谓大牌演员推出毫无剧情、毫无悬念，甚至已经毫无意义的“大片”。其实不如让这些大牌演员脱光衣服，一起演三级片，保准票房世界第一，全民沸腾，而且留名青史。

再看看最近又要重拍的《红楼梦》，都动员起来了，要上演一部几乎识字的人都看过的一曲电视剧，这次能够拍成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让演员更牛逼些就成为这部电视剧最大悬念和卖点，听说，演员还没有选定，就传出了候选演员纷纷和评选委员会上床的新闻，纷纷扬扬。还不知道到时能不能拍出点新意，能不能把贾宝玉遗精的细节拍出来？干脆不要让林黛玉那么快呜呼哀哉，不如搞一场贾宝玉和林黛玉躲在大观园野合的激情戏，最后贾宝玉也就不会看破红尘而出家修炼了（修炼这玩意也不符合现在的中央政策），最好修改一下，来点惊喜，剧终时让贾宝玉为朝廷效力，共建和谐社会算了。建议有品位的网友恶搞一下《红楼梦》。

从中国文艺界和传媒激情投入《红楼梦》来看，中国未来的电视剧市场仍然是西方的，《迷失》、《24小时》、《越狱》、《城市与性》等等类似的电视剧仍然将主宰中国的年轻人和未来中国。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已经永远走不出《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了。

中国不出产小说的原因有很多。这里我就描写社会现实一类的小说提供管见。今年的各类纪念活动特别多，大的就有反右五十周年，还有文革，还有六月的纪念活动等等。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那就是关于这几次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件，纪念的文字大多是像匕首一样的杂文和短文，也有一些长篇纪实、回忆录等。但却鲜有小说等文学类作品。这是怎么回事呢？看看文革吧，那么一件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我们民族留下了几部直接反映文革的小说，更不用说流传后世了？伤痕文学触及的顶多不过是一些不痛不痒的皮外伤，很多以写自己家庭为主的记实写得不错，但最后也始终没有跳出自己的家庭，赚一些稿费和外国人的眼泪还可以，要想留给后世中国人看，就失去了颜色。

为什么没有文学类作品，特别是没有重量级的小说呢？在苦思冥想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和想象力有关。先不说普通人，就拿几位大作家来说。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建国后的三十年，有多少作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如果你一下子想不起来，我就提一个醒：那个创造出脍炙人口的小说作品的老舍，如何孤单、凄惨地慢慢地走进了未名湖，结束了自己一生……还有写出了那么多反映1949年前社会现实的茅盾、巴金……

可是，为什么那些人一个也没有写出堪称佳作、可以流传后世的反映1949年后残酷现实的小说作品呢？老舍是死了，可还有很多人没有死成呀。他们又为什么不写呢？如果说当时被迫害不能写，后来改革开放了，为什么也写不出？就拿巴金来说，他本来就是写小说的，可是为什么他后来不再写小说，而只写了一个回忆录性质的玩意？

当然可以说是环境造成的，因为写出来也不能发表，不能发表就无法赚取稿费和名声，这有一定道理；还有人说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心有余悸，也不敢写了，我都很认可这些说法。可我说的这些写小说的也不是泛泛之辈，不至于那么鼠目寸光吧。他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名著，什么叫名留青史吧。再说，他们也不是没有吃的喝的，还不至于写一部小说一定要发表才能保持温饱或者小康。我不认为这些政治和现实的问题是他们创作不出好作品的主要原因，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近得到了这样的答案。我认为，是他们的想象力枯竭了。

我说这话不是在讽刺他们，更不是小看他们，我还不会那么狂妄。从他们的经历和学识上说，他们的想象力绝对比我辈要强。但他们的想象力还是枯竭了——他们的想象力相对于现实而枯竭了！现实已经超越了他们的想象力……

先放下老舍、巴金不说，先拿我开刀吧。因为我也发现自己的想象力枯竭了，相对于我面对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失去了想象力的我就像一条在干涸的池塘里挣扎的小鱼儿……

在我推出《致命武器》时，很多读者被吸引和感动了，特别是第一部《残肢断臂》和《盲流之歌》，我收到了超过五十封来信，看着这些信，让我都不好意思起来。因为他们大多认为我想象力好，把中国现实凸现了出来，可是我怎么告诉他们呢，告诉他们我《致命武器》中引用的故事（特别是农民工的苦难故事）其实都是从中国各大官方报纸上抄下来的，除了那个间谍故事是我想象力弄出来的之外，其他都是如假包换的现实社会中真实发生的？

