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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城垣赋(原创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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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正文
黄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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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12/24
文章: 45
来自: 中国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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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08-3-20 周四, 下午7:27    标题: 大明城垣赋(原创散文) 引用回复

大明城垣赋

漫步金陵古都,追寻着古城2480多年的生命痕迹,历朝历代的足迹何在?可叹六朝古都,南唐旧事,仅留得点点遗迹,种种传说;惟有蜿蜒几十里的明代城垣,与碧水青山相依相偎,诠注出曾经如虹的气势:大明的余辉依然光耀尘世。
慧眼识都的祖师爷,是三国时的诸葛亮,他登上石头山,感叹“石头虎踞,钟山龙蟠,真乃帝王之宅”。此言余音缭绕,回荡在时空隧道, 引数代英雄竞折腰;“王气”!“王气”!不绝于耳的回声嗡嗡作响,穿行千年,引领一位名叫朱元璋的小和尚,在此驻足睱想,金陵这块古老的土地由此矗立起一座举世无双的城池。这座城池自此被冠名“南京”,它向世界展示了金陵历史上第一座真正的一国之都的气魄。
南京明城垣,俗称南京城墙,一道简洁的线形建筑,却有着崇宏建筑无法比拟的寓意。巍巍城垣,古都之魄,南京之魂,600多年的生命之痕。

南京城垣,城内和城外的界线,由森严到虚幻,经历了600多年的漫长岁月。
由城东中山门进入南京城,深重的夜色己滤净了人来车往的尘埃,笔直的中山东路干净利落箭一样射向前方。站在道旁浓郁的法国梧桐阴影中,思绪飞向时光远遁的大明皇宫,立足之处应当是宏伟的奉天殿吧?人们称它金銮殿,这里可是皇帝即位和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呀。侧耳细听,大明皇家仪仗队威严的鼓乐声隐约可闻,中山门,不!朝阳门,这座当年皇宫中常年关闭的城门,“哄隆”一声开启了,迎面正欲升起的朝阳趁机闯进一片晨曦,森严的殿宇中,走出一支浩荡的皇家谒陵队伍,仪仗旗幡,“永乐”威仪出城,隐没在通向紫金山孝陵的神道中……
收回思绪,目光在方圆数千米处巡睃:午门,宫城朝南的正大门;东华门,宫城的东大门;西华门,那应当是宫城的西大门了;还有皇城西安门、内五龙桥、外五龙桥,各各兀自而立,呈现出一种建立于废墟之上的残缺美,美中藏匿着怎样的深不可测呢?目光落在近在咫尺的明故宫遗址公园:绿草之上,浓荫之下,一个个残基石礅零星散落,精美的浮雕石刻凄婉而立。这块块石礅之下,片片废墟中,还隐藏着哪些史书未及记载的血腥呢?每一株草木,岁岁枯荣,一定有着诉说不完的故事……
有钟声骤然敲响,喑哑如声声叹息,惊骇回首,不由得细细咀嚼“沧海桑田”一词的精髓。
这里原本是一片湖荡苇草。600多年前的一天,有位青袍长鬚仙风道骨的儒士,伫足燕雀湖的浩渺水畔,极目远眺,天地悠悠;扶额仰望,钟山顶端紫气缭绕;颔首垂目,目光如炬直刺湖心。这俯仰之间,一个载入青史,并让后人猜测不己的大胆设想诞生了。
这一设想由明太祖朱元璋构筑成一项杰作:大明宫殿。皇宫的地基,就是由大名鼎鼎的刘基(字伯愠)卜定, “新宫”的位置却在燕雀湖的湖心,且偏于城东一隅。这与中国古代选择都城有两点是相悖的:
其一,古代中国的都城格局是有讲究的,这些规矩是:皇宫必须安排在全城的中心位置上,这是都城格局的一个重心。都城的核心地带是皇城,皇城的核心地带则是宫城。皇宫居中,以其南北中轴线作为整个皇城以及都城规划的中枢;南北中轴线还是象征政权的三朝依次排列的所在,由此体现皇宫的主导地位。其次,“左祖右社,前朝后市”,这是都城格局的两个基本点,左祖右社,就是说,皇城的左边是太庙,也就是帝王们祭祀祖先之处;皇城的右边是社稷坛,也即帝王们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地方。前朝后市,就是说,皇城的前部是朝廷,是帝王上朝听政之处;皇城的后面是市场,是都城的商业交易之地。 “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用意在于体现至高无上的皇权尊严。另外,都城的道路必须按中轴线对称铺开,形成经纬交叉式道路网。居中的皇宫位于中经中纬大道的交汇之地。城门则直对着主干道,并由此衔接城外的道路。都城格局的基本要求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它源自于西周时的“井田制”思想。由此衍生出的都城格局设计理念,集中体现在成书于春秋晚期的齐国官书《周礼·考工记》中。
其二,百姓卜地相宅,不能居于低洼之处,更不用说选择都城和宫址了。其理念见诸于《管子·度地篇》中,“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
然而不知是当年的小和尚无知故无畏,还是天生具备了帝王的冲天豪气,总之他一脚将那2000多年来“王城居中”的常规,踢到了燕雀湖的湖心深处。有人把朱元璋有悖常理的选择,解惑为风水的吸引:紫金山之阳是钟山龙蟠的龙头所在,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这种选择,恐怕不只是“风水”二字就能让他孤注一掷的。后人总是喜欢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挥洒历史的成败利钝,却不管不顾前人正身陷风刀霜剑之中。天时、地利、人和,一只三足宝鼎,缺了二只脚,还能平衡吗?风水和政权,前者只能为后者服务。皇帝宝座不能到手,何来九鼎之尊?占据“龙头”风水何用之有!多年来朱升的九字策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被朱元璋奉为至宝。当时他虽端坐应天府,己是群雄中一大势力,拥兵20万,占地数百里,可是要成就霸业,却为时尚早,多重势力正虎势眈眈。是时,群雄割据,角逐争霸,烽火硝烟正浓。元末诸豪强,若以地之广,军之强,物之饶而论,朱元璋根本没有优势,输给两个膀大气粗的邻居,江西陈友谅、苏杭张士诚是不必说了。张陈二人,一个当时最富,一个当时最强。以势而论,元室衰微之际,他们谁都比朱元璋更有资格成就霸业,一统天下。即使是浙东方国珍、四川明玉珍,不少方面的条件恐怕也比朱元璋更得天独厚。在这种形势之下,稍有不慎,莫说称王大计,只怕己有的一切也将付诸东流。
如果在城中建皇宫,劳民伤财,势必影响称王大计;再说城中六朝皇宫都短命,他还忌讳步其后尘呢。权衡利弊得失,解决皇宫偏于一隅和地处低洼之缺陷,对于一个据有一方领地的土皇帝来说,实在是小事一桩。于是一声令下,几十万民工移山填湖,一座叫做“大明”的皇宫就矗立了起来。
这里虽在湖心低洼之处,但把燕雀湖填平后,地形在全城是较高的。“新宫”背倚钟山,可作天然屏障;南凭秦淮,以便引水入濠;东环平岗,无须重兵防守;西临扬吴城濠,涓涓青溪流经宫墙之下,山环水抱,钟灵毓秀,闹市隔绝,无处一隅,这是在市区中心建皇宫所不能比拟的。至于距外城太近?加强配置,重兵纵深控制,因而有违古制的二点:皇宫偏于一隅和地处低洼之缺陷,均迎刃而解。
在中国历代政治中,政权安定始终为最高的政治目标,所谓“长治久安”问题时时萦绕于每一朝开国君臣心中。朱元璋也不例外,受朱元璋之命,精通堪舆术的刘基在筑造皇宫时也煞费苦心,在皇宫的选址、安排、取名、机构设置等方面,借用建筑语言,表达了这一强烈的愿望。有人认为,帝、后两宫正门日精门和月华门隐喻了帝、后之居犹如天地日月精华之所在;皇城长安门隐喻了明王朝能长治久安;宫城中奉天殿昭示朱元璋是奉天命行道的“真命天子”。而位于太平门的三法司,朱元璋称其位置对应宇宙星环之中,是按“天道”设置的,他更借此提醒执法的官员,刑法是否得当,星环内星星能反映出来,警告执法官员要尽心尽力按照“天道”办案。朱元璋为标榜自己是上天派遣的真命天子,曾放出豪言,正月初四(1368年),登基告祭天帝之日,如天朗气清,即得到了上天的批准,如烈风异景,则有违天意。正月初四日,果然万里晴空天宇澄清,百姓无不敬畏信服,私下相传,果然是真命天子降临,有天神相助。善良的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不过是皇帝愚弄百姓的伎俩,他的谋士刘基是当时有名的天文学家,几日前已测定正月初四为晴天。凡此种种,无不反映朱元璋、刘基等欲永固大明政权的良苦用心。
然而,让朱元璋始料未及的是,宫殿建成后,地基就开始下沉,到朱元璋晚年下沉日益严重。整个皇宫地势呈南高北低,从南面洪武门进入,越走越低。按照迷信说法,这对大明江山社稷和后代极为不利。太子朱标的病逝,更使朱元璋竭力想迁都,终因年老力不从心而作罢。
一部明史才刚刚翻开,这座城池就布满了血腥。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尸骨未寒,委以重任的四皇子燕王朱棣,就从北京打到南京,攻破了金川门,直抵皇宫,坐上了皇位,他传位的嫡长孙建文帝朱允炆也生死不明。后人因此又大做文章,把这一巨变归咎于明故宫的“风水”不好。可见这“风水”的好与坏是由着人翻云覆雨的。后来永乐皇帝朱棣以南京皇宫为蓝本,在北京建造了皇宫,迁都北京。今天,我们从北京故宫的规模,就能想见当年明故宫的赫赫威仪。


