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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慧英]

朱元璋筑京城的心路历程

大明京城,是朱元璋历时28年打造的一座举世无双、固若金汤的城池。然而，一部明史才刚刚翻开，这座城池就布满了血腥。朱元璋死后仅仅四年，可说是尸骨未寒，他委以重任的四皇子燕王朱棣，就从北京打到南京，攻破了金川门，直抵皇宫，坐上了龙椅，他传位的嫡长孙建文帝朱允炆则生死不明。躺在孝陵中的朱元璋，恐怕再也难以安心。他万万没有想到，铁桶一般的城池，首先是由自己的儿子攻破；皇冠的易位，会祸起于萧墙之内，真应了机关算尽却劳而无功的结局。
祸根其实是由朱元璋自己种下的。人的思维常有定势，朱元璋打造帝权的办法，和他筑造南京城的思路是一样的。
南京城分为内外四重，由宫城,皇城,京城,外廓重重围护。宫城和皇城合称皇宫，一圈宫墙和护城河将宫城围护起来，再用一圈城墙和护城河将皇城合围，形成都城核心。又在整个城市周遭再高高筑一道城墙，用一圈护城河作为屏障；犹觉不安全，又在城市外围再筑一圈“外郭”城墙，形成了固若金汤之势。
1366年至1369年，南京城池修筑己基本结束，朱元璋也于1368年称帝，但他对筑造南京城的狂热却有增无减，为什么?他似乎把筑城当成了帝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左右手轮流协调发力，不断加以完善。翻开明史，骇然发现，重要的城垣加筑工程和重要的权臣剪除工程，两者在时间上，此起彼伏，交错进行，此战役接彼战役；且筑城的规模和工程的大小先后，也与欲除之权臣的势力大小成正比。一度疑为灯光的昏暗或眼睛的弱视，但是白纸黑字触目惊心。那么，是否是一种巧合呢？我们将试目以待。

刘基之死与筑都城
刘基，是一位被誉为明初智慧和良知象征的传奇人物。刘基一生有两个深刻认识，一是认定元末诸雄唯朱元璋可平天下、结束战乱；二是认定与朱元璋的合作只能在天下未定之际，一旦他当了皇帝就应该敬而远之。洪武四年，刘基早早退隐回浙江青田养老。他佐朱元璋得天下，乃为苍生，不再合作则是为个人人格的完整。朱元璋要他替换李善长出任丞相。他说，更换丞相好比更换房梁，要用大木头来换，不可用小木头扎起来代替大木头。他自谦为小木头，说“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不想干？疾恶？谁是恶？朱元璋心中自不是滋味，曾有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姚润、王漠被征不至，拒绝为官，被朱元璋杀了头不算，还发配全家。刘基在归隐前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不要在建都南京的问题上犹豫不决，首都放在风阳是绝对不行的。朱元璋却送他一首诗，诗中有“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之句，讥讽他既然不当宰相，又何必多管闲事。但刘基归隐后，听说因南京和风阳两地同时大造城墙引得民怨载道，就又写了一首《筑城词》：“君不见杭州无城贼直入，台州有城贼不入？重门击柝自古来，而况四郊多警急。愚民莫可与虑始，见说筑城俱不喜。一朝城成不可逾，挈家却向城中居。寄语筑城人，城高固自好，更须足食仍足兵，不然剑阁潼关且难保。独不念至元延祐年，天下无城亦无盗。”刘基词未笔锋一转，劝说筑城人城高未免是对自己的束缚。此时朱元璋心中己大为不悦了。
胡惟庸后来当了丞相。刘基曾再三劝阻朱元璋不要拜胡惟庸为相，说他好比一匹劣马，必定把车子拉翻，朱不听。这时，胡揣摩朱元璋的心思，正好寻隙报复。胡指使人检举刘基替自己相中一处墓地，此地“踞山面海，有王气”。朱元璋取消了刘基的俸禄，亲笔致信警告他。刘基得书，到京城惶恐谢罪，留在京城表明心迹，企图消除朱的疑惑。留京期间，朱元璋似乎是故意做给刘基看，将胡惟庸“转正”为右丞相。刘基闻知“大慼”曰：假如当时是我说错了（指力阻朱元璋以胡惟庸为相），那就是苍生之福啊！于是忧愤病倒。此时，《明史》中记下了令人心惊的一幕：刘基病重，却见胡惟庸得意洋洋进来，身后跟着医生，阴阳怪气说是受皇上指派来探病。正是在这次执行皇命的探视中，刘基喝了这医生的药，腹中长出拳头大的一个硬块。随后，朱元璋于洪武八年四月放刘基还乡，一月后朱元璋终于下了决心，下诏罢筑中都风阳城，这天，刘基郁积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朱元璋没有亲自下毒，而是利用两个政敌之间的恩怨除之；并且，几年后胡惟庸事发，有人揭发刘基为胡毒死，使胡罪状上又重重加上一条。与徐达、李文忠之死相比，这是朱元璋干得最高明、最阴险的一次。


