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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快活]

优越感：
我以为人能看得开大致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本身就很优越，这种人从小日子过得就好，后天也没有经历什么波折，至于这种人非要想不开，那是另一回事。至少他们具备知足常乐的条件。另外一种看得开是虽然本身并不优越，甚至还很艰难，但因为周围有很多更艰难的人比着，才他觉得自己优越了。
优越本身当然不是什么缺陷，缺陷在于有优越感的人遇事的时候是怎么做的。人是在对比中明晰道理判断是非的。当穷困人的为了争取自己利益准备斗争的时候，那种具有优越感的人就会出来进行劝慰，说什么知足常乐，也许他们并无恶意，但他们却很可能会被对方误解，至少他们让人泄气。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具有优越感的人还是少说为妙。

坏人是怎样炼成的：
首先得说所谓的坏人都是聪明人，傻子的当不了坏人的，就是偶尔有某个傻子干了一件坏事，也是暂时的，不能以此确定他就是坏人。
坏人也不是天生的，和很多人一样开始也是胆小的，之所以后来胆大，还是因为他们的聪明，让他们琢磨出即使是干了坏事也“不过如此”的道理。比如那些从小娇惯的孩子这种“不过如此”的道理从小就在家庭里养成了，为了自由或者利益，在成年走出家庭后，却又不想奋斗，于是琢磨省力的办法。
而社会也总是给这种人提供机会，因为历史和社会本身就从来没有见公平过。极端点说所谓的制度规矩都是给老实人制定的，制度和规矩制约不了皇帝和官僚，相反往往他们才是制度和规矩真正的最大的破坏者。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先不守规矩才刺激起“坏人”的冲动和野心。自古被压迫揭竿而起的老实人人不少，但真正成事的却不是这些老实人，是老实人的揭竿而起给坏人创造了机会。
所以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要强调官员的以身作则，但自古千里当官只为财，不去破坏规矩哪里有财可发？
所以要讲和谐社会，这也是目前两极分化下的无奈。人不患贫，患不均，只要这种分化还在延续，那这和谐也就很难实现了。

忠厚和奸诈：
一个人因为忠厚得朋友，但却又很可能被人小看利用；
一个人因为奸诈而没有朋友，但却又因为奸诈而得利。
人们习惯上是要把结交朋友和利益挂在一起的，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路就是利益的最好解释，虽然这里有正当和不正当之分。问题是你的这些朋友又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忠厚的？还是奸诈的？或许这个判断有些简单化了，在某种情形下人是忠厚的，在某种情形下又很可能奸诈，所以要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如此真正能够担起朋友这个称谓的人并不多，因为这里要讲对等，一个忠厚的人和一个奸诈的人就算表面上看见和平共处，但那绝对不能算是朋友。
但朋友这个词汇还要继续用，哪怕是为了表面上的热闹；如此做真正的朋友很难，所以才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却又真有人彼此都当朋友，那更多的解释只能说是彼此的缘分爱好使然了。

谋略和决断：
看《三国演义》人们都觉得诸葛亮了不起，因此看不起好哭的刘备。但其实若无刘备会听，诸葛亮也是无处施展的。古往今来人们听到更多的是“事后诸葛亮”的典故，事先诸葛亮却是很难，这一点刘备做到了。而最能体现这种判断的当属股市，股市里每天都有利好利空的消息，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准诸葛亮们的建议，之后人家再告诉你“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就完事了。但又有多少人会听？
所以朱元璋打下天下之后没有厚奖刘伯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谋士的谋略只有靠朱元璋这样的人才能事先，相比之下武将们的功绩却是立竿见影的，所以在争功的时候谋士往往抢不过武将。所以自古以来的文人就很憋气，却又很无奈，因为自古就不缺少谋士，缺少的是李广那样的武将，当然更缺少的是刘备，也就因为刘备的稀缺，进而成为常态，人们倒对那些糟糕的皇帝懒得谩骂了。

进步：
进步应该是一种常态的东西，人从小就会本能的要求进步，之所以没有进步成，更多是因为外界的负累太多，所以才有孟母三迁，可见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后的家庭环境，家庭条件优劣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父母的习惯，所以才讲身教重于言教。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具备，就是一个质地很好的孩子，就是学习好也会打折扣的。
除了外界的因素，孩子的进步应该更接近“天然”最好，书本上的学问终究有限，最终还是得跟社会去学，跟历史去学。因为任何理论都不能代替实践给人的启示。当然理论不能不说不够重要，理论可以让人站在更高的高度。刘姥姥进大观园算是开眼长老学问了，但就算她在大观园里住上十年她也成不了林黛玉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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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流石]

很有味道 的小杂文啊 欣赏

[塔双江]

不错,我喜欢!

[也好快活]

谢谢楼上二位高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