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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逖

記憶的珠片在閃光

──試談有關文化話題

李景麟

前些日子報端有關文化的問題熱了一陣子，人們關注起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來了。談起中國文化，其基礎的奠定，只少要上溯到先秦諸子時代。

面對悠遠的歲月，浩瀚之典藏，實難掘深拓展，只能盡力而為。單就先秦諸子而言，筆者也只奢望以綿薄之力，讓人多少了解祖邦曾有過的文化繁榮，和歆享先哲創造之精神文明。據說有的人，把反傳統文化當為時髦，甚至不自量力地動輒對傳統文化大加撻伐；雖然我深感學養太淺，對中國文化無能傳其精粹達其要義而著急，然而傳統文化是趨於永恆的東西，是任何人都絕不能結束和取代的！

先秦諸子的代表，當推荀子。自然，要從荀子談起了。然而，現手頭有可稽的材料甚少，諸如《荀子》、《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孫卿新書》等，幸身邊尚有點資料，亦尚祈留在腦際的記憶珠片閃光…..

略談如次，如能起到拋磚引玉之效亦足矣了。

一

讀《荀子》給我的印象，荀子倒像是位政治家。他既不屬於儒家，也非法家；而應是揉合儒、法之說融為其獨特之論成一體，成為一種政治學說，亦即要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安定的國家。有人就如此說過：「周秦人之所謂‘道’無慮皆為君道而發，……亦無非古者君人南面之術耳。」荀子尤然，更屬首當其衝者。

過去人們只偏重荀子的哲學思想、教育思想、倫理思想；而往往忽略了他之經濟思想、法律思想和軍事思想。孰不知這一切思想都是為了進一步論證及說明其政治思想服務的：亦即在於闡述怎樣治理國家、怎樣統一天下。就是今天來看，也是難能可貴的，和具有強烈之現實意義。

對此，只想單談一點，即荀子政治思想的理論根據：「性惡論」。

童年讀《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遵祖訓家教，並以己之良善和包容來測度世人的惻隱之心，我曾深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然而，隨入世漸深，經歷滄桑，我就產生懷疑了，尤其得知荀子的政治思想依據是「性惡論」時，便深信無異了。

請看，荀子曰：「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嫉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慾、有好聲色焉」。然否？捫心自問吧！不過，不可等閒視之！如果「從人之性，順人之情」，任其發展，就「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所以荀子認為「人之性惡明矣」！──亦即世道混亂，天下不治，就是由於人的惡之本性任其發展而沒有受到遏止，更無被「化性起偽」使然。故對小到社團團結，大至治國安邦，首當其衝必需端正人性！毋庸諱言，每人要對自己的惡之本性進行整治，進行「化性起偽」的革命吧。

二

一提「革命」兩字，有人就心感餘悸猶存，甚至想起文革來。實則不必，只要我們遵祖訓為之就是了。

荀子認為要用「師法之化，禮儀之道」來矯正人的惡之本性。簡言之「修身」，亦即治理人性，端正人性的一個「修身養性」的過程。看來荀子與孔、孟不同，甚至相去甚遠。他之主張不像孔孟僅強調「仁心」「善性」來完善人的「不忍人之心」，而成就人的「內聖」；而是強調「禮」，以「禮」的規範之禮法制度，對人的修身養性的絕對作用：「禮者，所以正身耶」，「無禮，何以正身」？於是，我們可以理解，荀子的以其「性惡論」作為依據，強調對人的修身之道，即以你我的行動都能按照禮的規定做為最高準則，比孔孟的修身強調要有自覺性，而荀子的要求則更具有強制性了。因「禮」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此乃《荀子》始終貫徹著之「隆禮」主張。

你看荀子云：「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慾，慾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無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儀以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之求。使慾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慾，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筆者不想逐字逐句做訓詁，簡言其要旨：所謂「禮」即按著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的規定，奠定一種社會秩序之法度。

三

有了法度，統治階級即可按此專政，百姓也據其而為之。如果兩者皆良性互動，亦即都遵守「禮」──「人道之極」，要「法禮而行」，何不國泰民安？於是，「隆禮貴義者，其國治」。否則，「簡禮賤義者，其國亂」──天下則因「不從者亂；不從者危；不眾者亡」也！

筆者對現今在中國舉辦的奧運會、殘奧會及神九上天…..看到了舉國上下蔚為壯觀的「從禮」、「法禮」、「隆禮」、「學禮」的景象和產生的巨變：社會的穏定和進步及繁榮與富強。

四

怎樣把「學禮」堅持下去呢？因為「禮」是「法之大分」、「類之綱紀」，故人必須學「禮」：學「禮」人則為人，否則與獸無疑！對「禮」不但要學，同時還要「思索以通之」，做到身體力行──「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去實踐。當然，這種實踐不是跟人亦步亦趨，而是要因人而異。《荀子》中就有《君道》、《臣道》、《致士》、《君子》、《儒效》諸篇，也就是分門別類對上至天子下到百姓，都要學「禮」、思「禮」、依「禮」而行。若然，國家必定長治久安，繁榮昌盛！

五

強調「隆禮」，再加上「重法」，則是一柄雙刃劍。

當然，「禮義者，治之始也」，然而「禮者，政之輓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看來，絕不能只溫、良、恭，撿、讓，僅僅有禮是不行的，還要必須實行嚴刑重罰！囿於人性的本惡，惟禮法結合，才使國家「合乎文理，歸於治。」因「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儀以化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故必舉「治之經，禮與罰」雙刃劍，才所向披靡，達到「其賞行」〈如今之對好人好事，奧運會冠軍金牌得主〉，「其罰威」〈對當代那幫貪贓枉法之貪官污吏〉、「法令行，風俗美」的大好局面，向世界展示中國二十世紀最亮麗的風景線。

六

最重要一點，使我想起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也即對於「隆禮」、「重法」的關鍵，乃取決於大寫的人。讀《荀子》的現實意義，亦正是在此。雖天有人不能扭轉的規律，然而人能知「天」，然可以利用、改造、控制「天」。於是，取絕對因素的是人「與物畜而制之」復「制天而用之」。

對於「節用裕民」、「強本抑末」、「開源節流」、「化性起偽」、「寓教於樂」、「行」高於「知」的經濟、教育、文藝、知行觀等，不像宋明時代理學家指責的有「悖於聖」，有鑑於篇幅，待再詳議了。