后来我试着写几部反映大陆贪官污吏的中篇小说，而且也弄出来了（如《恐怖档案》、《幽灵谋杀案》和《中国特色的犯罪》等），我自以为已经很充分地发挥了想象力，这次已经够他们——贪官污吏受了。可是结果呢，——有一天我在澳门和两位大陆来的美女见面，忍不住给她们看了小说，她们看后就丢在了一旁，让我失望。后来在聊天中，她们告诉了我一些事情，她们告诉我的是广东一些地方如佛山，珠海，三水，韶关等局、处级官员到澳门玩，每次都带不同的情妇，每次都几十万、几百万送情人礼物的故事。故事如此精彩，深深吸引了我，和我的故事不同的是，她们不是凭借想象力的文学虚构，她们告诉我的都是指名道姓的事实。最后看到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样子，其中一个美女误会了，以为我产生了怀疑，就伸出手脖子，告诉我，她那块钻石劳力士值二十万港币，是前几天她过来之前，目前正在位的广东省组织部某副部长送的！

从那以后，我不但没有继续写我的贪污腐败小说，而且我连写好的那几篇都不敢再看。我那靠发挥了无穷想象力而编写的小说，和这两位高级二奶顺口说出的真实事件相比，比小学生作文还要幼稚。

这就是我说的作家的想象力在现实面前枯竭了的事例。还有一个就是我一直想写一部反映农民工艰难处境的小说，把最近在广东地区（东莞、汕头、增城）了解的农民工（包括大量十八岁以下的农民工）状况用小说的形式反映出来（之所以用小说形式而不是报告形式，是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关注）。我的小说只用编写情节，其他的都有事实作为根据，用不上多少想象力。小说基本构造好了。

但我已经决定不写了，因为写出来最多不过是废纸，是很幼稚的，至少会被批评为极端缺乏想象力。一个写小说的，如果被批评为缺乏想象力，还他妈的不如去卖红薯。

为哈半途而废，而自认为缺乏想象力呢？看看报纸不就知道了，那个山西的黑窑童工事件：一些八岁到十三岁的孩子（如果想象为你自己的孩子可能会引发你心脏病的话，不如设想为一个邻居的孩子，好吗？），在皮鞭的驱使下做奴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吃不饱穿不暖，随时会被打死，然后埋掉，这些孩子是否有人类孩子的感情？是否会想念外面的世界和他们的父母？我们不得而知，也不敢随便使用想象力。但我们肯定这些孩子是不知道什么叫和谐社会的，也不会看陕西电视台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

我X它奶奶的！我写了这么久的小说，怎么就没有这样的想象力？怎么就无法幻想出如此泣鬼神、惊天地的惨无人道的故事情节？

因为这不是想象力可以想象出来的，这是现实，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件，而且不是孤立地发生的，是由来已久的。并且，还有更多类似的事件在不受我们想象力控制的范围外存在和蔓延、发展。

我静坐在南半球的暗夜里，听着外面的风声和雨声，心里充满了悲凉的感觉，我努力回顾自己所有读过描写人类苦难的世界和中国名著，从《悲惨世界》到《雾都孤儿》，从《包身工》到《为奴隶的母亲》……我得告诉你，他们这些比我牛逼得多，比我更有想象力，也见识得更多的文豪，也没有能够想象出这种事件，而且这种惨无人道的事件就发生在充满了各种先进性的和谐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你说，中国还能有好的小说吗？过去十几二十年，很多作家试图描写我们的社会，他们悲天怜人，充满同情心和大爱，可是有哪一个作者能够在自己的小说中幻想出孙志刚、黑窑童工和煤矿工人等这种让人震撼的故事吗？——可怜的中国作家，我们的想象力哪里跟得上时代的脚步？

让我们再回到大作家巴金和老舍吧。就拿巴金来说，他的小说是这样被介绍的：在暴风雨到来前的中国，在大革命时代，年轻人要冲破封建家庭，冲击封建的社会制度，走向光明的未来……不用多介绍，只要告诉你，有很多很多的革命青年就是读了巴金的著作而走上革命之路的，牛逼吧？

牛逼是牛逼，但巴金1949年后来受到的“封建”的折磨，包括一言堂和集权迫害，大家不妨对照一下他的小说，看看哪一个更严重。我想，不用说，巴金后来的遭遇已经超过了他自己小说中鞭打的那个制度、那个社会施加于个人身上的——他的想象力已经用完了，现实已经战胜并超过了他的想象力……

这解释了我一直以来都迷惑不解的一个现象，为什么改革开放后，那么多死里逃生的大作家好歹写不出有关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的文学作品，因为那件灾难超过他们的理解和想象力，他们至今还糊里糊涂，他们玩完了。

我八十岁的父亲前段时间叹了口气说，现在不用写什么小说，如果真有作家要想留名千古的话，只要用心把中国发生的一些奇闻轶事真实地记录下来，整理成书，保证永远流传。父亲说，现实中发生的事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部小说所描写的，没有必要再提炼，没有必要再综合，没有必要再加上想象力来吸引读者了——

