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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huaqiang]

　　　　　　　　　　　　　　　　　　　　　　　　１４蝌蚪儿


　　“蝌蚪儿”是由“科五儿”谐音而来，“科五儿”则是季正科的小名。季正科明明在家中排行第三，却被喊成“科五儿”，我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小时候的蝌蚪儿总是挂着一筒鼻涕，挂得长了，就用手背横着一抹，于是两边的小脸就总是结着一层硬壳。又总是跟在他那两个分别叫日本和牙狗的哥哥屁股后边跑，跑不赢，就哭，蹲在地上撒一泡尿又跟着撵，又哭。他父亲听不得他的哭声，就在不知道的哪个角落扯长声音大声地骂：日本，牙狗，你两个狗日的，又在放蝌蚪儿的血吗？日本，或者牙狗挨了骂，便倒回来牵着蝌蚪儿，并悄悄在蝌蚪儿的屁股上踢一脚以泄愤，蝌蚪儿又要哭，看到了哥哥举起的拳头，于是噤声。
　　蝌蚪儿上小学和我同学。蝌蚪儿一上小学就成了班上的倒数第一名。他其实智力并不差，就是读书不行。每个学期二块七毛钱的学费，蝌蚪儿总是拖到期末都不交。老师把课堂上睡觉的蝌蚪儿叫醒，问他啥知交学费，蝌蚪儿揉了揉眼睛，打着呵欠说：我爸爸说，星期七交。差点把老师晕死。小学五年，我记得蝌蚪算术得零分的次数起码不少于十次，就算不是零分，也最多得十多分。他写自己的名字，总是把“正”写成“王”，把“科”写成“料”。所以，蝌蚪儿其实还有一个外号，就叫“季王料”，这是我们的小学老师经常叫的，不过没有形成气候。
　　上中学后我就很少在家里，与蝌蚪儿也就没有了什么接触，只是知道他是没有考上初中，跟他两个哥哥跑云南当泥水匠去了。那时的蝌蚪儿十三四岁，但是他肯长，已经比我要高出一个脑壳，起码有一米六几。成天呆学校里，为了考中师而拼命学习的我，有次回家看到了从云南回来的蝌蚪儿，很是羡慕他，觉得他到了大地方，见了大世面，我那点所谓“成绩好”的优越感，差点被蝌蚪给消灭殆尽。我上了县城高中，高三那一年放假回家，看到回家过年的蝌蚪时，那家伙已经差不多接近一米八了。有人开玩笑说：“这么大个蝌蚪儿，该变成蛤蟆了。”蝌蚪一表人材，又在外面当泥水匠，并且听说已经是个小包工头了，给蝌蚪儿做媒的人差点把他家门前的田坎都踩垮了。可是，蝌蚪儿却宣言，他要干大事，他现在不会考虑这个事情，即使要考虑，也不会找乡下女子。蝌蚪儿的豪言壮语镇住了所有的人，也让我考大学的人生理想差点动摇。我对蝌蚪儿衷心地佩服了。蝌蚪一定会干一翻大事业的，一定会成为万元户的（那时候“万元户”这个概念很流行）——我坚信。
　　再次见到蝌蚪儿已经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好几年了。在县城的一家银行门口，一辆云南牌照的桑塔纳轿车突然停在闷头疾走的我的面前，吓了我一跳。车窗摇下，露出一颗戴着墨镜的大平头。认不到了嗦？大平头笑扯扯地问。嘿嘿，蝌蚪儿！我脱口而出。蝌蚪儿也嘿嘿地笑，说上车上车，我们去喝茶。喝了茶，吃了饭，也就知道了眼前的蝌蚪儿可真是成了人物了。此时的蝌蚪儿在云南的昆明市和个旧市都有好几个建筑工地，他的手下有好几百号人马，还有了成套的先进的建筑设备，他在那里已经是个响当当的角色，与当地的很多政府官员都有了很深的交情。言谈之中的蝌蚪儿自然是神采飞扬，意气风发，有着指点江山的气势，任何人也无法把他与从前那个鼻浓口呆的并发明出“星期七”的家伙联系起来了。我必须承认，我那时的内心的确是生出了深深的自卑感的，我只是在内心不断地感叹人事的不可逆料，命运的不可捉摸。读书有什么用？算术得零分的蝌蚪儿就是不会算帐，现在也专门有人给他管账；就算现在他还可能把名字写成“季王料”，他签的名也照样有效并且值钱。蝌蚪开着桑塔纳回来接他的父母到昆明，与我不期而遇而愿意主动招呼，他的自信再次彻底地盖住了我这个老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我并不嫉妒蝌蚪儿，但是我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
　　最近一次见到蝌蚪儿，那是前年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了。那时正是重庆最热的时候，气温高达４１度。接倒家中的噩耗，我从成都一路伤心地赶回去，未能给母亲送终我更是痛苦不已。在母亲的灵前。我流着泪久久独坐，突然一只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我抬头，才见是蝌蚪儿。光着上半身，穿了一条兰色短裤，脚上踏一双夹在脚趾缝的那种拖鞋，一双脚黢黑。我在伤心中猛然一惊，这蝌蚪儿怎么这样了呢？他递了一支烟给我，没有说话，悄悄走了。后来我又才知道了蝌蚪儿另外一些故事。
