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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富]

干吗作哭腔
——也谈世纪初的中国新诗
•钱志富•

（文学博士 浙江宁波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

应该说，经过中国老中青幼数代诗人的努力，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已经有了相当的起色，甚至可以说我们已经产生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性的诗人，比如河南安阳的诗人王学忠就以他大量的上乘之作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扬，最近他获得了据说是近年来最没有水分的臧克家诗歌奖的一等奖就说明他是得到了除了广大读者承认以外的诗歌界的承认的。另外，围绕刚刚创刊不久的重庆诗刊《大风》形成的一大群诗人如赵历法、陈有才等也来势凶猛，大有为诗界侧目的气势。微型诗经过十余年的经营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当然，我们的诗歌在运行过程中有时会受到阻碍，比如政客、商人和社会低级趣味对诗歌的厌恶和遏制，我们的一些优秀诗人有时还会为诗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不知有多少诗人先天下之忧，他们积极入世，为民族尽忠，为人民尽义，他们提剑出燕京刺杀残暴的君主，他们金戈铁马气势如虹抗击外敌入侵而战死沙场，他们也从受压迫的民众中跳出来用自己的笔和实际行动反对贪官污吏对弱逝群体和弱势个体的奴役和驱使因而受到这些穷凶极恶的贪官污吏的陷害而入狱，有的甚至惨死狱中，但我们的这些诗人却以瘦弱之躯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他们的生命和灵魂得到了永生。
与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别的文学种类比如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相比，笔者认为我们的诗人们的成就也是十分巨大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暗给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如果我爱你，/决不学痴情的鸟儿……”这样的诗句笔者以为是比任何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的任何语言是更有生命力的，所以他们仍然活在我们民族许多人的唇齿之间，仍然在人们的生命和灵魂深处能够引起共鸣。而我们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小说等文学作品不要说它们写的怎么样，单看它们写的那些事，就知道它们是怎样的低级趣味，当然其中也产生过一些优秀的作品，也产生过一些触及了现实的比较深刻的作品。但他们的忧患意识却普遍比较弱，跟王学忠等一些现实主义的优秀诗人比较起来却要差得多。
另外，当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别的文学种类比如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的写手纷纷将自己沦为商业写手的时候，有的写手日进斗金，迅速成为文坛暴发户，我们的诗人却普遍地拒绝了商业化，他们穷困潦倒，不名一文，但他们对诗歌的执著和热爱一如既往，他们为诗歌敢于受穷，敢于受辱。笔者有一位诗友，一辈子蹲在戈壁滩上写诗，他把他辛辛苦苦起早贪黑种葡萄卖的钱拿来出版自己的个人诗集，取得了令人敬畏的成绩。诗人王学忠夫妻双双下岗之后，在自己的家门口摆起了鞋摊，靠卖鞋挣得的一点钱来出版他的个人诗集，如今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成就，但他在写作上是严肃的，没有在他的作品里写大白话、大黑话、大黄话，他没有把自己沦为金钱的奴隶。山东德州的诗人周兴春患了血癌，但他天天忍着病痛写诗也出版好几个个人诗集，而且还写得不错，他用他的那颗热得发烫的忧世、爱世之心战胜了病魔。写微型诗的蔡培国居无定所，靠跑建筑队打工挣钱养活自己和自己的诗歌。笔者许多年来为了诗歌也算是历尽苦难痴心不改，不仅自己写了不少当不了饭吃的诗歌，本人印行《掌心是海》也全是自费，掏了自己的腰包，而且笔者还花费了一生中最大的精力来写诗评，笔者不仅对一些有成就的诗人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而且也对一些初出茅庐的名不见经传的新诗人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好处说好，不好处说不好，也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可是要知道为这些倒霉的诗人写诗评是多么倒霉的事——既无钱也无权，但笔者无怨无悔，乐此不疲，因为笔者发现我们的诗坛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繁荣，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事。
是的，世纪初的中国新诗有了一定的繁荣景象，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一些可贵的足以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比如工人诗人王学忠等。可是，我们的一些诗评家却对此视而不见，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根本就不读诗，他们要读的可能也是一些追名逐利之徒进献给他们的诗，可能还配得有红包呢！他们读了这样的诗，再望一望乌烟瘴气的所谓文坛，看见人们争先恐后地在读小说，尤其是能够勾起人们的骚劲的所谓小说作品之后便发出感慨，而且带着哭腔地说道：看我们这些可怜的“诗歌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诗人已从中心走向边缘”，这是多么令人垂头丧气的话啊！我们已经听够了太多这样的垂头丧气的话，而且是一些所谓名家的话，他们在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子成名之后，便躺在了自己的名字之上时时处处作一种诗坛权威状。
但笔者偏偏是不信名人之邪的人，在一些名人的昏话肆虐面前，笔者要正言相告，面对世纪初诗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成就，你何必作哭腔！
当然，我们的诗坛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些诗人依然在写大黑话、大白话、大黄话，他们是中国新诗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垃圾，笔者认为这些垃圾迟早是会有人来清理的。我们对诗坛和诗人应该充满热切的希望，我们不应该见了中国新诗就一味地摇头。笔者，相信中国新诗在我们这个诗性的民族不会灭亡，我们的民族一定会产生一些重要诗人和大诗人的，不信你等着看吧！

[寒山石]

山东德州的诗人周兴春患了血癌，但他天天忍着病痛写诗也出版好几个个人诗集，而且还写得不错，他用他的那颗热得发烫的忧世、爱世之心战胜了病魔。写微型诗的蔡培国居无定所，靠跑建筑队打工挣钱养活自己和自己的诗歌。笔者许多年来为了诗歌也算是历尽苦难痴心不改，不仅自己写了不少当不了饭吃的诗歌，本人印行《掌心是海》也全是自费，掏了自己的腰包，而且笔者还花费了一生中最大的精力来写诗评，笔者不仅对一些有成就的诗人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而且也对一些初出茅庐的名不见经传的新诗人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好处说好，不好处说不好，也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可是要知道为这些倒霉的诗人写诗评是多么倒霉的事——既无钱也无权，但笔者无怨无悔，乐此不疲，因为笔者发现我们的诗坛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繁荣，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事。

[寒山石]

我们的诗人们的成就也是十分巨大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暗给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如果我爱你，/决不学痴情的鸟儿……”这样的诗句笔者以为是比任何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的任何语言是更有生命力的，所以他们仍然活在我们民族许多人的唇齿之间，仍然在人们的生命和灵魂深处能够引起共鸣。而我们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小说等文学作品不要说它们写的怎么样，单看它们写的那些事，就知道它们是怎样的低级趣味，当然其中也产生过一些优秀的作品，也产生过一些触及了现实的比较深刻的作品。但他们的忧患意识却普遍比较弱，跟王学忠等一些现实主义的优秀诗人比较起来却要差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