200多年后的1595年,一位高鼻深目叫做利玛窦的意大利传教士,在阳光明媚的五月天游历了明南都。逗留时间虽短,他却为欣赏到了南京秀丽的山水而欣喜,回去后意犹未尽写了游记,对明朝都城和皇宫作了热情洋溢的赞美。他惊叹:这座城市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其它城市。皇宫的整个建筑,且不说它的个别特征,或许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王国能有超过它的宫殿。
从这座东方宫殿中,从午门内丹墀石上的血痕,利玛窦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异。西方城市以神庙和人神共居的广场为中心,君不是神,君只是神灵授权的幸运儿,需要教皇加冕。但中国文化中却没有神灵,中国都城以宫殿和宗庙为中心,宗祖就是天,就是神,皇帝是天的儿子,承运天命而生,他既是君,也是神。西方和东方,一个祭神,一个祭祖,这中间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治国的差异。
利玛窦发现,“中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换句通俗的话,中国是用道德秩序来治理国家的,利玛窦把代表道德秩序的儒生,称为哲学家。更加令他惊异的是,“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的忠诚时,这些哲学家一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顾危险、视死如归,甚至要超过那些负有保卫祖国专职之人。”
丹墀石上的血痕,为方孝儒颈血所溅染。方是建文帝的老师,他出谋划策,辅助建文帝厉行新政。有时朝堂议事,皇帝干脆坐在影壁后面,让方孝孺代替他批答各种文件。方孝孺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建文帝把国事几乎全部交给了他的老师,不但在治国安民上依赖他,连军事上也唯他马首是瞻。削藩引起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秀才朝廷”时而诏抚,时而讨伐,时而割地求和,这些举措,几乎都是他这个书生在远隔万里的京城运筹帷幄的。朱棣攻陷南京后,命方孝儒草拟即位诏书,诏告天下。方孝儒认为事关忠孝大义,披麻带孝誓不从命,被朱棣灭其十族,在九族外加上学生一族,受株连而致死者达873人。方孝儒恐怕就是利玛窦所说的哲学家中的一个。
1000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以天下兴亡为已任。这就是让利玛窦感到不可思议的一种精神。实质上,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完全是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发的,但专制统治者每每不领此情。皇帝觉得那些书呆子把天下兴亡的重任揽到自己身上,岂止是迂腐可笑,简直是顽固到了可恼可恨可杀的地步。为防止知识分子多管闲事,朱元璋曾从娃娃抓起,命礼部在各学校刻石立碑,对生员(在校学生)作出了种种限制,其中突出的一条是不许直言,违者治罪。所谓“直言”,也就是议论国事,这条戒律一直被沿用至清朝顺治年间。将读书人的使命感磨灭在启蒙阶段,用戒律将人的思想禁锢在一个范围内。
为此,朱元璋不惜腰斩孟子。因为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称暴君“独夫民贼”。孟子说汤放桀、武王伐纣这类事都是诛独夫而不是弑君,可以作为正义而永远加以效仿。孟子还讲,如果君主有重大的劣迹,批评纠正不改就让他下台;如果君主有错误,批评纠正多次不接受,大臣就应该辞职离开他。
要把君权推到极致,孟子的鼓噪是一大跘脚石,恼怒之下朱元璋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假如这孟老头活着,岂能饶了他?真想把这倔老头杀了,可惜无头可砍。洪武五年(1372年),京师文庙落成,朱元璋命将孟子牌位从孔庙撤掉作为惩罚。但第二天就有儒生上奏,说文星黯淡、天象异常。天有变说明道失常,果然,朱元璋一听天象异常,也就疑神疑鬼,只好重新恢复了孟子牌位。但他怎肯甘休?怎么办?斩不了孟老的头,就斩他的言论著述,就腰斩他的思想。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正式把这项任务交给翰林学士刘三吾。经检查认定,《孟子》存在“谬论”的凡八十五段,包括:不得说君主不仁义、不得说统治者奢欲贪享、不得批评穷征暴敛、不得反战、不得说暴君可诛、不得说民贵君轻、不得说人民有权得到温饱,这些统统删去,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规定,自此,读书、科举考试,一律以删本《孟子节文》为准。这“挖根”的一招,远比秦始皇的禁学焚书来得高明,久而久之,遗世独立的思想家将成为训练有素为大明所用的奴仆。八股文由此应运而生,影响了中国文化几百年,八股取士,它是朱元璋在文化上创建的一座城垣,一座文人难以逾越的城垣。朱元璋围人和围城一样有所创新,目的也都殊途同归于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
午门至今还残存着,如今成了午朝门公园。这里存放着一块方孝儒蒙难纪念碑,碑为后人用溅染他颈血的血迹石所刻。午门是明宫城的正门,俗称午朝门,这里是传达皇帝圣旨,也是明初进行大典的重地,皇帝也在此对有罪大臣“廷杖”处分,至于判决死罪斩首,则一般是在太平门的刑部天牢或闹市区执行。因而“推出午门斩首”,在南京明故宫实属罕见,唯一的一次让方孝儒被磔破了例,是为朱棣气急败坏丧心病狂的结果。 “磔”,是将犯人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的极刑。方孝孺软硬不吃,让朱棣山穷水尽,正统儒家不认可?那就运用暴力,强化到手的权力。
方孝孺,封建传统的殉道者,他用自己的生命,以及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关联人的生命,换来了一块中国文人的气节碑。它显示了东方文化的一个特点:在所谓的社稷利益或者君王威严面前,人的生命是不值一提的。
午门的东北,为当年冷宫所在,后妃及宫女犯戒,均被关押于此,叫做打入冷宫。夕阳中,伫立于此,感受着当年的肃杀之气,抚摸着斑驳的墙面,倾听着前人的呼吸和心跳,让人不由联想起另一座“门”,“一入侯门深似海”。被选入宫的女子,有着花容月貌,一旦跨入宫门,其命运也就如海一般深不可测。
明故宫历经劫难,今天,我们只能从片片废墟中想见当年大明宫殿内的惊心动魄。


沿着青灰色的台阶,登上南京城墙台城段,古老的城墙蜿蜒盘桓,伸向远方。极目远眺,这里南临九华山、鸡笼山,西对清凉山,环抱玄武湖,与紫金山遥相呼应。明南京京城城墙据岗垄之脊,控江湖之势,蜿蜒于南京山水间的特点在此展露无遗。
京城,即都城,城墙周长达33.676公里,现存23.743公里,依山傍水而筑,其形状呈不规则的多边形。
在京城城墙的设计中,当年的小和尚朱元璋,没读多少书,反而没有千年戒律的束缚。都城必须取方形或矩形,这张己有2000多年历史,黄得发脆的规划图,不经意中,被他随手揉搓一团扔到了一边,轻松得如同摔掉敌手一个花瓶。这才有了中国历史上,上下不连接,独一无二的都城特例,就如同他本人一样,也是帝王中的另类。
其实,我们可找出充分的根据,朱元璋还是很愿意吸取古人经验的,只是要实实在在的,像白面大馒头,看得见,摸得着,拿来能充饥。相信在南京城墙的修筑中,朱元璋就从秦始皇那里汲取了修筑万里长城的养分。
绵延万里的长城并不只是一道单独的城墙,而是由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镇城烽火台等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这一防御工程体系,由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节节控制。首先是在布局上,秦始皇总结出“因地形,用险制塞”的经验。后来二千多年来长城的修筑一直遵循这一原则,成为军事布防上的重要依据;在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上以“就地取材、因材施用”的原则,创造了许多种结构方法,有夯土、块石片石、砖石混合等结构,可称得上是“巧夺天工”的创造;修建工程则根据地形和防御功能的需要而定,凡在平原或要隘之处修筑得十分高大坚固,而在高山险处则较为低矮狭窄,以节约人力和费用,甚至一些最为陡峻之处无法修筑的地方便采取了“山险墙”和“劈山墙”的办法。南京城墙的布局、种种修筑方式,与之真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下面的叙述中,相信大家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朱元璋在南京城的建设上事先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他兴建风阳明中都也是如此。他出身平民,在行伍中征战,对都城的建设也离不开军事上的需要,“高筑墙”在明初更是防御的需要。由此具体的做法就是“依山傍水”,利用现有地形构筑城墙,达到防御的最大效果。最典型的例子,是台城一段城墙的改道,形成了一段人称城墙盲肠的废墙。原来朱元璋沿着鸡笼山等山脉修筑北段城墙,西接石头山。后来发现马鞍、四望、狮子诸山均可俯瞰都城内外,长江边的狮子山还是江防重要的制高点,因而立即停止工程,抛弃这段350余米长的城墙,改道沿玄武湖十里长堤筑城,逶迤向北,把上述诸山括入城内,同时玄武湖又可作为天然的护城河。另将环绕四周的琵琶湖、前湖,外秦淮河等天然湖泊河流分别利用作了护城河,西北则以长江天堑为障,也是竭尽地利优势,使敌人难以近城。这可说是依山傍水、因地制宜的典范。
南京京城墙体的结构,筑造中也完全因地制宜,根据地形和防御功能的需要而定,有的顺山势而建,城垣与山体岩石连结成整体,如清凉山、下关江边狮子山都采用顺势而建的“包山墙”;有的深挖基础,铺巨石为基座,再垒砌巨砖;有的两壁及基础、顶部用砖石,中间用碎石黄土夯实;低洼地段,则深打木桩,用圆木铺成井字型,借以转移城墙的巨大压力。墙体的高度厚度视地形地貌的需要而定,如台城这里一段城墙因有玄武湖宽阔的湖面为护城河,城墙筑得就较为低矮狭窄。
在京城城垣的设计上,朱元璋同样部分采纳了都城以矩形为主的古制。明南京城垣包含了南朝和南唐的矩形城址,同时向东扩建的皇城,向北避开玄武湖,向西错开,扩大形成了另一个矩形。沿着这三个矩形组合体的山水走势外缘筑起城墙,形成一个不规则形。所以南京城墙是不规则中见规则。
可见,朱元璋并非全盘否定古制,而是不拘泥于古制,有所创新。他的创新,在于他的冲天豪气,把都城当作了一个国家来经营,用对付匈奴的方式来防御他的外敌。
京城城墙的形状,有各种说法,有的说它象一把镶边的宫扇,其周边随着地形曲折围合而成;有的说它象一个热气腾腾的粽子,呈非方、非圆的不规则多角多边形;还有的说它象一把烟雾燎绕的“壶”,隐喻了道教以壶天、壶中为圣地,以壶公为神仙的思想;更有研究人员认为它依照天上的星宿布局,十三座城门对应了十三个南斗北斗星宿,体现了朱元璋“皇权至上,永为人主”的欲望。
中国是农业文明古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气象,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在人类无法驾驭自然的情况下,把人事、人的思想、行为和天象联系起来考虑,是农业社会普遍的、不得不如此的必然思路。占星术为统治者提供了可悲的的依据,在天体的运动与地上的人类纷争、人间罪恶之间建起了一条纽带。
今天的研究人员如果迎合这种可悲的自我,夸大这种主观性,则陷入了另一种自我的可悲境地。明南京城墙依山水走势而筑,难道这些几万年地壳运动形成的山脉湖泊,也对应了天空宇宙的星宿布局?另外,南唐的南门、水西、大西诸门在明初修筑城门时被直接利用,直到1386年(洪武十九年)才重新建造,改名为聚宝门、三山门、石城门。如此说,南唐的皇帝当时就有先见之明,把这些门和天上的南斗北斗星对应了起来?此外,新设的城门置于何地,均有内在原因,如定淮门介于石头马鞍二山之间,是大江南北的交通要道,也是明清时柴草交易场所;仪风门在狮子山西侧,是出入长江必经之路;太平门在富贵、覆舟二山之间,明代司法机构及明初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功臣墓均在钟山之阴,都需从这里出入;朝阳门则是通孝陵的必经之路。斗转星移,站在神策门上能看北斗;立足聚宝门上也能看北斗!
明初,特别是刚占领南京时,朱元璋及其将领还是一帮农民起义军,他们更注重实用,怎样修筑城墙完全是根据他们的作战经验和防御需要。虽然也受一些知识分子的影响,但主导他们思想的仍是朴实的实用理念。可见,所谓南斗北斗,并没有多少令人信服的根据。一个事先并无确切的整体规划设计的建筑,硬要说成一个什么特殊的布局,只不过是牵强附会,哗众取宠而已。
朱元璋终究只是一代封建帝王,他的不循古制,只是为了将帝王的威严与政权的长存发挥到极致,修筑城池是显示这种威仪的一种方式。国都的城墙还是统治者形象的扩大,“城”和“国”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倾城即是国破。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历代统治者要热衷于修筑城池,不惜劳资甚巨。