　　在云南发了财的蝌蚪儿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他结识了很多不同的人。这些人常常聚集在一起玩耍吃喝。在这样的过程中，蝌蚪竟然沾上了毒品。后来的情形基本上就可想而知了，钱耗完了，生意没了，家散了——剩下一个光光的蝌蚪儿了！蝌蚪儿进了三次戒毒所，我不知道他经历了怎样死去活来的过程，竟比较彻底地戒掉了毒瘾。光身一人的蝌蚪儿回到了老家，开始种田为生。开始时他担心大家瞧不起他，基本上不与别人接触；后来，队上的人都很关心他，都热情地帮助他，使他才有了抬头生活的信心。凡是队上人家有事需要帮忙，蝌蚪儿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他帮忙非常诚心，干事的时候闷声不响，尽抢最脏最累的干。在为我母亲办丧事那几天，我的确看到蝌蚪总是在热得要命的厨房里做饭，偶尔跑出来站在屋檐下透口气。他很少说话，别人也很少找他说话。但是我看得出，大家都很喜欢很尊重蝌蚪儿。
　　我想，这个蝌蚪儿，我儿时的玩伴儿，小学的同窗，他与我走了完全不相同的两条人生之路。他经历了辉煌，更经历了惨痛的挫折。我们也许会同情他的不幸，甚至会谴责他的自我毁灭。但是，当一切都沉淀下来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虽然显得沉默，却并未失去生机的蝌蚪儿，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却还坚守着善良本分的人生准则的蝌蚪儿，一个享受过锦衣玉食，也能安于失落的困窘的蝌蚪儿。这里，我为蝌蚪儿深深祝福！


　　　　　　　　　　　　　　　　　　　　　　　　　　　１５ 扯拐儿

“扯拐儿扯拐儿，握个手。”我们看见扯拐儿的时候总会这样招呼他。
“你才是个握手！”每次扯拐儿百分之百都会这样回敬我们。而扯拐儿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还显示出点自卫的机灵，其他的时候就是个典型的二百五。
扯拐儿真的是个二百五，他一生下地他妈就给他下了结论的。听说扯拐儿这个外号也是他妈给叫出来的。这个外号的意思，就是不顺绺，不通达，不晓事，不开窍的意思。长大后，他除了每天吃饭、睡觉、干活和嘿嘿地傻笑以外，几乎不会别的事情。扯拐儿的家在“村上”——就是村公所大院子，村公所是全村的中心，所以扯拐儿全村闻名。我们每天背起书包到村小读书，都要从扯拐儿家的屋侧边过，常常看到扯拐儿端着一个大得不得了的瓦钵钵在惊天动地地喝稀饭，我们就像开头说的那样跟他打招呼，他就努力地伸长脖子咽下一口稀饭，然后就回敬那句话，然后就兀自嘿嘿地笑起来，好像很开心的样子。这个时候，我们也常常看到那开心着的扯拐儿，裤子的前门总是敞开着的，里面隐隐地吊着个黑东西。我们便叫喊：“扯拐儿，你的脑壳！”扯拐儿便伸手去摸上面那颗常常剃成光头的脑壳。有一次，他这样去摸自己的光脑壳的时候忘了手中的大瓦钵，咣当一声，摔地下碎了。他的老妈站在门口看到这一幕也不恼，只是叹息一声，扯拐儿，你个傻东西！
扯拐儿是个傻东西，而扯拐儿的两个哥哥却一点不傻。他的大哥在山里一个煤矿当什么领导，他的二哥虽在农村，却是个远近闻名的裁缝。扯拐儿的父亲把扯拐儿弄成这个样子送到人世间，却毫不负责任地早早去了，把扯拐儿扔给了自己的老婆和两个大儿子。两个大儿子长大了，翅膀硬了，却非但不照顾弱智的扯拐儿，连自己的老妈也不管了。有一次，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看到两个聪明哥哥的老婆，为分担扯拐儿母子俩的责任问题，在村公所那个长了青苔的三合土坝子上扭在一起摔跤。看的人很多，扯拐儿的母亲在哭，扯拐儿在嘿嘿地笑。
我们的小学堂就在村公所的旁边，扯拐儿有时会信步走到小学堂来。我们那个从城里来的漂亮的女老师用教鞭指着黑板上的字，正教我们：工，工，工人的工；人，人，工人的人。扯拐儿就靠在破木窗上也跟着大声地读，声音像牛叫，然后就得意地嘿嘿笑。我们看见了扯拐儿，就突然兴奋起来，读书的声音大得吓人，但是脸全部都是朝向教室外面的。这就搞得来我们的课上不下去，老师只好走出教室去，对窗外的扯拐儿说：扯拐儿，乖，听话哈，别在这里捣乱，快回家去！扯拐儿便一声不吭地走了。然后我们又开始齐声朗读。然而，这时的读书声显然已经没有气势了。扯拐儿爱到我们的小学堂来，他喜欢看我们的女老师，他也最听我们老师的话，老师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们老师批评我们调皮的时候就爱说：看嘛，你们还没得人家扯拐儿听话！于是，我们看到扯拐儿的时候，就问：扯拐儿，你听不听话？扯拐儿就说：你才是个听话！嘿嘿……
