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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朝晖]

[人生]1989年，每周的家书



刚到澳洲的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没有电子邮件。那是1989年，一个连IC卡电话都还没有的年代。和家人保持联系，唯一的方式就是写信。拨打国际电话是奢侈的——3.7澳元一分钟，哪怕只是和家人说上一句“我很好”，我都要犹豫再三。

那时候我寄宿在墨尔本东一个越南华人家里，每周160澳元寄宿费另加交通费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生活费用全靠做点零工支撑。更别说三分钟的电话费几乎相当于我一天的生活费，那时候我每周的寄宿费和生活费，相当于在1000多人民币，那时候爸爸每月基本工资95元加各种补贴，也不到500人民币，算很高工资了！当年父母东拼西凑六千澳元供我出国留学，那是我半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我不能再给家里增添负担，以后必须靠自己！

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每周写一封信，寄给家里。

写信，是那个时代海外游子的情感生命线。我买的是澳洲邮局专门发行的“Aerogramme”航空信纸——一张长条形蓝纸，边缘有虚线，折叠两次就能变成信封，纸上已印好四毛五澳元的邮票。最省钱的办法。我一次买了三打，放在书桌最上层，一周一张或两张，从不间断。

第一封信写于抵达澳洲的第一天。那时我刚从原先临时落脚的房子搬出来，住进了更便宜也更远的一个区。每天乘公交车两个小时到语言学校上课，课后再去帮人清洁、洗碗，什么都干。晚上回到家，洗完澡，坐在小木桌前，就开始写那周的信。没有抱怨，没有喊苦，只是平静地告诉家人：“我一切都好，请不要担心。”

信寄出之后，八天后到达中国。再等妈妈回信，再八天，就是16天一个来回。家里的回信也从来也是每周至少一封，我和家人，就这样用16天为单位的节奏，构建起远距离的“心电同步”。

妈妈通常是那一端代笔的人。爸爸偶尔会加几句话，但大部分内容是妈妈写的。她会详细回复我信中提到的每一件事，比如“澳洲天气是否真像你说的一样一天四季？你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你说那个房东是不是比上次的好相处？”她还会告诉我：家里的花又开了，谁家的狗又跑进了院子，爸爸和姐姐都挂念你。

信纸上常常有擦拭过的墨迹，我猜那是她写字时眼泪掉下来又擦掉的地方。

那时我在语言学校成绩很好，几乎拿了满分。我告诉她，我一切都好。她写：“我们不求你飞得多高，只要你平安。”我想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其实每天吃的是超市打折面包、罐头是日常，睡的是简单的床垫，连发烧都舍不得去看医生。可是只家里能安心，所有这一切都不算什么。

信，一直写到了1996年。我终于把父母申请到澳洲，带到自己身边。那年我第一次在悉尼的家中，亲手为他们做了一顿晚饭，看着他们坐在我一张二手餐桌旁吃饭，眼泪几乎落进碗里。

那些信，我们至今都还保存着。装在一个旧铁盒里，上面贴着当年中国邮政的绿标和“航空邮件”蓝贴。我有时会拿出来翻看，每一封信都是我当年从泥沼里一点点挖出来的“呼吸孔”；而每一封她的回信，是我远在天涯时唯一真实可握的温度。

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当时那种孤独和咬牙坚持，有多难。她只是知道我“很辛苦”，但不曾听我说起：那种凌晨四点起床打工、凌晨一点多拖着疲惫身体写信、一个人生病时在被子里发烧到天亮却从未掉泪的日子。我不是不愿说，而是觉得，只要不让她担心，就是我唯一能给她的安慰。

现在她已经86岁了，依然生活自理、思维敏捷，有时候一个人坐公交车去图书馆、去超市。我知道她如果现在看这些文章，一定还是会心疼。可这份心疼，对我来说，是最深的联结，是这辈子最值得被珍藏的回应。

那些信，是我生命中最沉静也最有力量的声音。那时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朋友圈，只有墨水和纸张、邮筒和期盼。但那种通信，比现在任何形式都更可靠——因为我们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彼此深爱的证据。

这封封信中，母亲的字迹最常出现在纸上，但我知道，父亲的沉默和不擅言辞，也在字里行间。他是那个在家门口徘徊，却从不说出口担心的人。父亲的故事，将在未来的章节中重重落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