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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

《 一个诗人的特区漂泊记》

刘 虹


　　1987年底，伤寒重症初愈、身体极为虚弱的我，草草收拾了行李：右手一只小皮箱（内藏一本《里尔克诗选》），左手一只编织袋（装有一个300Ｗ小电炉），茫茫然登上南下深圳的飞机，开始了我生命的第二次流浪……
　　第一次流浪，是“文革”后期。刚读中学的我随军队总部的父母发配，从北京赴新疆。军列载着大人们的愁容苦脸和孩子们的莫名兴奋，四天四夜，再加三天长途汽车，天苍苍，野茫茫，越走越荒凉。但西出阳关、有所隐忍的大悲壮，和第一次看戈壁日出、撞击心灵的大感动，无疑为我５年后在边陲戈壁开始的诗的涂鸦、直至十多年后参加《诗刊》社主办的全国青春诗会，这一段与诗结缘的历程，铺就了人格的最初底色；而被大西北广袤襟怀和浪漫激情的深刻熔铸，则注定了我诗的今生今世。
　　“我在世上太孤单了但孤单得还不够／为了将每小时奉为神圣／我在世上太渺小了但渺小得还不够／为了在你面前是一个实体／忧郁而又聪颖……”满脑子装着里尔克的诗（当时权作自画像），只身闯深圳的第二次流浪，所慷慨赠予我的生命体验，可谓五味俱全，至今难说已梳理清楚。

