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t Winner 澳洲长风论坛

[钱志富]

不同的想望世界
钱志富
（文学博士315211 浙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人们在对中西方文化建构过程中对人性的假定进行比较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对人性的假定差不多都倾向于人性善。《三字经》中一开头就说：“人之初，性本善”。当然中国也有一些人主张人性本恶，也有主张人性本不善也不恶的，但主流的意见还是人性本善。当然中国人也相信有一种所谓的坏人存在，但这些坏人不是一生下来就坏，而是这些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能够保住善根，他们近朱则赤，近墨则黑，是受了坏的环境影响才变坏的。中国人十分注重教育，而且中国的教育是全方位的，包括家教即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一些家庭甚至十分注重胎教，让怀着宝宝的母亲要善心、善言、嘉行，并且不能倒脏恶之地行走，当然也包括学校教育，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人格教育，等到成长为人的青年出来做事了接受的还有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认识到自己善的本能并在人生过程中一直保持自己的善心善行。中国人的信仰对象就是人自己，所谓人言为信，人对人是一定要发生相互信任的关系的，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注意处理同他人的关系，一定要能够将夫妇、父子和君臣的关系处理好，一定要让人与人之间能够保持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美好关系，所谓三纲五常的人间大道就是这样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也将信任感施与他民族，十分注意同周边的少数民族“修信讲睦”，送钱时送钱，送粮的时候送粮，必要的时候采取和亲政策，建立起纲常关系。昭君出塞的故事万古流传。实在不行的时候也就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也会打一下的，但中国人从来都是后发制人，并不主动挑起事端。罗素曾经说过，白种人有强烈的支配别人的欲望，中国人却有不想统治他国的美德，正是这种美德，使中国在国际上显得虚弱。其实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自豪得不屑于打仗，这个国家就是中国。看来罗素是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癖性的。中国人之所以具有不想统治他国的美德，这还是在于中国人相信他国自己会有贤能之人，他们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这也是对他民族的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一种肯定。更有趣的是，中国人也曾经长期被异族入侵和统治，然而中国文化的力量即对人的根本信任的力量把这些异族也改造过来了，使得他们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有的民族还依照中华文化的这个原则建立了令世界称羡的繁荣富强的大帝国，比如蒙元帝国，比如大清帝国等等。当然，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之中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够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一些人的私心比较重，贪欲比较足，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有时会形成压迫和剥削的关系，有时候甚至是危急身家性命的关系，这些时候一些人因为受不了就会发生对另外世界的想望，有人愿意修道成佛，有的人愿意修道成仙，而另一些人如陶渊明之类则希望能够到一个桃花源那样的世界，过上衣食无忧，安定也无忧的生活，但这些人所想望的那个世界却仍然是人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好人的世界，而不是歹人的世界。总之，中国人对人是绝对的信仰的。中国文化就是人文文化。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陶渊明的传世名作《桃花源诗并记》：
桃花源诗并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口、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乃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後遂无问津者。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
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
俎豆独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怡然有馀乐，于何荣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
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众所周知，陶渊明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时代，所谓黑暗就是一切超出于纲常之外，王纲解纽，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一切都很混乱，大家生活都很痛苦。陶渊明自己的生活自然也是痛苦的，他曾经混迹官场，由于受不了官场的黑暗，不为五斗米折腰最后退隐田园，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陶渊明向往桃花源中那样的自由自在的怡然自乐的生活，他的桃花源里可是一个绝无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自然生态良好而且文化生态也良好的好地方。陶渊明对人是有所信任的，他相信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还藏得有一帮好人，陶渊明对人的确信具有代表性，陶渊明写出了中华民族的典型向往。唐代大诗人王维所喜欢的世界也是这样的世界，他喜欢“独坐幽篁里，弹琴独长啸”，可是他歌颂的世界仍然是一个人的世界，不然他就不会写“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样的诗句了。
西方人对人性的假定与中国人对人性的假定正好相反，中国人拼命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而西方人则拼命诋毁人的价值和尊严。西方人普遍认为人由于受到魔鬼撒旦的诱惑偷吃禁果而触怒了创造世界的上帝，一开始就有一种罪恶，人之所以要信仰上帝，就是要通过对上帝的颂扬来涤除自己的罪恶，基督教根本否认人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强迫人们建立对天国的信仰。在上帝面前，人必须放弃一切。西方人在文艺复兴之后似乎对人的价值和意义有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莎士比亚发现了人的存在，他借哈姆雷特的话对人进行了称赞，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确产生了一大批人文主义者，他们反对教廷的黑暗统治，张扬人在创造人类自己的历史中的伟大作用。可是西方人对人的信任与尊重是有限的，他们差不多怀疑对他人信任能够带来什么好处。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就提出了这样的怀疑。在中国人看来，做好事总是有善报的，做歹事的总是有恶报的，可是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做好事的偏偏没有得到善报，反映在实际生活中，西方人对他人总是有一个基本的不信任，他们不是靠信任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关系，而是靠契约，靠书面协议。如果我们深思为什么西方人对人会有一个基本的不信任，原因还在于那个人性本恶的假定，这种假定已经成为了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常常在每天日常的生活中可以得到验证。西方人，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人，开发出了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西方人习惯于只为自己谋福祉，西方人有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违背良知作一些在我们看来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西方人习惯于防范邻居和他人的侵害，同时将某种侵害施与他人以博得自己的快乐。西方人以邻为壑，常常做一些又损人又害己的事。哥伦布航海之后，西方人几百年称霸海上，给世界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他们自己也相互争斗，互相谋杀和侵夺。笔者认为这就是法国作家萨特为什么要说那句十分恶毒的话就是他人即地狱的原因。萨特是愤世嫉俗的，他厌恶他人，厌恶他人的存在，而他的话曾经引起相当的共鸣。基于此，一些不堪其苦的西方人开始了他们自己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这与中国人的向往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人的行为总是另一个充满人的地方，而西方人所向往的地方却没有人的存在。叶芝笔下的湖心岛茵尼斯弗利岛上是没有人的荒岛，而彭斯笔下的高原也是没有人的，他们都愿意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过日子。下面我们来读一读这两首诗。先读英国二十世纪大诗人即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叶芝的著名而杰出的诗篇《湖心岛茵尼斯弗利岛》，看他笔下所写的是不是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岛：
湖心岛茵尼斯弗利岛
我就要起身走了，到茵尼斯弗利岛，
造座小茅屋在那里，枝条编墙糊上泥；
我要养上一箱蜜蜂，种上九行豆角，
独住在蜂声嗡嗡的林间草地。