父亲活了八十岁，他的话让人泄气但却很有道理。不错，我们生活在最糟糕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说是最糟糕的时代，大家看看新闻、看看周围，北京的解放军杨利伟都上到太空了，我们的十岁多的孩子还在皮鞭下干苦力。说我们是最好的年代，——这个年代，你要留名，不用写小说，只要把发生的人类历史上早就应该绝迹却每天在中国大陆上演的丑恶事件真实地记录下来，我可以担保一千年以后的人类还在研究你写的东西，他们还会在某个电视台的大讲堂上问：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鸡巴东西，怎么他们都上到宇宙上了，可他们的孩子还在皮鞭下当奴隶，他们不是有代表很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的政府吗，怎么还……

几天前在读者文摘上看到最早启发我写国际关系小说的汤姆•格兰西的一段话，在被问到小说和现实有什么分别时，他说分别在于小说必须合情合理……

太妙了，我算是为自己想象力枯竭找到了借口：不是我没有想象力，而是因为我还没有疯，我还没有失去理智，我还不会编造一些不合情理的情节来吸引读者。

试想一下，我怎么会在我的小说里想象出一个祖国的花朵在陕西黑窑里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我疯了吗？我如何向我的读者解释这种事情存在的合理性，说我不是在胡编乱造？而且，就算我写了，我也无法在大陆出版这样的小说（《致命武器》始终无法出版），甚至还会因为这样的小说而受到起诉，一些地方官员会跳出来指控我对社会不满，对现实制度充满仇恨，甚至把我打成黑社会，也说不准的。

我想，汤姆•格兰西说得对，任何一个写小说的，都必须合乎情理地编造任何一个故事和情节，而且他必须对自己的故事和情节能够说出一番道理来，让人觉得这样的事情就是有可能发生的。

可是，在现实里呢？你能告诉我发生在山西黑窑里的童工是合情合理的吗？有人能够给我们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吗？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继续追寻下去吗？找出发生这一切的根源吗？

各位，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需要虚幻的小说的国度，生活在一个想象力完全枯竭了的时代，作为作家，如果你还拥有一个会逻辑思考和推理的大脑，如果你还知道什么样的故事情节是符合人类常理的话，我得告诉你，你是注定什么鸡巴合情合理的小说都写不出来的！

（杨恒均于2007-6-17）

[巫逖]

节日快乐。

[刘明梓]

分析的透彻　绝对赞同　支持

[墨竹淡香]

真是一吐而快！欢迎朋友！

[留恋往返]

这贴子太厉害了，一篇短文，竟然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活脱脱跃然纸上！

谢谢李先生推荐！

[留恋往返]

6月是一个让人难过又难堪和无奈的月份，今年的6月尤其如此。山西黑窑里的奴隶制和唐山受装甲车保护的黑社会让我们在刺眼的夏日里感受到阴冷的黑暗。好在6月总会过去的，7月1日一定会准时到来，不是吗？7月1日是喜庆的，不但是建党节，也是香港回归纪念日，姑且让我们把6月当成黎明前的黑暗吧。

今年正好是香港回归十周年，各方面都紧密锣鼓，欢欣鼓舞，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到香港与港民同乐。想一想，到时无论你在天涯还是海角，电视、报纸和互联网都会给你带来铺天盖地的喜庆气氛，在有高度组织和纪律性的大陆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全民一定会再一次沐浴在洗刷百年耻辱的兴奋和自豪之中。

虽然我的自豪感已所剩无几了，但也许媒体的盛宴可以把我带进香港普天同庆的和谐社会里去，暂时把我从黑窑童奴和黑社会装甲车的愤怒和羞辱的氛围里解脱出来。

可是，不管你身处何处，不管你是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着手，变革我们的体制，改变我们自己，通过媒体像传染病一样塞给我们的那种喜庆气息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过不了一段时间，又会有超过我们想象力的邪恶和丑陋的事件在中国大陆上演，又会把我们一次次从媒体营造的梦幻般的气氛里带回到军阀割据的黑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的现实之中。



香港收回十周年是值得庆贺的，香港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昨天在北京举行的香港回归十周年成绩展上，香港特首曾荫权作了主发言。这位港英当局培养起来的特首嘴巴一张，吐出的竟然是他几十年从来没有说过的、但我们大陆民众却非常熟悉的话语：香港十年的发展要感谢北京党中央的领导……估计这话有真心的成分在里面。查阅了这位英国人培养的高官，过去几十年发言上百次，从来没有听到他开口感谢港英当局或者伦敦政府。

北京政府果断收回香港，洗刷百年耻辱，要肯定！邓小平高瞻远瞩，实行“一国两制”，更要肯定！北京政府能够保持回归后的香港制度不变和高度自治，保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坚定了香港人的信心，也同样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最后一个肯定不是因为北京政府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它一忍再忍，最终没有做什么，听上去让人觉得有些心酸。我想，曾荫权的话是不是隐含着这样的内容：香港开放十年的成绩要归功于北京党中央，主要是因为你们保持香港的制度不变，什么也没有做，我们才取得了这些成绩……