一 、挫败：艰难求职的日子

　　出发的日子选择了元旦前的一天。我在隆冬的冷风中悄悄挥别长江沿岸一座省城的父母（怕他们反对，我是偷偷走的），挥别诗坛刚刚鹊起的“声名”（3个月前刚刚参加了《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和广播电台文学编辑的工作，朦朦胧胧带着一个诗人梦，以及一个女人痛彻心肺的破碎爱情，懵懵懂懂走进人地两生的特区，以生命的灵与肉最低谷状态进入当时国内人才竞争最激烈的战场，甚至不知面对的是开始，还是终结。
　　300Ｗ小电炉伴我过了两个春节、煮过三年方便面；而里尔克诗集，则成了我最初描写深圳的作品的题记和引言的来源。在不到一年时间便换了三个单位打工的艰难日子里，是行囊里这本薄薄的诗集，给我疲惫的心灵以抚慰；这束智慧之光，穿透半个多世纪俗欲纷披的世界，烛照苦难，引领精神，在弥漫的孤独中给我以相互印证的愉悦……
　　也许血管里流淌着的诗人血液，使我注定要经历比常人更多的精神乃至生存的磨难；然而，又正因为不泯的诗心和永远的理想主义情结，支撑了我在特区最初几年的踉跄岁月，包括在食宿困难的情况下拖着病体，所勉力坚持的写作（主要是报告文学）。
　　18年过去了，闯深圳头一年求职屡遭挫败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南下之前，已有朋友为我联系好深圳一家主流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我当时已具有该专业的中级职称，又在文坛小有名气，据说刊物新任主编主动要去我的求职材料，并一个劲地夸道：“她的条件不错！我赴任正需要带编辑去。”可一个月后，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报到时，他却像患了失忆症，改口说：第一，本刊只需要写广告报告文学、能创收的人；第二，我们一直想要男的（好像接受我的材料几个月来都没弄清我的性别！）……“不过，如你不嫌屈就，我可以安排你去本系统另一部门做秘书，但这要等两个月以后。”不知是否为自己的出尔反尔有点心虚，他给我留了一条希望的尾巴。当时尚不知特区的水有多深的我，还真把他的话当成了君子一言。两个月后我提着礼品去见他，又说需要再等两个月！他肯定知道一个断了经济来源、到处打游击栖身的弱女子是难以经受住“两个月”、又“两个月”的煎熬的——他是在逼我自己离开，又不必承担变卦的责任，而在那位上级朋友处留个面子。当第三轮“两个月”过去一半时，我才在一位知情者的点拨下，不再相信他的鬼话（他其实另有关系人选）。这期间，早已弹尽粮绝的我，用加急电报向内地亲人索要了两次紧急救援款，迁移了五六个暂寄身之处，几乎流浪街头。白白耽误了5个月的时间，我才仓皇混入满街汹涌南下的求职大军中……这算是特区给我这个象牙之塔里梦游的诗人，上的第一课吧！
　　第二次职场受挫，是1988年7月间，那个酷热的日子——我由于严重胃病做完胃镜回到办公室在桌前趴了一会儿，因而被试用的那家蛇口小报以“我们需要身强力壮、一人顶两人用的男编辑”为理由炒了鱿鱼。顿时，病痛中的我面临流落街头的窘境，心中一片茫然与慌乱，脑子里闪现出马克思《资本论》中论及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与残酷（特区初建时，尚没有“人文关怀”、“和谐社会”之类的口号啊）。况且，我正在业余写作的一篇关于蛇口打工青年文化心态的报告文学刚刚动笔……怎么办？基本生存都顾不上了还要写下去吗？在躺倒集体宿舍一天一夜未食未眠之后，我强迫自己爬了起来，先是向报社上级领导说明暂时无处栖身、请求延缓几天搬离宿舍。得到恩准之后，我立即一边寄求职信，一边抓紧进行报告文学的采访写作。无处就餐，就靠小电炉煮方便面和鸡蛋坚持着……6天后，15000字的《喧嚣夜色的背后——来自深圳蛇口青工文化心态的报告》终于定稿，不久被《深圳风采》杂志采用。这篇在艰难困顿中写成的作品，也成为了我到新的工作单位应聘时令对方满意的考核答卷。
　　没想到有“满意答卷”垫底，也没能挡住职场的第三次“走麦城”。不同于前两次，这一次颇具荒诞戏剧的色彩，不免让人想起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我从蛇口考入市府一个文化机关，试用2个月时，一次下班乘班车与单位第一首长碰巧坐前后座，当时他50多岁再婚不久，怀里抱着小不点女儿。不知情的我出于礼貌和他打招呼：“这是您的孙女吗？”未见回答，我又放大声音问了第二遍，他仍不回答。这时我从侧面看到他的脸绷得紧紧的；同时我感到10多个叽叽喳喳的同事忽然鸦雀无声，车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半个月后，我被通知“解除试用”，没有告明原因——当然。一位和我一起来试用的男同事后来告诉我：那次在车上真为你捏把汗，你可是犯了大忌！是啊，那个年代人们的伦理观念还相对保守，远远未开放到今天这样把“老夫少妻”当作时尚、乃至成功男人的重要标志的地步。所以，懵懂如我者在大庭广众之下冒犯尊者之忌，岂不活该倒霉？

　　巧的是，我来深圳初期的几篇重要报告文学作品，几乎都是职场受挫或疾病缠身的窘困动荡中写成的。除了《喧嚣夜色的背后》，还有描写深圳沙头角新材料厂高科技创业之路的数万字长篇报告文学《磁钢与人》，描写赛格集团知名企业电显公司迅速崛起的《行动着的思与忧》等等。2005年，当我为自己的首部文集选编这些特区早期漂泊的作品时，似乎对自己当年的毅力聊可告慰，但一想到诗歌的“短路”，又感到若有所失……
　　初到特区头两年颠沛流离的求职生涯中，我的病弱之躯不止一次面临难以支撑的困境，内心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退却之意和难以描述的挣扎。当然，也不止一次地遇到过“有权力、有能力”的人主动表示可帮我走捷径立足于特区，甚至“一步到位”……但我好像并没有多少犹豫，便选择了——绕开，宁可一个人去面对所有艰难。因为我意识到，在这块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土壤，尤其是市场经济大潮下人心失序、感官放纵的转型期，一个知识女性必须用更多的心理能量保持自身的尊严和人格的健全，而不至于图一时的世俗“好处”与生存“便利”，把自己或多或少当作性别的符号，刻意于作“女”，而轻易放弃做“人”。这不仅是我的“革命军人”家庭从小所给予我的基本教养，同时也是诗歌所赋予我的对自我的审美苛责。我也许比一般人的自尊走得更远一些——即使“沦落”到生存底线上，也不屑于虚与委蛇。带着这种“精神洁癖”（这正是诗人最大的特征吧？），注定要遭遇更多的“自讨苦吃”式的磨难。我想，即使重新经历一遍，我也只能如此。

