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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濂]

颂歌与挽歌
李兴濂
颂歌，荀子在《天论》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颂声作矣。”《诗经》里的“风雅颂”是赞美王的“盛德”的，也就是说那时的颂都是赞颂王的“丰功伟绩”的。西汉时的王褒有赋16篇，多是歌功颂德，他写的《圣主得贤臣颂》是他被召，对宣帝的歌颂之词。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对刘邦的吹捧简直到了肉麻的程度。从古到今，颂歌不断，一曲又一曲，都是颂有势者的。“大跃进”时，周扬、郭沫若编的《红旗歌谣》及各地编的民歌，都是歌颂领袖的。到了“文革”，颂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首首颂歌献给红太阳，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红太阳照全球，向阳花处处开，什么“三忠于”、“四无限”、“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不绝于耳，颂歌充斥在中国大地上。
挽歌，在中国也有很长的历史。孔子的“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恐怕是最早的挽歌。屈原的《招魂》、《九歌》是为楚怀王唱的挽歌。挽歌兴起于东汉，衍变为一种乐府诗的古题，许多文人借此写人生哀歌，如汉魏时文学家缪熙伯、陆机都写过《挽歌诗》，借死人之口，写出对死亡的悲戚与无奈，用挽歌来安慰破碎的心灵。汉末中国陷入长期战乱之中，死亡频频，尸横遍野，太多的人生悲剧，挽歌出就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以此告慰死去的冤魂，抚平心中的创伤，期望人的灵魂得到宁静与恬淡。它是哀叹人命不永，更是抗议世道的不公。
谈到挽歌，自然让人想起魏晋的嵇康和陶渊明。嵇康在临刑东市前弹《广陵散》，借追怀聂政的故事，为这位春秋的剌客唱一首挽歌，更是为自己弹奏挽歌。陶渊明的挽歌也与自己的遭遇有关，隐居山林后，家失大火，屡遭生活磨难。他在《自祭文》中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他的挽歌悲凉沉重，正视血淋淋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既挽自己更挽可诅咒的时代！
一个社会不能一味是颂歌，也不可能全是挽歌。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允许人们既唱颂歌，也唱挽歌。如果只允许喜鹊唱颂歌，不允许乌鸦唱挽歌，社会就会充满瞒骗，就会把浓疮说成艳的桃花，“颂歌”导致“大跃进”、“文革”的民族灾难的教训是深刻的。60年代初，山雨欲来风满楼，颂歌满天下的时候，却有一个不识时务者，作家陈翔鹤在1961年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历史小说《广陵散》与《陶渊明的挽歌》，写的是嵇康和陶渊明的悲剧命运，他或许寄寓了内心的忧愤。因而，1965年2月在“文革”前夕就受到了《文艺报》的批判，“文革”时，自然在劫难逃，于1966年4月被迫害致死。这就是在那只许高唱颂歌的年代，唱挽歌的命运。那个只许高唱颂歌的年代却是中华民族最为黑暗的真正的挽歌年代。那个年代，自杀和被杀的文人较魏晋南北朝被屠戮的名士更是不可胜数，念之令人凄然。
对待颂歌与挽歌，实质是对喜鹊与乌鸦的态度。喜鹊唱颂歌，声声入耳，句句动听，自然对乌鸦的哀叫不喜欢了，这是中国人的传统，鲁迅早在1925年写的《立论》一文就已充分揭示了，无须我在这里饶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