胡惟庸之死与拓城池东北部
朱元璋坐上皇帝宝座后，不断打造帝权工程，逐步收拢皇权，同时，对筑造南京城的狂热不减，他对朝中军政权力的调整就相当于筑城垣内城。在一些著名的大案里，朱元璋以惩治不法之臣为由，借题发挥，辗转牵扯，最后挖出来一个又一个“反皇帝集团”。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朱元璋决定拓广南京城池东北部，凡八百余丈。但这八百余丈的确切之处却令人费解，至今无法判明，因为东北部神策门此前己建成，拓广此段城墙的必要性、可能性令人疑惑。值得注意的倒是工程一结束，次年正月就爆发了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1355年参加朱元璋幕府，在1377年开始得到皇上越来越多的恩眷。1379年末，外国使臣来南京进贡，但是丞相胡惟庸没有上奏，朱元璋得知后大为震怒，命令处死左都御史汪广洋。次年正月，即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告发意图谋反。阴谋败露的原因，明史说胡惟庸的儿子在南京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胡惟庸杀了马车夫以泄愤，皇帝得知后大怒，命胡惟庸赔偿马车夫的家属。可是，当胡惟庸请求向马车夫的家属赔偿黄金和绸缎时，皇帝又不许他这样做。这使得胡惟庸害怕起来，因此他和御史大夫陈宁以及中丞涂节阴谋发动兵变。而且说他与日本人和元朝统治者一直勾结，企图政变。还有一些材料说，胡惟庸以观赏他家中的醴泉为借口，曾约请皇帝驾临，准备刺杀君主，但是宦官云奇风闻这个阴谋，跳出来挡阻皇帝临幸与皇宫相距不远的胡宅。这名宦官因挡驾被打得几乎臂折，但他仍拼死地指着胡家住处。这使得洪武帝警觉起来，他登上宫墙，隐隐地看见了胡宅有暗藏的军队在活动，于是他认识到几乎踏进了陷阱。在这以后不久，胡惟庸便被公开处死了。
胡死后仅一个月，朱元璋废相，干净利落地撤销了延续上千年的丞相制，权力和责任都集中到了皇帝手里。清代官制基本照抄明代，也未设相位。胡惟庸所谓谋反企图的细节，围绕着这一事件的种种说法是矛盾百出的。但可能的是，胡惟庸利用权力把自己的党羽安插进官僚体制中，而且实际上已从内部接管了行政大权。胡惟庸究竟是否超越了他的合法权力而要纠集一个文官死党集团谋逆，至今也无法说清楚。这次大清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方面的，此后的十四年中，约有四万多人在胡案中丧命，大多数人是有产者，他们的田地轻易地收归国有，同时还削弱了南方人在朝廷中所施加的影响。
拓广这八百余丈的城墙，有无需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朝中政治权力的调整，需要一次心理的演练，在练兵中痛下决心，周密计划，完善步骤。