那儿安宁会降临我，安宁慢慢儿滴下来，
从晨的面纱滴落到蛐蛐歇唱的地方；
那儿半夜闪着微光，中午染着紫红光彩，
而黄昏织满了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起身走了，因为从早到晚从夜到朝
我听得湖水在不断地轻轻拍岸；
不论我站在马路上还是在灰色人行道，
总听得它在我心灵深处呼唤。
（飞白译）
叶芝是二十世纪爱尔兰的著名诗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爱尔兰独立运动的时代，而且他那个时代也是一个正在孕育世界大战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在相互残杀，今天是你要我的命，明天是你要我的命，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猎杀。不愿意猎杀和被猎杀的人只好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只有没有人的地方才有安全，才有生的希望。所以他写下这首诗，诗成歌发表之后很快引起了共鸣，人们争相阅读、传抄，因而很快成为一个著名的诗。叶芝的这首诗反映了西方人的一个普遍心理，即他们对人的不信任，对人的防范和仇视。
彭斯的《我的心呀在高原》虽然将高原说成是英雄的家乡，可是英雄的家乡一个人也没有，彭斯笔下的高原是一个荒原：
我的心呀在高原，我的心呀不在这里
我的心呀在高原，追逐着鹿糜，
追逐着野鹿，跟踪着獐儿，
我的心呀在高原，不管我上哪里。
别了啊高原，别了啊北国，
英雄的家乡，可敬的故国，
哪儿我飘荡，哪儿我遨游，
我永远爱着高原上的山丘。
别了啊，高雄的积雪的山丘，
别了啊，山下的溪壑和翠谷，
别了啊，急川和洪流的轰鸣。
我的心呀在高原，我的心不在这里，
我的心呀在高原，追逐着鹿糜，
追逐着野鹿，跟踪着獐儿，
我的心呀在高原，不管我上哪里。
笔者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读了西方人写的这些诗刚开始是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的，看不懂，经过长期的思考后来才感觉到是因为中西方人在进行文化创造的时候有一个完全对立的文化假定，一个认为人性本善，一个人为人性本恶，中国人常常用单纯而善良的眼光去看待人总不愿意冤枉了一个好人。在中国人看来即便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也许在他心灵的某一个角落也存在着某种善念和善行，《红楼梦》里面刻写的王熙凤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她阴险毒辣多少条人命被她害死，可是他也有行善的时候，她对乡下来的刘姥姥还真的不错，所以在她死后她的女儿有一个好的归宿。中国人总是启发教育人去做好事，他们将做好事不留名称为积阴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虽然来源于印度佛教的谕示，可是中国人诚恳地接受了。西方人常常从一个好人身上看出罪恶来，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淑，所以信仰成为了他们获得做一个人资格的第一需要。罪与罚差不多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恒常性母题。不仅如此，一些教徒也常常因为守不了基督之教训而沦为罪人，受到文学家的鞭挞。

[曹东]

拜读。兄可将字号弄大点，字太小读来艰难。

[深谷幽兰]

捧读，受益！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