　　那些年，在竞争激烈、动荡不安的生存环境下，心藏文学梦的我虽然难以捕捉诗歌写作的灵思，但还是近乎本能地寻求着精神生活的氛围以及心灵的交流，在肉身沉重中竭力昂起头来仰望星空。我作为骨干或发起人之一，10多年来在深圳先后参与了几个著名的文学社团和读书沙龙的运作活动——一是1989年初至1993年，深圳簕杜鹃文学沙龙（鼎盛期约有四五十位会员，以外来的打工青年为主，少部分政府机关、媒体、学校和企业供职的白领，是深圳早期最大的文学社团）；二是1996年至1999年，深圳书城读书沙龙（约有20余位会员，以文化工作者为主，包括大学和中学教师、企业管理人员、媒体记者、公务员等，大家轮流做活动的召集人）；三是2002年至今，深圳新诗研究会（约有六七十位会员，是深圳目前最大的文学社团，不定期出版会刊，我是创会人之一，担任副会长）。这些民间社团在工商社会的人不断经济动物化的可悲趋势下，通过对人的精神呼唤，勉力营造文化氛围，无疑给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砖瓦；同时，也给了快节奏生活下的孤独心灵以交流沟通、相互激励和群体的温暖。
　　还记得16年前我第一次参加簕杜鹃文学沙龙活动的情景——那是1989年4月上旬的一天，深圳的阳光格外热情地把我引到集合地点特区报社楼前。这天的活动是去东湖公园春游，并当场举行诗歌朗诵会。沙龙负责人普建国（当时是深圳警备区的宣传干事）见20多个人都到齐了，就招呼大家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车是一位做办公室主任的女会员从单位“借”来的。有点超载的车拉着大伙一路欢歌而去。歌声的空挡，小普把我热情地介绍给大家。掌声中，我在特区流浪了一年多的孤苦心灵像“找到了组织”一样，分外温暖。在湖畔的朗诵会上，我先背诵了3年前写的《思念》，又在大家的“点诵”要求下，朗诵了我当时的代表作、不久前刊发于《青年文学》上的《向大海》。中午，大家围在一起烧烤时，我与身边几位年轻的男女会员热烈地讨论起有关诗歌的诸多话题。从朗诵时的自我介绍中得知他们都是真正的打工者，有的在工厂流水线，有的在建筑工地，有一位甚至在深圳转悠了3个多月尚未找到工作，但仍旧每次按时来参加沙龙活动。我对他们虔敬于诗歌的性情非常感动！那时我正在一家集团报纸试用，苛刻的上司经常让我感到坚持不下去了，而沙龙里这些处境远差于我、却仍然热爱诗歌的打工青年，给了我振作起来的勇气。其中一位来自河南农村、刚刚20岁的建筑工小王，两年后，他送上自己的诗歌练习本复印件来跟我道别，他要随建筑公司迁往江西了。走后半年中，我还几次收到他寄来的新作；以后多年，一想起他艰难中的勤奋，就会为自己创作上的懒惰羞愧不已。
　　此外，我对小王怀有另一重感激——他在自己生活艰难的情况下，还给了我兄弟般的情谊。那是来深圳两年后，我终于在第四家打工的单位获得了入户指标。但，还不敢高兴得太早，因为还需闯过严格的入户考试关。那时候每年都有不少人过不了此关，只好望户兴叹，人生从此拐弯。我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抓紧一切时间复习迎考，结果累病了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到考试那天，路远，加上酷暑，我真担心自己顶不住全天的连续作战。小王得知后，和女友一起做好午餐、并特意带上席子送到考场，为让我节省体力，就地进餐后，在教室席地休息一下。放榜时看到自己居前的好成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好好谢谢小王。我把他们约到宿舍，我送的礼物，他只给女友挑了一件衬衣，其他一概拒收。
在深圳这块流动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诗人也多在聚散无常的命运驱赶下，自生自灭。尤其是1992年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多少“文化人”被卷没于商海；理想、道德和价值立场，在疯狂的发财梦和匆匆红尘里逐个沦陷。因此，在深圳一度有人这样形容诗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要么就是不识时务的无能之辈！无疑，在这里坚守一颗诗心，比其他地方更难。