中国的历代帝王尤其热衷于高筑墙,南京城墙则是历史长河中的经典之作。一位名叫莫特的外国学者认为,南京的城墙主要在于汉文化的心理作用,而不是纯粹的军事防御作用。在设计上以种种神秘的魅力,以维持加强对政府的敬畏。
华夏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一向以为那里就是天下的中心,“中国”的名称即由此而来。中国的皇帝是天子,天以下第一人,域外的各国君主只是天子的臣民而已。这种神秘、威仪必须通过重重气宇森森的建筑来显示。除了地理上的优势,中原文化,也就是汉文化的优势造成的自豪感甚至骄傲感是随处可显的。孟子明白宣布,中国在文化上是绝对的先进,只有向外扩散、传播、影响他族的任务,而没有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必要。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其庞大而顶尖的远洋船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广阔的海域中航行,激起的浪涛冲刷了30多个国家。每次航行都配备了数万名武装官兵,但七圈转下来,目的仅仅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梁启超不无惋惜地认为,七下西洋仅仅是“聊以自娱”。而百年后欧洲开辟了影响世界命运的新航路。为什么这种空前的壮举由中国人来主持便成了一场“聊以自娱”的游戏?有人认为,郑和所处时代,中国在各方面领先于世界各国,建立些海外殖民地,成为世界霸主,似乎不无可能,至少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一页可以改写。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决定了绝不会有这种可能性,自古以来,中国就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为中国的臣民,不存在征服、占领、殖民的问题,而只有怀柔、加封、赏赐的问题。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认为:“假使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不屑于打仗,不屑于统治和驾驭别的民族的话,那个国家就是中国。”郑和七下西洋的船队,其先进远远走在欧洲的前面,但始终以友好的姿态出现在30多个国家面前。而西方国家,一旦船坚炮利,则血腥横扫全球。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老子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在数千年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观念中,好静厌动不但在政治生活方面,而且在经济、文化、审美、生活习俗方方面面都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特性: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容易知足的民族,但同时又是一个缺乏竞争意识的民族。精神上的自我陶醉像一股强有力的磁力,拉扯住了国人的脚步,在崛起的外族面前,步履踉跄地走着一二一的正步。翻阅一下史书,中国的汉民族,从无统治别国民族的纪录,只有遭受外来民族入侵的耻辱。正如罗素所说:“不能抵御好战国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缺陷。”
中西人生观上的差别在于,中国人不爱活动,除非那种活动是有益的。西方人喜欢用权力统治人类,用权力征服自然,而不问是否有价值,是否对人类有益。西方人不只是为了谋生而工作,常常仅仅为了不感到无聊,而不管所做是否有害。中国人可以为谋生而辛勤劳动,然而当他们有饭吃的时候,就不再为增加收入而那么辛苦工作。中国人有强大的消费和娱乐能力,去娱乐场所,喝茶聊天,观赏风景,打麻将。罗素还认为,中国人太慵懒,太好心肠,所以不能追求对人类和自然的权力扩张。他们只做对人生有益的事情,对一切可能带来不利因素的事都加以拒绝。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罗素说,自从我认识中国以后,我认为群众最美好的品质之一就是懒惰。
西方人认为的懒惰,中国人叫做“知足常乐”!然而, 正是这种缺乏进取,封闭保守的自大意识,背驮着中国几个世纪以来的惶恐和耻辱。所以,划地为牢,严加防御,才能有安全感。冷兵器时代既能显示威仪,又能设防的最佳载体,当属城池。因此,中国历代帝王都热衷于高筑墙,到了明清时期,则达到了巅峰。“墙”,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让人自豪,也让人思考。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全国约有大小不一的城池数千座。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从作为当时国疆的长城,到都城的城垣;从衙门治所到一家一户的院墙,无不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印痕。或许,这也是南京城垣所传达的文化信息之一吧。




来到气势雄伟的中华门城堡,站在城门前透门北望,但见四重巨大的拱门贯穿一线,一重复一重,深邃莫测。每一重门内,四堵高大的城垣便合围成一个瓮城,拱门中千斤闸上下启动,可形成瓮中捉鳖之势,瓮城内外建有藏兵洞27个,藏兵3000人,可守城一月。
想起老南京常常吟咏的童谣: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白马,带把刀,城门底下走一遭。”说起南京的城门,早几辈的南京人可以掰着手指为你数出“里十三、外十八”。这“里十三”,就是京城设有城门13座。
京城的13座城门,要想按序记住有一定的困难。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把13个门编成了顺口溜。“神策金川仪凤门,怀远清凉到石城。三山聚宝连通济,洪武朝阳定太平。”现在人们不用怕记不住了,因为明代城门只有硕果仅存的聚宝门、清凉门、石城门、神策门四座了。
中华门原名聚宝门,在所有城门中最具创造性,平面呈长方形,总面积达16512平方米,为江南首富沈万山所筑。现今城堡中,专辟了一间展室介绍沈万山。当时,明朝初建,国库不充,建城所需巨额费用大多摊派给了江南富户。传说富户沈万三一人就承担了三分之一的造城费用。沈万三原为江浙富商,富甲天下,徙居南京后,建造大批华丽宅院,奴仆千百,排场气派不亚王侯,修桥补路,博得一些赞誉。朱元璋兴造南京城时,经费见拙,沈万三闻知,认为这是一个传名千古的壮举,便自愿承担了从水西门至正阳门(光华门)这一段城墙的筑城费用。相传将城门命名为聚宝门,是因为城门下埋有沈家传家之宝聚宝盆。聚宝盆只是好事者的编排,事实上,聚宝门是因为正对聚宝山(今雨花台)而得名,这个宝当然应该是雨花石。
本来沈万山因富可敌国已汲汲可危,谁知他浑然不觉头顶的凶光,筑好后还想表功,请求犒军。朱元璋不以为然地说:“我有百万军,你能犒遍吗?”沈万三忙回答:“每一军犒金一两。”朱元璋大怒,小小一介草民,竟敢取代皇帝犒劳天下军队,这不是乱民是什么!要治他死罪。马皇后为沈万三说情,说他虽然富可敌国,但他没做违法事啊!有什么理由杀他?朱元璋于是免他一死,将他发配去了云南。沈万三拖着叮铛作响的脚镣千里迢迢赴云南戍地,他一路都在反思,究竟触怒了皇上哪根筋?但他直至客死他乡,也没能明白,用严刑峻法将富门豪族削减殆尽,是朱元璋巩固社稷江山,立国的既定方针。
朱元璋更利用几个大案,狠狠打击了全国的巨富豪门。1397年的户部报告中,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全国尚有700亩田产者,仅有14341户。朱元璋高高坐在龙椅上,得意地俯视着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庞大扁平体国家,随时可以挥洒手中的指挥棒,削平那些冒起者,以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聚宝门在1928年改为中华门。“中华”二字更能代表它的价值,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13座城门中最为雄伟壮观的一座,门中设门,城中套城,可将来敌瓮中捉鳖,令人叹为观止。“中华”二字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1937年中国守军在此和侵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肉博战,万千士兵用血肉之躯阻挡敌军的长驱直入。上世纪50年代,朱偰为保护中华民族的遗产受到批判。他的一顶“右派”帽子,保住了一座中华门。
清凉门是南京最小的内瓮城,只有一道城门和瓮城。朱元璋当初是在清凉山石头城下进入南京城的,对于胜为王者,自然值得炫耀。相传当初朱元璋和徐达渡江时,船夫边撑船边喊号子:“圣天子六龙护驾,大将军八面威风。”朱元璋和徐达眼光碰撞如电石火花,飞溅出喜悦,飞溅出勃勃野心,却不能溢于言词,俩人兴奋而意味深长悄悄抵足相庆。朱元璋如愿以偿当了皇帝,他赏赐给他带来吉利的船夫,让他的侄子做了官,把渡江的船只涂红,取名“满江红”,那应当是他发迹起家的纪念文物。为此,他又在清凉门前设渡江纪念桅杆,派专人守卫,定期祭祀。著名学者顾起元的童年,似乎就伴随着耳目能祥的岁岁祭祀仪式渡过的,那己是明中期万历年间的事。
神策门与其除城门不同,瓮城设在城门外,开左右两个边门。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抗清北上,直抵南京城下。清军总兵梁化风在神策门上巡视,看到幕府山下郑营士兵纪律松懈,遂派兵连夜潜出神策门,特别是郑军精心训练的三千铁甲骑兵,全被清军用长刀砍断马腿,抗清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南京之役,就这样惨败了。这一仗,在南京城墙的守城史上,是唯一胜利的一次,胜在骄兵必败上。
光华门,原为正阳门。古时,京都朝南正中的城门就是“国门”,南京城墙是不规则形,正阳门既不是唯一朝南也不正中,位于朝南靠东,但它处在皇宫南北中轴线的最南端。在南京京城的十三个城门中,外国使臣赴京朝觐必须经正阳门入城,那么正阳门理应就是“国门”了。后来朱棣迁都北京,中轴线上朝南的城门也叫“正阳门”,俗称“前门”,理所当然作了“国门”。这北京前门的匾额“正阳门”,“门”字最末一笔不挑钩。不光如此,北京紫禁城内,悬挂的许多门匾,其“门”字都是没有钩的。
民间就此编出故事,说是皇帝不让写匾的人挑钩,为什么呢?说是皇帝想:我去天坛祭天,要走正阳门,门若带钩,不是把我剐了吗?另外,皇上是真龙转世。龙乃是水中之物,大凡水中之物没有不怕钩的,钓鱼呀,钓虾,都得用钩。既然皇上是真龙转世,皇上住的地方哪能有钩儿呢?有钩犯忌呀。
其实“门”字无钩,应出于明太祖朱元璋。大明初建,朱元璋一以贯之求贤若渴,发布《求贤诏》。他说,秀才皆出南京国子监,内号房不宜限隔。因而国子监内号房门皆去限,而成贤门门字也无钩。马朴《谈误》卷四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明太祖在南京命中书詹希原写太学集贤门匾,所写“门”字,末笔微微勾起。朱元璋见后大怒:我要招贤,你詹希原竟要闭门,什么意思?塞我贤路耶?下令立决斩,而以粉涂其钩。这詹希原就莫名其妙掉了脑袋,真是伴君如伴虎!后来明迁都北京,但旧例应在,所以后来北京紫金城内“门”都无钩。
正阳门改为光华门,是1931年为纪念江浙联军由此入城而改名。“光华”二字,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浩然正气,1937年南京保卫战中,面临外族入侵,光华门打得最为惨烈,中国守军用尸首筑起掩体,与侵华日军反复争夺达20多次,最后城门失守,中国士兵身上捆满手榴弹,向敌人的坦克滚去,首都南京就此沦陷。作为曾经的国门,500多年后它再次象征着国门,也许,守军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国门象征意义,但是他们以捍卫国门的决心,洒尽了最后一滴热血。日军占领南京后,血腥屠城,竟厚颜在城门边写下“和平”二字,还将残破的光华门作为“战绩”保留参观。
中山门是民国时期为迎奉孙中山灵榇安葬中山陵而筑,由明朝阳门改建。南京城破,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率大队人马由中山门入城,举行了所谓的“入城式”。血写的历史当永志不忘。
对于城门的管理,明洪武以来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晨昏按时启闭,不得违背。据说,有一次朱元璋读到一篇文采斐然的美文,一时兴起,立马要召见这位作者。皇诏下达,文官入朝的宫城东华门已闭。门卫左右为难,灵机一动,遂将儒生用布裹住从城墙头上吊了进去。这种做法,颇具中国特色。城门按时开启,过时不候,连皇帝也不例外,明武宗朱厚照游南郊,返回时聚宝门已闭,武宗手下传旨开城门迎驾,当值的门卫坚决不开,皇帝只好夜宿报恩寺。唯一的特例是,清军兵临城下时,南明弘光皇帝换上便衣,带着几个随从,深夜打开通济门,仓皇出逃南京城。最终他还是在芜湖渚山被生擒,押回南京途中,百姓对他的弃城之举报以辱骂。
城门和国门,一个有形,一个无形。有形的门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形的门,体现了一个民族、国人的心态。“门”的开启与关闭,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理念与精神;“门”的防守和失守,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安危和尊严。


