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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的奔驰]

位于余姚河姆渡文化和杭州良渚文化中间的绍兴，历史沿革悠久，文化积淀丰厚。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文化开始，至今已有约7000年历史；越国古都建于公元前490年，距今已有近2500年建城史。大禹陵、越王台、王羲之旧居、贺知章故里……看不完历朝遗迹；陆游、徐渭、鲁迅、蔡元培……数不尽名人巨匠。历史名城总是诱惑人的。作为一个诗人，绍兴的吸引力就像吸铁石之于铁。不必细数那繁多的遗迹与名人，单说沈园。沈园，又名沈氏园，系沈氏私家花园，故名。清乾隆《绍兴府志》引旧志：“在府城禹迹寺南会稽地，宋时池台极盛。”不说孤鹤亭、半壁亭、双桂堂、八咏楼、宋井、射圃、问梅槛、琴台、广耜斋，也不说“断云悲歌”、“诗境爱意”、“春波惊鸿”、“残壁遗恨”、“孤鹤哀鸣”、“碧荷映日”、“宫墙怨柳”、“踏雪问梅”、“诗书飘香”、“鹊桥传情”，单单说流传久远的爱情佳作《钗头凤》，眷恋之深，相思之深，怨恨之深，愁苦之深，凄楚之深，全在至情文字中。可以说是文学（词），惟有文学（词），才使陆游与唐琬的爱情故事忧伤而美丽，让这出悲剧因破镜难圆而呈现残缺之美，因骚人诗文而呈现挚情之美。
在21世纪初叶的一个秋天，站在沈园，遥想12世纪中叶的一个春天的故事，依然振颤心灵。现在人所悉知的是，陆游与母舅唐诚之女唐婉情意相投，青梅竹马，耳鬓厮磨。二人均擅长诗词，他们常借此倾诉衷肠，花前月下，吟诗作对，互相唱和，丽影成双。两家父母都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于是陆家以一只家传凤钗作信物订下了这门亲上加亲的婚事。宋高宗绍兴十四年，二十岁的陆游和唐婉结为伴侣。从此，二人琴瑟和谐，情爱弥深，不知今夕何夕。陆游此时已经荫补登仕郎，但新婚燕尔的陆游留连于温柔乡里，根本无暇顾及应试功课。母亲唐氏一心盼望儿子金榜题名，登科进仕，以便光耀门庭。眼下状况令唐氏大为不满，遂责令唐婉以丈夫的科举前途为重，淡薄儿女之情。但陆唐二人情意缠绵，陆母因之对儿媳大起反感，认为唐婉把儿子的前程耽误殆尽，于是她到无量庵请尼姑妙因卜算。妙因掐算说，唐婉与陆游八字不合，长此以往，陆游终必性命难保。陆母闻言，魂飞魄散，急匆匆赶回家，叫来陆游，强令他速修一纸休书。陆游闻言，仿如晴天霹雳。陆游和唐婉感情深笃，不愿分离，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母亲恳求，都遭到母亲的责骂。迫于母命，终至“执手相看泪眼”， 陆游不得不把唐婉送归娘家。后来，陆游依母亲心意另娶王氏为妻，唐婉也迫于父命嫁给同郡士人赵士程。在母亲的督教下，陆游收拾起满腔幽怨，重理科举课业，埋头苦读，在二十七岁那年只身离开了故乡越州山阴（今绍兴），前往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参加锁厅试。在临安，陆游以扎实的经学功底和才气横溢的文思博得了考官陆阜的赏识，被荐为魁首。不巧同科试获取第二名的是当朝宰相秦桧的孙子秦埙，陆游因此受到秦桧忌恨，第二年礼部会试时被除名。
礼部会试失利，陆游回到家乡。风景依旧，人面已新，睹物思人，倍感凄凉。为排遣愁绪，陆游时时独自倘佯在青山绿水之中。绍兴二十五年（1155）一个繁花竞妍的春日，距离陆游和唐婉结为伉俪已整整十载，陆游随意漫步到了禹迹寺的沈园。沈园布局典雅，园内花木扶疏，石山耸翠，曲径通幽，是当地人游春赏花的好去处。在园林深处的幽径上迎面款步走来一位锦衣女子，低首信步的陆游猛一抬头，竟是暌别已久的前妻唐婉。一刹那，两人的目光胶着在一起，感觉恍惚迷茫，亦幻亦真。与陆游的不期而遇，将唐婉已经封闭的心灵重新打开，压抑已久的旧日柔情、千般委屈一下子涌向火山口。而陆游，几年来虽然借苦读和诗酒强抑着对蕙仙的思念，但在重遇的那一刻，埋在内心深处的旧日情思怎按捺得住。四目相对，千般心事，万般情怀，欲说却不知从何说起。唐婉好容易才提起沉重的脚步，留下深深的一瞥之后走远了，只留下陆游在花丛中怅然久之。昨日情梦，今日痴怨尽绕心头，感慨万端，于是提笔在粉壁上题下《钗头凤•红酥手》——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产于绍兴的这种酒，可谓中国最古老的酒种，至少有2500多年历史。