有一天上课的时候，突然下起了一场特大暴雨，是我的记忆中也不多见的一次暴雨。我们的教室是老房子，早就破旧不堪，暴雨一来，很快整个教室的屋顶就开始哗哗地漏水，瓦片在大水的冲刷下不停地从房顶掉落。我们开始还很兴奋，但是看到雨越来越大，天黑得像半夜，我们就感觉到了恐怖，有些小女生开始嘤嘤地哭起来。老师也吓得脸色都变了，把我们圈到漏水小一点的角落，惊恐地望着窗外；窗外，除了铺天盖地的水雾，什么也看不见，老师很绝望。这时，我们突然听到房顶上有响动，抬头一看，有个人在房顶上攀爬。我们再仔细一看，竟然是扯拐儿。老师大叫：天啦，扯拐儿，你从哪儿爬上去的？快下来，上面危险！狂风暴雨中的扯拐儿肯定是听不见的，他在那上面吃力地把那些瓦片胡乱地重叠着，还朝着下面大喊：盖房子，盖房子！突然轰隆一声，檩条断了，扯拐儿像只浸满了水的麻袋一样从房顶掉了下来，砸在了教室的稀泥中。我们全体一声惊叫，叫声还没有停止，却见扯拐儿从稀泥中翻身就爬了起来，好像一点没事，他还是嘿嘿直笑。扯拐儿的笑消除了我们的恐惧……雨，终于停了！
扯拐自然是无法盖好房子的，但是我们老师很感动扯拐儿的义举，几天后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去给扯拐儿的生产队割麦。扯拐儿的母亲代表生产队给我们每个同学烙了一个麦粑，麦粑放了糖精，很甜。我们愉快地吃着麦粑，一面喊着扯拐儿：扯拐儿，吃麦粑！扯拐儿就说：你才是个麦粑！嘿嘿……
后来，扯拐儿的母亲死了。扯拐儿的两个哥哥都不要他，扯拐儿成了孤人。没有了母亲照顾的扯拐儿，穿得又脏又破，又不会自己做吃了，没人知道他是在怎样过日子。上学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扯拐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门前的石条上，再没有看到过他端大钵钵的样子，那张脸也好像很久没有洗过了。
有一天，扯拐儿的大嫂跑到我们小学堂来，冲进我们老师的寝室，指着老师破口大骂，她说学校占了他们的地盘，却把厕所的大粪卖给了别人。原来是她准备来偷舀大粪，却发现粪坑干了，便怒而撒泼。我们老师被骂得眼泪直流，没法还嘴，呆呆地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我们都围在老师身边，心里也非常害怕。突然，扯拐儿从外边挤了进来，二话不说，一把揪住他大嫂的衣领就往外面拖。他大嫂发出像杀猪一样的嚎叫，喊着短命的扯拐儿，并伴着污七八糟的粗话。扯拐儿把那女人拖到一个土坎边，用力一推，那女人带着叫骂声就滚下去了。
也记不得那事后来是怎么了的。只知道在那不久之后，扯拐儿就离家出走了，好多人在十几里路外的场镇上看到过流浪的扯拐儿在垃圾堆中翻找东西吃。在我已经读中学之后，有一次回家，听母亲讲，扯拐儿死了，是在一百多里路远的成渝铁路上被火车撞死的。


　　　　　　　　　　　　　　　　　　　　　　　　　　　１６ 冯聋子

冯聋子是个老顽童。
冯聋子的耳聋，据说是年轻时跟师傅学木匠活，被粗暴的师傅一耳光给扇聋了的。跟他说话，需要凑近他的耳边他才能听清楚；稍远点，他就无法听清，只能看别人的手势或者估计别人的口型来理解了。因此，他错误地理解别人说的话也就是常有的事。人们知道了他这个特点，就放肆地对他说些出格的玩笑话，久了，就成了习惯。其实，他自己也喜欢找别人开玩笑。他说，我怕啥子嘛？你再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也听不见，就当你没有说；我说什么呢，你是句句都听到耳朵头去了的哟！看这个冯聋子，有点板眼儿吧！