毫无疑问，香港的制度是优越的，是值得不变和保持五十年的。那么，北京承诺要保持的香港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香港当时实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和西方成熟的典型的民主制度都相去甚远，以前港督是英国派来的，现在的特首也是北京首肯的，香港人民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可是，香港的制度却显然有极大的优越性，该怎么认识呢？

我从理论上无法说清楚，还是谈自己的切身感受吧。离开香港已经十年，但即便1997年8月离开香港后，我在西方多个国家住居长达十年，这十年中也从来没有停止观察和思考香港。香港虽然没有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然而，不但经济上实行的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其他的政治和社会特征几乎都和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类似，有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法治与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游行的自由。

英国当局最大的贡献是在香港建立的法治，以及当他们给香港派去了一个有权有势的总督的同时，也送给了香港人一份更加有权有势的礼物：媒体和言论自由。

北京承诺要保持香港的制度时，肯定不是指由英国或者北京派一个“港督”或者“特首”的制度吧？在经济上，应该主要是资本主义自由制度，在政治上，就是法治和自由。

言论和结社、游行自由是港人的尚方宝剑，新闻和媒体自由则是香港的无冕之王。有了这两条，任何人或者政府也别想把香港改变得怎么样，更不用说要把香港向后拉了。无论是从天而降的港督还是小圈子选举的特首，他们的权力都受到了限制，他们不但不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还不得不在六百万港民的目光下小心翼翼、兢兢业业。

董建华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不管你是谁青睐的，不管你的后台是谁，香港人民不买你的帐，而且他们又有权力表达出来、发泄出来的话，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忍受和鞠躬尽瘁，如果还是时运不佳，你最后就不得不黯然下台。还有那个伏明霞的老公，当时香港第三号权贵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竟然因为买了一部稍稍占了点便宜的四驱车而被迫辞职，让人惊叹和羡慕不已。

这无法不让人联想到大陆的城市和领导人。无论是上海市长陈良宇，还是北京市长陈希同，抑或是药物监督局的局长郑筱萸，在他们耀武扬威当权的时候，如果媒体不是高度统一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下，如果知情的老百姓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意见，他们的问题还小的时候，也许早就被揭发出来了，这样不但防微杜渐，也防患于未然了。

就拿陈良宇的案子来说，早在东窗事发之前，有关部门和媒体不知道收到多少封检举揭发信，有些还是实名的。可是结果呢，揭发信被内部处理或者甚至转到了他本人手里，揭发的言论被压制下去（如果揭发人不是被镇压下去的话）。最后，不但人民的财产和身体受到损害，党和国家在民众中的威信和信誉进一步受损。他们自己也死的死，残的残。

上海和香港，近在咫尺，属于同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却天壤之别，能不引起我的思考？

假如，上海能够引进香港的制度和模式，会怎么样呢？是否可行？

我认同历史学家冯崇义博士的看法，也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一种民主是真正的民主，绝对没有什么卡斯特洛牌的，也不会有中国制造的“那个好东西”，那么何不像引进西方发明的汽车、电冰箱、轮船、飞机、大炮和卫星一样，直接引入呢？

但我同时承认中国目前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当然我指的特殊情况和北京有些人说的是两码事。我说的特殊情况主要是有些利益集团不肯放弃嘴里的肥肉，另外就是经过多年的学校和媒体孜孜不倦的教育和影响，连大多国民也产生了幻觉。例如提到美国的民主，就想起了伊拉克战争和霸权主义；说到日本的制度就联想到军国主义；就连台湾地区实行最能代表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的国会辩论也被中央电视台形象成几个摔水杯子、打群架的画面。——中央电视台极少转播台湾地区的国会代表质疑政府高官的激动人心的画面，但没有一次放过人家吵骂和打架的镜头。

所以我知难而退。还是让我们把目光收回来，放到香港身上。如果是十年前，我也不会贸然提出要把香港模式移植到内地，不实际也不可行，再说，那可是英帝国主义和整个西方的一块反华基地，制度再好，能引进吗？

现在不同了，香港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十年之久，久得已经认祖归宗了。香港的制度不但是北京政府承诺保持下来的，而且十年的改革，也注入了北京的心思。如果我现在说，让我们把香港的制度推广到大陆，至少先引进到上海和北京这些大城市，我想不会有人指责我在搞西方的一套，也不会骂我是汉奸，——要记住呀，香港不单是中国人的，也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一个城市。

如果我们把上海和香港摆在一起比较他们实行一个社会制度的条件的时候，我们看不出多大的区别。而且目前中国实行的是严格的户口制度，先从上海实行起来从操作层面上也是可行的。最主要的一点，香港实行的自由制度是有上限的，不会挑战一国，也不会挑战北京的共产党统治，这一点让北京放心。