二、反思：仰望星空的追问

　　1997年我在漂泊深圳10年之后，心中滋生出越来越强烈的怅然若失和拔出红尘的紧迫感，开始更多地向内心追问生活的意义，以及在物欲横流的特区如何持守既往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我积极搜寻人文科学的书籍研读，关注社科界那些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我在读书笔记中对着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检视自己，梳理10年来因快节奏的外在拼搏而日渐荒芜的心灵……我试图向诗歌回归——在这一年年底，整理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诗集《生命的情节》。集中收入的基本是来深圳之前的作品，而深圳写的只有寥寥几篇，且均为朋友间的酬和之作。
　　1998年，当朋友们对我的诗集《生命的情节》获深圳青年文学奖和香港首届“龙文化”华文诗歌金奖表示祝贺时，却不知我其实惶愧得很，甚至在心底自嘲……在《自我拯救：走出文化人的惶惑》为标题的该诗集“后记”中，我这样写道——
　　说来真惭愧，这本迟出的集子中所收入的诗作，几乎都是我十年前的作品。它的迟出，不是将已发生的生命情节提炼得更精华，相反，恰恰成了我生命搁浅的证明。翻开十年前的作品，感到一种被逼视的窘迫；更为这些年几乎与诗绝缘，陷入深深的惶愧。面对这本诗集，我慌乱抚过的指尖饱胀着痛切……
　　初来深圳时，连续几年，找不到自我的方位和安放心灵的归宿，像一片落叶在环境的湍漩里被动地沉浮、打转。从在内地闲适的工作环境沉缅于象牙塔中的精神漫游者，一下落到深圳街头为饭碗、住所疲于奔波的求职者，这只是最初的反差和失落；最要命的是顽固不化、九死不悔地抱着理想主义者的精神价值论，不苟且求利、甚至不屑于虚与委蛇，这就必然被钉在身心的永恒漂泊和价值座标的失重中，因而长久地惶恐不安着，又本能地坚守着……求真探索的中断，难以进入新的创作状态，无疑是生命激情的退潮和创造力的搁浅。这本集子的命运，不得不与我的生命状态同步。
　　曾经对来深圳看我的老师调侃自况：“我是个徒有其名的深圳人，多年来世俗功利上无所求获，只是股票中过负彩，赔惨了；但有一条可谓最大收获，就是我的人格经受住了破坏性试验……”此语当时引来举座哗笑。
这调侃并不轻松。然而，我只能按自己的价值观，在世俗利益上有意识地自我放逐，以保存有限的心理能量来调节身心平衡，追求人格健康……

　　“后记”写到这儿，便看出了我的自相矛盾或曰梳理不清：一方面为自己生命创造力的搁浅而惭愧，一方面又为这搁浅寻找理由。也许用多年前从一本时髦的书而来的一句时髦的话作了结最容易：生活在别处。
　　然而，此时此地的“生活”该由谁承担呢？是的，你必须承担你自己！“生活”在此处的走向构成你的命运，却最终来自于你的性格。一个文化人（尤其是诗人）的个性中若有太多的自恋、软弱和俗根，他必在长久的惶惑、失衡中备受煎熬而贻误生命。
　　接下来，我进一步分析了深圳文化人的处境与心态——
　　闯深圳的文化人，除了心里本来就没“种”的仿制品，大多都会在最初的生存挣扎中，陷入失落迷茫、失重怀疑、失衡痛苦、本能抗争又难以突围的心路历程……如果一个文化人求真欲的本性不够强大，在上述状态中终会导致人格分裂，处在永远的失调和无所皈依中。长久地处在浮躁喧嚣、功利外搏的环境，身陷围困中又不能有意识地自我放逐，不能经常地静观心灵，反思自问，寻溯初衷，守望灵魂，无疑将使文化人的心性越来越浮华、粗糙，因而越来越没有文化……