在那个年代，冯聋子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了。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县粮食局工作，他吃穿不愁，早已不再参加生产队的农活，在家当老太爷了。在农村，老太爷这样的称呼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那一定得是年寿高且儿女成器又孝顺才行。在乡人看来，冯聋子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太爷，便生出很多羡慕。受人羡慕的冯聋子，本来该颇得别人的敬重的；然而，乡人却喜欢拿他开玩笑，且玩笑开得很痴，也就是很过火。不过，我理解这只是另一重敬重的方式吧。冯聋子对别人过火的玩笑一点也不恼火，相反，他常常像个小孩子一样，开心得洞开掉得只剩下几颗牙齿的瘪嘴，嗬嗬直笑。别人洗刷他，他也洗刷别人，所以，有冯聋子在的地方，永远都充满了欢笑。
冯聋子一辈子的业余爱好就是打鱼。这个打鱼，不是架一叶扁舟撒一张网那种打鱼，而是用网兜在水田里打鱼。一个锥形网，用一个三角形的钢条支架撑住口子，再用一根有弹性的竹竿连在钢架上，延伸出去挑住网的扎紧的尾部，就形成一个一端开口的网兜（我们称为撑兜），再配上一个用青棡条扎成的三角形的套着几个竹筒的“捅竿”，就可以了。冯聋子腰上拴了笆笼，一手提撑兜，一手握捅竿，裤腿挽到大把腿，光着脚板在田坎上跳一跳地走，摆动着两条老而雪白的细腿。那时的乡村的水田，鱼多得出奇，且又肥又大。冯聋子既不怕热也不怕冷，尤其是在冬天，人们都冻得缩手缩脚的时候，他还敢下田打鱼。他先把撑兜轻轻没入水中，再用捅竿从远处围着身体绕半个弧形从水中一直捅过来，同时配合着一只脚形成一个紧密的包围圈，把水中的鱼儿赶进撑兜里面去。然后提起撑兜来看——有鱼，就捉进笆笼；没有，又放入水中继续新一轮包围。
这时，常常便有人在田坎上与他打招呼：“冯聋子，你有屁眼儿虫！”
“呵呵，看样子，有几个都不多。”冯聋子以为别人在问他田里鱼多不多，很谦虚地回答。田边的人哈哈大笑。
又有人在比画着大声地喊：“冯聋子，你婆娘在屋里偷人。”
“好像有几个在晃！”冯聋子专心致志地打鱼，还是以为别人在问他田里的鱼多不多。
人们笑得更凶了。偶尔抬头一望的冯聋子，到这个时候就会明白他又被别人“暗算”了，就又埋头打鱼，自言自语地说：“你们这些东西子，没得点老少，要遭雷打的！还不快回家去看，你老汉在屋头烧你婆娘的火呢！”然后又开始念叨那句顺口溜：“鱼细不撏毛,逮到就请遭。”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大概聋子都这样，自己听不见，觉得别人也听不见。
冯聋子喜欢打鱼，主要是他喜欢吃鱼。他喜欢吃鱼，且吃出了级别，小鱼不用说了，就是巴掌大的鲫鱼，他也能从鱼头嚼到鱼尾不吐一根鱼刺。他有不少吃鱼的方法，煎着吃，烧着吃，炖着吃，炸着吃，蒸着吃，甚至放入泡菜坛泡成酸鱼来吃。他爱吃鱼，又是由于他喜欢喝酒，用鱼下酒是他一生的最爱。酒，有两个儿子不断地给他提回家来，不愁断顿。鱼，儿子说要给他买回家来，他不要，说还是自己到田里打来的鱼好吃些。他几乎天天就这样用鱼和酒享受着赛如神仙的日子。他老太婆开始时不喜欢他这个样子，就念叨他。有一次他为了讨好老太婆，就夹了一条鱼给她吃。她怕腥，不吃，他就硬劝，结果劝出了大麻烦。一根鱼刺卡在了她的喉咙，弄得死去活来，在县医院住了好几天院才得以脱险。从此。老太婆不再吃鱼。她不吃鱼，却天天给冯聋子烹鱼，日子久了，也就练就了一手高超的烹鱼的手艺。她每天专心致志地伺候老头子，冯聋子也就心安理得地摆起他的老太爷的架子。更有意思的，是他还经常与他老婆子像小孩子一样疯疯打打的。有一次我就看到他突然跑过去在他老婆子的耳根挠了一把就迅速跑开，然后他老婆子就颠着小脚返身来撵他；冯聋子就假装跑，老婆子就抓起烤火的烘笼里的灰远远地撒他。我那时只有八九岁，把我看得呵呵直笑。
说起吃酒，这个冯聋子更是远近闻名的角色，据说从他年轻时开始就离不得这个东西。酒量大，却又每饮必醉。每次赶场都会进馆子去喝二两，好多次在街上喝酒喝到天黑，在回家的路上就倒地睡着，他老婆子着人到处寻找，即使明明知道叫喊他也听不见，找的人还是满坡满野大声叫喊。找他的人回家了，天亮的时候他也一步一倒的回家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哪一个土沟沟里面过的夜。后来，他儿子不放心，就要接他们老两口儿进城，他不去，他嫌城里不能打鱼。儿子死劝他少喝酒，他才有些收敛。随着年龄增大，他也就喝不到多少了，但是还是每天必饮。他常常爱说：“活着赛神仙，要死球朝天！”是的，冯聋子有洒脱的资本。
关于冯聋子，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发生我在大概八岁那一年。那是一个寒冬的深夜，我和哥哥蜷缩在冰冷的被卧里不能入眠，房顶上北风吹动竹子，发出嚯嚯的声响。院子上的几条狗开始汪汪地叫，不久就疯狂地叫，接着就蹦来蹦去的叫。父亲在黑暗里说话，这又黑又冷的夜晚，哪个贼娃子这么吃得苦嘛？狗一直在狂叫不停，父亲不放心，点灯起床，披衣出门。不久就听到了院子里浮起了嘈杂的人声，我迅速穿衣下床跑出去看热闹，就看到父亲和另外几个院子上的男人拉手抬脚地弄回一个人来，那人全身透湿，好像已经死了。