那么为什么不让上海人民在中央指定的圈子里选举自己的“市长”？允许民众在上海这个圈子里真正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利特别是那些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对那个控制他们缴纳的税钱、甚至掌握他们生死大权的市长进行监督，同时建议中央政府在上海设立一个不受上海政府和市委领导的独立反腐机构——廉政公署……这一切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北京党中央没有必要用自己的声誉和前途以及纳税人的血汗钱供养一大帮越来越腐败、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地方腐败官员。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使用屠杀民众的方法维持一小撮贪官污吏的制度持续不久，而使用屠杀几个贪官污吏来平息广大民愤的办法也不可取。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如果做到了，我想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边派遣反腐队伍到上海清理门户，一边亲自到香港庆祝香港回归。上海如果有香港的法制和言论、媒体自由，我想，绝对不会再出现陈良宇这样的市长！（请注意，香港在更穷和更混乱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像陈希同和陈良宇这样的市长）也不会出现至今还隐藏在共产党内部的形形色色的贪污腐败分子！更不会让民众感觉到上海被XX家族控制等等。

说到腐败分子，又忍不住想到黑窑童奴和唐山的装甲车，如果内地也以城市为单位实行香港的制度，至少引进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模式，那些匪夷所思的恶性事件是否可以避免？或者至少被早些发现？贪官污吏是否一直要等到中纪委突然给他们戴上手铐之前的前一天，还人摸狗样地坐在主席台上大讲“三个代表”？

在思考这个问题都时候，我正在读吴国光先生关于“县政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有关论述，深受启发，相对于一直对政治改革痴心不改的吴国光先生的有深度的思考，我的建议对于北京党中央来说，是一个更容易接受和实行的。我认为要把香港的制度搬到内地的话，是不存在任何困难的，只有简单的“想”还是“不想”的问题。

先以大城市或者县市为单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入手，照搬香港的经验，成立一个个特别行政区。这些行政区都受中央领导和控制。北京政府大可不用担心。而且香港回归十周年的事实也应该让北京认识到，它既然能够控制被英国人教育了一百多年的香港，自然也应该有信心可以控制被自已经教育和控制了五十多年的中国大陆，例如上海、北京。香港人民不一定得天独厚，大陆民众也不应该是刁民。

前往香港与民同乐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定也明白，他们去庆贺一个城市十年取得的成绩，而这成绩的取得主要是因为他们保持这个城市原来的制度，没有过多干预。在我看来，香港回归后的最大成绩是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香港的中国人既然可以生活在健全的法制和充分的言论自由之下而仍然享受和谐社会和繁荣发展，我们大陆民众也一定可以；同样，十年的香港也为北京政府树立了一个榜样，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法制和言论自由不但不会带来乱子，而且还会十倍和百倍地减少贪污腐败，提高效率，增强人民参入政治的信心，这应该可以增强了北京政府大踏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心和决心——人民享有言论自由不会天下大乱，只会减少贪污腐败和邪恶事件，形成更加和谐的社会。

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香港与民同乐的时候，不要那么来去匆匆，最好把自己的那些智囊也带去，把他们留在香港一段时间，让他们真正感受一下香港的法制和自由，让他们真正了解香港人民的欢乐和忧愁……

至于大陆的小民如我，就不敢奢望太多，只求你们考虑到我们也是和香港同胞一样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我们都生活在这同一块土地上，血脉相连，请你们也承诺给我们一个好一点的制度，允许我们在你们的领导下，分享香港市民享受的言论和媒体自由，这样不但可以减少那些把民众都折磨得麻木了的贪污腐败，也可以增加社会的和谐性，更长远地讲，可以让北京政府统治更稳定、更长久。

而这一切的实现根本不会有太大的阻力和困难，只存在于一念之间：“想”还是“不想”？



杨恒均于2007-6-28

[留恋往返]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受不了北京寒冷的气候和严酷的环境，我决定舍弃北京大机关，只身前往成立不久的海南省发展。就这样，我兜里揣着正规调令和两封北京的老上级写给梁湘省长的私人推荐信，混在十万南下淘金的大学生以及十多万渡海作战的妓女中，从当初解放军登陆的地方踏上海南岛。

当时单位没有宿舍，我住在海军南航招待所，离梁湘省长的别墅只有二十米，和梁湘省长的秘书住隔壁。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我始终没有要求见梁省长，更没有把那两封很可能改变我命运的信件用上。要知道当时的海南岛可谓群魔乱舞，不要说一位北京的老同志给梁湘省长的亲笔信，就算是一位普通朋友转弯抹角的介绍，也可能会让你平步青云甚至鸡犬升天。

接下来在工作中，我多次直接或者间接接触了梁湘省长，感觉到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接待各路神仙，忙得不亦乐乎。人看上去还不错，让人敬畏。只是不久后他就因为以权谋私被撤职了，他的错误包括为自己的儿子办理香港单程证，纵容儿子从非法进口汽车中谋取暴利，以及支持家人倒卖房地产。虽然明白人都清楚梁省长被撤职有政治因素在里面，可是作为知情人，我无法否认，他的屁股不干净，他在海南工作期间确实搞了不少以权谋私。我始终认为，不管你思想多么开明，无论你是否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你首先应该保证你的屁股是干净的。