《左氏春秋》说“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以酒奖励生育；《吕氏春秋》有“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的记载，越王出师伐吴，父老向他献酒，他把酒倒在河的上流，与将士们迎流共饮，提振士气，何等雄放！陆游独酌时，不知想到了这些否。黄藤酒乃保健品，能帮助产妇催奶和恢复体能，有利于优育。不幸，据陆游《剑南诗稿》卷十四自述，唐婉不会生育，他是否为此大为苦恼？再对比勾践卧薪尝胆的坚执，自己却壮志未酬，他又是否徒添痛苦？总之，诗人知道和曾经的蕙仙之间被一道厚障壁阻隔了，倏忽相见，猛然被荆棘刺出血迹，他暗自痛着，红酥手点心难咽，咽了也哽喉，黄藤酒佳酿难饮，饮了惟苦涩，只能是苦涩。
有道是情有所失必志有所得。随后，秦桧病死，朝中重新召用陆游，陆游奉命出任宁德县立簿，远离故乡。而第二年春天，抱着一种莫名的憧憬，唐婉再一次来到沈园，徘徊在曲径回廊之间，忽然瞥见陆游的题词。反复吟诵，想起往日二人诗词唱和的情景，不由得泪流满面，心潮起伏，不知不觉中和了一阙《钗头凤•世情薄》——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晚风干，泪痕残，
欲传心事，独倚斜栏，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
怕人询问，咽泪装欢，
瞒、瞒、瞒！
世道人情险恶，一条封建礼法把她和陆游这对恩爱夫妻活活拆散。遭受打击的她犹如风雨黄昏中的残花，满腹心事无处诉说，只能忍受无奈和痛恨。此时的唐琬，犹如秋千架上的绳索，飘摇荡动，被无形的手操控，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更为不幸的是，改嫁后，连表达感情的自由都没有了。虽然赵士程给了她感情的抚慰，但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与陆游那份刻骨铭心的情缘始终留在她情感世界的最深处。长夜无眠，角声凄凉，无可倾诉心迹。要知道唐琬虽自小善解人意，但不善言语。如果得到爱情的滋润继而失却爱情的甘露，内向的人势必更为沉寂寡欢。不久，唐琬竟因愁怨郁郁而终。
此时的陆游，仕途正春风得意。他那“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的文才得到新登基的宋孝宗的激赏，被赐进士出身，之后仕途通畅。尔后，陆游北上抗金，又入蜀任职，几十年的风雨生涯，依然无法排遣心中的眷恋。他六十三岁“偶复来菊缝枕囊，凄然有感”，写了两首情词哀怨的诗——
其一：
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闷幽香。
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其二：
少日曾题菊枕诗，囊编残稿锁蛛丝。
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
绍熙三年（1192），在他六十八岁的时候，重游沈园，看到当年题《钗头凤》的半面破壁，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又写诗感怀，诗前题记道：“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40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诗如次——
枫叶初丹桷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
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
首句借景抒情，一目了然；次句“河阳”典故，颇富深意。诗人以河阳令潘岳自比，突出斑白双鬓，乃结意于潘岳写的《悼亡诗》。就是说在“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之时，陆游心目中的正妻自是被逐的唐婉，而这次“偶复一到”属悼亡，足见唐婉陆游心心相印之深。
至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陆游已七十五岁，他上书告老，蒙赐金紫绶还乡了。陆游浪迹天涯数十年，企图借此忘却他与唐婉的凄婉往事，然而离家越远，唐婉的影子就越萦绕在他的心头。此番倦游归来，唐婉已殒，自己亦垂垂老矣，然而对旧事和沈园依然怀着深切的眷恋。他住在沈园附近，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追忆着深印在脑海中那惊鸿一瞥的明晰画面，在一个春日写下了“沈园怀旧”诗——
