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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富]

《红楼梦》的写作可能受过西方悲剧思想的影响
钱志富

《红楼梦》的写作可能受过西方悲剧思想的影响，这是笔者的一种假设。王国维十分推崇这一描写人生的“绝大著作”（甚至称之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说《红楼梦》属于“宇宙之大著述”，可是《红楼梦》成书之后在中国人的对待之中却是存在相当的问题的，《红楼梦》由于在国人那里屡屡产生不少负面影响，曾经令一些人深恶痛绝，也一度成为禁书。王国维对《红楼梦》有着精审的研究，结果发现《红楼梦》的精神“大背于国人之性质”。
王国维分析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又说：“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厢记》之以惊梦终也，未成之作也，此书若成，吾乌知其不为《续西厢》之浅陋也？有《水浒传》矣，曷为而又有《荡寇志》？有《桃花扇》矣，曷为而又有《南桃花扇》？有《红楼梦》矣，彼《红楼复梦》、《补红楼梦》、《续红楼梦》者曷为而作也？又曷为而有反对《红楼梦》之《儿女英雄传》？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红楼复梦》等，正代表吾国人乐天之精神者也。”王国维甚至总结说：“《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
王国维的论断引起了笔者的深思。王国维说，《红楼梦》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那意思仿佛在说，《红楼梦》的精神正合于西方人的精神，因为西方人的精神就是彻头彻尾的悲剧精神，而王国维评论《红楼梦》的尺度就是西方人的尺度，他在写作《〈红楼梦〉评论》的时候不停地引证亚里斯多德和叔本华等人的理论，比如他《〈红楼梦〉评论》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结尾处就说：“《红楼梦》之为悲剧也如此。昔雅里大德勒于《诗论》中，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故其目的，伦理学上之目的也。叔本华置诗歌于美术之顶点，
又置悲剧于诗歌之顶点，而于悲剧之中又特重第三种，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故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合。由是《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也。”
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之悲剧正符合叔本华对悲剧定义的第三种，王国维说：“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慄，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悘，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王国维正是在认定了《红楼梦》的悲剧性质才肯定其巨大的美学价值的，而《红楼梦》类型的悲剧正是西方意义上的悲剧，这是王国维所以认定的。
笔者之所以认为《红楼梦》的写作可能受过西方悲剧思想的影响，原因有二。一是《红楼梦》的悲剧类型太符合西方悲剧范式，不像是曹雪芹独创。二是《红楼梦》成书的年代是十八世纪中叶，这正是哥伦布航海引动的地理大发现之后近三百年的时代，而且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盛世，在这样一个盛世，万国来朝，天朝上国吸纳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成果和文明成就并加以融合创造，已经成为一个显明的事实。在笔者看来，曹雪芹很可能有过，来自欧洲各国的朋友，尤其是传教士，他们可能给他讲述过西方悲剧，尤其是古希腊的悲剧，或者阅读过这些戏剧作品。古希腊的悲剧人物泰坦努斯被关押在地狱里饥不能食渴不能饮忍受着永远的苦痛，而泰坦努斯好象在《红楼梦》中许多人物身上都找到了化身，宝玉、黛玉渴求美满幸福的婚姻，希望总是小于失望，宝钗虽然得到了婚姻，却失掉了幸福，宝玉出家之后，宝钗的命运也成了悲剧的了。《红楼梦》里面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悲剧性的，他们都是泰坦努斯的化身。
当然，笔者在此提出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曹雪芹自己的身世已经是一团迷雾，他是否真跟外国人打过交道而且受过西方悲剧实实在在的影响，无从考证。但《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补孔雀裘”中的那件雀金却来源于俄罗斯国，而就在这一回里，薛宝琴自述她八岁时节跟随父亲到西海沿上买洋货亲眼见到真真国的美人儿，还说跟西洋画上画的一模一样呢，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都带着玛瑙、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带着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薛宝琴的父亲听说该女子深通中国诗书，会讲“五经”，能做诗填词，还央烦了一位通官，烦她写了一幅字，就写她做的诗。薛宝琴还当者众人的面念了一遍这位外国女子五言律：“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常言说，艺术源于生活，当然也高于生活，在曹雪芹的年代，而且他的祖上又那样荣耀，见几个外国人，总是不难的吧。
所以笔者在此大胆地提出这一假说。当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算笔者的，求证还须读者。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三弦儿]

提读，欣赏！！！

[杨光]

细致严谨,角度观点挺新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