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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富]

飞得更高：尘埃里坚定的呐喊
梁 笑 梅

阅读的感悟与阅读的背景肯定有关。寒假前几天收到河南安阳诗人王学忠寄来的6本诗集、1本评论集和1封信，静心拜读其诗自然成为我假期工作之一。但保姆突然要请假回乡，大儿子娶媳妇，宴席几十桌，吃好几天，当妈的当然要全力以赴，她又提出想和春节假期连着休，因为婚礼完后如果回城，几天后就是春节，再次回乡时人多车票又涨价，我们同意了她的20天长假。儿子不满2岁，可爱又缠人至极，对付他的绝招之一就是袋鼠读书法，他坐在我腿上，抓着鼠标乱点，我歪着头时断时续地看书。儿子最近从广告中迷上汪峰的歌《飞得更高》，我从网上下载后就给他反复播放，“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捆住无法挣脱／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这样的歌词他不可能懂，喜欢的只是摇滚的节奏，高潮在听到“飞得更高”一句时，高举双手，猛摇圆头，引吭乱歌，“更高”成“钝刀”。在儿子一次次挥舞的“钝刀”下，我读完了王学忠，也陷入了沉思，随着日常生活的归于正常，思想从芜杂渐渐沉淀至清澄。
诗人已经出版6本诗集：《未穿衣裳的年华》、《善待生命》、《流韵的土地》、《挑战命运》、《雄性石》、《太阳不会流泪》。诗神在王学忠的梦田里播下热爱的种子，不凡的渴望就开始折腾他平凡的一生，就像被雨露滋润过的尘土不同于其它的干裂，那里开出会唱歌的花儿。诗作记载着诗人生命长河里的各种记忆，是他的个人成长史。《未穿衣裳的年华》守护着童话王国、《流韵的土地》种植着多情田野，而诗人全部创作中最受诗友诗家和民众关注的是他以下岗工人身份发出的“汗珠子撞击血珠子的铿锵之音”（诗人自白），这始于2001年出版的《挑战命运》，诗人以敏锐的触角和表现力真切地表现出这种“现代化的阵痛”。
王学忠特殊身份产生号召力的诗歌现象蕴涵着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意义。社会的分层是当代的一个客观现象，中国在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加快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而且在城市内部表面的繁华下形成了一批新的底层，这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不得不直面的一个伤口。所谓“底层”，可以从人的职业、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价值等因素看，其主要特征是他们都尚处于为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权而奋斗的阶段，为“第一生存”要义所困，基本无力考虑更高阶段的发展性需要。其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理应为文学所关注，所以，对底层现实的关怀、改造和提升成了新世纪文坛的重要任务之一，《文艺争鸣》和《读书》等刊物在2005年刊登了一系列讨论底层文学现象的学术论文。底层文学的社会意义，正如著名学者蔡翔所说，只要我们仍然在追求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我们就不能逃避底层灼热的目光注视。“底层文学”可以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职业性作家关于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文字可以是庙堂的，而声音是民间的，往往是中等阶层或知识分子写作中体现出来的底层意识，所谓“在写作中生存”。几年前风靡全国的重庆方言电视剧《山城棒棒军》是一个典型例子，作家林白的新作《妇女闲聊录》也是这样一部作品，整部小说就是一个打工妹木珍操着湖北方言的闲聊纪录，林白通过让底层民间“自己开口说话”的方式，让底层生活状态通过文学真正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从而实现自己的新人文精神。展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就诗歌而言，屈原将诗人的命运、诗歌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对后世的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等再造现实主义诗歌的高峰，以炽烈燃烧的情怀，悲天悯人的情感，让诗歌抵达历史的纵深，抵达民间的纵深，体现了作家对底层生命尊严的深切关怀。