是哪个嘛？我问母亲。冯聋子。这鬼老头儿，总是又屙痢（老家对“吃喝”的不满的说法）了酒嘛。栽到水田里了。母亲说。死了？我问。好像还有点气在悠。母亲说。
全院子的人都起来了。院坝上晃动着杂乱的人影。有人已经跑到房后的草树上抱了好大一堆谷草过来在院坝上点燃。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冯聋子给脱得个精光，又迅速用抱来的被子将他裹住，扶他在大火边烤。过了好一阵，烧了好多谷草，终于听到冯聋子开始哼哼，慢慢地，他苏醒了过来。他躺在被子里，像个婴儿一样转动着眼睛，感动很迷茫。
我伯伯凑到冯聋子的耳朵边，大声地对他喊：“冯聋子，海龙王请你喝烧酒没有？”
“你说啥子啊？”冯聋子声音嘶哑地问。
“我说，你老婆子在屋头偷人。”伯伯大声说。
冯聋子想笑，但是似乎很艰难。他闭上眼睛，还是幽幽地说到：“都几十岁的老婆子了，哪个要，就让他偷去算球了！”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大家的笑，主要不是因为冯聋子的笑话，而是看到冯聋子已经被“烤”活转来了的缘故。
冯聋子又说：“老婆子到儿子那里逍遥去了，我就到街上去逍遥，遭我老表劝了酒……”
伯伯从屋子里拿出半瓶白酒来给大家轮流喝着御寒。伯伯说：“冯聋子，来哟，扯几口！”
“明天再说吧。”冯聋子在被子里颤抖着说。大家又一阵哄笑。
这个夜晚，我们就这样烧着柴草烤火，一直到天亮。天亮后，院子上的人们把裹在被子里的冯聋子像抬个笼子猪儿一样，七手八脚地送回了家。


　　　　　　　　　　　　　　　　　　　　　　　　　１７ 杨家妇人

杨家妇人不是“妇人”，而是个男人，按照现在的说法，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帅哥，而且还是“帅呆”了“酷毙”了那种。到底有多帅多酷呢？只跟你讲一个事实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了——他，也就是杨家妇人，一个农村崽儿，耍了个女朋友，是个重庆知青，而且是我们大队几十个女知青当中最漂亮的一个；为了争夺他，有十多个女知青在水库工地上打群架，连裤子裙子都撕破了。最后抢到他的这个女知青，她的父亲还是重庆一个制药厂的厂长。看看，这个杨家妇人够有魅力了吧？
他之所以被人叫做这样一个奇怪的外号，是由于他的本名引起的。他的本名叫做杨家富，爱取外号的乡下人在后面加了一个“人”字，杨家富这个“变性”的外号便远近闻名了。杨家妇人十七岁从县城高中毕业回乡，一米八的个子让很多乡下青年羡慕又嫉妒，既有文质彬彬的书生气，又不乏活泼开朗的青春气息，就是与那些神气活现浅薄油滑的城市男知青相比，他也显得要出众得多。一回乡，村支书就让他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并加入了大队组织的“专业队”，不久就担任了队长的职务。他带领专业队的百十号年轻人在全大队十几个生产队之间到处转战，改土改田修水库，唱歌跳舞写标语。很快他就成了全公社无人不知的红人。好几次戴着大红花在公社的大礼堂做报告，还获得了全县“优秀青年”的称号。
那时候，每个大队都在排演样板戏。专业队同时也是一个文艺表演队。样板戏几乎把我们这些小娃儿吸引得疯狂，每天跟着表演队撵，像撵坝坝电影一样，到每个生产队去看。杨家妇人演郭建光，一个漂亮的重庆女知青演阿庆嫂。杨家妇人穿一身灰布军装，左臂上缝着一个写有“新四军”的牌子，扎着绑腿，拴着腰带，腰上斜挎一把木头刻的驳壳枪。他把架势一拿就唱道：“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那威武，那帅气，让我敬服得简直喘不赢气，以至于我在那个时候几乎可以把每个样板戏里的歌学得一字不差地唱完。就像人们看《杜鹃山》时总觉得柯湘是雷刚的老婆，看《智取威虎山》时总觉得白茹是参谋长的老婆一样，看《沙家浜》时，就觉得阿庆嫂就是郭建光的老婆。再转一下，就开始觉得那重庆知青是杨家妇人的老婆。儿事实上，那个漂亮的女知青就是在这个时候疯狂地爱上他的。我在坡上放牛，每次看到杨家妇人精神焕发的样子，我总感觉到他不是我一个院子的那个杨家妇人，而是从城里来的人。心里满是佩服。