李文忠之死与甓后湖城垣
李文忠的死，也和投毒有关。李文忠是盱眙人，是朱元璋的外甥。他年幼亡母，自小在军中长大，深得朱元璋喜欢，甚至一度改姓朱，被朱元璋视为养子。19岁时李文忠便带兵四处征讨，战功卓著，为明第三大开国功臣，被封为曹国公。更难得的是他不但能武，而且能文，好读书、长诗文、有见识，他在洪武十年，还作了二年实际上的“宰相”。然而，恐怕就是有见识这一点害了他，朱元璋对功臣宿将大开杀戒，李文忠身为国戚兼功臣，力谏“少诛戮”；对东征日本的计划表示异议；批评宫中宦官太多等等。朱元璋龙颜大怒，下旨谴责，洪武十六年冬，李文忠忧郁成疾。朱元璋非常关心病中的李文忠，不仅亲临慰问，而且命令淮安侯华中专门负责医生会诊工作。洪武十七年三月，46岁的李文忠就病亡了。朱元璋很伤心，甚至怀疑华中故意在药中下毒，于是削了华中爵位，将他全家流放，所有医生全家抄斩。追封李文忠为岐阳王，赐葬钟山之阴，并“亲为文致祭”。
这年七月，朱元璋命留守卫士甓后湖城垣，凡四百四十三丈。长度几乎比上次少了一半。与胡惟庸案相反，此次的城垣修葺，放在了案发事后。让李文忠死，确实不必大动干戈，也许是血缘与亲情让他夜不能寐，内心的疼痛需要缓解释放，而这一过程似乎也特别漫长。两年后，朱元璋下令为李文忠立碑。
李文忠墓位于太平门蒋王庙，神道碑体量巨大，形制与徐达神道碑相似。碑身有当年大学士董伦撰写的碑文，洋洋数千言向后人昭示着李文忠功勋卓著的一生。令人不解的是，自秦汉六朝以来，神道碑多立于神道起始中央，以为彰显。而这块神道碑，竟孤独地矗立在西北20米开外处。这在明所有的功臣墓中，也是唯一的特例。此后民间传说李文忠是被朱元璋毒死的。根据传说，后人猜测立碑是因为朱元璋毒杀李文忠后，仍顾及他国戚功臣的双重身份，立碑而不归位正暗含了警告其他大臣：触犯龙颜必会受惩。有史料还提出，皇帝可能命令处死了李文忠的许多随从者，因为他已在他的京师府第中网罗了一大批党羽。碑文落款显示，立碑时间是在李文忠去世后两年，也似乎证实了“惩罚说”的传说。

徐达之死与甓京师城垣
徐达死于洪武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徐达是濠州（今安徽凤阳）人，追随朱元璋三十年，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屡立战功，但从不居功自傲。朱元璋屡加试探，用各种小花招窥视徐达内心，每一次都不过进一步证明了徐达的高风亮节。徐达患背疽，死时年仅五十四岁。民间相传，朱元璋特意派使者赐蒸鹅，徐达一见，鹅为发物，当即泪如雨下，他在内使的注视下吃了送来的东西，不久徐达就死去。闻徐达已死，朱元璋辍朝，到他家里吊唁痛哭，下令抓捕杀死了所有曾为徐达看病的医生。徐达死后朱元璋追封他为中山王，赐葬钟山之阴。墓在太平门外板仓村，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明代功臣墓。墓前神道碑是明代功臣墓碑中最大的一块，碑文由朱元璋亲自撰写，大学士宋濂书丹，记载了徐达的生平和功绩。此碑奇特之处在于碑文中竟然有标点符号，实属罕见。究其原因，一般认为碑文可能由大臣代笔，怕粗通文墨的朱元璋读来不便，加上圆圈断句，交付镌刻时，工匠害怕获罪，只好依样画葫芦。这年，朱元璋再次下令甓京师城垣。
“甓”城墙是指在城墙表面加厚增高，这是否也是朱元璋修缮心灵的一帖膏药呢？其中未必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割除内心深处中最为柔软的一块，相信他也会忍痛挥泪。回首李文忠、徐达死后的二次城墙修葺，史料记载均语焉不祥，至今无法核定确切的起始地点。考订出具体的地点在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似可一窥他内心的彷徨、心灵深处的不安与挣扎，心理上的需要似乎胜过实际需要，内心不可与人言说的郁积需要有一个排泄的渠道，好比现代女子用购物来排遣内心的烦恼。