不过，我在海南工作的几年，又碰上了几个屁股干净的领导？就拿省级干部来说，和我有较多接触的几位省长和省委书记，都先后落马，加入到当时职位最高的“贪官”行列。

我接触最多的省委领导是特区成立后的第一任政法委书记韦泽芳。1989年底，我陪同韦泽芳以及另外两位广州和福建的领导前往美国旅游。韦泽芳一开始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沉稳，少言寡语，有点莫测高深。这一形象很快在夏威夷遭到破坏。这位一路上眼珠乱转但始终保持一名省委副书记应有风度的老同志在波光臀影的裸体海滩失去了控制，穿着西装革履的他第一个冲进了裸体人才能进入的海滩，在饱享一阵眼福和遭受了不少白眼之后，晚上他在饭桌上总结了海滩之行的收获：海南岛被称为东方的夏威夷是不恰当的，我们有更美的海滩，但我们绝不允许光屁股，海南岛一定要坚决抵制精神污染，最好规定三亚的海滩上也不准穿三点式泳衣。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小杨，你今天见到的就是精神污染。

我这才知道，原来精神污染一直藏在我裤裆里，一旦我脱掉短裤头，就精神污染了。

这位第一次到美国的省委副书记在接下来的行程中试图教育我这名出学校不久的年轻人。但我听来听去，就发现他讲的如何分辨高级燕窝还有点条理，也是他唯一一次连续讲半个小时而没有出现词不达意现象的。不过他的形象在我们登上现今已经被拉登炸毁了的世贸大厦楼顶时遭到了彻底破坏。当时楼顶上的小卖部是中国来的留学生承包的，广东来的领导和那位留学生聊天，当听到留学生说自己不想回去，就是黑也要黑在美国时，韦泽芳把我拉到一边，气愤地告诉我，不要听了，那个留学生是叛徒。

如果不是另外一位福建的领导也听到了并且晚上同我提起这件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来自侨乡的海南省省委副书记竟然使用“叛徒”一词来定性一位不愿意回国的普通留学生！

后来韦泽芳因为受贿不到十万元而落马，我认为实在是阴差阳错，他本来就不应该被提拔为省委副书记的，或者早应因无能而下台。在我这位普通干部眼里，他也就是一个生产队队长的水平，无论见识和知识大概都和我这位刚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在仲伯之间。



接下来是孟庆平副省长，此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一路从铁矿技术员和厂长爬到副省长的位置上，自然有过人之处。我第一次见他也颇具传奇色彩。当时他在省政府琼苑宾馆宴请澳大利亚的矿业大老板，可是外办的翻译突然无法赶到，陪同的领导想起了我。

谈话一开始，我就知道大事不妙。这位孟省长不愧为矿山厂长出身，张口闭口就是化学元素以及专业术语，并非专业翻译的我甚至连中文都搞不清；更糟糕的是那位澳洲矿业老板的英语，一开口就让我领教了什么是澳洲英语，听得我云里雾里。总之，整个谈话中，我自己只听懂了三分之二，更不用说准确翻译了。不过，我还是从头到尾为两位进行了“翻译”。可想而知，有很多话是我从课本上记下来的，按照我的理解，向双方讲话。整个过程中，这两位其实都是在同我对话，听不清或者译不出的词，我全用自己合理的想象糊弄过去了。“翻译”结束后，孟省长拍拍我的肩膀，小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翻译，有水平！

孟副省长人也不坏，据说有点好色。只是接触久了就发现了问题，因为其实他始终是一名铁矿厂长，除了翻来覆去向人炫耀海南的各种矿藏分布和含量，以及到处喝酒搞关系之外，他几乎什么也不用做。所有的报告几乎都是秘书写的。后来他也因为在海南工作期间贪污腐败而被开除党籍，逮捕查办。

和孟副省长接触多了，我有了一个感觉，那就是，如果有人任命我当一名副省长或者省长，我完全可以胜任，至少干得不会比孟省长差。



第三个接触比较多的是主管文教的副省长辛业江，此人文质彬彬，很有学者风度，经常有报告需要他批，也就接触多了。发现辛副省长城俯很深，思想有点左，此人闷声发小财，最终也出事了。最近一次听到辛业江的消息是几个月前在广州翻阅一本以前的《炎黄春秋》，突然读到辛业江回忆梁缃的文章，情真意切，还不时透露出强烈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精神。读到这样的文章，虽然知道他已经作古，但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我很佩服那些体制内人士勇敢地站出来揭露弊端，但对于那些被体制踢出来后或者退休后才开始攻击自己心安理得效劳了一辈子的体制的人，我是有所保留的。