登临石头城,最引人注目的当是“鬼脸”城垣了,“鬼脸照镜子”传说中的池塘也己恢复。在此凭吊戏水,遥想当年山上烽火山下旌旗,有着太多的典故,太多的感叹,古都二千多年的历史就从这里走向纵深。孙权在此修筑的这座著名的石头城,其中一段天然峭壁被朱元璋筑城时充分利用。朱元璋认定孙权是一条好汉,孙权墓在梅花山,相传建造明孝陵神道时,朱元璋说:留下他为我看大门吧。孝陵神道竟为此一改直行古制,绕道而行。朱元璋的人才观令人叹为观止,直到进入陵墓,他都不放过可用之才为己所用。
想那詹希原写“门”字,末笔一勾,就勾得掉了脑袋。朱元璋充分调动想象力,“门”一挑钩,如同大门关闭,会堵塞广进贤能之路?可见其“集贤”之心的急迫。不过,朱元璋正是靠了网罗人才,才得了天下。几乎每克一地,他都不忘招贤求士,礼聘知识分子。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下徽州后召老儒朱升询问时政,得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方针,令朱元璋在整体战略上深受启发。他在采石访得儒士陶安,也急切地征询其政治见解,陶告诉朱元璋:现今群雄并起,但他们所想所要都“不过子女玉帛”,他建议朱元璋“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首取金陵以图王业”。朱元璋闻言深以为然,赞道:“好!”访贤问士的结果,使朱元璋感到自己的眼界和心志大为提高,也深深认识到知识分子对他成就王业的战略意义。据说,胡大海打太平府时找到一个叫许瑗的儒士,派人送来见朱元璋,他大喜说:我取天下,正要读书人!可见朱元璋的看重读书人,不是政治作秀,也不是一时之需,而是出于“取天下”这一长远战略。故明之得国,非得之于“天”,而是得之于取天下的“人”。朱元璋几乎在所有硬件上都远远不如左邻张士诚和右舍陈友谅,但唯有一条,任何对手莫能与之抗衡:人才!在人才这个软件系统上,其容量之大、结构之良,无以比拟。凝视朱元璋这一方的人才名单,尚可用风云际会来形容,帅、将、智各套班子俱为超一流之选,能编出各种程序应付一切局面,令他的对手眼神嫉妒,饮恨吞声。汉高祖称:“吾能用三杰,所以有天下。”后人将李善长比作明代萧何,徐达等同韩信,刘基被称为张良再世。汉高祖刘邦仅有三杰就搞定了天下,而朱元璋身边又何止三杰?
纵览中国历史,同类“草莽”中,即使是李自成、洪秀全之类也远未达到朱元璋的大器与见识。李自成闯入北京、洪秀全驻足南京后,两人均迅速腐化堕落,从内部分崩离析。朱元璋则不然,他做成了古来“草寇”都想做而最后都做不成的事。明之立国的独特意义,在于明有大量制度创新,清的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沿袭明而己,而所有的创新,“人”才是决定因素。明代的立国特色,源自明太祖的“人才”意识,他从战争的初级阶段就有的人才储备意识,使他一路走来,独享了无限风光,一俟坐上龙椅,就突破了城头变幻大王旗,换汤不换药的瓶颈,形成了完备而坚实的文化基础。明朝是历史上少数几个在制度上有所开创,真正形成自己文化内涵的朝代之一,并以其创新、变革与建树延续、影响了中国历史数百年。
“黄册”与“鱼鳞册”两大制度创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黄册即全国的户籍帐册,黄册库就设立在南京的玄武湖中。编制黄册的最初动因是解决修筑京城城墙的徭役,把所有人户都编制在册,以十户人家为单位,称为“甲”,设一个甲首,十个“甲”成为一“里”,设里长一名,帮助执行中央与各府、州、县的政令,形成明代中央集权制中最基本的组织“里甲”。各级官府征调税收徭役,只要控制了里长,就控制了整个农村基层社会。由于黄册只能登录每户土地田亩数量,不能确定田亩界址,一些田主弄虚作假,隐满田产,故明朝廷又在全国范围内测量清查土地,画出界线图,编制鱼鳞册。朱元璋通过这一系列控制田产的方式,先后征调了百万余众民工参与建造南京城墙。由设“黄册”成功,明初有了完全的人口普查,建起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制。从社会角度看,它解决了流动人口问题并解放了贵族和地主豪强强迫为奴的人群;从经济角度看,它理顺和保障了国家赋役的征调;从政治角度看,它大大强化了集权政体,影响跨越数百年而直至当代。

登临神策门,最大感触是其气势并不亚于聚宝门,一个是外瓮城,一个是内瓮城,可谓环肥燕瘦,各有千秋。
中国古代城池修筑中,都在城门外构筑依附小城,大多为半圆形,其状形似古代生活用品中的“瓮”,这种突出于城门外的建筑,称为“瓮城”。而南京城墙则开创了在城门内构筑小城的先例。现在人们把城门内外的附属建筑分别称为“内瓮城”和“外瓮城”。
明南京京城13座城门中,有七座瓮城,除神策门是外瓮城外,其除都为内瓮城。朱元璋为什么要创新构筑内瓮城?为什么有的是内瓮城,有的是外瓮城?有的又不筑瓮城?外瓮城和内瓮城的防御作用谁更大?如果内瓮城的作用更大,为什么同样构筑于洪武初年的北京城墙要沿袭元代的外瓮城?明嘉靖年间(1553年)新修筑北京外城的七个城门时,又为什么也都设置了外瓮城?清代为什么在南京朝阳门增设外瓮城?这种种所谓谜团,其实从军事需要出发,就不难作出解释。
城门是城池的入口部位,是攻防要塞。为了加强入口部位的防御,不致遭到进攻者的强攻,必须考虑城门所处的地形特点,战争中所起作用。
朱元璋创建内瓮城,有的只有一道,有的有数道,这完全和都城城墙的形制、周边的地形有关。南京京城城墙是不规则的弯曲形,各段城墙间容易组织侧防,便于通过地形制高点或城门附近的城墙弯曲,组织侧射掩护城门,所以有的城门既未构筑外瓮城,也未设置内瓮城:如太平门在富贵、覆舟二山之间,金川门、钟阜门、仪风门邻近狮子山、定淮门介于石头马鞍二山之间,大都可依靠周边岗垄之脊作为制高点加强城门的控制。
朝阳门(今中山门)外当时并无道路,且城外有紫金山为制高点,在紫金山的第三峰上建有军事堡垒天堡城;城内龙广山(今富贵山)外建有地堡城,门内城外屯有重兵控制周边地形及掩护城门。“尽据山川之胜焉。”因而朝阳门虽紧邻皇城,也没有设瓮城。正阳门与皇城洪武门在一条中轴线上,设有一座瓮城。而聚宝门、通济门、三山门等,地处城南濒临秦淮河地势较平坦开阔处,因而在城内设置了数道内瓮城,大大加深了城门入口部位的纵深,依靠俯射来掩护入口部位。城门上设有敌楼,用以暸望,并利用千斤闸门等把城池入口薄弱部位变为强项,其中尤以聚宝门最为典型。聚宝门护城河(外秦淮河)对面就是聚宝山(今雨花台),城外制高点给城门入口带来威胁,就设置了三道内瓮城,并增设了27个藏兵洞,可藏兵3千,要攻克它们就比较困难。这与来自东南和西南两方面的军事威胁有关,这里南可通宣、徽两卅,东南可达苏杭二府。历史上327年苏峻之乱、975年曹彬陷金陵、1356年常遇春克集庆,都是由这条路线攻入城内;而三山门、石城门外至上新河一带,早己成陆,来自江上的威胁不能不防。因而除城门外,通济门至三山门这一段城墙筑得也特别高坚。石城门设有二道瓮城;清凉门因紧邻石头山,制高点可辅助控制城门,只设有一道内瓮城;神策门之所以设外瓮城,也和它周边地形有关。它突兀于玄武湖西部,地近幕府山和长江,在军事防守上尤为重要,且周边无山岭制高点和城墙弯曲掩护。设突出的外瓮城,有利于暸望敌情,控制死角。清同治四年(1865)在朝阳门外增设瓮城,是因为这里成了清驻防城的东大门,是重要的军事要塞。清军和太平军曾多次在此发生激战。无论是地形,还是工程上,设外瓮城比内瓮城要更适宜。内瓮城和外瓮城,虽两者均属加强入口部位防御,但从战术运用上是不同的,一个是俯射掩护,一个是侧射掩护。
明代北京城初建于洪武初年,1368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督修北京城。它是规则的长方形。嘉靖32年(1553年)又在北京城的南面修筑了一道长约15.5公里的外城,使得北京城变成了“凸”字的形状。内城门9座,外城门7座均为外瓮城。方形城墙四周形成许多死角,因而建造突出的外瓮城,有利于依靠侧射掩护城门入口,封锁死角。一般外瓮城之所以为半圆形,也是为了防止形成死角,给敌人可乘之机。城门上设敌楼,便于瞭望,指挥作战。外瓮城开设城门是视交通状况和需要掩护的程度开设,大都置于侧面,与主城门曲折相通,有利于防守,便于互相之间呼应掩护。帝都主城门和瓮城门在同一中轴线上,以便于皇室马车迅速通行。北京城的瓮城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瓮城上设置了箭楼,居高临下直接控制城门。对于瓮城门,则设闸楼进行射击掩护。城墙的四角是死角,则设角楼,角楼基座与城墙相联,突出在城墙直线二十米外。古代作战,从两个方向攻城,角楼处于两个部队接合部,使防线弱点变为城墙骨干支撑点。
因而内瓮城和外瓮城,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