另一种是底层作者的写作，也就是最近日益引人注目的“草根文学”，所谓“在生存中写作”。“草根人”以坚强的姿态向关注或不关注他们的大众集体袒露，如同超女的“想唱就唱”，在这个大众写作的文字狂欢年代，他们用笔参与进来，将生存抗争的精神和经历物化为文学作品，在其中享受调侃的趣味和发泄的快感，显示了生存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底层作者往往更为熟悉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的优势，重庆一个名叫申成源的“棒棒”创作的描写“棒棒”情感生活的小说《棒棒军的爱情鸟》让大众看到了成功，据说将被改编成电视剧。此外，一批打工诗人在对“城中村”的书写中发出了尖锐的歌唱。贫穷，困顿，寂寞，不安全感，想“说话”的欲望，无力改变又很想改变的现实生活……凡此种种，将一群表面平常而内心丰富的“俗人”推上了似乎高不可攀的文学之路。
王学忠的“下岗后诗歌”传达了粗砺但真实的原生态生活信息，在这个话语汹涌的江湖里拼杀出来，他诗歌的底层视角和底层经验在近几年频繁地进入大众视野和文学理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王学忠经历了一个由微至显的过程，其“下岗后诗歌”作为一种具有多层意义的现象，已经逐渐成为文学生态中不可忽视的个体。几年前重庆电视台报道了一个擦皮鞋的如何痴迷于写诗的故事，当时我们不由自主地有几分诧异，甚至还听到有人脱口而出“神经病！”。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到，不少人对王学忠“诗人”和“下岗工人”的双重身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别扭的兴趣，似乎这两者是滑稽地相遇了。诗人自己都忍不住反驳：“我不相信，昔日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诗，如今只是文人、墨客手中的玩物，只会吟风弄月，溜须拍马；那些于炎炎烈日下，呼呼风雪中，为生存而大把大把流血、淌汗的劳动者就不能拥有诗。真的，我不相信!” 热爱和不甘使王学忠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单纯意义上的诗歌爱好已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改造成固执甚至偏执。由此也反证当代诗歌从疏离大众开始堕落。如果从“文学的草根性”出发，我们发现王学忠的身份并不特殊。诗歌产生于劳动的节奏，这种靠有节奏之语言所构成的素朴的文学形式，就呈现为最易上口的、最不要求复杂的创作条件和最难以被剥夺的艺术样式。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城市的小资玩着其他高消费的艺术品的时候，倒偏偏是那些被命运抛到了高雅之外的打工仔们，反而毫无顾忌地信手拈起了这种自由发泄的艺术形式。热爱诗歌的“草根”们及其文字的顽强存在和不时凸现，在今天愈加丰富着我们日显多元的文学价值观，也似乎在提示着事物不可规避地从简朴到复杂再到简朴的回归，就像“故乡的民谣／是一只神秘的浴盆／用五千年的风和雨／日和月酿造／那是一盆辛辣的滚沸的／永不干涸的／智慧之水……”（《民谣》）。我们虽然认同诗歌的层次化，但诗歌发展的历史证明诗歌发展的根基是在民间。我们知道，传播就是力量，诗歌艺术是中华文化中闪烁着迷人光辉的珍奇，要使其在时间和空间不断风行，使其具有持久深刻的影响力，就要求最有效传播的基础是诗歌成为民众的习俗。
如果我们是因为王学忠身份的所谓边缘而去关注他的作品，那么无疑我们是忽略了诗歌是文学，既然是文学，就应该遵循文学规律，除了它所表现的独特生存状态、与社会的独特关系，我们同样关注的是它的文学性、艺术技巧。事实上，王学忠诗歌的质量是堪细品的。其诗歌的题材是多样化的，题材不同于素材，是在素材基础上，经过诗人内心体验，反复挑选加工改造，然后写进作品的社会生活现象，它既包含了创作客体的客观因素，又包含了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诗人的创作是以自己深厚的生活积累为基础，从自己最熟悉的、体验最深刻的生活经历中选择有价值的素材提炼成作品的题材。文学题材是有差别的，即不同的题材所包含的意义和审美价值是不同的。王学忠诗歌的成功，与题材的重要性是分不开的，其具有真正的民间因素。被命运剥夺得所剩无几的诗人在生活的底层找到过去没有的诗句和受众的认同，这些受众自身或许有生存的困顿，或许有存在的焦虑。但我们不应把“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否则我们就有可能重新陷入“题材决定论”的误区，因为题材并不能直接决定着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从根本上说，决定作品价值高下的还是诗人的认识水平、对生活的艺术发现和艺术表现力。王学忠具备的文学素养会使他的艺术生命比很多“草根诗人”更长久。
