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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濂]

梁启超的爱国论
李兴濂
梁启超所著《爱国论》发表于1899年，距今近一百多年了。梁启超作为中国伟大启蒙主义思想家，有其见解独到之处，《爱国论》的基本思想对我们现在实现民主、自由、宪政仍有不可替代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样爱国，认为中国的积贫积弱，腐败没落是中国民众不知道爱国造成的。对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不爱国，是由两点造成的。其一是中国人不知道有国，晚清以前，中国人闭关锁国，盲目自大，以“天下”表达国家的概念，把周围的一切国家都看成蛮夷之地，不成其为国家。既不知有国，当然也就不会爱国了。其二，后来虽然知道有国，但不知道国家有自己一份，不把自己当成国家主人，认为国家是人家的，是当政者的。既然国家不是自己的，又有什么理由爱呢？
梁启超根据这两种情况，提出要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让他们知道国家是他们的，他们有权参与国是的管理，“以国为已之国，以国事为已事，以国权为已权，以国耻为已耻，以国荣为已荣......不有民，何有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不只是责任，还有权益，民众不仅要承担国家兴亡的责任，还承受国家兴亡所带来的利益和损害。民权兴则国权兴，民权亡则国权亡。梁启超认为：国家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几千年来中国人不懂得争自由和民权，这是国家不能强大的根源。“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显然，在他看来，民众争民权才是真正爱国，因为没有民权就没有国权。现在人们认为人权高于一切甚至在主权之上，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思想认识。
一般人以为治国之道，无非就是增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梁启超认为，单凭“练兵和理财”并不能使国家强大和有尊严，治国之本在提升民权。“有民权则兵可以练，否则练而无所用也；有民权则财可以理，否则理而无所得也。”为什么把民权看得这么重呢？他认为，只有民众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他们才会在国家遇到危难时拼命舍家纾难，卫国的实质是卫自己。如果没有民权，民众认为国家的兴亡和自己生命财产没有关系，或者认为换个统治者比现在的统治者会更好，就不会为国家的事出力。在财政问题上，梁启超认为，国家财政只能用于公众之事。如果真正用来办公众之事，虽然和民众要的钱多，也不会有什么怨言；相反，所收民众之财用于官员挥霍，或是财政不透明，暗箱操作，官为民贼，就是收的钱再少也不行，一个小钱儿人们也会有意见。所以他主张在办国事之前，要把用钱的事项方案向民众公布，让民众决定此事该不该办。事前有预算，事后有明细，这是以一国之财办一国之事，不是谁家的私事。
梁启超以当年法国和德国战败赔款为例，法国赔款达五千兆法郎之多，民众没有怨言，很快就集齐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交战之初，经过了国民公议，国民都认为不可不战。所有人人都是为国民而战。既已战败，国民也心甘情愿承担其利害，知道赔款是不得已之事，自然都愿意承受。如果没有经过民众事先授权，事后割地赔款又以国家机密为借口私相授受，不公之于众，所受侵害由民众尽数承受，这就是卖国贼的行为，对这样的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怎么能听之任之呢？国家是国民之公器，不是谁之私产，国是不能由一党一派独居其功，也不能由一党一派独任其劳。弃民意于不顾，从当权者利益出发任意胡为，就是独夫民贼，民众怎么能以自己来之不易的财产供民贼随意处置呢？
梁启超认为，国家和国民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有主权在民的国家，也有民众没有主权的国家。他说：“有国家之竞争者，有国民之竞争者。国家竞争者，国君糜烂其民以与他国争者也，国民竞争者，一国之人各以性命财产之关系而与他国争者也。孔子之无义战也，墨子之非攻也，孟子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也，皆为国家竞争者也。”在他看来，爱国，实质上就是爱主权在民的国，就是爱“国民”，而不是爱独裁统治者。只有主权在民的国家，才是具有主权意义的国家。在这里，梁启超用“国民”表达的是国家和民众一体的国家概念，是真正有主权意义的国家。他认为离开自由和民权就不会有国，没有也就谈不上爱。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当然也不是一个什么政治集团的天下。代表国家的是全体国民。如果一个政府以公共权力压制和剥夺国民的自由和民权，这就是在破坏国家的完整，是最大的犯罪。但是梁启超也认为，如果国民不知自伸其权，任其政府胡作非为，从对国家所造成的伤害上讲，所犯罪行也同样大。梁启超最推崇西方民主国家关于“民主自由是用血换来的”说法，认为对独裁暴政不但不应该爱，还应该起来反对。反对独裁暴政不是不爱国，正是爱国的具体表现，不这样做，才是犯罪。
梁启超认为真正的爱国就是要争作国民的所有权力。敢于争，就是爱国。民权兴则国权兴，民权亡则国权亡。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所争的“个人之权”，就是国家之权。梁启超认为：没有民众不愿意自伸其权力的，只有当政者不愿意还政于民。如果当政者压制民权，坚持独裁暴政，民众对此群起而抗争，这正是国民应该尽到的责任。梁启超一百多年前就有如此之真知灼见。可惜的是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多的人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爱国，不知维护自身的权力，反而把坑国害国行为视为爱国，把维权抗暴行为视为不安分。梁启超对这些人的描画可谓入木三分，说这些人“受制于民贼政体之下，如盲鱼生长黑壑，出诸海而犹不能视；妇人缠足十载，解其缚而犹不能行。故步自封，少见多怪，曾不知天地间有所谓民权二字。”这些人不但自甘奴隶地位，见他人的维权行动，还“瞿然若惊，蹴然不安，掩耳却走”或“从而非笑之。”实在让人深感痛惜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