站在紫金山上,极目远眺,不由想起古老的民谚:“紫金山焚,则金陵亡!”它道出了紫金山对于南京城的重要屏障作用。
俯瞰南京城内,城垣如带,似断似续,剩下的20多公里京城城墙,如今分为了七大段。值得庆幸的是,南京京城城墙毁坏了三分之一,仍然雄居世界第一。
相传南京城造好后,朱元璋亲率其子及左右群臣登上钟山,观察都城形势。他洋洋得意地问:“孤王的都城建得如何?”众人一片叫好。唯独十四岁的王子朱棣却说:“紫金山上架大炮,炮炮击中紫禁城。”一语道破了都城规划建造中的致命缺陷。朱元璋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城周山峦起伏,东面钟山,南面雨花台,北面幕府山等一些重要制高点都留在了城外,对城防极为不利。朱元璋因此对全面筹划筑城的刘基十分恼怒,命人送去一盘橘子,意为恨不得把他抽筋、剥皮、吃肉。刘基想不到自己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满腹经纶,费尽心血的得意之作,会被一名少年指出失误。可见这名少年的不同寻常,果不然,朱棣后来以“靖难”为名夺取了其侄的帝位,成就了一番帝王大业。
朱元璋最后采取了建造外廓城的方法,弥补筹划都城的缺陷。明代南京都城和外廓城,临山带江,将城内外诸山脉和湖泊尽皆包括,竭尽地利优势,真可谓固若金汤。
但是,固若金汤的南京城,也有“阿喀琉斯”之踵,那就是号称龙脖子段处城墙。有城墙必有护城河,城和池是唇齿相依的,护城河是城墙外围的又一道屏障。南京的护城河大都是利用天然河流湖泊修筑,但在太平门外却没有开筑护城河,那就是号称“钟山龙蟠”的龙脖子所在地。据说当年朱元璋怕在龙脖子开挖护城河会坏了南京的风水,断了都城的龙脉,特意绕开了这段城墙。这里就成了整个南京城防中最薄弱的一环。太平天国时,清军曾国荃在此破城而入,而城陷后,李秀成又是从此保护幼天王冲出城去。
南京城墙的另一处致命弱点,则也是在太平天国时期暴露出来的。太平军攻打南京时,利用仪风门外的有利地形开挖坑道,用炸药炸开了城墙,从城墙缺口处冲进城去。对付这种坑道战的方法,中国古代常用“地听”来监视。方法是在城内挖井,井中置新缸,缸口蒙薄牛皮,将耳朵贴近,通过缸体共振来测定城外挖坑方位。仪风门段城墙依山而筑,城内外存在五米多的高差,埋缸地听法失去了作用,成了另一个“阿喀琉斯”之踵。
南京城墙为战争而筑,但它所起的真正作用,与其说是军事御敌,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满足;一种威仪;一种安全感;一种文化的集大成。在南京的战争史上,除了在神策门一战得胜之外,几乎找不出据城防守得胜的战例。无怪乎清顺治皇帝要洋洋得意地将神策门改为“得胜门”了。高坚甲于海内的城墙,没有挡住朱棣挥戈南下,冒天下之大不违夺取帝位;没能挡住清军在明皇宫中驻守设防;没有挡住湘军冲进城内烧杀抢劫;也没有挡住日军的铁蹄长驱,屠杀我30万同胞;当然更没有挡住“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步伐。
躺在孝陵中的朱元璋,恐怕再也难以安心。他万万没有想到,固若金汤的城池,首先是由自己的儿子攻破;皇冠的易位,会祸起于萧墙之内,真应了机关算尽却劳而无功的结局。
“靖难之役”的祸根其实是由朱元璋自己种下。人的思维常有定势,朱元璋打造帝权的办法,和他筑造南京城的思路是一样的。明南京的城垣分为内外四重,由宫城,皇城,京城,外廓重重围护。宫城和皇城合称皇宫,一圈宫墙和护城河将宫城围护起来,再用一圈城墙和护城河将皇城合围,形成都城核心。又在整个城市周遭再高高筑一道城墙,用一圈护城河作为屏障;犹觉不安全,又在城市外围再筑一圈“外郭”城墙,形成固若金汤之势。
朱元璋对朝中军政权力的调整相当于筑城垣内城。朱元璋在一些著名的大案里,以惩治不法之臣为由,借题发挥,辗转牵扯,最后挖出来一个又一个“反皇帝集团”,其中,胡惟庸、蓝玉两案分别都牵连至数万人。朱元璋在不断打造帝权工程,逐步收拢皇权的同时,对筑造南京城的狂热不减,本来城池修筑己基本结束,但他似乎把筑城当成了帝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左右手轮流协调发力,不断加以完善。翻开明史,骇然发现,重要的城垣加筑工程和重要的权臣剪除工程,两者在时间上,此起彼伏,交错进行,此战役接彼战役。一度疑为灯光的昏暗或眼睛的弱视,但是白纸黑字触目惊心。那么,是否是一种巧合呢?我们将试目以待。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朱元璋决定拓广南京城池东北部,凡八百余丈。但这八百余丈的确切之处令人费解,至今无法判明,因为东北部神策门此前己建成。值得注意的倒是次年正月就爆发了胡惟庸案,为此丞相汪广洋、胡惟庸赐死。胡死后仅一个月,朱元璋废相,干净利落地撤销了延续上千年的丞相制。清代官制基本照抄明代,也未设相位。
说起胡惟庸,不得不提到刘基,这位被誉为明初智慧和良知象征的传奇人物。刘基一生有两个深刻认识,一是认定元末诸雄唯朱元璋可平天下、结束战乱;二是认定与朱元璋的合作只能在天下未定之际,一旦他当了皇帝就应该敬而远之。洪武四年,刘基早早退隐回浙江青田养老。他佐朱元璋得天下,乃为苍生,不再合作则是为个人人格的完整。朱元璋要他替换李善长出任丞相。他说,更换丞相好比更换房梁,要用大木头来换,不可用小木头扎起来代替大木头。他自谦为小木头,说“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不想干?疾恶?谁是恶?朱元璋心中自不是滋味,曾有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姚润、王漠被征不至,拒绝为官,被朱元璋杀了头不算,还发配全家。刘基在归隐前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不要在建都南京的问题上犹豫不决,首都放在风阳是绝对不行的。朱元璋却送他一首诗,诗中有“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之句,讥讽他既然不当宰相,又何必多管闲事。但刘基归隐后,听说因南京和风阳两地同时大造城墙引得民怨载道,就又写了一首《筑城词》:“君不见杭州无城贼直入,台州有城贼不入?重门击柝自古来,而况四郊多警急。愚民莫可与虑始,见说筑城俱不喜。一朝城成不可逾,挈家却向城中居。寄语筑城人,城高固自好,更须足食仍足兵,不然剑阁潼关且难保。独不念至元延祐年,天下无城亦无盗。”刘基词未笔锋一转,劝说筑城人城高未免是对自己的束缚。此时朱元璋心中己大为不悦了。
胡惟庸后来当了丞相。刘基曾再三劝阻朱元璋不要拜胡惟庸为相,说他好比一匹劣马,必定把车子拉翻,朱不听。这时,胡揣摩朱元璋的心思,正好寻隙报复。胡指使人检举刘基替自己相中一处墓地,此地“踞山面海,有王气”。朱元璋取消了刘基的俸禄,亲笔致信警告他。刘基得书,到京城惶恐谢罪,留在京城表明心迹,企图消除朱的疑惑。留京期间,朱元璋似乎是故意做给刘基看,将胡惟庸“转正”为右丞相。刘基闻知“大慼”曰:假如当时是我说错了(指力阻朱元璋以胡惟庸为相),那就是苍生之福啊!于是忧愤病倒。此时,《明史》中记下了惊人的一笔:刘基病重,朱元璋偏偏派胡惟庸带医生来探病。正是在这次执行皇命的探视中,刘基喝了这医生的药,腹中长出拳头大的一个硬块。随后,朱元璋于洪武八年四月放刘基还乡,一月后朱元璋终于下了决心,下诏罢筑中都风阳城,这天,刘基郁积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朱元璋没有亲自下毒,而是利用两个政敌之间的恩怨除之;并且,几年后胡惟庸事发,有人揭发刘基为胡毒死,使胡罪状上又重重加上一条。与徐达、李文忠之死相比,这是朱元璋干得最高明、最阴险的一次。
李文忠的死,也和投毒有关。李文忠是盱眙人,是朱元璋的外甥。他年幼亡母,自小在军中长大,深得朱元璋喜欢,甚至一度改姓朱,被朱元璋视为养子。19岁时李文忠便带兵四处征讨,战功卓著,为明第三大开国功臣,被封为曹国公。更难得的是他不但能武,而且能文,好读书、长诗文、有思想,他在洪武十年,还作了二年实际上的“宰相”。然而,恐怕就是有思想这一点害了他,朱元璋对功臣宿将大开杀戒,李文忠身为国戚兼功臣,力谏“少诛戮”;对东征日本的计划表示异议;批评宫中宦官太多等等。朱元璋龙颜大怒,下旨谴责,洪武十六年冬,李文忠忧郁成疾。朱元璋非常关心病中的李文忠,不仅亲临慰问,而且命令淮安侯华中专门负责医生会诊工作。洪武十七年三月,46岁的李文忠就病亡了。朱元璋很伤心,甚至怀疑华中故意在药中下毒,于是削了华中爵位,将他全家流放,所有医生全家抄斩。追封李文忠为岐阳王,赐葬钟山之阴,并“亲为文致祭”。这年七月,朱元璋命留守卫士甓后湖城垣,凡四百四十三丈。长度几乎比上次少了一半。
李文忠墓位于太平门蒋王庙,神道碑体量巨大,形制与徐达神道碑相似。碑身有当年大学士董伦撰写的碑文,洋洋数千言向后人昭示着李文忠功勋卓著的一生。令人不解的是,自秦汉六朝以来,神道碑多立于神道起始中央,以为彰显。而这块神道碑,竟孤独地矗立在西北20米开外处。这在明所有的功臣墓中,也是唯一的特例。此后民间传说李文忠是被朱元璋毒死的。根据传说,后人猜测立碑是因为朱元璋毒杀李文忠后,仍顾及他国戚功臣的双重身份,立碑而不归位正暗含了警告其他大臣:触犯龙颜必会受惩。碑文落款显示,立碑时间是在李文忠去世后两年,也似乎证实了“惩罚说”的传说。
