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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草晨露]

美国学者谢淑丽：超过毛泽东以后历任领导人 习近平权力集中程度令人困惑

从文革时代就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学者谢淑丽坦言，习近平十分轻易就改变了邓小平确定的中共集体领导体制，让她深感困惑与意外。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权力的集中程度，超过了毛泽东以后的历任领导人。从文革时代就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坦言，习近平十分轻易就改变了邓小平确定的中共集体领导体制，让她深感困惑与意外。

谢淑丽自称曾对邓小平在1980年代的改革以及中共政治制度化进程抱有“极大希望”。在她看起来，习近平成了澳大利亚汉学家眼中的COE——全抓全管的老总，（Chairman of Everything)，他将权力再次高度集中起来，标志了中国政治制度化的失败。

谢淑丽是著名中美关系专家兼“中国通”，她早在1971年就访问中国，还受到周恩来接见。她是克林顿政府期间的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该校21世纪中国研究项目主任，代表作包括《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脆弱的超级大国》等

谢教授本周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院之邀，到本地参加两场讲座。昨天的讲座在东南亚研究院进行，题目就是“中国政治制度化的失败”。

谢教授在开场时就以毛泽东发动文革，来说明缺乏监督的个人专断对中共统治与中国的危险。她强调，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意识到文革悲剧的更主要的原因，并不在毛泽东本人，而是中共的组织与工作制度弊端。

为此，邓小平提出要改革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共领导体制，改变党政不分的现状，确立了领导人限任制、退休制，建立集体领导体制，使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议会机制常态化等，通过推进政治制度化，希望避免个人独裁再现。


高度集权重现

然而，在邓小平开启的集体领导体制运行了35年以后，在中国已经形成开放、现代化的社会与经济的今天，高度集权的个人领导再次出现。谢淑丽借用澳洲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的比喻，提出习近平是中国的“全抓全管的老总”（COE－Chairman of everything）。

根据她的概括，习近平对权力的集中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成立多个中央领导小组，并亲自领导至少七个最重要的小组，借此绕过中共原有的集体领导机制与政府行政机制。这些领导小组的办公厅主任，往往也是习近平信任的人，如栗战书、刘鹤。

其次，今天的中共名副其实领导一切，包括收归原本由国务院掌控的经济管理权，国务院现在更多是执行党的决策。

此外，习近平不但直接控制军队，也直接掌管内部安全部门，不像过去由另一名政治局常委主管；他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通过反腐来巩固民心、肃贪也以反腐来消灭潜在的敌对政治派系；在党内引入许多规矩，包括禁止高级干部在内的党员“妄议中央”，禁止质疑党史。

谢淑丽也批评，习近平主政下，中国加强对网络信息、教育、公民社会的控制，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还出现反对外国人的民族主义。

她点评：“由习近平及其亲信与顾问主导的高度集权的制度，增加了政策突然转向的风险”，但她也补充，这种政策突转，既包括消极转向，也包括积极转向。

她举例说，在中国的股市政策、金融政策，东海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海域布置钻井平台等，都显示决策过程不稳定或摇摆的现象。


中共权力为什么能再次集中？

谢淑丽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邓小平时代推动的政治机制化，不足以阻止中共权力的再集中？

她的答案是：共产党政权下的集体领导体制，权力的边界始终缺少明确的界分，因此在一些人手中，很容易导向集权。中共政治制度化的有关规则，依然模糊，这些规则没有受到正式程序的制约，因此相对于政治现实或政治人物的主导，规则始终脆弱。

谢淑丽在演讲中，也对自己的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进行批评。
她说，她当年认为中央委员有权选举总书记，中央委员的职务又是最高领导人所决定的，因此中央委员与总书记彼此有“双向责任”（reciprocal accountability），但是今天看来这个双向责任是一种非常模糊的关系，中央委员会并没有独立的权力，它也不对公众负责，反之中央委员的职务由领导人确定，因此中央委员倘若制约最高领导人，需要面对很高的风险。

其次，邓小平启动政治制度化进程时，没有建立真正的立法机关。

谢淑丽指出，在其他的专制政体中，立法机关扮演很重要角色，如越南的立法机关就是独立选举产生。反之，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间接选举产生，全国人大没有选举领导人的实质权利，也无法对权力进行制约。

在总结时，这名从文革到改革，至今一路追踪中国政治发展的学者说：
“我在晚上（想象自己）跟邓小平聊天，我说，你去得不够远，你没有给人民代表大会实质、独立的权力，你没有让中央委员会有足够权力制约领导人，连人大和中央委员会的规模都没有确定……所以无法避免权力再度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