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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朝晖]

[人生]1989年，墨尔本的寒夜手术


那是1989年的冬天，墨尔本的夜格外冷，寒气从街道的每一个缝隙里钻出来，像针一样刺在皮肤上。右耳上方突然冒出一个小毒疮，起初我没有太在意，只当是普通的小伤口，每天简单清理一下就继续忙碌的生活。然而几天后，伤口开始迅速肿大，皮肤紧得发亮，伴随着持续的发热和隐隐的刺痛。我试着用热毛巾敷一敷，却没有任何缓解。到了第七天，整只耳朵红肿得像一团火，痛感从耳朵蔓延到半个头部，夜里根本无法入睡，脑袋涨得像要裂开，体内却冷得直发抖。我摸着自己的额头，才意识到发烧已经开始了。

那时候我刚工作不到一年，身在异国，没有熟悉的朋友，更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人，一切都要靠自己处理。深夜的墨尔本，街道空空荡荡，公交车早已停运，出租车是可以叫到的，但高昂的费用让我犹豫——不是因为付不起，而是那时的我习惯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尤其是在这种突发状况下，我更愿意把钱留给真正关键的医疗支出。最终，我决定步行去最近的医院，抱着耳边那股撕扯般的剧痛，硬生生走了出去。

夜风像锋利的刀子一样穿透薄薄的衣物，冷意从脖颈灌进骨头，耳边的肿胀和疼痛随着每一步加剧，脑子里像塞满了火药，不断膨胀。我咬紧牙关，低着头一步一步地走了几十分钟，仿佛每一步都在用意志去扛那无法忽略的疼。到了医院，医生看了一眼，立刻说必须立刻切开，把毒疮里的脓液引流出来，否则感染可能迅速扩散。然而那晚没有麻醉师在岗，只能做简单的应急处理。

我抬头看着医生，声音有些哑却很坚定：“不用麻药，直接切吧。”医生愣了一下，摇摇头说：“你疯了吗？这种伤口，没麻药你根本受不了。而且法律规定必须打麻药。”我没有再争辩，但依旧坚持不想麻醉得太重，担心麻药影响神经和反应。最终，医生给我注射了少量局部麻醉，只做了有限的缓解，然后用粗针开始引流。

当那根冰冷的金属针深入伤口时，我清晰地听见它在毒疮里转动的声音，像钢丝钻进神经深处，细小却刺耳，疼痛像电流一样沿着神经蔓延开来，直冲大脑。我能感觉到冷汗顺着脊背一寸一寸渗出来，眼前有一瞬间发黑，但我强忍着没有出声，只是紧握拳头让自己保持清醒。医生停下手里的动作，抬眼看了我一眼，低声说：“你是我见过最能忍痛的人之一。”

凌晨三点多，我走出医院，夜色依旧寒冷，街道空无一人，耳边还残留着阵阵发热与胀痛，步伐有些踉跄，脑袋也昏昏沉沉。那一刻，我没有给家里打电话，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即便知道了，也帮不上忙，除了平添担心，什么都改变不了。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医院，做了正式的切除手术。这一次麻药起效，医生处理得更加彻底，但伤口被清理过后的灼痛依旧逼得我冷汗直冒。手术结束后，我回到住所简单休息了一个上午，下午照常去了工厂上班，耳边还缠着纱布，脑袋时不时传来阵阵钝痛。那天的每一分钟都像是在硬撑，伤口的发热与跳痛交织着工作中的机械操作，我咬着牙完成了所有任务，没人看得出我有任何异样。

这件事，我至今没有告诉过家里人，一句都没有提起，不是因为我刻意隐瞒，也不是因为所谓的坚强，而是因为在异乡漂泊的那几年，我深刻明白了一件事——在陌生的土地上，真正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

[gelenN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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