徐达死在洪武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徐达是濠州(今安徽凤阳)人,追随朱元璋三十年,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屡立战功,但从不居功自傲。朱元璋屡加试探,用各种小花招窥视徐达内心,每一次都不过进一步证明了徐达的高风亮节。徐达患背疽,死时年仅五十四岁。民间相传,朱元璋特意派使者赐蒸鹅,徐达一见,鹅为发物,当即泪如雨下,他在内使的注视下吃了送来的东西,不久徐达就死去。闻徐达已死,朱元璋辍朝,到他家里吊唁痛哭,下令抓捕杀死了所有曾为徐达看病的医生。徐达死后朱元璋追封他为中山王,赐葬钟山之阴。墓在太平门外板仓村,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明代功臣墓。墓前神道碑是明代功臣墓碑中最大的一块,碑文由朱元璋亲自撰写,大学士宋濂书丹,记载了徐达的生平和功绩。此碑奇特之处在于碑文中竟然有标点符号,实属罕见。究其原因,一般认为碑文可能由大臣代笔,怕粗通文墨的朱元璋读来不便,加上圆圈断句,交付镌刻时,工匠害怕获罪,只好依样画葫芦。这年,朱元璋再次下令甓京师城垣。
“甓”城墙是指在城墙表面加厚,这是否也是朱元璋修缮心灵的一帖膏药呢?其中未必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割除心灵中柔软的一席之地,相信他也会忍痛挥泪。回首李文忠、徐达死后的二次城墙修葺,史料记载均语焉不祥,至今无法核定确切的起始地点。考订出具体的地点在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似可一窥他内心的彷徨、心灵深处的不安与挣扎,心理上的需要似乎胜过实际需要,内心不可与人言说的郁积需要有一个排泄的渠道,好比现代女子用购物来排遣内心的烦恼。
徐达死后次年,朱元璋不再满足于之前在南京城中小打小闹增高加厚“甓”城墙了。之前他修筑的南京城,己不符合他的心意,他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改筑南京城。究竟是因为除强务尽后的另一种不安全感?还是心灵深处一种强势的需要,以此加强对皇帝的更大敬畏呢?洪武十九年他开始“新筑后湖城”,沿玄武湖十里长堤修筑了城墙,这一工程,使得城北金川河与城南秦淮河遥相呼应,解决了城内水上交通和生活便利。接着,他又推倒了在明初修筑城门时直接利用的南唐南门、水西、大西诸门,重新建造了气势磅礴的聚宝门,以及三山、石城诸城门,南京城将是一个水泄不通的铁桶了。
新一轮京城城墙筑造时间约四年,刚告竣工,另一位丞相李善长又被押上了断头台。是否又是巧合呢?
不巧中发现,朱元璋每次大的发力,都需要一次预演,一次象征的演练,以确保万无一失,也许,修筑城垣就是心智与耐力最好的操练。不动声色中,把所有的犹豫、徬徨一天天打磨光滑;把果敢、决心都用一种形式固定下来,让心的柔软部分变得像城墙一样坚硬,迎接下一场抛却良知的大决战。
那么再看看李善长之死吧。从洪武十三年胡案爆发,十年间,胡案就像一座储量丰富的巨矿,一再深挖爆出“新矿藏”。到洪武二十三年,最关键、最大的首要分子,位列开国元勋头把交椅的李善长被揪出来了。李善长,定远人,朱元璋初起时他在滁县加入朱军,从此成为朱元璋的头号智囊。明建国,李善长更是国家体制、法律、礼仪的主要制定者。然而,这位“明代萧何”终于在他垂垂老矣,高寿77岁的时候,被控与当年胡惟庸谋取皇位案有牵连,被朱元璋清除灭族,泱及三万余人。
李善长一死,至洪武二十三年,整个明代总共有过的四位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居然被一网打尽,可谓亘古未有。能够想象,朱元璋取得大胜后的放松,他解开衣领,摊开手脚,靠在龙椅上闭上了眼睛,不容易呀,积十年之功的硬仗。但他不敢有丝毫懈怠,新一轮的练兵计划又在脑中谋划。这年四月,朱元璋腾出手来下令建造外郭城,三年后,于洪武二十六年元月工程竣工。外郭城,主要利用南京城外的黄土丘岭依山带水修筑,只在险隘之处才用城砖砌墙开门,共筑城门十八座,其余皆以山埂培土夯成,俗称土城头。外郭城现多已被毁,有的已成为公路,但城门的名称大都保留了下来,如尧化门,麒麟门、高桥门、安德门等。此时朱元璋在四重城垣固若金汤的南京城里可以心满意足了,但这也是一次练兵而己。
再一次巧合的是,就在这年的二月,外郭工程竣工后的次月,另一大案爆发,主人公是蓝玉。朱元璋迫不及待又对军队统帅动了手,两个接踵而至的大案,主角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一个对内政具有影响力,一个对军队举足轻重。蓝玉虽非开国元勋,但对明建国后武力扩张和明帝国最后版图的确立,功不可没。徐达、常遇春之后,军方头号人物无疑就是蓝玉。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蓝玉突然被逮下狱,且在三天之内迅速结案:蓝玉被灭族,案涉一万五千人被杀。
时间上衔接得如此之默契紧密,有条不紊,能说这仅仅是巧合吗?不是精心安排又是什么?也许朱元璋己打造成了京都四重城垣和边疆血亲藩屏,形成了金汤之势,自认大可放心,还有必要让文臣辅助内城吗?还需要武将统率军队外郭吗?洪武二十三年解决了一个“反皇帝政治集团”,洪武二十六年解决了一个“反皇帝军事集团”,明建国元老功臣中的最后两人,颍国公傅友德和宋国公冯胜,也相继在洪武二十七年、洪武二十八年赐死。朱元璋自认可以高枕无忧了,洪武三十一年,他踏实地阖上了双目,自以为留给了皇孙朱允炆一个十分“安全”的皇位。
冤魂缥缈,朱元璋死的时候,明初精英居然一个不剩!这绝非巧合,而是朱元璋为朱家江山机关算尽的结果,得善终者仅因病还乡的汤和一人。《明史》评曰:“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恶之水长年积蓄,如果没有了堤坝的阻隔,必将泛滥成灾。自小环境经历是一个人个性定型的关健,只能说,童年的悲惨记忆,使得皇帝对皇权旁落的恐惧到了变态的程度!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在屠戮功臣上,朱元璋也和修筑城墙一样,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的创新是在屠戮功臣的同时建立一种极权体制。从体制上着手解决问题,他认为是治本之举,没有体制来保障,再严密的防范也不可能根除帝权所面临的危机。中国的帝权,明代的政治体制,在朱元璋时代达到了一个新层次,即“君主极权”取代“中央集权”,一切权力归于君主。他采取的措施是,夺政权于丞相;夺军权于将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但这过于集中的权力势必伴随管理上的难题,而朱元璋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血亲诸王充当中间环节,册封亲王,屏藩帝室。“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在他看来只要权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因此,他准许诸王有自己的武装,甚至,如遇有紧急,王可调遣兵力。他的心放下了,绝对的帝权加上有力的藩屏,子孙们只要照着他的安排去做就行了。
朱元璋“君主极权”的外廓是建藩,意在收到加筑外城之效。他想象,在这样“内外城垣”的多重保障之下,朱家皇权应该是无人可撼了。刘基早就写了《筑城词》,可是他偏偏忽视了这一点,坚固的城墙固然可以成为安全保障,然而在特定时期,它未必不会变成对自己的禁锢和围困,变成插翅难逃的樊笼。城墙造得愈高大、愈牢不可破,这种自我束缚愈不可能逾越。朱允炆在城垣中心龙椅上的四年,这种惶恐不安的感觉就从未消失过。朱元璋留给长孙朱允炆的政治遗产当中,最令后者不堪承载的,就是有一座过于强大的“外郭”:诸位拥有重兵、强悍不驯的王叔。朱元璋自己满意放心地去了孝陵地宫深处,可他的皇孙却从此生活在焦虑重压之中。这一点,朱元璋在世时显现不出,大明的航船上有威风凛凛的开国皇帝,有他撑舵,一切风平浪静,大海匍匐在他的脚下。然而京城一经易主,新皇帝年仅二十二岁,所有的亲王都比他长一辈,有封地有军队,政治上历练已久,军事上能征惯战;相比之下,仁柔年轻的皇帝缺乏处理复杂政治的经验,朱元璋也从来没有让他带兵打仗,在实践中树立领袖的才干和威望,却让他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终于,风浪骤起,卑弱矮小的“内城”,在雄伟高大的“外廓”挤压下,轰然倒塌了。
历史就是如此幽默。在孝陵地宫里注视着身后事的朱元璋,看到自己劳神焦思精心建构,理应固若金汤、万无一失的城墙和帝权,竟同时被朱家宫殿护城河的流水所冲垮,他会怎样想?也许,他会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他委以重托的四子燕王,竟敢转身就自封为永乐皇帝。也许,他会沮丧地承认:在对权力的打造上,竟会百密而有一疏。也许,他还在反省:不该循圣王之道培养皇孙成为仁义之君。
前二年,有人竟然发现南京明城墙的轮廓其实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脸谱,整个明城墙就是按照朱元璋侧面头像建造而成的。一些报纸曾为此渲染了一番:城墙细致地勾勒出了朱元璋的脸部特征:下巴长、脸长、眉毛长。且有朱皇帝自己写的诗为证: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伸长腿,恐把山河一脚穿。以朱元璋的脸谱对照,两者还真有相像之处,只是发现者显然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知之甚少,事关社稷安危,怎比得小儿涂鸦?不过有一点被证明了,南京城墙体现了朱元璋思维的定势和张扬的个性,也许如莫特这位外国学者所说,南京的城墙主要在于一种心理作用。



