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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草晨露]

史家高华：对1949后一系列天怒人怨的政治运动寻根

导语：既《革命年代》之后，高华的《历史学的境界》近日面世，这也是高华在大陆出版的第二本著作，与前作一样，它同样为读者理解近代中国提供了富有洞见的参照。


高华与司马迁

每当读到高华的著作，我经常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如是写道：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努力，没过太久就得到了认可。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出身史学世家，因为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为之辩护，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为了完成父亲著史的遗志，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最终完成了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迄今为止，它被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我们可以把历史学看做纯粹技艺性的东西，完全是与自己的生活状态没有关联的。但是，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玩去哪离开这样的背景，我们队一百多年甚至更为久远的实践中的事件会有很多触动，特别是以历史研究为志业的人。我不反对把历史研究作为一个谋生的职业，但历史学家都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历史。”高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以《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为代表，高华的历史研究，饱含着沉重的忧患意识，既出自自己过去岁月的精神印记，又是对1949年后一系列天怒人怨的政治运动寻根溯源。

高华出身革命家庭，父亲被打为右派被下放到南京郊外的劳改农场劳动。一九六三年夏，高华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文革”爆发后，他的父亲为了保命而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高华目睹一批批政治人物被打倒，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并偷偷阅读国内外名著。而他1978年考上南京大学历史系，发愤研究延安整风，为1949年之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以及文革惨祸寻根溯源。至今为止，《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已经成为延安整风的权威性著作，高华也被誉为毛泽东研究的排头兵。

此前，高华在大陆仅有《革命年代》公开出版，这本论文集面世之后好评如潮。而新近出版的《历史学的境界》，同样为读者理解近代中国提供了富有洞见的参照。在我看来，高华既把司马迁的史学传统发扬光大，又显示出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历史学的境界》一书，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无非是史家的创造物。没有历史学家，就没有历史学。历史学家的境界，决定了历史学的境界。对此，高华在书中有很好的描述：“刘知己云，史家需兼‘史才’（要有治史的才学）、“‘史学’（要有学识和功底）、‘史识’（洞察历史的眼光），三者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史识’。前两项是可以通过刻苦学习而获得的，后一项则是要有思想境界和人生阅历才可接近的。”这段话，可谓高华的夫子自道。仅有史才与史学，即便拥有精湛的治史技艺，若史识不足，则只能成为史学匠人，而无法成为历史学大家。在当今众多以历史为职业的从业者当中，高华能够脱颖而出，获得众多同行的承认和赞许，以及众多读者的喜爱，正是史才、史学兼备，而史识尤为卓越的结果。这一点，在此前的《革命年代》中已有体现，在新近出版的《历史学的境界》中同样如此。

例如，在探讨中共在抗战胜利后快速打败国民党的原因时，高华认为，首先是国民党将领普遍的轻敌，从蒋介石到其他高中级将领都是如此。在战术上，解放军灵活多变，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用人上，共产党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就吸收，以后再清理。而蒋介石缺乏知人之明，他所重视的胡宗南才能平庸，而善战的白崇禧未获重用，东北行辕代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尤其不堪重用。在组织上，中共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要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即可，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而国军内派系林立，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蒋介石则要支付巨额军饷，国军将领在抗战后普遍腐败。在动员能力上，国民党始终没能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在军事才能上，蒋介石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则有“十大军事原则”。有时，蒋明明知道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就不能坚持。而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成为了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枷锁。对军队的指挥僵硬呆板，旺旺造成军事失利。在用人上，蒋毫无章法。在情报和保密工作上，共产党渗透到了国民党的各个重要机关，连傅作义的女儿都为共产党提供情报。在政治、经济和政策方面，国民党体制僵化，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率的军政机构。此外，国民党对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这些分析，将国民党败走大陆的原因描述得入木三分，比一些学者的单向性叙述和简单化描摹更具说服力。

而高华宏达的历史视野，在开篇的《创造中国现代民族独立国家》中，更得到了明显体现。从民族意识的增长，到国共两党对民族主义的运用，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到中国独立自主大国形象的形成，以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困局，高华都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分析，若非拥有杰出的史识断难做到。

除此以外，高华对于史华慈、邹谠、余英时、许倬云、唐德刚等历史学家的论述，如老吏断狱般的精准。而他对王鼎钧、龙应台、齐邦媛著作的评论又让人看到，在历史学家的理性和冷静之外，内蕴着深切的人文关怀。

中国近代史有着太多的未解之谜未曾公开，这也在客观上影响了历史学家的研究。例如，此前阅读杨奎松关于国共两党大决战的著作时，辽沈战役中的卫立煌就让人颇为费解。在卫立煌之前，杜聿明指挥的国军几次打败了林彪的部队。而卫立煌担任东北行辕代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之后，很多指挥莫名其妙，国军再也没有取得过军事胜利。过了三四年之后，一位历史学家告诉我，在担任东北行辕代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之前，卫立煌已经是中共的秘密党员。而这一信息，高华先生生前或许并不知道。尽管这并不影响他历史研究的结论，但是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重要史料和信息的缺乏，终究有些遗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史料和信息并不透明的中国，高华能够做出如此精准的研究，其杰出的史学才华和能力更显得卓尔不群。

又如，《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出版之后，迅速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并引发了历史学界和读者的追捧。然而金冲及先生也谈到了这本书的不足，即“档案运用不足”。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的档案制度极其封闭，严格的保密措施让学者望而却步。若司马迁活在当下，恐怕也会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筹莫展！

斯人已去，著作犹存。高华历来不缺乏知音，网店购书者的回应已经以事实证明。若高华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的著作受到欢迎而欣慰。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曾引《诗经•小雅•车辖》中的句子赞美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作为当代历史学家的典范，他也激励着后辈的学人努力求真。
凤凰网主笔 张弘

[寸草晨露]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老是从一时的政治需要出发对历史造假，这种政治挂帅、用政治强奸历史的做法，这种企图将错就错、将虚假历史长期固化的做法，不仅是货真价实的历史虚无主义，而且由此造成的真伪颠倒、是非混淆、价值观错乱，将给国家、民族、青年、子孙后代带来无穷祸患。

　　试想，当我们的子孙后代真的以为抗日战争是靠地道战打赢的，真的以为蒋介石在十四年抗战中是躲在峨眉山上最后才下来摘桃子，真的以为抗日英雄张灵甫、孙立人都是些战犯、王八蛋，真的以为“三大战役”比抗日战争还正义、还值得炫耀，真的以为朝鲜战争是由于美帝侵略而引发，真的以为当年打杀千百万个地主、资本家是正确的，真的以为有“半夜鸡叫”和“刘文彩水牢”，真的以为那三年饿死人都是自然灾害引起的、甚至象有些毛粉说的根本没死人，真的以为十年“文革”的罪错都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真的以为“文革”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后来扩大化、失控了，真的以为苏俄是在帮中国而美国是在长期祸乱中国……那对他们建构正确的历史认知和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会有好处吗？这样的子孙后代又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中国又将怎样融入现代文明世界呢？

　　所以归根结底，必须“直笔著信史”，如此才有利于“资政辅治”、并裨益于整个国家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