李善长之死与大规模改筑内城
徐达死后次年，朱元璋不再满足于之前在南京城中小打小闹增高加厚“甓”城墙了。之前他修筑的南京城，己不符合他的心意，他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改筑南京城。究竟是因为除强务尽后的另一种不安全感？还是心灵深处一种强势的需要，以此加强对皇帝的更大敬畏呢？洪武十九年八月，他开始“新筑后湖城”，沿玄武湖十里长堤修筑了城墙，这一工程，使得城北金川河与城南秦淮河遥相呼应，解决了城内水上交通和生活便利。接着，他又推倒了在明初修筑城门时直接利用的南唐南门、水西、大西诸门，重新建造了气势磅礴的聚宝门，以及三山、石城诸城门，南京城将是一个水泄不通的铁桶了。
新一轮京城城墙筑造时间约四年，刚告竣工，另一位丞相李善长又被押上了断头台。是否又是巧合呢？
不巧中发现，朱元璋每次大的发力，都需要一次预演，一次象征的演练，以确保万无一失，也许，修筑城垣就是心智与耐力最好的操练。不动声色中，把所有的犹豫、徬徨一天天打磨光滑；把果敢、决心都用一种形式固定下来，让心的柔软部分变得像城墙一样坚硬，迎接下一场抛却良知的大决战。
那么再来看看李善长之死吧。早在胡惟庸被告发时，就有人控告李善长也不干净。五年后又有人重新掀起对李善长的控告，但是又和上次一样，朱元璋仍不愿对此有所行动。直到洪武二十三年，即1390年6月，一名御史弹劾李善长与胡惟庸叛逆案有牵连时，最关键、最大的首要分子，位列开国元勋头把交椅的李善长被揪出来了。
李善长，定远人，朱元璋初起时他在滁县加入朱军，从此成为朱元璋的头号智囊。明建国，李善长更是国家体制、法律、礼仪的主要制定者。然而，这位“明代萧何”终于在他垂垂老矣，高寿77岁的时候，被朱元璋清除灭族，泱及三万余人。
李善长在1390年7月被迫自杀。李善长一死，至洪武二十三年，整个明代总共有过的四位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居然被一网打尽，可谓亘古未有。能够想象，朱元璋取得大胜后的放松，他解开衣领，摊开手脚，靠在龙椅上闭上了眼睛，不容易呀，积十年之功的硬仗。但他不敢有丝毫懈怠，新一轮的练兵计划又在脑中谋划。

蓝玉之死与筑外郭城
揪出李善长的这年四月，朱元璋腾出手来下令建造外郭城，三年后，于洪武二十六年元月工程竣工。外郭城，主要利用南京城外的黄土丘岭依山带水修筑，只在险隘之处才用城砖砌墙开门，共筑城门十八座，其余皆以山埂培土夯成，俗称土城头。外郭城现多已被毁，有的已成为公路，但城门的名称大都保留了下来，如尧化门，麒麟门、高桥门、安德门等。此时朱元璋在四重城垣固若金汤的南京城里可以心满意足了，但这也是一次练兵而己。
再一次巧合的是，就在这年的二月，外郭工程竣工后的次月，另一大案爆发，主人公是蓝玉。朱元璋迫不及待又对军队统帅动了手，两个接踵而至的大案，主角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一个对内政具有影响力,一个对军队举足轻重。蓝玉是在明建国后迅速显示其军事奇才的，他先后作为老元戎傅友德、徐达的副手，征定西南、漠北；出师西北、云南，此后声誉鹊起，洪武二十年，终于取代老一辈的冯胜“拜为大将军”，总领军事。蓝玉虽非开国元勋，但对明建国后武力扩张和明帝国最后版图的确立，功不可没。徐达、常遇春之后，军方头号人物无疑就是蓝玉。1393年，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蓝玉突然被逮下狱，且在三天之内迅速结案：蓝玉被凌迟灭族，案涉一万五千人被杀。
时间上衔接得如此之默契紧密，有条不紊，能说这仅仅是巧合吗？不是精心安排又是什么？这是又一次权力的再分配。蓝玉之死，是这次权力再分配的最明显的标志，蓝玉被审理之际，罢免了大部分有功将领的职务，诸皇子被调派到北方边境的要冲。也许朱元璋己打造成了京都四重城垣和边疆血亲藩屏，形成了金汤之势，自认大可放心，还有必要让文臣辅助内城吗？还需要武将统率军队外郭吗？洪武二十三年解决了一个“反皇帝政治集团”，洪武二十六年解决了一个“反皇帝军事集团”。为了确保对军队的控制权，明建国元老功臣中的最后两人，颍国公傅友德和宋国公冯胜，也相继在洪武二十七年、洪武二十八年赐死。朱元璋自认可以高枕无忧了，洪武三十一年，他踏实地阖上了双目，自以为留给了皇孙朱允炆一个十分“安全”的皇位。
冤魂缥缈，朱元璋死的时候，明初精英居然一个不剩！这绝非巧合，而是朱元璋为朱家江山机关算尽的结果，得善终者仅因病还乡的汤和一人。《明史》评曰：“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恶之水长年积蓄，如果没有了堤坝的阻隔，必将泛滥成灾。自小环境经历是一个人个性定型的关健，只能说，童年的悲惨记忆，使得皇帝对皇权旁落的恐惧到了变态的程度！