雄壮巍峨的城垣,它的基石,是斑斑血泪。整个城垣,约使用了3.8亿块城砖,数以万计的巨石。其巨量城砖,分别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广袤地区,由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五省各府、州、县,以及军队、卫所和工部等组织力量烧制。从长江水路运往京城。
朱元璋对于筑造城墙,异常重视,为警示世人,先后发布《御制大诰》文告三篇,将一些案例列入其中,以为训诫,昭告天下。并允许民众赴京陈诉,一旦犯案查实,惩治极为严厉,或杀或流放充军,如贪污60两以上者,皆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塞草之刑。即将头颅砍下,悬于竿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座旁,以警示继任官员。行刑之处在各府、州、县衙门左首土地庙,所以民间又称皮场庙。朱元璋要求这些文告,每户必须留有一份,因其中还规定,如有隐匿户籍不报,以逃避服役者,严加惩治。
朱元璋还身体力行,先后数次亲临工地督查工程。明洪武五年(1372年)1月5日,正是寒风刺骨的季节,朱元璋带领丞相汪广洋等人登上南京三山门城楼,视察正在疏竣三山门外护城河的工地,朱元璋在城楼上赫然发现冰冷的河水中,一名光着身子的民夫在东摸西摸捞东西,感到很诧异,派人前往探查,回复是督工将民工的锄头扔进河里,他正在捞锄头。朱元璋命人叫他不要再捞了,赏他一把新锄头。不料民工却不答应,说还是自己那把锄头好使。朱元璋只好命身强体壮的士兵下河帮他寻找。一会儿,锄头捞上来了,确实是那民夫的。朱元璋大为恼怒,下令将督工抓起来处以杖刑。他对汪广洋等随从说,我们衣重裘严尤觉寒冷,何况役夫贫困无衣。民夫常年在京城劳役,手足皴裂,苦不堪言。督工却视工程为儿戏,奴役民夫取乐。
朱元璋对城墙工程的进度也抓得十分紧,经常亲自督查。在金川门和兴中门之间,有一段百余丈长的城墙,由朱元璋十分宠信的一个大臣负责督造。这位大臣整天吃喝玩乐,根本不把造城墙的事放在心上,直到最后期限前十几天,他才慌了,要备料、派工、挖土、砌墙等等,时间上根本来不及了。手下人想出一个馊主意,用大毛竹在护城河边搭成一个大栅栏,把这百余丈地方遮掩其中。这位糊涂的大臣情急之下,竟同意了。完工期限到了,朱元璋带着随从大臣从聚宝门一路巡查过来,查到这里,由于护城河太宽,远远观看,谁也没看出破碇。谋臣刘基还赞美说:“皇上,城外挖一道护城河,这个办法太好了!应该命令城外都挖,与这里连接,出入城门要过桥,岂不更加安全!”朱元璋大悦,赏赐了那个宠臣。事后不久,事情败露,朱元璋大为震怒,以欺君之罪杀了宠臣等一批人,拆掉了竹栅栏,补筑了那段城墙。不过,这栅栏门的地名却一直流传下来了。
在南京水西门到中华门之间有段城墙,高度比别处城墙矮。这段城墙是由安徽太平县人负责筑造的。太平县土地贫瘠,民工缺吃少穿,有些当年与朱元璋一道受过苦的穷兄弟也被逼迫来造城,大家心中多有怨气,却不敢做声,纷纷消极怠工。期限已到,城墙还未完工,民工对前来检查工程的官员谎报:“不知破了什么风水,我们这儿人人得了黄疸病,能吃能睡,就是不能做”。那官吏看到他们脸色蜡黄,就连忙回宫向皇上禀报,实际上民工们天天在池塘里洗脸,是拿荷叶擦脸擦黄的。皇上随后下了一首圣旨:为体恤太平民工,城墙设完成的就不罚了。不过,既然得了黄病就要忌盐,从此太平县再也没有官盐供应了。
当年从全国征调京城的百万余众民工,从事繁重的修筑任务,长达28年,为此呕心沥血,甚至捐弃生命。其间千门万户该有多少悲欢离合?
役夫的生活十分凄惨。如石匠,传说每人每天须向监工交出三斗三升石渣,如达不到定额,就要被处死。南京城墙自通济门到三山门南段,几乎全用石材加工或条石砌筑,为了完成任务,工匠们被迫从事奴隶式的艰辛劳动,累死处死的石匠不计其数。现在南京东郊汤山镇仍有一个地名叫坟头村,相传明初在那里集中掩埋死去的石匠。
服劳役的民夫有的整天裸体在水中劳作。服役一个月后,就手足开裂,鲜血直淌,还要继续劳作,如稍有停顿就会遭到监工的毒打。军队的军士待遇在供役的人夫中是最好的,有时还能得到官府赏赐的棉被和粮食,但他们的劳动强度也是十分繁重的,很多疲惫不堪的军士病无所养,死无所归。军士常年在京城参与筑城,苦不堪言,因而百姓纷纷逃避兵役。明代规定户三丁以上必须有一丁服军役,如死则由家中再出一丁替补。这一方法是针对逃役而定的,这些军士连逃跑的退路也给堵死了。一些军士为排遣苦闷,常自行娱乐,洪武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朱元璋一旨令下,不许军人声色娱乐,规定在京的军人,有学唱的,割舌头;下棋打牌的,断手;踢球的,卸脚;作买卖的发配边远充军。有一军士违背圣旨,吹萧唱曲,被连同上唇和鼻尖一起割了;又有二军士踢球,被卸了右脚,全家发配云南。
囚犯的劳动强度比军士、民夫、工匠更为艰辛。一个囚徒每劳作一天,根据路程远近规定任务,挑土或砖瓦,计算下来,囚徒每天肩上挑着60斤重的泥土或砖瓦,要走200多里路程,犯徙罪以上的脚上还要带上三斤重的铁制脚镣去役工。打墙的,规定每天高一尺,厚三尺,宽一尺,以本处取土为准。
洪武八年后,朝廷规定凡是因各种原因而犯死罪的,可以免死,但必须服劳役终身。犯其余罪,也可服役抵罪,这些罪犯大都遣往京师筑城。囚犯如在筑城中死亡,死者的父兄,将被押解京城继续服未满的苦役。
当年叮当凿石的火花早已熄灭;数以万计的窑址也已烟灭灰飞,徭役人的汗水、泪水、鲜血,凝固成了一部砖石史书。沿着城垣走一走,你会发现,这部史书的每一页上都印有砖文。洋洋大观的砖文,传递出的文化信息,不啻一本历史教科书。砖文中的字体,挺拔刚健的当是篆体,于劲瘦中尽显妩媚;圆润厚实的,应是隶书,线条浑朴尽显古拙;遒丽端庄的,就是楷体,循规蹈矩而痕迹不露;还有一些是天马行空的行书,体态妍美多变而野性尽现。它们大多为民间下层具有书写技能的工匠、人夫所作,行文稚拙而天真,毫无矫揉造作,真正的民间书法。驻足这座民间书法的长廊中,找不到矜持,找不到虚伪,有的只是率性、随意和充满张力。
砖文中的字数繁简不一,少则一个字,多则70余字。一般比较普遍的是30~50字左右。其砖文制作技法有模印、阴刻、阳刻、双线刻、书写等,几乎包容了中国砖文制作技法之大成。让人惊奇的是,今天使用的简化字,在600年前的砖文中能找到不少,如“刘”、“万”、“实”、“国”等。这当是民间书法家的率真随意之作,文字原本就是劳动创造的。上个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就采纳了这些民间已经在使用的俗体字为简化字。
明代在“里甲”制度下,朝廷是如何组织这样大规模的徭役的?砖文则对明代文献史料的记载不足起了弥补作用。砖文的内容,方寸之间,写满了辛酸,写满了无奈。一名服苦役的军人刻下一首打油诗:似从工作到如今,日日挑柴吃辛苦,一日称来要五百,两朝定是共千斤。山高路远难行步,水深堤滑阻工程。传语诸公除减少,莫叫思苦众军人。更有祈求和期盼,在台城段的城垣上,有两块砖上人夫的姓名为“福东海”、“寿南山”,那是他们随时有生命之虞祈求上苍保佑的呐喊啊!“天下年”、“万万年”则是他们渴求安居乐业的心声。偶尔也会有人苦中作乐,诗意一下,一块砖上的人名为“远近中”,诗意而富有哲理。而有一块刻有“洪武元年”的城砖,虽犯了中国古代避讳之大忌,却还能公然出现在都城的城墙上,这让人颇费思量。中国古代避讳大致有三种,即敬讳、忌讳与憎讳。这种避讳制度源于周,成于秦汉,延及明清。按照中国封建朝代的习惯,新一代王朝对前一代王朝的年号为表示憎恶,都要回避提及。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政权,建立了明朝,理应回避“元”字。这个元字的出现,无疑是犯了憎讳之大忌。其次朱元璋贵为天子,名字中的“元”字为示恭敬,更是不能随便使用的,这又犯了敬讳之大忌。一个“元”字,犯了多重忌讳,这是要砍头的,但它却堂而皇之出现在“天子”的眼皮底下。是愚昧无知呢?还是另有隐情?也许这只是造砖的民工不经意间犯了“朝廷之讳”;可能更大的,是民工在发泄怨愤。
而另一个小人头的故事,则发人深思,反映出了民工复杂的内心世界。1955年7月的一天,在草场门段拆城工地上,有一块城墙砖不慎被弄成两截,断开处滚出了一个比核桃稍大一些的笑面人头像来,圆圆的面具形似古代玩偶,似笑非笑的面容表情上,有一些苦愁和恐怖。这个笑面人头像至今虽还没有一个确切的释疑,但它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非常丰富的遐想空间。也许是造砖人夫心怀恐惧却又无可奈何,在制砖时特地在砖内藏个人头偶像,以祈求能保佑自己所烧制的城墙砖能顺利地通过验收关,完成任务免于一死,早日与家人团聚。
砖文中记有造砖人夫和监造官员的姓名、地址,这是朱元璋为保证城砖质量采用的层层责任制,如不合格,轻则发回重烧,重则层层治罪,直至砍头。经检测,城砖至今的抗压强度比现代砖的强度还要高得多。朱镕基总理2000年5月在台城上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我们今天采用这样严格的责任制,就不会有豆腐渣工程了。”在封建文化中,人的生命,人的价值比起神圣的社稷利益来,是微不足道的。
今天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是明统治者严刑苛法筑就的一大杰作;是古代劳动人民用血汗铸就的一段历史;用生命塑成的一座历史丰碑。鲁迅先生在《长城》一文中吟咏:“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竟远远超越了当今许多人的认识。南京城垣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大大小小的城墙,限制了人的行动,也禁锢了人的思想,更遮挡住了人的目光。
出身贫苦农民之家的朱元璋是典型的农业文明代表。野史有一些故事,说朱元璋忌提旧事,一听“秃”、“光”、“贼”这样的字眼抑或哪怕是同音字,就怒而杀人。然而,他并不讳言贫寒的出身和悲惨的少年经历。朱元璋身上,皇帝和农民,这两个天悬地殊的角色,会不时交替出现。饥饿的童年记忆,使这位皇帝对粮食和农事有一种几乎病态的敬畏。据说城中凡是空闲的土地,他都下令种上庄稼,以至于宫中闲地都成了农田。这位“农民皇帝”有着浓厚的 “小农意识”,只要偏离农本,便斥责为追逐奸利。如有人建议开矿生财,被他训斥一通。司天监进献一款元代水晶刻漏,备极机巧,二木偶能按时自动击鼓,这或许是最早的自鸣钟,也被朱元璋一通臭骂,竟下令把它砸碎毁掉。皇帝眼里只有粮食、庄稼和农活,那么,中国也就只能是一个土财主封闭的庄园。
他筑起高坚甲于海内的城墙,又在城门创建了能瓮中捉鳖的千斤闸、藏兵洞,将城门的门洞建得一重复一重,深邃无比,就预示了他一定会将国门也日复一日地禁闭起来。中国长达数百年的“闭关自守”就肇始于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只是国力的展示、居高临下的仰天长啸,而无平视世界的采撷众长。中国人“华夷大防”的观念本不始于明代,但到了明代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即明建国二百多年间,没有一个外国人获得在京居住权,更没有哪一个外国人,像唐朝的晁衡、元代的马可.波罗能入朝为官。这一现象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多,到明万历年间,紧闭的国门才稍稍打开了一条缝隙。这条缝隙,是由西方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开启的。
利玛窦一别南京,第三次来到这座城市,是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他干脆在他笔下熠熠生辉的城池中住了下来。他脱下了神父的黑袍,穿上了中国士大夫的儒服,他说中文,写汉字,为的是和中国的哲学家“雅聚”,他结识了徐光启、焦竑、李贽等朝野人士,在南京一住就是二年。
他从护城河上的夔脚桥上走进南京正阳门,这座从前的国门,现在己让位于北京的正阳门。行走在这座城市的中轴线上,继而进入皇城洪武门,经宽敞的御道到达明南都宫城的正大门午门,就在步步接近中国权力的中心。重重各具象征意义的门,给了他强烈的感受。如果他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中国的门尽管丰富多彩,但总体上总是与居住建筑和防御建筑联在一起,这就是中国门的依附性,沿袭数千年的演变很少变化。它不像西方的门,从罗马凯旋门,到举世闻名的巴黎凯旋门,都是独立存在的。城门,国门,他来到这个国家,他的使命,就与打开这扇门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国门己由明成祖迁到北京,下一步,他在精心策划,如何攻入北京的国门。
利玛窦用来攻破禁闭国门的“武器”,不是无敌舰队,而是“征服”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几何原本》和《万国图志》。这位致力于传播天主教,并深受西方先进科技薰陶的传教士,小心翼翼地让中国人知晓地球是圆的,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其它强大的国家。利玛窦神父甚至制作了一幅世界地图并以中国字加以标注,安排中国帝国多少占据着中央地位,来迎合中国士大夫自古以来就认定的中国中心论的观念。如果中国的儒生知道中国只是居于东方一隅,还不知要愤怒到何等地步。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月,利玛窦经过半年的跋涉,从南京来到北京,觐见明神宗,他献上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天主天母油画像等。自鸣钟打动了不务正业的万历皇帝,出于好奇心,他没有像他的先祖明太祖斥责其为无用之物。耶稣会教士还教会了宫廷乐师弹奏大西洋铁琴。只有徐光启等少数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接受了利玛窦带来的外部信息,对世界格局有了了解,并致力于翻译西方的先进技术。而大多数中国人,仍被大大小小的“城墙”挡住了视野。
直到被人用枪炮、用炸药把城墙狠狠地炸开,人们才意识到了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
几百年之后,城墙成了城市前进的栅栏,人们心目中的累赘。人们眼中已容不得杂草丛生的城墙废墟,它与现代化是那么格格不入,那么的刹风景。人们要摒弃落后,赶超先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了拆城和保城的争论,最后因为日本侵华战争一触即发,南京城墙出于城防保了下来。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有了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北京的梁思成痛心疾首,从地安门赶到广渠门,又从崇文门赶到西直门,他喊道:“五十年后,你们一定会后悔。”南京的朱偰疲于奔命,他从中华门赶到草场门,又从石头城赶到太平门,据理力挣。著名诗人化铁被惩罚参加了南京的拆城劳动,诗人呻吟着:“一块一块地,抠啊抠啊,用糯米汁和着血水浇铸的城墙,我的手指,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十个手指白骨森森。”就这样,有着600岁的生命啊,有着文字的城砖,砌成了猪圈,盖成了厕所,铺在路上任人践踏。南京比之北京,所幸甚矣,在朱偰、刘敦桢等有识之士的呼吁之下,南京城墙得以保存了三分之二以上,仍雄居世界城垣之冠。朱偰在临终前悲愤喊道:你们这样迫害我,终有一天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的!
50年不到,梁思成和朱偰的预言就应验了。为什么大师级的判断总是在历史的回音壁上才能生效呢?以天下兴亡为已任的文人啊,自古以来都是用留言来铺垫历史轨迹的。
筑城墙不易,拆城墙也不易,最不易的是摒弃认识上的“墙”,不被一墙以蔽目,才是最重要、最难的。登高站在城墙上,看看身前身后的台阶吧,历史的高台不会腾空而起。
600年来,南京城的后续发展,基本上在城墙内这一广阔的空间中。直到近年来,城内还是城外,已经无法用城墙为界了,就像谁也无法给历史和现实划上一条界线,它已经成了古都生命的烙印,被人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其实,不变的是城墙,变化的只是岁月的流逝,人们的思想认识。今天的南京城墙,不是它给我们安全感了,而是需要我们细心呵护它了。作为文化遗产,它带给我们另一种心理满足:民族的自豪感。