王学忠的大多数“下岗后诗歌”是直接抒情，即直抒胸臆。现实中饱受痛苦，诗歌成了他们全家顽强生存的精神植被，当物质生活的改善不能实现的时候，他把目光更多地投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投向能够自主为之的诗歌创作，描述了自我和同阶层兄弟姐妹种种复杂的立体感受，体现了底层人物的身份焦虑与主体觉醒。哀怨的他们，“一帮姐妹兄弟／头顶晴天霹雳／告别曾奉献过青春的工厂／抹一把泪／走进自谋生路的腥风血雨”（《一帮姐妹兄弟》），“一群下岗弟兄／犹如断了线的风筝／聚一起／抱头叹气唉声／……／这刻不知下刻的命／绝望是心头的鞭影／若囚笼里的雄狮／向着天空悲鸣”（《遭遗弃的日子》），“我呢／永远是发不出声音的／断弦古筝”（《又遇秋风》），“下岗后的境遇／如同一粒石子往下坠／黑咕隆咚的前景哟／碰到哪儿／都是满鼻子灰／……／冷冰冰的雨珠砸在梦里／遗落枕边的是疲惫”（《真的，那不是泪》），“夫妻店开在下岗的日子／下岗的日子常常阴雨绵绵／妻子愁眉／丈夫苦脸／淌不尽的泪珠／诉不完的无奈与辛酸”（《夫妻店》），“烧一炷香／祈盼雨住风息／天晴了，我得出门做生意……”（《今年秋季多雨》）。愤怒的他们，“好端端一座工厂／怎么说亡就亡／金山银海般的资产／捉迷藏似的不见了／厂长的钱袋子鼓鼓囊囊／男男女女一群工友／如落叶四处流浪”（《有些事情不敢想》），“你是伤残的锄头／我是生锈的螺钉／咱们谁也没用／犹如狂风暴雨之后／一截被折断的枯藤”（《有时想起便心痛》），“抛弃废物／乃自然规律／不必考虑良心的谴责／就像扔掉一双破旧的鞋子”（《旧手套》），“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柔弱的身子变成一根长刺／给那些玩弄者血与痛的还击”（《我不是软绵绵的柿子》）。怀旧的他们，“一群患难中的兄弟姐妹／不约而同／在早已换了主人的厂门口聚会／10年前的旧厂徽／别在胸口／夕阳中显得格外疲惫……”（《工友聚会》）。希望的他们，“痛苦与无奈／一页页写进上锁的日记／不!消沉不属于工人兄弟”（《工人兄弟》），“不！甩开膀子／依旧是一道雷鸣、闪电／浑身的力在血管里汩汩响／……／甩开臂膀／一块块隆起的肌肉／凝聚着移山填海的力量”（《工人阶级》），“我和我腚下的车／犹如一条腾飞的龙”（《我和我腚下的车》），“旋转的三轮车轮子／是城市的一道风景／旋转在隆冬的冰雪里／炎夏的烈日中／汗珠子淌在黄昏，也淌在黎明”（《三轮车夫》），“喝罢元宵汤／黄土地依然冰封雪冻／民工们已开始起程／先亲亲宝贝儿子／再给病榻上的母亲深鞠一躬／柴门边等候的是羞答答的妻／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里尽是情”（《中国民工》）。诗人十分用心用情地体会与记录着自己和周围的人和事，作品以简朴的文字直接反映底层平民和边缘人群真实的生活境遇及理想愿望，现实的苦难往往在诗歌中化解为朴素的审美情感。诗歌的创作使得苦难的生活也充满了希望和诗意，成为现实生活的一种精神补偿，虽然日子过得相当艰涩，但诗人对于现实的窘迫找到了一条精神解脱的出路，从而还获得了一种补偿现实生活的文化平衡效应。
当然，王学忠能够从个人和他所属的群体中部分地超越出来，超越个人的悲苦，赋予更多的生命以关怀，体现了对道德缺失的拷问和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思考，对改革认同的追问以及对融入现代的思考。他代表“他们”发出某种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声音，“来自城市丑陋的大杂院／和乡村破旧的茅屋、窑洞／愤愤如夏日的骤雨／凄凄似低诉的秋风／……／来自熙熙攘攘的庙会／和鼾声陪伴惊悸的梦中／匆匆如暗夜的流星／久久似奔流的山洪……”（《群众呼声》）。对社会上存在的种种时弊缺陷进行无情的批判，冷嘲官官相护，“如果不是窝里斗／三厅长谁也不会栽倒／屁股下的根基／比萝卜还牢／依旧是三杆哗啦啦的旗／三块金灿灿的宝”（《为窝里斗叫好》）；揭露公款吃喝，“一群作家、记者／盛宴一桌又一桌／只是为了写一首歌”（《唱给驻村队员的歌》）；呼吁农民应有权利，“一名代表太少／九亿农民所思所想／应及时禀报政府首脑”（《一名代表太少》）；热讽特权的横行，“指挥着南北东西／红袖标的权威不容质疑”（《我行使了一回大盖帽的权力》）；批评医改的弊病，“渴盼公费医疗／像黄河水凶猛”（《因为有病》）；慨叹拆迁的突兀，“拆掉贫穷／让中国披一身绸缎”（《等待拆迁》）。诗歌让人们实现了对现实生活淋漓控诉和理想改造的目的，同时在并不完美的世界里看到了光明与前景。