建藩以收加筑外城之效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在屠戮功臣上，朱元璋也和修筑城墙一样，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的创新是在屠戮功臣的同时建立一种极权体制。从体制上着手解决问题，他认为是治本之举，没有体制来保障，再严密的防范也不可能根除帝权所面临的危机。中国的帝权，明代的政治体制，在朱元璋时代达到了一个新层次，即“君主极权”取代“中央集权”，一切权力归于君主。他采取的措施是，夺政权于丞相；夺军权于将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皇帝既是他自己的宰相，又是军队的统帅，这就使他自己肩上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而朱元璋解决管理上的难题办法，就是让血亲诸王充当中间环节，册封亲王，屏藩帝室。“上卫国家，下安生民”。
学者叶伯巨曾在洪武九年就上奏：建立拥有武装的藩王，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势。朱元璋大怒之下让他下了大牢，再也没放他出来，在朱元璋看来只要权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因此，他准许诸王有自己的武装，甚至，如遇有紧急，王可调遣兵力。他的心放下了，绝对的帝权加上有力的藩屏，子孙们只要照着他的安排去做就行了。
朱元璋“君主极权”的外郭是建藩，意在收到加筑外城之效。他想象，在这样“内外城垣”的多重保障之下，朱家皇权应该是无人可撼了。刘基早就写了《筑城词》，可是他偏偏忽视了这一点，坚固的城墙固然可以成为安全保障，然而在特定时期，它未必不会变成对自己的禁锢和围困，变成插翅难逃的樊笼。城墙造得愈高大、愈牢不可破，这种自我束缚愈不可能逾越。朱允炆在城垣中心龙椅上的四年，这种惶恐不安的感觉就从未消失过。朱元璋留给长孙朱允炆的政治遗产当中，最令后者不堪承载的，就是有一座过于强大的“外郭”：诸位拥有重兵、强悍不驯的王叔。朱元璋自己满意放心地去了孝陵地宫深处，可他的皇孙却从此生活在焦虑重压之中。这一点，朱元璋在世时显现不出，大明的航船上有威风凛凛的开国皇帝，有他撑舵，一切风平浪静，大海匍匐在他的脚下。然而京城一经易主，新皇帝年仅二十二岁，所有的亲王都比他长一辈，有封地有军队，政治上历练已久，军事上能征惯战；相比之下，仁柔年轻的皇帝缺乏处理复杂政治的经验，朱元璋也从来没有让他带兵打仗，在实践中树立领袖的才干和威望，却让他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终于，风浪骤起，卑弱矮小的“内城”，在雄伟高大的“外廓”挤压下，轰然倒塌了。
历史就是如此幽默。在孝陵地宫里注视着身后事的朱元璋，看到自己劳神焦思精心建构，理应固若金汤、万无一失的城墙和帝权，竟同时被朱家宫殿护城河的流水所冲垮，他会怎样想？也许，他会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他委以重托的四子燕王，竟敢转身就自封为永乐皇帝。也许，他会沮丧地承认：在对权力的打造上，竟会百密而有一疏。也许，他还在反省：不该循圣王之道培养皇孙成为仁义之君。


前二年，有人竟然发现南京明城墙的轮廓其实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脸谱，整个明城墙就是按照朱元璋侧面头像建造而成的。一些报纸曾为此渲染了一番：城墙细致地勾勒出了朱元璋的脸部特征：下巴长、脸长、眉毛长。且有朱皇帝自己写的诗为证：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伸长腿，恐把山河一脚穿。以朱元璋的脸谱对照，两者还真有相像之处，只是发现者显然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知之甚少，事关社稷安危，怎比得小儿涂鸦？不过有一点被证明了，南京城墙体现了朱元璋思维的定势和张扬的个性，也许如莫特这位外国学者所说，南京的城墙主要在于一种心理作用。
南京城墙为战争而筑,但它所起的真正作用，与其说是军事御敌，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满足；一种威仪；一种安全感；一种文化的集大成。在南京的战争史上，除了在神策门一战得胜之外，几乎找不出据城防守得胜的战例。无怪乎清顺治皇帝要洋洋得意地将神策门改为“得胜门”了。高坚甲于海内的城墙，没有挡住朱棣挥戈南下，冒天下之大不违夺取帝位；没能挡住清军在明皇宫中驻守设防；没有挡住湘军冲进城内烧杀抢劫；也没有挡住日军的铁蹄长驱，屠杀我30万同胞；当然更没有挡住“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步伐。

完稿于2008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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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美]

把筑城当成帝权的一部份,是否与秦始皇筑长城如出一撤.然而再坚固的长城终抵挡不了满清的入关,坚如铁桶的明城墙更难抵燕王的野心.如今踏在荒草凄迷,倾塌斑驳的城墙废墟上,后人将作何感想?
拜读大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