杨家妇人这个外号谁都可以叫，他一点也不忌讳。这不忌讳不知道是一种随和还是一种潜意识的软弱，他就是在公社的大礼堂的主席台上佩戴大红花的时候，下面还有人在大声地叫他“杨家妇人”。我们这些小孩子爬在礼堂的木窗上看热闹，听到大人这样喊，也跟着喊——杨家妇人！杨家妇人！杨家妇人站在台上笑得一脸灿烂。杨家妇人在县中学读书时就是全年级第一名，但是毕业回乡当农民是当时所有农村青年共同而无法改变的命运，因此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失落。相反，他回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真诚而塌实地奋斗，他可能相信他一定会“大有作为”。后来，直到专业队解散的时候，他好像也还没有什么“作为”，但是这并不使他失落，他那时已经沉浸在无比幸福的爱河之中了。
后来，一道希望的曙光把杨家妇人从爱河中吸引了过来。他听到了一个消息，大队得到了一个推荐农村回乡知识青年上大学的指标。这个消息让他兴奋不已，因为从全大队来看，他具有无人可比的优势。他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女朋友，女朋友一听也很高兴，也觉得这个机会是非他莫属了。他立即找到大队支书打听。支书说，是有这个事情啊，可是我们也得研究研究啊！这个事情不但要看你回乡的表现情况，还要看家庭成分，严格得很呢。回乡表现，杨家妇人对自己很自信，至于家庭成分，他们家也是个中农，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曾书记，你一定要考虑我啊！走的时候，杨家妇人很殷切地央求支书。支书说，那是肯定的，放心好了！
然而，后来的事情却让杨家妇人没法放心了。他听说支书已经叫了好几个毕业回乡的年轻人谈话，还隐隐地听说了支书的侄女得到这个名额的机会很大，而自己竟然还没有得到与支书谈话的机会。杨家妇人慌了，便亲自跑到支书家里去问，支书对他爱理不理。最后支书说，看你还读过高中，理解政策这样差水准，你还比不上人家小曹（小曹就是杨家妇人那个知青女朋友）。人家城里来的青年人就是不同。聪明的杨家妇人一听，就知道自己杵在这里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决定叫自己的女朋友来说情。后来的事情我就不想再详细叙述了，那是一个近乎程式化了的情节。只不过这次小曹虽然去求了情，却并没有让支书那邪恶的计划得逞。支书既没有得逞，杨家妇人上大学的愿望自然也就彻底落空。
杨家妇人上大学的机会落空了，入党也没门了，连正担任着的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也给端了。更让他受打击的，书记竟然多次要挟他女朋友，女朋友实在承受不了这种骚扰，就请病假回了重庆，而且一回去就再没有回来且从此音信杳无。陷入双重失落的杨家妇人躺在床上放声痛哭，并发誓要报复书记。这把他那个老实巴交的父亲给吓坏了，急忙把门紧紧地关上，几乎要跪到他的床前，求他忍下这口气，书记得罪不得。还说，你是个农村人，你就不读大学也是你命中注定，你跟城里的女知青耍朋友本来就是不自量力，是个空搞灯儿，你就本本分分地活人吧！杨家妇人在家里瘟了好几天才打起精神出门干活。但是，从此他就变得沉默寡言，笑意全无了，原本一张容光焕发的青春脸庞，瘦得剩一张皮。我在堰塘坎上放牛，看到提着锄头走过来的杨家妇人时，简直差点认不出他了。我记得我在使劲盯他的时候，他愣了我一眼，眼神空洞，完全是“目中无人”。杨家妇人一有空就躲在自己的屋子里写东西，我有时牵着牛从他的窗前经过，就仰起头望他一眼，他也楞我一眼，继续埋头写。
过了好几天，有人带信来，让杨家妇人到公社去一趟。杨家妇人去了，下午又神情黯然地回来了。要天黑的时候，支部书记来到他家，把他父亲喊出去说话，看样子书记很生气，声音也大起来，我们在远处也能听到书记在说：想告我，他崽儿还嫩了点！说我调戏妇女，说我不让他上大学，证据拿来？别说告到公社，就是告到县里去告到省里去我也不怕！……你崽儿找死！杨家妇人的父亲吓得躬着腰勾着头，句话不敢说。
不久，相邻的五队发生了一件事，有两个妇女失踪了，据说是被人拐卖到了新疆。其实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那几年跑新疆的人很多（也许根本就不是被拐卖，只是“盲流”）。但是，有一天，公社的杨公安来到我们生产队，把正在田坎上铲草皮的杨家妇人用手铐铐走了。突然发生的事情震惊了所有在场的社员，杨家妇人的父母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歇斯底里地大哭。