当时作为一名普通的国家干部和刚刚入党的共产党员，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是我需仰视才能看见的。可是，我接触最多的几位领导都先后因为贪污腐败而被逮捕，无可否认，这已经从根本上动摇我早在高中和大学时代就被培养起来的革命信念。有些朋友分析说，我刚参加工作就碰上不少接触大人物的机会，可糟糕的是接触的全是上面这类人，难怪我后来走上反思体制之路。

可说实话，同上面三位接触留给我更久远的思考并不是这几位高级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事实上，他们三位的贪污腐败事实都很搞笑，判决词上显示的最大金额不超过20万。和我后来接触的省级领导，甚至厅长、处长和科长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让我思考的是这些省长的能力以及人品，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被提拔为省委书记和省长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机制把他们推上省长的宝座，又是什么样的人选拔了他们。

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如果我想当省长，我该干些什么？我当了省长后又会干些什么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什么德行，等等。

省级领导的任命一向很神秘，甚至被认为是国家绝密，自然和普通民众毫无关系的。我们只能靠小道消息和海外媒体探知一二。待中央开了会，尘埃落定，就该轮到媒体和我们一起揣摩这些所谓“人民公仆”的身份和背景了，再从这些推测出他们的执政理念和个人人品，以及对我们这些小民命运的影响。

至于对于今天这个帮全面接掌权力，明天那个派迅速上位，普通民众除了一次次暗自祈祷外，只能干瞪眼。等到英明的党中央揪出了一个蛀虫陈良宇，市民终于可以放鞭炮庆祝，扬眉吐气一番，至于陈良宇如何爬到省级高位，现在全国的省级干部中还有多少个陈良宇，民众也只好继续祈祷。

党中央当然有一套考察和任命干部的标准和方法，而且我相信出现了那么多贪官污吏后，中央也在苦苦思索改进提拔干部的机制。但只要这种选拔任用干部的机制是建在人治而不是法制的基础上，是违背宪法甚至是党章，屈从于潜规则，是由上面领导说了算，而不须得到下面民众的认可，并且由他们自己操控媒体的生杀大权，而不须受媒体的监督，就始终难有一个清廉的领导队伍。

不久前，一位广州朋友突然来电，神秘地问我手头是否有想当副省长的人选，只要基本条件符合，投资四百五十万，他就可以疏通关系把一名正厅级干部提拔为副省长，而且不成功就全部退款。听他的口气，四百五十万是最最便宜的，毕竟他要用来打点组织部和上面的各个领导，大大小小有十几个人，平均分配也没有几个钱了。我并不觉得诧异，因为这是个连人民教师都把自己十二岁女学生的处女膜公开拍卖的时代，一个副省长的职位又为何不能明码标价？当然，我也不会认为所有的省级职务都要用四百五十万来购买，但按照目前提拔干部的审查和任用方法，就是智商接近零的傻子也知道如果不到组织部和上面打点是万万爬不上省级职位的。



虽然好久没有过组织生活，也没有人找我收党费，但每年的七月一日建党节，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放在一个党员的位置上思考一下党的命运和国家前途。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忧心忡忡。忧心什么？我不是忧心黑窑童奴，也不是忧心弱势团体，我是忧心共产党。今年七一建党节刚过，庆祝香港回归十年的喜庆气氛还没有完全消退；去年七一又有青藏铁路通车，也是锣鼓喧天地弄了好一阵子；当然明年也安排好了，有个奥运会，建党之日七月一日左右的庆祝也不会少。可是，不是每一年的七月一日都能找到东西庆祝一番，让自己和人民忘乎所以。不管你怎么折腾，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他们会把这双眼睛牢牢盯在执政党身上，你腐败吗？你腐朽吗？你还为人民做事吗？你还有救吗？你是否从善如流地进行改革，还是等待忍无可忍的人民起来进行革……

我始终不相信共产党内部清醒的人真的那么少，我也不相信大家都忘记了历史。

黑窑童奴事件出现后，很多人感到可怜、可悲、可恨和可恶，我却还要多一种感情，那就是可怕。别以为那些童奴们只是可怜，如果这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持续下去，总有一天，他们会象历史上所有被欺负和压榨的弱势团体一样，变得很“可怕”。——不要忘记暴秦是怎样被推翻的，也不要忘记每个朝代结束时，正是那些一直很可怜的小人物忍无可忍，最终快刀斩乱麻似地屠杀那些贪污腐败的皇亲国戚和王侯将相的……这些绝不是耸人听闻，离我们并不遥远——西方的历史也许结束了，但中国的历史不但没有结束，很可能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