　　以上分析，自然不是空穴来风；耳闻目睹，大伙儿都挣扎得很苦。一位诗友为生存的挫折，而毅然踹掉铁饭碗千里迢迢到特区下海经商，结果被骗赔光，从此一蹶不振。另一位诗友与他的二个文兄文弟在二线关外合租了一间破屋栖身，发誓要当中国第一代真正的自由撰稿人（我当时作为编辑，深为他们的激情所感染），但很快入不敷出，不欢而散。几年前，更有一位搞出版的诗人，在诗友中倒卖香港书号而锒铛入狱……我并非要从一般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上来评价特区里诗人各个不同的世俗生存方式，只是想说明在“诗”与“物”之间，诗人较之一般人所负载的更多的心灵挣扎的痛苦，以及寻找减轻痛苦、平衡内心的方法之必要。
　　于是，在“后记”的最后一节，我试图追根溯源——
　　文化人在这个远未合情合理的境遇中，如何找到存在的座标，在物欲横流、价值错位中守望灵魂、完善人格、不迷失自我？其实，这不仅仅是当今文化人面临的问题，它也程度不同地体现着各色人等、包括“成功人士”的永恒惶惑：
　　——你是谁？——你到底要什么？——你如何要？
这是正常人性最深处的疑问，也是人类亘古以来面对自身的永恒追问——这便是人类开启心理健康、人格健全之门的钥匙。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大潮中出现的道德沦丧、精神委琐和人性异化的所谓“现代病”，就是在滚滚红尘中弄丢了这把钥匙。长时间不去沉静心灵、沉淀思绪、对自我发问，并真诚地用一生去探求答案，而是在多元化的生存方式、多样化的物欲诱惑中，把浅近的目标当作了归宿，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从而迷失了人性的根本——在人格的自我完善、精神的高度提升中获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感，及至最高的生存自我肯定感。
　　求真欲，是人类的基本本性，也是脱离动物界的人性的基本文化。对宇宙、对自身无休止的发问，对大道、对真理百折不挠的寻找，对破译客观和主观之谜的永恒渴求——这种精神化的、形而上的求索，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物质文明的动力，也使人自身在主观世界里不断得到升华，不断被更高地文化着。
求真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价值观。人生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而选择时的取舍标准则主要取决于一个人的价值观。只有具备强烈求真欲、身心洁净的人，才不会为一时一地的世俗功利所羁绊，才能在物欲世界甚嚣尘上时有自我放逐的勇气……

　　如果这是我试图开出的物欲横流中坚守心灵的“药方”，或许它并不通用，但确是我十多年的真诚感悟和经历的朴素总结，意在提请人们、更是告诫自己：超越缤纷尘俗，时时回应人类健康本性的吁求，不断自我完善，从而不断摆脱心灵的惶惑与挣扎所导致的生命搁浅。

　　此刻，翻检这篇7年前写的“后记”，心底突然闪出一丝“后怕” ——它真的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上都已涵盖周全了么？它对人性的挖掘到根底了么？是否会被误解为“精神苦行僧”？的确，如何既能不懈地进行精神求索，同时又能承担好自身的生存及与世俗社会的尽量兼容，这也许不仅是一个“度”的把握，有时竟成尖锐的“两难”，逼人痛切割舍。
　　尼采显然深谙人的逐乐本能，在谈到学问（泛指求知、求真）的目的是否能创造最多可能的快乐和最少可能的痛苦时，他特别强调快乐与生命的质量，主张必要时可用物质世界的痛苦作为换取高尚欢乐的代价：“也许我们尚不十分清楚学问有能力阻挡人们去享乐，应使他们更冷静、更庄严和更能克制自己。但是，它可能转变成最大的痛苦创造者——不过，或许我们会同时发现它的反作用力：它有使另一个新的欢乐的星球世界发光的无限能力。”
　　是的，当一个人选择了诗，就不仅仅是选择了一种表达方式，而是在同时选择一种生活姿态，乃至牵引你一生的践约生命的方式。从那以后，我不时地告诫自己——诗人，把握好自身，你也能享有尼采所推崇的欢乐！