后来，消息渐渐传来，说是杨家妇人是人贩子，那些被拐卖了的妇女都是杨家妇人干的，他犯了重罪，十之八九要遭“敲砂罐”（枪毙）……几天后，更可怕的消息传来——杨家妇人深夜弄断了木窗条，翻出了公社关押他的屋子，在公社礼堂后面山坡上那一根桐子树上吊死了，吊死了的杨家妇人遍体鳞伤……那一年，杨家妇人还不到二十一岁。
我说，我要去看。母亲顺手就给我一巴掌，我不敢去了。我看见母亲眼睛里含着眼泪！站在保管室晒坝上的所有人都流着泪，默默无语。

　　　　　　　　　　　　　　　　　　　　　　　　　　1８ 红鼻子


红鼻子是生产队长，姓季，人们当着面都叫他季队长。小时候我这样叫着他的时候，总感觉“季队长”就是他这个人的名字，没有觉得那是他的职务。但是私下，人们都叫他红鼻子。红鼻子这个外号人们在私下叫着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敬畏感的。不是畏惧叫了他的外号，而是这个外号有着传奇色彩。红鼻子身材魁梧，说话声音很大很浑厚，有种天然的威慑力，但是他却不是很爱说话，看起来有点严肃。每当我们在路上碰到他的时候，心里便有些忐忑，双眼死死地盯着他，两只脚便不自觉地往斜边移动。他总是爱突然伸出手，把我们的小脸捏一把，说声“调皮将”。我们盯着他那像红萝卜一样的鼻子，笑一笑就跑开，其实心里并不怕他。他的鼻子大概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种酒糟鼻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像在脸上戳了一个新鲜红萝卜。那红鼻子红而且大，鼻子上总冒着一些小疮，泛着油油的亮光。
大人们都只有在背后叫他红鼻子，而我有一次竟然当面叫了他红鼻子。读小学的时候，每个学期二块七角钱的学费家里也常常不能交齐，一般都要减免一块钱。要减免学费就得写减免条，减免条必须要盖上生产队和大队的公章。我和哥哥在一天早晨去找他盖公章，出门的时候，母亲说，看到季队长要叫“表叔公”，不要叫红鼻子哈。我说，我晓得。我们来到他的家门口，我正准备开口叫“季表叔公”，可是脑子突然短路，竟然大声地叫成了“红鼻子”。一叫出口我就感觉麻烦了，心里一急竟然突然语塞。哥哥猛然就给了我一拳头，那一拳正擂在我的鼻子上，鼻血一下就冒出来了。我不敢哭，知道自己闯了祸。这时候，红鼻子正从里屋出来，听到了我的叫喊吃了一惊，看到了哥哥擂我一拳，突然抢了出来，把我哥哥掀开，吼道：你打他干啥嘛？手还这么重，看鼻血都出来了。哥哥支吾着说，他乱喊人！红鼻子突然蹲下来，边用巴掌给我揩鼻血边说，谁说他乱喊人，我的鼻子本来就是红的，我就是个红鼻子嘛！接着进屋找来棉花给我塞住鼻孔，还从屋子里抓了一把花生装进我衣兜里去。盖了章出来，哥哥竟然说，下次我也敢喊他红鼻子了。那时候，我觉得我哥哥简直有点无赖相。
说起红鼻子的传奇，那是发生在他才十多岁的时候。红鼻子的父亲是个生意客，很早以前就开始跑云南，据说干的是贩卖鸦片的买卖。在红鼻子十多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把他带到了云南教他做生意。所以，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见识大世面了。有一年，他父亲的蒙自做生意栽了，债主带着一帮刀客来追债，红鼻子的父亲没法，就私下与对方讲定，把儿子送给对方抵债，然后就悄悄溜掉了。红鼻子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就成了别人家的小伙计。当他知道是他父亲抛弃了他的时候，他既没吵也没哭，而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然而，他的内心别人是不知道的，实际上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在寻找逃跑的机会了。他逃跑了两次，两次都被主人抓了回去。第一次，被狠狠地毒打了一顿，在草堆里躺了一个多月才好；刚爬起来的第二天，他又寻着机会逃跑，又被抓住，结果被主人按在板凳上，用一大把点燃的香熏烤脊背，烤得脊背嗞嗞地冒油，疼得他昏死了过去。后来，主人看这个家伙实在是喂不家，就把他卖给了一个保长去充了壮丁。那时正是国民党远征军远征缅甸的时候，他就成了远征军的一员。
