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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淮]

那年我中暑

大暑后，立秋前，这段时间是农村抢栽双季晚稻最紧张的阶段。

中暑是我当知青的时候。

那年七月底的一天，凌晨二点左右，队长就吹哨子了。社员们摸黑从家里出来，磕磕绊绊地走在去拔秧的田埂上。那天太阳刚露脸，就给人火辣辣的感觉，又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天气。

我们生产队是个穷队，没那么多钱买化肥，几块大田就用人粪作基肥。那天我们栽秧到十二点左右，还剩一块浇过大粪的叫“大八斗”的田没栽，队长要社员们栽完再回去吃午饭。（当时农村吃午饭一般都在下午一、二点左右。）社员们懒洋洋地向大田走去。我跟着大家往“大八斗”去，远远就闻到一阵阵恶臭，走到田边一看，满田的水面上漂浮着大粪，还有烫死的蛆虫，一阵恶心，嗓眼像被什么堵住一样。社员们都下田了，我磨磨蹭蹭真不想下去。但是，社员们都开始栽起来，比我只大一岁的大春姐姐也下去栽了，田埂上只剩下我一人，我只好咬着牙，闭着眼下到田里。

由于我是最后一个下田，我只能栽最里面靠大坎的一行。栽秧这活，人们是从左到右一字排开，每人一行，每行五棵，谁要栽的慢，谁就要被关笼子。关笼子就是两边的人栽完后，栽慢的人这一行往往缺少秧苗。要想上田埂取秧苗，只有走自己那行空档。别人甩给你，会溅得你满身满头脏水。那天我虽然是最后一行，原本不会被关笼子，但我的右手是一丈多高的黄土高坎，左手是大春姐。她比我既栽的快又先下去，黄土高坎把我关进笼子。不过，大春姐给我留足了秧苗。

我背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身烤着热烘烘的黄土坎，面对着臭熏熏的大粪，还要用手扒拉着粪球把秧苗栽下去。栽着栽着，原本大汗淋漓的我，此时头上没有汗了，只觉得心闷得慌。我直起腰来，仰面长空，想吸一口清新的空气。可是就这么一点点奢侈的需求也不可能满足，周围除了薰人的臭气，就是灼脸的热气。

我回头看看离埂还有多远，忽然觉得我的笼子越来越窄。再看大春姐和她右手的父亲，他们都栽六棵。我心里一阵感动，弯下腰接着栽。

先栽完的社员上了田埂开始回家了。大春姐也栽完了，她见我还有一截没栽，又帮我栽了一会，我终于从只有两棵秧苗的笼子口出来了。

刚上田埂，早已翻涌到嗓眼的酸水，一下子喷涌出来。眼前出现阵阵黑影，汗水早已被黄土大坎蒸干，我蹲在田埂大吐特吐。社员们都走远了，大春姐没走，她等我吐完，扶起我向大坎上走去。大春姐说：“今天中午你就在我家吃吧，别烧锅了。”

走上大坎，我原以为岗头上该有点风，哪知非但没有一丝儿风，脚踩在土块的路上，就像踩在烧热的砖头上一样烫脚、硌脚。四周被太阳照的发亮的黄土地，更是刺眼。我走了几步，眼前又发黑，胃里作翻，只好蹲下再呕吐。就这样走走停停，我看大春姐衣服被汗水浸透就说：“你先走吧，我中暑了，歇歇再走。”大春姐说：“那不行，这么热的天，你歇在这里，一会还不把你烤死？”她连拉带拽把我带回二里外的村庄她家。

大春姐的家人见我来了，她妹妹端来一盆清水，给我冲洗沾满大粪的双腿；她父亲从队长家拿来一瓶十滴水让我服下；她母亲把我领到后门口坐着，因为这里有点风。伯母坐在我身边，用大蒲扇帮我扇着，心疼地说：“真遭罪，让城里的丫头来这里受罪。”我说：“大春姐不也一样干吗？”“那不一样，我们靠挣工分吃饭。我只有三个丫头，这么大热天，我都舍不得她去干活，可她大些，懂事，为了挣工分要去。”

休息一会，又服下了十滴水，我胃里舒服一些了。伯母叫大春姐给我盛稀饭，（那时早稻刚收割，每户都支了一点稻谷，才有稀饭吃，否则只能吃救济粮红薯干。）并且说粥锅底有一个咸鸭肫，捞上来给我吃。我端着那碗稀饭，看着碗里的咸肫，热泪盈眶，推辞不吃。伯母坐在我身边不准我推让，一定要看这我吃掉。我的泪水顺颊而流，就着咸肫一起吞下。要知道，这只咸肫是伯母从春节时留下来的。当时春节像她们家境况的人家，顶多也就宰杀二、三只鸭子，多余的舍不得吃，都卖了。咸肫也就是二、三个，一般是留到双抢季节给家里劳动力补补身体的。今天的这个却让给我了。

在那贫瘠的乡村，在我透支体力的极限后，在我痛苦的中暑中，善良，淳朴的大春姐一家给了我最真挚的关爱。那个咸肫早已超越了滋补身体的价值，它滋补着我一辈子的灵魂。

有诗为证：小丫十五去农村，充满豪情炼赤心。七载春秋尝尽苦，一腔热血付青春。出工大姐频呵护，进屋阿婆煮腊肫。虽失寒窗冬与夏，却明世事假和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