三、回归：红尘中的诗意栖居

　　2001年初，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我真正开始重返诗歌。我希望这一次疏离多年后的返回，是自我生命向着缪斯的一次“华丽的转身”——
　　2001年底，我出版了诗集《刘虹短诗选》；2002年底，出版了个人诗歌选集《结局与开始》；2005年初，出版了我的第五部诗集《刘虹的诗》；2005年6月，又出版了我的首部文集《心城素描》（散文、报告文学、评论合集）……在找准了生命的价值坐标和创作方向后，我的诗写激情空前勃发：4年多来，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我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了100多篇作品，30余首诗入选年度诗选和多种权威选本，以及《诗选刊》、《杂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在全国性诗赛中10多次获奖；新诗集《刘虹的诗》获得读者和多位专家的好评； 2005年，我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报评了国家一级作家……在2004年第六期《诗刊》介绍我的专题中，我曾这样表述了自己“宿命”般的写作，以及我越发坚定的诗歌观念与价值观念——“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诗，首先来自于他历万劫而不泯的率真与求真的健康天性；其次是超乎常人的敏锐的疼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对于我，写作最直接的内驱力，则来自于对异化人性的传统价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认同，是自觉地边缘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与抗争，是自我放逐中对丰美生命的积极吁求和无奈喟叹……”

　　记得三年前在回答北京一家民刊《大地访诗人》的访谈时，我对自己的“特区体验与诗写特点”作了这样的概括——
　　我的创作以1987年底漂泊深圳为分水岭：之前，是广阔的“大地忧思”；之后，则是切近的“存在之痛”。在深圳，我的个体生命才第一次体验到了马斯洛“人生需求五层次”中最低层次的落差。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说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在原有的精神暴力、语言暴力之外，又加上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暴力，造成人身依附关系更严重。目前下岗工人生存困难较多，农民就更不要讲。所以，从一己的生存感受推及到大家的窘境，从我过去轻飘飘的生存优越感到触模“切近的存在之痛”，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转变。诗人和其他艺术家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敏感，以及由此而来的疼痛感。如果丧失疼痛感，就不可能写出具有心灵力量的作品。著名学者周国平和余杰都说过类似的话。“大地忧思”则好像更多一些居高临下、悲天悯人的“隔”。我觉得从痛感出发，才抓住了写作的本质，诗人主体意识更强，更加直接进入诗歌……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的名句之于我们，也许不仅仅是一个鲜花摇曳的理想诉求，更是需要一步步落实在行动上的现实抗争。在目前社会里，一个真正的诗人，肯定会失去（包括主动放弃）许多世俗利益，并将继续失去。然而我深知，在物质泥淖中竭力振动心灵的翅膀，应该是一个诗人永远的存在姿态。
　　是什么在命运跛行时令我平衡，在灵魂孤独时令我自足，在物欲诱惑时令我超拔，在遍体鳞伤时令我尽快恢复……是什么在匆促的万丈红尘间令我心安于——慢？
　　有名言说：经历也是一种文化。如今，在经历了南下18年的身心漂泊之后，我是否可以以“心安之人”终于说出我的感激——谢谢你，给我以灵魂飞扬和肉身持重的诗歌！谢谢你，给我以生命高峰体验、并因之赐我以磅礴诗心的特区！

我是两个音响之间的沉寂，
那极不和谐的两个：
因为死亡这个音响总想升高——
但在黝黑的间歇中两个
终于颤栗地和解了。
而歌声仍然是美丽的。

　　——为写这篇文章，我找出18年前刚来深圳时的读书笔记，忽然从中翻出里尔克的这几句诗……作为一个在物欲甚嚣尘上的世界守望灵魂的诗人，我奉上整个青春年华与深圳的这场“对话”，虽然远谈不上精彩，但尚可告慰于心的是：诗歌和我，终于在这块流徙动荡的热土，重新相互找到。

2005年12月于深圳

刘虹 E-mail: lh20010422@126.com

[刘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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