冬天，他随着部队到了腾冲。一路都有人开小差，红鼻子看在眼里，也在心里不停地打主意，找机会。凡是开小差的，大多会被骑马的宪兵追回来，追回来之后，都会被打得死去活来，红鼻子知道不能贸然行事。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寻到一个机会，部队在一个村子吃晚饭，晚饭是米饭，但是米饭里掺了很多谷子，士兵们不能吃得太快，而红鼻子却狼吞虎咽地很快干掉了两碗，趁别人不注意，假装解手悄悄溜进了旁边的一个小树林，当觉得没有被发现的时候，他就扯伸脚杆亡命地飞跑起来。跑了几里路，突然听到了后面传来了急骤的马蹄声，他知道追兵来了，情急之下，他跳下了路边的一个粪坑，抓了一把粪草顶在头上。他泡在又冷又臭的粪坑里，看见无数的马脚从他的头顶急速地驰过，吓得魂飞魄散，但是他很机灵，他一直等到那些马脚再次从他的头顶往回跑去，直到声音彻底消失才颤抖着从粪坑里爬起来，摸黑跌跌撞撞地进到了一家农舍。农舍主人是一个孤老头，好心的老人让他洗了身子换了衣服躺到床上去，就说如果有人来问，就称是他的儿子。所幸那些追兵并没有再来搜查，而红鼻子却病倒了。老人殷勤地照顾他，半个月之后他才恢复。老人知道他回家心切，就没有挽留他，送了他些干粮打发他上路。红鼻子的回乡之路并不顺利，从腾冲回到老家，他竟然一路讨口卖力，走了两年多时间。他以为回家可以看到他的父亲，当他回到家的时候才知道，他的父亲一直没有回来过，而且从此就杳无音讯。
后来人们看到他的鼻子总是鲜红的样子，就有人好奇地问他。他只说那是被粪水呛了的，用了好多药也医不好。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人们也不得而知，然而红鼻子的外号就这样被叫开了。红鼻子是见过大世面闯过大风浪的人，队上的人们都很敬服他，总想听他讲一讲那些惊险的故事。可是，他似乎不是太愿意提及那些往事。很多年之后，人们才偶尔从他的口中听到过杜聿明、戴安澜这样的名字，关于他的那一段惊险往事也是人们听了很多年之后才拼凑完整的。文革时期，听说那些是被国民党抓过壮丁的人大多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厄运，可是红鼻子却逃过了这一劫。有一次，有人来抓他的时候，他跑进灶房抓了一把菜刀，在门口一站，大声地说：“老子是国民党的逃兵，当逃兵就是反对国民党，凭啥子批斗我？”兴冲冲而来的那些人竟扫兴而归，从此再没有人来招惹他。
红鼻子有四个儿子，而四个儿子都参了军。这在我们老家一带几乎是绝无仅有，而且他也并没有托什么关系。我听外公说，那是红鼻子他们家的祖坟占“武运”。我不知道迷信中有没有“武运”一说，但是我是非常相信的，不然，别人家的子弟为什么常常拼着老命也参不了军呢？四个儿子在部队都混得不错，转业之后都在县城工作，并且都当上了不大不小的官。于是红鼻子在生产队更是受人羡慕而尊敬，他当队长，大家都愿意听他的指挥。他也让他在县农业局当领导的大儿子为生产队做了不少的好事，比如提供一些种子之类的。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生产队种过叫生地（制了之后叫做熟地）和荆芥的药，就是他儿子拿来的种子，听说生产队还卖了不少的钱；还在荒坡上种过一种叫紫穗槐的灌木，那种子也是他的大儿子从县林业局拿来的，这些都让邻近的生产队很是羡慕。
队上的人家，无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家庭之间闹矛盾，只要红鼻子出面，没有谁不听他的。即使双方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只要红鼻子一出面，双方就会自动休战。他的劝人话并不多，大家却总愿意接受。即使不能心服起码也会口服。这大概与他的人生阅历，沉稳性格，家庭地位都有关系。他常常爱说：“争啥子嘛争？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涯不满升。”大概他也真的是相信“命”的，相信他所遭受的磨难和他正享受着的幸福都是命中注定的。
相信命运的红鼻子的晚年的确活得平静而幸福。他当队长一直当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那时他都将六十多岁了，他与老伴就到县城生活去了。只是他每年都会有近一半的时间要回到乡下来住。现在都八十多岁的红鼻子，还坚持着这样的生活习惯。他说城里人太挤，房子太高，接不到地气，还是乡坝头舒服些。他这话，很多乡下人是不能完全理解的，但是他确实活得很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