说起中国问题，总有人摇头叹气，认为很难搞，他们对人民的利益视而不见，认为民众太愚昧；他们不敢直视问题，却去从老掉牙的主义和自说自划的理论找出路。十七大前听说又有学术界和政界人士开始探索中国的改革之路，还争论得不亦乐乎，有的钻进传统国学里找答案，有的准备从马克思主义教义找新玩意，我只有感到可悲。这些人注定是什么也弄不出的，他们自己永远搞不明白倒没有关系，可恶的是还把国人也弄糊涂了。如果真要他们彻底明白过来，我倒有个办法，那就是把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女塞进山西的黑窑洞里，让他们过一阵子皮鞭下的劳役生活。我敢保证，等到他们被营救出来时，他们就会完全明白了什么叫奴隶社会，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什么是人权，什么是和谐社会了。

其实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什么狗屁理论探索，也不在于有什么主义，这个世界上的理论都被探索完了。过去一百年屈辱的历史也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早被两千年的文明消耗殆尽。根本不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理论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明，现在被标上“中国特色的”的东西早在人类历史的奴隶社会或者封建时代里就反复出现过。

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就在“问题”这两个字。中国的问题很多，官员和民众都看在眼里，而且诡异的是，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现在的问题是，就有那么一股顽固不化的反动势力阻止我们党和人民来一个一个解决这些问题，而让人气愤的是他们阻止的方法竟然是拿那些狗屁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理论。

就拿已经让民众麻木了的官员的贪污腐败来说，如果在街上随便抓一位路人询问，他们都会告诉你“无官不贪”“权钱交易”这些当今中国的硬道理。可是偏要有人说，这是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谁不知道要想阻止贪污腐败其实并不难，只要严格执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并把各级官员置于媒体的监督之下，那么折磨民众如此之久，也一直严重危害共产党政权的贪污腐败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

还有官员的选用制，只要不实行民众参与的选举，只要仍由一小撮人来任命决定广大民众命运的省长和各级官员，那么在省级干部中随手抓一个，就是第二、第三个陈良宇。他们象滋生在潮湿阴暗角落里的蟑螂，你怎么都无法消灭它们！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自己先后接触的几十位省部级干部，心中拿自己和他们比较一番。随后又突发奇想：我是否可以当一名省长？当上省长后，我会如何呢？

我认为我有足够的资格当一名省长，我有坚定的为民众做事的信念，还有迄今为止没有行贿也没有受过贿的清白历史；我可以和现任任何一位省长坐在考场里考试任何一种理论和学问，我也可以和任何一位现任省长畅谈中国国情（是中国国情而不是官情），看我们谁掌握得更全面，理解得更深刻。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只要依照规则而不是潜规则，我敢单挑现任任何一位省长：我们还可以当着“考官”的面进行辩论，畅谈自己的政治理念，以及如何施政、如何治理，如何让人民满意，就象前段时间香港特首竞选时那样……

如果我能当一名省长，我知道也许我没有他们的经验，也没有他们的能力，但我将做人民最希望自己省长做到的几件事。其中包括：首先我将主动公布自己的所有财产，而且在职期间，每年公布一次，面对人大和公众的质询。其次，我会公布自己所有直系亲属是否在我的庇护下先富起来了，公布他们的现任工作以及如何得来的。第三，我的任何一个决策都公开到电视和报纸上，接受广大民众和媒体的监督。第四，我不会象现在的任何一位省长一样，每次露面都前呼后拥，跳到珠江和保镖一起游泳一下，竟然作为自己控制下的媒体的头条新闻广而告之。为了了解交通问题，我会每个月至少一次独自去挤公共汽车；为了了解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和社会治安，我会经常到他们中间去，到最乱的地区去，一个随从也不会带……。第五，也许有人怀疑我的能力，可是，我绝对不会象现在电视上出现的省长那样到处视察，到处发指示，好像他们无所不知一样。我的班子将听取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广大民众包括网民的意见，集思广益。我坚信，只要有健全的法制和民主制度，人民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党员和官员无法无天，管不住自己的贪欲和妄为！

当然，我是否能够当一名省长最终得由“考官”来决定。可“考官”到底是谁呢？一定不能是组织部，更不能是地方党委，他们视宪法和党章如无物已经很久了。他们玩的是潜规则，我不会依照他们的潜规则起舞，更不会、也出不起钱买通他们。我想，考察我的考官应该是胡温的党中央。胡温是明白人，他们一定比谁都清楚，我这个省长也许没有经验，也许不那么那么相貌堂堂，也许头发不够光亮，随从不够威风，说话不够紧跟，但，我上面提到也能够做到的那几点，则会让一个省的人民第一次拥有一个透明和清廉的省长——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的！

当然，如果决定谁来当省长的“考官”是民众——是民众用手里的选票来决定的话，那就更好了，那我就更加有信心挑战目前全中国的任何一位省长。



十七大就要召开了，各级政府紧密锣鼓地换届了，作为一名痴心不改，仍然怀抱一丝理想和希望的共产党员，我仍然安静地等待，就像十几亿普通民众一样，等待那么一天，我们能够参与到掌控民众命运的省长和各级官员的选拔之中。到那时我也许可以自豪地说，其实我也可以当省长，至少，我也可以参选省长，按照宪法和党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