其一：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帐然。
其二：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疑是惊鸿照影来。
沈园是陆游怀旧的场所，也是他寄情之处，更是诗人伤怀的地方。他心念沈园，但又怕到沈园。春天再来，撩人的桃红柳绿，恼人的鸟语花香，使风烛残年的陆游虽然不能亲至沈园寻觅往日的倩影，然而那次与唐婉的邂逅，伊人那哀怨的眼神、差怯的情态、彳亍的步履、感伤的模样，使陆游牢记不忘，于是又赋“梦游沈园”诗——
其一：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其二：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沉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沈园数度易主，人事风景全非。陆游在嘉定二年(1209)春日的一天，忽然感觉身心爽适，遂前往沈园。此时沈园又经过了一番整理，景物大致恢复旧观，陆游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最后一首沈园情诗：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此后不久，也就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85岁的老诗人溘然长逝。
时过境迁，沈园景色已异，粉壁上的诗词也了无痕迹。但这些记载着唐婉与陆游爱情绝唱的诗词，却在后世长传不衰。我们不必责备陆母的不是，哪一个母亲又不是为儿子好呢？何况一个母亲再专横，也终究敌不过夫权的威严。为什么一定要把因同情陆游与唐琬的爱情而生的怨恨泼向唐氏？这显然是封建思想在作祟。《孔雀东南飞》、《金瓶梅》、《金锁记》等文学作品里多有 “恶婆婆”形象。蔡振念教授认为导致母亲疯狂的病源大抵来自身心上的不满足，被剥削或强迫牺牲之余的焦虑、匮乏因素，表现为贪婪（greed）、被虐或虐人（sadomasochism）、怨憎（resentment）、占有（possession）等行为。女性主义评者指出，夫权社会对女性牺牲奉献（renunciation）的要求与驯化，是女性疯狂、致病的原因，因为这和人类动物本能强烈追求生存、快乐的原则正好相反，遍布女性现实生活中的经常是局限、饥饿、愤怒、疯狂（confinement, starvation,rage,madness）。母亲在多年含辛茹苦抚育子女之后，面对子女长大后的远离甚至反叛，心理上的焦虑、怨怒、被剥削感（anxiety,anger,deprivation）不言可喻，这些感受往往因社会文化的要求不能表达出来，终于导致疯狂。而现实生活中的唐氏，就家庭环境而言，无论如何也不致疯狂的，亦从未见相关书籍的记载可佐证之，从这个意义上讲，把陆游与唐琬的悲剧全加罪于她实在冤枉。何况母亲到婆婆角色的转换，一座重要的桥梁就是儿子，婆婆的“恶”，若非自身的心理疾病，“桥梁”是难脱干系的。因此深究起来，对于“婆婆”确乎有失公允，或许仅仅将其恶视作强权的象征似乎更准确。
这就难怪，在自由回归的当今社会，不顾一切爱恋的人很难想象八百多年前那个“起倾斗酒歌出塞，弹压胸中十万兵”、“忧民怀懔懔，谋己耻营营”的热血男儿，竟然不敢违抗母命！看来，他之所以在一纸休书上签字，与所爱之人饱受终生分离之苦，不能不说“无后为大”和封建礼教的巨大的桎梏力。而我们，不但可以公开发表缠绵的情诗，更可以大胆追求爱情。在南宋的春日里，梅花飘然落下，隔着梅花，诗人没能握住风中的那双纤纤素手。而我们，非但不放牵了手的手，还要把春天移植到内心，始终保持心花怒放。我到沈园来，不是为着惋惜，而是越发觉出对于爱情珍惜的可贵。我秋天里来，携着我爱恋的人，是为着守望的爱情到了收获的季节；与陆游相比，我并没有庆幸自己的爱情，而是对文学创作的这一永恒主题赞叹有加，它的魔力深深地打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爱情题材的开掘也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赓续下去，不会止息，永远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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