诗人有时也避免直接地再现生活，而是状物言志，这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哲理短诗，诗人从大千世界选择了满足自己审美意识的意象。如《墨》：“墨可以写历史／也可以画鬼脸”，《滴血的太阳》：“脱掉美丽的外衣／猛然发现／自己原来是一头磨道里的驴”，《栅栏里的小鹿》：“向往自由的小鹿／猛然朝栅栏撞击／滚落地上的／是不屈的血滴……”，《枕头》：“喊冤无用／诅咒也无用／上边的从不考虑／下边的苦痛”，《有一扇门》：“变成一堵墙／让出入者碰壁、失望”，《轮胎》：“永远在与尘埃相接的底层／旋转，与冰雪为伴／风雨为伴／鞭影映在心间”，《竹》：“虎生生一伙儿汉子／天生直来直去”，《绳子》：“绳子能捆手脚／也能捆思想／看见绳子／便看见了被捆绑的日子……”，还有《牛》、《凳子》、《戴锁的鹦鹉》等等。
在此我不想过多地探讨王学忠诗歌艺术技巧的局限。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对于诗人而言，当然不是自愿的选择，而是无奈的担当，而诗歌是他的梦想阶梯，使他在遭遇命运的嘲弄时，不是向下坠落而是向高处飞翔。如果诗人想凭借诗歌梦想的羽翼飞得更高，那么他应该更多地跳出他个人狭隘的生活圈子，但王学忠对自己和他的兄弟姐妹的命运目前还缺乏更深刻的意识，很难站到历史的高度来对待，窘迫和愤懑使他难免偏激和对立，对一些丑陋现象进行批判时失去了冷静准确的判断力，例如《我嫉妒》、《你们这些人》、《谁也不比谁尿得高》，他似乎是把小群体的不幸贫穷归咎于他人的财富和权力，甚至把财富和权力当作罪恶的源头，这同样是不公平的，其实财富不一定是淫恶的温床，它可以是幸福的起点，权力也不一定是腐败的帮凶，权力应该更意味着责任。“下岗”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上”和“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样说不是苛求于诗人，而是我们希望诗人能迎来自己文学梦想的真正春天，而不是像野百合一样在社会的一角绽放然后衰落，我们一并等待一切在未来的时光里磨砺和显现。
有不少评论家试图把王学忠定位为“工人诗人”、“工人阶级诗人”、“平民诗人”等，我想这不是很要紧的事情，阶层是可以变的，重要的是意识和立场。重庆有个笔名“旦子”的小有名气的“棒棒”作家最近几乎没怎么动笔了，原因是他在2000年初开了一家“棒棒军公司”，他自己说，因为渐渐有了点钱，便忙着买房买车，或者忙于应付事务工作，对生活体验少了，文章自然也就写不出来了。当然王学忠对于诗歌要执着、痴迷和自觉得多，这也是他在汹涌而起的“草根诗人”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面对民怨沸腾的城市、乡村／面对痛痛的泪、殷殷的血、惨惨的心／……／是疮，我就要揭／是冤／我就要伸／是悲痛／我就要落泪／是强盗，我就要憎恨／谁也不能禁止我的感情／因为我是诗人”（《因为我是诗人》）。优秀的诗人是既能“入”，也能“出”。假如有一天诗人进入更富有的阶层，对于“底层”，他变为不在场的“他者”，那时如果他的立场决定他依然拥有表述底层的强烈愿望，那么他就会相当程度地超越自己的阶层身份，否则会妨碍他的表述底层，或者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再难以得到被表述者的认可。成熟的作家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学想像和素养，这是他们超越自我阶层身份的重要手段。王学忠将是一位能够超越阶层的诗人，我们相信。
今天是元宵节，鞭炮声声，礼花灿烂，据说这是随从民意、尊重民俗的表现。我首先想对未曾谋面的诗人说：“狗年好运，生意旺旺!”，然后我想把儿子喜欢的那把“钝刀”送给远方：“一直在飞一直在找／可我发现无法找到／若真想要是一次解放／要先剪碎这有过的往／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我们既然聆听过诗人尘埃里坚定的呐喊，在感受命运不可抗力的同时，一定触摸到了那份对幸福安定生存的终极渴望。




2006年元宵节完稿 重庆

[杯中冲浪]

粗读两遍，以后再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