十一

毛泽东对历史一直兴趣浓厚,尤其对明史,更是情有独钟。1918年,还是北大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途经南京,兴致勃勃围绕古城墙走了一圈。对酷爱读史、以史为智的毛泽东来说,一部“二十四史”,能够从整体上吸引并触动他思考的,非明代莫属。对明史由研究及至借鉴,可见精于读史的他,清楚认识到了明史的价值。早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我们就明显看到了朱元璋军屯制的思路。朱元璋大字不识一个,却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多谋而又善断。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毛泽东指挥的诸多战事,在新的思维制高点上吸纳并综合了李世民“以弱胜强”、朱元璋“次第经略”的思想,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朱元璋打天下时十分注重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更是这样。他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重要文章,其着眼点也是文武两手并用。毛泽东对朱元璋怀有一种别样的感情,对如何评价这位历史人物也有自己的定见。夺取全国胜利前夕,他曾要求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学习材料印发给党内干部;建国后,他指示吴晗在中央党校专门讲授《明史简述》,让高级干部了解明代历史的基本面貌和政治制度;他还曾要吴晗将旧著《朱元璋传》修订以后重新出版,并特别嘱咐不要把朱元璋写得太坏。
就是在择都的问题上,他也吸取了朱元璋的教训。据说当年毛泽东择都时,征求老师章士钊的意见,两人各在手心写字,结果英雄所见略同。他被章士钊逗得哈哈大笑,章士钊说,南京是短命之都。这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纵观号称南京十朝之都的十朝,无一不是短寿,长则上百年,短则数十年。为什么?南京虽然富庶,但偏于东南一隅,对北方的广袤地区鞭长莫及。中国的地理环境从来是以北御南,而无法以南御北。当帝王们在金陵醉生梦死之际,人民的积怨终有一天会爆发,远离江南京都,适于大兵团作战的中原地区一旦被控制,金陵只有弹丸之地,大军压境之下,纵有江山之险,也难以坚守。何况,长江纵是天堑,同时也是双刃剑,既可御敌,也可断了自己的退路。
朱升的九字策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青史留名,600年后在历史的回音壁上,也让晚年的毛泽东产生了共鸣,另一场著名的“反霸”策略运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几乎是直接脱胎于名儒朱升给朱元璋的建言,也席卷了中华大地,同样在世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明代的由设“黄册”而建起的户籍制,也被建国后全盘采纳,一直沿用至今,成功管理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如此说来,这座城垣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绵延六百多年而至今未绝。

驻足这座城垣前,你会体味到皇权的威严,皇冠的凝重。驻足这座城垣前,你会体味到一种民族心理,它像一个巨型的救生圈,支撑着郑和的船队在太平洋、大西洋中劈波斩浪而毫无惧色;它像一道巨大的铁箍,圈住了几个世纪来国人头顶的蓝天白云。驻足这座城垣前,你会观看到一场文化聚会,从那一砖一石一瓦中,领悟到中国哲学的深邃;美学的玄妙、力学、几何学、地磁学的应用;材料学、建筑学的成就;书法艺术的曼妙;体会到把这巨大城垣托扶起来的深厚文化背景,凝聚成了这座文化丰碑。驻足这座城垣前,你会感到历史的风在你面前吹过,在这无尽的历史长河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冥冥中那是一股谁也无法抗拒的力量。
600多年来,南京城墙在历史的长河中投下了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影子。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孙中山先生奉安中山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南京解放等,无一不在城墙上烙下了一个个历史符号。它在朝代更迭中见证金戈铁马;在外族入侵中经历泪雨血河;更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中,默默地等待人们思想认识上的跨越。
今天,那蜿蜒斑驳的城墙,映衬着生机盎然的林荫绿地,碧波荡漾的护城河,就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时光隧道,让一代又一代,了解历史的兴衰跌宕,品味美好生活的甘甜。明城墙,那是我们城市生命的痕迹,那是华夏文化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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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08-3-20 周四, 下午7:30    标题: 引用回复

明城墙,那是我们城市生命的痕迹,那是华夏文化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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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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