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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马

早年在台湾没见过雪，只偶尔从有异国情调的小说或童话里读到，或从一些电影里看到雪的影子，不免对雪充满了神秘的想像与向往。一九六一年到美国留学，在中西部的密尔瓦基城首次见到了雪摸到了雪，当时的兴奋之情，多少可从我写的这首〈雪仗〉诗中看出：

随著一声欢呼
一个滚圆的雪球
琅琅向你
飞去
竟不偏不倚
落在你
含苞待放的笑靥上

诗中的「你」是与我几乎同时到马开大学念书、后来成为我妻子的之群。密尔瓦基城在芝加哥北边不远，开车才一两个钟头，但记忆中那里的冬天似乎比素有风城之称的芝加哥冷得多，风刮在耳朵上，比刀还利。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身上还残存著亚热带的热气，骤然同北国的冰雪一碰撞，感觉特别敏锐的缘故。而属于教会的马开大学当时的校风相当保守，对学生的衣着有它一套要求，女生只能穿裙子不许穿长裤。从宿舍到教室短短几个街口，中途还有几个可避风暖身的药房和商店，之群那两节介于裙子与长袜之间的膝盖，仍被冻得红彤彤，让在恋爱中的我，频呼我见犹怜。

马开大学虽是教会学校，我们两人也都拿了学校的奖学金，但开明的校方从没要我们上过一堂关于宗教的课，更没要我们入教。我认识的美国同学似乎也大多不是教徒，至少他们没同我提起过。校园里有一座大教堂，但我们从没进去做过礼拜。除了偶尔抬头看看它上面的大时钟所指示的时间外，只有在钟声突然鸣响，高耸塔尖的十字架上积雪纷纷下坠时，才吸引了我们的眼睛。但在记忆中，它的存在却是同我们那段快乐的时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多年后我写一首叫〈冬天的行板〉的诗时，写到最后一节：

当钟声在晚风里
静静点燃
明明灭灭的星星
天空成了教堂
肃穆而庄严

浮现心头的，便是那座教堂。

当时在马开大学念书的华裔留学生，多来自台湾及香港。男多女少的十几个人，在异国相濡以沫，相互扶助，周末假日经常结伴郊游，或挤在公寓里聊天。特别是在风雪交加的日子，一群人围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吃饭吹牛怀旧，是相当温馨的场面。理工科的同学大多有奖学金，虽然每月才一百多美元，节省一点也还可勉强凑合，无需花时间去打工赚钱。那时候除了一位攻读政治学位的同学外，我们都是单身。这位同学的太太烧得一手好菜，夫妇俩又热心好客，他们相当高级舒适的公寓便成了同学们的活动中心。而我为了省钱，同三位比我早一两年从台湾来的同学，在学校附近合租了一栋老房子的二楼，两人一个房间。房租很便宜，每月每人才三十多元，只是房子太过古老，走在地板上嘎嘎作响有如危楼，烧煤的暖气设备更是简陋，我记得冬天早晨醒来，鼻孔里黑黑的全是煤灰。那年头根本不知道房客有什么权益，只知自求多福，用一件破汗衫盖住暖气出口，过滤过滤了事。更可怕的是厨房里烧饭的煤气炉一打开，躲在里面的蟑螂便倾巢而出四处奔窜，每次都让我头皮发麻。那时候的鸡又肥又便宜，每只只要几毛钱，同房间的同学胃口奇佳，每天下课后顺路从超市买回来一只白白嫩嫩的肥鸡，用白水煮，除食盐外不加任何作料，赤裸裸的鸡味弥漫全屋，特别在门窗紧闭的冬日。他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我却有好几年一闻到鸡味就反胃。

一九六三年夏天拿到硕士学位后，我到密尔瓦基城郊的一家大公司从事核能发电厂的设计工作，在离公司不远处租了间公寓。六十年代的美国还相当朴实，许多人家还在院子里晾晒衣物。那时我们已结婚，之群怀孕行动不便，出大太阳的周末我常帮她端著篓子到院子里去晾晒洗好的衣物，觉得这种举手之劳没什么大不了。偶然听到一位邻居太太指指点点对她的卡车司机丈夫唠叨：「你看人家丈夫多勤快！」也没太在意。

十二月的一个寒夜，刺骨的冷风把停车场上的许多汽车都冻得断了气。第二天早晨附近的加油站忙得不可开交，到处是找他们发动车子的顾客。那天早上我刚好有一个重要会议，给加油站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正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这位卡车司机老兄大概看到了机会，问我要不要他用卡车推我的车子，试试以土法发动。我感激地一口答应了。上了车还没坐稳，他的卡车便猛然加速，顶著我的车子在一条高出地面好几尺、还残留著冰雪的马路上狂奔起来。路面很滑，车子根本不听控制，更不能踩刹车，只有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眼睁睁看着两旁的树木直直向后飞逝，不知什么时候会冲下沟去，任我怎么大叫他都听不见，或故意听不见。

这样过了长长如一世纪其实也只不过几十秒钟的时间，他大概把一向受太太唠叨的气泄光了，才松开油门停了下来。我已不记得当时车子是否发动了，但这幕紧张如恐怖电影里的飞车镜头，一直深印在我冰雪的记忆里。当然这事也只能怪自己太健忘，没记住在台湾课堂上听到的一桩类似的恶作剧。教我们汽车原理的兼职教授是一位运输军官，经常开著吉普车到处跑。有一天在一条窄路上，一辆三轮车挡在他前面，任他怎么按喇叭，都不理不睬不肯让路，他一气之下用吉普车顶著它在路上飞驰起来，直到气消了才放松油门。「当我一边超车一边转过头去看那三轮车夫，」他对我们说，眼里闪著顽童恶作剧的得意，「那才叫面无人色哪！」

在台湾时曾读到美国诗人艾略特在他的名诗〈荒原〉里的诗句：「冬天为我们保暖／覆盖大地以健忘的雪。」心想它大概同李白的「白发三千丈」一样，都是诗人丰富的想像，当不了真。冷冰冰的雪怎么可能为我们保暖？在同雪打过多年交道之后，特别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那些又厚又轻又柔又白的新雪，可爱得就像我在〈装置艺术〉一诗中所说的：「引诱一双天真的脚／去踩去没膝去惊呼去笑成一团」。在开阔的野地上越野滑雪，更令人头顶直冒热气，一点都不觉得冷。倒是有一年冬天我回到没有雪的台湾，连绵的雨季里那种又湿又冷的感觉，渗入骨髓，使我写下了下面这些诗句：

忘了冬天
曾是这么冷
这么风湿
每个记忆的关节
都在
隐隐作痛

觉得艾略特的话一点都不夸张。在北风狂啸、气温剧降的时候，积雪覆盖下的一些动植物，因雪中大量气泡的绝缘保护，而不致被活活冻死。

这几年也许是地球气候转暖的关系，冬天似乎越来越暖和，雪也下得比记忆中的少。而冬天烧煤取暖更几乎已绝了迹。不久前同两个儿子谈起当年在密尔瓦基城所过的雪花与煤灰齐飞的日子，他们都笑我又在那里编造忆苦思甜的故事。我说我这可是在忆甘思甜。在那些年轻且充满对未来憧憬的岁月里，许多本来是苦的东西，现在咀嚼起来，竟都有点甘味，如青涩的橄榄。

原载：《世界日报》副刊， 2008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