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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云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伊始，在神州大地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农民们被告知，那条尾巴一旦被彻底割掉，光明日子便在后头。为了不让农民走上资本主义的忘本之路，上头还规定了，每户只能养一头猪、三只鸡、鹅、鸭，两棵果树。谁家超额了，谁家就长出了资本主义的小尾巴，就得挨批，甚至进学习班“斗私批修”。
　　那时候，我被下放到生产队里当记分员。这还是一份有头有面的差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相当一个“队长助理”。
　　有一天，老队长刘伯告诉我，明天大队派人来生产队，要到各家各户清点牲畜家禽的存栏数，看看那户人家敢把小尾巴长起来。队长咬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快，快去，给大伙儿吹个风报个信。”我就马上挨家挨户地串门儿，好不容易让大家都知道了这码事。
　　第二天，我起个大早，就和老婆一起忙着“坚壁清野”。家里养了五只鸡，其中两只是良种鸡，个儿大，每只五六斤重，被孩子们戏称为“大种鸡”。这两只“大种鸡”一定要重点保护了，要不，下个月岳母生日，我能拿什么去孝敬老人家？妻子找来了一个大鸡笼，把这两件宝贝塞了进去。我还用破旧衣服把笼子遮盖着，以避开杂音和光线，免得这两个家伙突然叫起来。
　　四岁的儿子佳佳，一直在旁瞪着眼看着。当他看见我把鸡笼推入大床底下的时候，就好奇地问了：
　　“爸爸，怎么把‘大种鸡’臧在床底下呢？”
　　“把它藏起来，不让人家偷。不可告诉别人！”我只能这样回答。
　　大概过了一个钟头，刘伯把我找去。原来，大队真的来人了。一男一女，都是大队的民兵。那个男的，有点来头，是大队的治保主任、民兵队长。刘伯要我领着他俩到各户去检查。
　　一口气检查了十多户人家，可谓一路顺风，无惊无险，家家都是没长资本主义尾巴的一等良民户。我不禁洋洋得意，步子变得轻快起来。
　　最后，来到了我家。妻子和佳佳都在家里迎候。妻子跟那位女民兵原来是初中要好的同学，见了面，自然就亲热了一番。接着，妻子就主动带领他们去猪舍、鸡窝等处检查检查。
　　我就坐在房门旁边的凳子上，悠闲地抽起“大碌竹”来了。
　　妻子又带他们进了屋，斟茶递水，很是殷勤。女民兵撩起房间的门帘，笑嘻嘻地对妻子说：“可以看看你的‘闺房’吗？”
　　妻子笑着要回话的当儿，可怕的事情出现了。只见佳佳站在房间的大床边，举起双臂，喃喃地说：
　　“床下有鸡，我爸说，不准看，不准偷……”
　　正所谓“孩童无诈”，四岁稚童如何能保守得了这天大的秘密！虽然佳佳咬字不很清晰，但是我也分明听得见。顿时，我目瞪口呆，浑身冷汗，恰似热锅上的蚂蚁。我想，好一个“床下有鸡”，叫我功亏一篑，成了千古罪人，如何得了！
　　那位女民兵却抿着嘴，一笑，就把门帘放下，向妻子打了个眼色，说：“阿芳，你的儿子怕生，努着嘴巴说‘好怕’，他不欢迎我哩！”
　　妻子一听，眼前一亮，连忙接过她的话茬，打趣地说：“我儿子不但怕生，还怕官哩。特别是民兵队长——拿枪的官，谁不怕！”
　　大家笑起来，坐在门外翘着二郎腿的那个民兵队长笑得最得意，笑得最甜，简直笑得忘乎所以。
　　女民兵嚷着要走，还对妻子说：“阿芳，下次来，你要请客，记住了！”
　　妻子拉着她的手，热乎热乎地说：“忘不了！忘不了！”
　　于是，这场“危机”就化解了。此时，我才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
　　我送走了这一对男女，村子里马上就热闹起来了。只见不少人急匆匆地往村子后面的小山林走去，不一会儿，他们有的赶着几头小猪，有的提着一笼鸡，有的人赶着一群鸭子……兴冲冲地回家了。
　　一个墟期过后，刘伯在社员大会上，出示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割尾巴模范生产队”。他说：“大队奖励了我们。以后有什么事，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会事事顺利，大家也不会吃亏。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大家回应着，震天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